我跟沈昌文不熟，在他主政《读书》的年月，我仅仅是个喜欢《读书》的半老的学术青年，只有仰脖子的份儿。等到我来到北京，开始为《读书》写稿，他已经退休，见到他的尊容，已经是晚近的事了。每次见面，他都会说，我总以为你是社科院的那位张鸣。社科院还有个张鸣吗？我只知道跟我同名同姓的，北大有一位，光明日报也有一位，如果社科院还有一位，那我们四个凑一起，可以打麻将了，输赢都是张鸣的。

沈昌文在出版界是个大人物，辈份如我者，见了一律尊称沈公，毕恭毕敬。沈公的名声是办《读书》办出来的，沈昌文时代的《读书》，是如我之辈的学术爱好者的精神家园。当时我在黑龙江一个农业大学教公共课，只要《读书》一到，立即放下所有活计，一篇不拉，一口气读完，还能做若干摘记，发点小感慨。后来才知道，跟我有同好的人还有不少。一次在贵州一个小县城里，发现报摊上在一堆色情谋杀的非法刊物中间，居然有《读书》，一问才知道，这里有几个读书人《读书》是每期必看的。那个年月，《读书》不仅有思想，有学术，有品位，还相当敢言，有点像当时的言论特区，后来才知道，就为了这点，沈公经常要做检讨，只是检讨完了再犯，然后再检讨，再犯。

沈昌文自称“知道分子”，后来这个称谓被南方都市报窃去，给多数为他们写专栏的人，都冠以这个头衔。但真正顶得起这顶高帽子的，还只有沈公自己，因此，他最近出的一本回忆录，名字就叫《知道》。不过，据说有的时候，沈昌文其实相当糊涂，属于顶级的“糊涂分子”，只是他犯糊涂的时候，往往在他特别热心肠之际。

一次，《随笔》的主编来北京拜山，请沈昌文吃饭，邀我作陪，同席的还有《读书》的吴彬和贾宝兰。我发现，只要《读书》的这几员女将在，我们的沈公就成了被嘲弄的对象。吴彬即席讲了一个沈公的故事，说是沈公当年为我们都熟悉的一位学人介绍对象，寻下的女方，大家看起来都感到挺合适。但是为了慎重起见，沈公集思广益，召集《读书》一干瞎参谋滥干事出主意，出一次主意，吃一次饭，如是者四次五番，大家发现沈公想要撮合的两位，居然连面都没露，甚至连他们俩人知道此事与否，这些“开饭会”的人都不知道。当然，直到今天，沈公要撮合的人，还都是单身。

仅此一个故事，让席间的我们都笑得直不起腰来了，很可口的杭帮菜，都剩下了。过去都是秀色可餐，那时我才知道，好玩的故事，也可以当饭菜的。在吴彬说故事的时候，沈公一脸无奈，一边吃，一边检讨：“我知道我做了很多糗事，我知道我做了很多糗事……”看来当年检讨做得实在太多，炉火纯青，功夫了得。

沈公的糊涂，人家知道，他的高明，人家也知道。他的朋友说，沈公经常喜欢玩一些小计谋，比如，你在饭店吃饭，他说他不去，但却悄悄跟进，隐在暗处，让服务员送两个菜给你的桌子上。其实，这种把戏用多了，大家早都知道，只是装作不知，大家都吃完了，假装偶然碰上，互作惊喜状，哈哈一通，终于有好事者忍不住了，拆穿西洋镜，沈公一脸无辜，连说断无此事，下一次，旧戏再上演。

沈公作为出版人和报人，外文很好，于外国文学道行尤深，改革以来多种外国文学丛书的引进译介，都有他的功劳。专干洋事雅事的他，却生就一副北京旧时饭铺老板的模样，手脚麻利，憨态可掬，站在胡同口，路人问路，肯定首先问他，如果他真的开饭铺，我这样的老实人，也是敢跟他赊账的。据说，当年《读书》编辑部的同仁，没断了吃他做的红烧肉，就是这一顿顿的红烧肉，才让《读书》同仁们锦心绣手，把杂志办得这么好。

直到今天，我感觉沈公跟我还是不熟，不过，好像不再把我当成社科院那位了，有时候，也知道我是张鸣，注：人大的。但愿这篇小文发表之后，沈公能把我记得更牢一点，如果万一在饭店里碰上了，也能送个小菜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