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以前，“读经”，是天经地义的事，用不着有人去发起什么“读经运动”。然而，也就在这抑扬顿挫的读经声中，中国一步步走向贫弱。“鸦片战争”后，当“英夷”提出要香港时，满腹“经”纶的朝廷大员面面相觑后，怯怯地请教“英夷”：香港是个什么东西。当弄明白了香港原来是个如此蛮荒之地后，他们松了口气，慷慨地摆摆手说：要，就拿去吧！……暂时打发走了夷人后，他们又回去读经了。
夷人却一茬接一茬地来，中国终于成为东西列强的盘中餐。经，也就终于读不下去了。要免于亡国灭种，就必须改读别的东西。所以，经的被废弃，实在是时势所必然。或者说，经，其实是自己倒掉的，并不是新文化人士打倒的。
但总有些人不甘心经的倒掉，于是近代以来，就有阵歇式的“读经运动”。袁世凯当政时提倡过读经。在三十年代，陈济棠主政广东、何键主政湖南时，都发起“读经运动”。何键还在国民党“三全大会”上提出“明令读经”的议案，主张孩子从小学到中学的十二年间，读《孝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至于在北方，则有宋哲元积极鼓吹中小学读经。宋在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主席、冀察绥晋署主任期间，也凭借手中权力推行“读经运动”。所以，所谓“读经运动”，实在是一种老把戏。对这一复古趋势，鲁迅、胡适、周作人、柳亚子、傅斯年、茅盾、曹聚仁等，曾给予严厉的批判。——无论主张读经还是反对读经，在今天，都只能是旧调重弹。
今日的主张读经者之所以还能有些市场，我想，仍与转型期人们的精神状态有关。旧的价值体系崩溃已久，新的价值体系迟迟建立不起来，面对社会的失范和道德观念的多元与混乱，惶惑、迷茫、焦虑，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心理。这时候，当有人重弹读经老调时，就容易产生共鸣。但这实在是病急乱投医。
胡适、傅斯年、曹聚仁等人对“读经运动”的批判，归纳起来有两点，一是经之不应读，二是经之不可读。
“经”之所以不应读，是因为其中所宣扬的许多思想观念，已十分不适合现代生活，甚至与现代生活水火不容，或者说，经中的核心理念，是从根本上违反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文明”的。我们在政治上的根本目标，是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和法治国家，而在经中找不到丝毫民主和法治的资源。充斥着的是尊卑等级观念，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无疑是与现代民主观念背道而驰的。在经中，找不到对法治的肯定，相反，只有对人治的推崇。换句话说，我们要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健全的民主和法治国家，就需要在孩子心中培植起现代“公民意识”。而与“公民意识”尖锐对立的，是传统的“臣民意识”。因此，让孩子们从小读经，无异于培养新一代的“臣民”，这是对现代“政治文明”极大的嘲弄，说这是在“犯罪”也毫不为过。
“经”之所以不可读，则因为经其实是不可甚解的。王国维说《尚书》他不能懂的有十分之五，《诗经》不能懂的有十分之一二，并说历代解经的“大师”，也是“强为之说”，并没有人把经真正读懂的。胡适则说《尚书》不能懂的远不止一半，《诗经》不能懂的也达十分之三四，连《论语》、《孟子》这样最平易的经，不能甚解者也有十之一二。至于今日提倡读经的蒋庆先生一干人，解经的能力应该远不能望王国维、胡适项背吧。连王国维、胡适都感觉难懂的东西，却让满身乳臭的稚子去读，不知到底是何居心？
原载《河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