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中，傅斯年（字孟真，１８９６—１９５０年）是一个极具个性，而又充满矛盾的奇特结合体。他长期在北大学习、工作，对北大师生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力，被视为自由派大本营北大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又承接传统的正统观念，与南京国民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因此在１９４９年这个关键性的转折年代，与胡适、钱穆一起被毛泽东点名为反动政府“只能控制”的几个代表。他力主以西方的现代化为样板，反对所谓“国粹”，反对读经，主张废除“国医”，成为“五四”以后在文化领域最激进的现代化路线的推动者。他又最具民族主义思想，坚定抵御日寇侵略，毫不含糊地抗议苏俄沙文主义政策，维护国家利益，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最有力的代表之一。他是纯学术的真正维护者，一生致力于发展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为此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他亦政亦学，不畏权门豪族，言谈举止中充满“知识的傲慢”，“虽千万人，吾往矣”，因此有“傅大炮”之美誉。他事必躬亲，治事威严，为人行政有德国人那种一丝不苟的彻底精神，是现代学术机构管理的科学典范。他又致力于铲除社会不平等，体恤下层百姓的苦情，为此谋求民主与社会主义相结合。这些看似矛盾、趋于两极的选择奇妙地集于傅斯年一身，使他常常出人意料地产生一些爆炸性的言行。
傅斯年只活了５５岁。但他曾是学术精英群体聚合的纽带性人物。他一生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学术准备期（１８９６——１９２６年），从他入小学，上中学，进大学预科、本科，直到赴欧留学。在新文化运动中他开始崭露头角，在留学时代他形成了自己治史的学术志趣。二是学术成熟期（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这一阶段他先后在中山大学、北京大学任教，并创建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他的学术著作大都完成于这一阶段。他自称：“吾这职业，非官非学，无半月以上可以连续为我自由之时间。”说明了他奔波于学术与行政之间的匆忙。三是行政工作期（１９３７——１９５０年），这一阶段他除继续担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一职外，另还担任过中研院总干事、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西南联大校务委员、北大代理校长、台大校长等教育、学术行政职务，并以社会名流的身份担任过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立法委员等政职，他的重心明显转向以行政工作为主，甚至卷入一些重要政治活动。
傅斯年的一生刚好跨越了２０世纪上半段，在中国，这正是一个极其混乱而又充满变革性的年代。“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俗语，远不足以我们形容这个时期的历史变数之速，由此而导致评判傅斯年的两极对立，甚至多极差异，也不足为怪。时人以“誉满天下，谤满天下”来说明对傅斯年所牵涉的是非关系和人事纠纷难以评判。但我们不能忘记，作为学术界、教育界的一个重量级的历史人物，傅斯年在他曾经生活、学习、工作过的地方，刻下了深深的痕迹，以至于我们无法轻视他作为历史的存在。北大是中国的最高学府，作为民国时期北大派的代表之一，傅斯年那狂狷独立的行世风格、尽忠报国的民族情怀，已深深地熔铸于北大人的历史传统之中。中研院曾是中国的最高学术机构，作为中研院第一大所——史语所的创建者和初期领导者，傅斯年那威仪严苛的“老虎”作风、严格把关的治所戒规，已成为史语所学派的一种象征。胡适说，傅斯年“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一个力量。”“他这样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发挥其领袖的才干。他有学问，有办事能力，有人格，有思想，有胆量；敢说话，敢说老实话，这许多才性使他到处成为有力量的人。”在一个看不到多少希望的历史时期，一个人有一个闪光的亮点就足以使人难忘。
胡适５０年前还说过这样一段话：“孟真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间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作为乃师兼友的胡适生性并不好走极端，知人论世，在此一口气用了１４个“最”字来表彰傅斯年，足见其对傅的人格和才性的推许。在傅斯年逝世后的半个世纪中，海内外有关傅斯年的追思、纪念性的文字持续不断，但这些追忆不约而同地都是为胡适的这段评语补充注脚。
关于傅斯年的学术成就，著名宋史学者邓广铭先生说：“凡是真正了解傅先生的人都知道，他的学问渊博得很，成就是多方面的，影响是深远的；他对中国的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所作的贡献是很大的。……可以说，中国没有个傅孟真，就没有二三十年代的安阳殷墟发掘；没有当初的殷墟发掘，今天的考古学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我们不能用著作多少来衡量一个人在学术上的贡献。即如傅先生关于中国古代史的文章，几乎每一篇都有其特殊的贡献，都具有开创性的意见和里程碑性的意义。”这一评论旨在说明对傅斯年的学术成果不宜以多寡来衡估，而应以其在整个学科中所发挥的影响力来估价。诚如邓先生所说，即以傅斯年领导并大力推动的安阳殷墟发掘这一项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和国际影响来说，其对中国历史研究的贡献，就足以奠定他在中国历史学、考古学中的地位。
傅斯年读书有“博而寡约”的倾向，其治学涉及面亦广。他涉猎的学科，文、史、哲均有；跨越的时段，以上古、秦汉、明清三段为强，尤其是在上古史研究领域，他在新材料的占有和学术素养方面的积累，均占有优势，其成果处于该领域的领先地位。惜因繁忙的行政工作和时局的动荡不定，傅斯年的学术研究工作时间受到极大的限制，拟定的学术计划常常只能暂时搁置。他的很多设想，未能形成最终成果，现有的著作，刊行的仅为其中一部分，许多尚是手稿、残稿、讲稿，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的遗憾。加上天不假年，壮年中折，他个人的学术研究成了一项未竞的遗业。提及这一点，李济沉痛地说，傅斯年的个人风格颇类似于法国启蒙运动的大师伏尔泰，两人“在反对愚昧一点，的确相像。最可惜的是伏尔泰活到８４岁，把他要写的都写完了，但孟真只活到５４岁就死了。他满肚子的学问，满肚子的见解，正在成熟的时候，正在开始写的时候，忽然死去，真是最可伤心的事，不可补偿的损失。”因学人生命的夭折而出现的顿挫，这样的现象曾经出现在王国维、徐志摩、刘半农、丁文江等人身上。当傅斯年猝逝时，台港学界震惊不已，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
傅斯年在其生前仅有两部著作单行出版，一本是《东北史纲》第一卷，一本是《性命古训辨证》。其它著述，如在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教学的讲义稿生前并未整理出版；所写论文、序跋、书评则以单篇的形式见诸于各种报纸、期刊，其中学术论文大都发表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学研究所集刊》和所内刊物上。
傅斯年著作的系统整理和出版是在其去世以后。大规模的整理出版先后有三次，均在台北进行。第一次是１９５２年１２月台湾大学出版的《傅孟真先生集》（６册），由胡适作序。第二次是１９６７年１月台北文星书店出版的《傅斯年选集》（１０册）。说是选集，但较此前出版的《傅孟真先生集》增收了４３篇文章。第三次是１９８０年９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的《傅斯年全集》（７册），由傅斯年遗霜俞大纟采作序。此版不仅较《傅斯年选集》在篇幅上有新的扩充，新收文９篇；而且在编校质量上亦有很大提高，校改原《傅孟真先生集》所存误排、脱落达７００余字。大陆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陆续出版过傅斯年先生的著作。天津人民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上海学林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等均出版过傅斯年的选集。
此次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傅斯年全集》按内容和体裁计分七卷。各卷依次为：第一卷早年文存（１９１８——１９２６年），第二卷学术专著，第三卷学术论文，第四卷时评政论，第五卷教育、文化、医学、人物、诗歌，第六卷工作报告，第七卷书信（后附年谱简编）。在台北联经版基础上，此次所收文内容又有较大篇幅的扩充，新增内容包括：第一卷新收傅斯年早年文章１０篇，其中有《致蔡元培：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讨论“的”字的用法》、《时代与曙光与危机》、《留英纪行》等。第二卷增收《东北史纲》（第一卷）。第三卷新增学术论文６篇，篇目为：《〈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发刊词》、《致〈史学杂志〉编辑先生函》、《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戏论》、《向达〈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案语》、《论李习之在儒学性论发展中之地位》。
第四卷新增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提案、政论、谈话２２篇，其中有《关于九国公约会议之意见》、《请政府加重救济难民案》（１９３８年）、《政治之机构化》、《在参政会提案》（１９３９年）、《关于“一二?一”惨案的谈话》（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７日）、《对〈世界日报〉记者谈：不用伪北大人员，要替青年找第一流教授》（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８日）、《我们对于雅尔达秘密协定的抗议》、《谈北大复校》（１９４６年５月２１日）、《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等。第五卷新增课程纲要、试题、传记、题词、诗歌１０篇，其中有《史学方法导论课程纲要》、《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纲要》、《中国上古史单题研究课程纲要》、《汉魏史择题研究课程纲要》、《追忆王光祈先生》、《段绳武先生传》、《为子傅仁规书文天祥〈正气歌〉、〈衣带赞〉诸诗题跋》等。第六卷所收工作报告均为此次新收。第七卷增收书信达２００余封，函目不赘。这些信函的原始出处主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它们有的已发表在海内外报刊杂志上，有的则是首次公开发表。
我们期待，这套新的《傅斯年全集》的出版，能为海内外学人进一步研究傅斯年先生一生志业及其理想提供便利。
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５日于北京海淀蓝旗营
（《傅斯年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16开七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