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群互动要充分考虑时代的新变化
《同舟共进》：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和突发性事件频发，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有趋于紧张的倾向，值得高度重视。那么，在新时代，党和群众怎样形成良性互动？如何让群众对党保持信任？
王长江：政党是民众和公共权力沟通必不可少的手段，与民众理应有很多互动，这是政治学的基本常识。但问题在于，在计划经济时代，是由国家提供公共产品，老百姓的利益由国家来满足。这种设计本身缺乏把民众和政党连接起来的渠道。到了市场经济阶段，这套东西就不适用了。民众对利益的追求无法通过体制内的正当途径来实现，因而往往通过非正常渠道，就产生了所谓的突发性事件。突发性事件所体现的诉求是市场经济必然会带来的，而我们的体制没有为这些诉求提供足够的渠道，这是问题的根本。体制不完善，人们只能从体制外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群体性事件、突发性事件频繁爆发的制度原因。
所以，新的历史条件下处理党群关系的基本方向很明确，就是大力开发（而不是堵塞）民众与政党的沟通渠道。在这里，人们往往会产生困惑：要怎样看待我们的政党体制（人们经常叫做“政党制度”）。例如，既然利益通过政党来表达，那么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是不是要通过多党来表达？坚信这一逻辑的人，往往把西方多党制看作是政治体制的理想模式。另一些人则相反，一听到利益多元化，便认为是主张多党制。其实，这中间有很大的思考空间。多元利益并不意味着需要多党；不搞多党制，是我国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底线。但在有些人看来，不仅多党不允许，民间组织也不应允许。这就需要转变观念了。民间组织的发展是世界性趋势，是人们诉求的正常表达形式，不必害怕，而且害怕也没用。政党要看到这种趋势，善于因势利导，发展自己的功能。例如，执政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协调各方的利益。但如果执政党面对的总是个人，协调就非常困难，而且往往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反过来，如果利用民间组织这种形式把人们组织起来，再去协调这些组织，政党岂不有了更高超的驾驭社会的技术了吗？可见，支持和引导公民社会和民间组织的发展，比简单地说要联系群众、改变作风、干部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强得多，后者是舍本求末的东西，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党群矛盾。再比如，新兴媒体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渠道，不只带来数量上的变化，而且是质的变化，它作为独立沟通渠道的可能性大大增强。最明显的是网络，政府可以用一些技术手段去处理网络上对自己不利的内容，但完全控制却不可能。如何应对这种局面，是采用被动的压制、对付的方式，还是采用积极的合作、互动的方式？这是摆在执政党面前的重要挑战。
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党群关系的良性互动，就要充分考虑到时代带来的新变化，利用新的工具、手段、途径千方百计地加强民众和政党的联系。只有这样，政党才能真正获得老百姓的认同，使自己的执政具有合法性。“老百姓认同”这个问题太重要了。现在我们有很多政策其实很好，但老百姓就是缺乏信任。这是非常可怕的。
改革的根本动力在执政党本身
《同舟共进》：您刚才也谈到执政党必须转变观念，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是转不过来，还是有思想障碍的因素？
王长江：两方面的因素都有。从转不过来的角度说，我们用革命党思维来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时间太长了，对那套东西得心应手。取得政权，搞计划经济，靠的都是这套思维。当最后发现它没法使国家正常发展时，我们才逐步走到改革开放这条道路上。但要真正转变革命党的思维，其实非常难。因为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它不仅形成了一套根深蒂固的思维方法，还形成了一套理论、一套体制框架，所有这些把人们固定在一个位置上，动弹不得。这是转变本身比较艰难的重要原因。至于思想障碍的因素，则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在革命党思维指导下，形成了一套与之相应的制度。这套不科学、不合理的制度运作起来，不仅出了很多问题，还沉淀了大量的既得利益。比如，审批权是计划经济很突出的特点，按理说早该改革了，但如果放弃审批权，部门利益从哪里来？员工的奖金从哪里来？于是有一些既得利益者不愿转变。你取消了这项审批，他又巧立名目，变相建立另一项审批。因此，不打破这种既得利益，即使你的道理充分得不能再充分了，即使你有无可辩驳的逻辑证明改革的正当性，都难以推动这个转变，改革与反改革就会处于胶着状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同舟共进》：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年，知识界曾有较集中的讨论，在“继续深化改革”方面毫无疑问是有共识的。那么，改革的胶着状态如何去改变，既得利益的阻挠怎样去突破呢？
王长江：我觉得，根本的动力还在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本身。我们总说执政党面临着挑战、风险、考验，而实际上直面风险的只是党内的一部分人。举个例子，一个球撞到墙上，我们可以说是这个球遇到了“挑战”，但实际上，跟墙接触的只是这个球的一部分。那么对于整个党，这一部分是谁？遇到群体性事件，真正遭受压力的是直接和老百姓面对的人，具体而言，就是党的基层干部。所以我们说化解风险也好，回避风险也好，都是基层干部急切想去做的事。这已经不是觉悟的问题了，不是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如何如何，而是作为在社会中生活的个人，自己的生存环境恶化了，生存受到了威胁。为了摆脱这种危险，化解这种风险，他们真心地希望通过改革，与老百姓建立更正常的关系。我确信，这就是党的改革的动力所在。当然，党内还有一股强大的动力，就是中央。中央担负着对整个党的历史责任，所以也是希望改革的。因此，很重要的是，如何建立一种机制去刺激、鼓励和肯定基层的创新，让基层的创新实践与中央领导的改革要求相呼应，以推动整个改革。
另外很重要的是，要让各种利益得到充分表达。民主是什么？说穿了，就是利益之间相互博弈有一个合法的平台。人们追求利益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博弈平台上的利益群体是失衡的——强势集团的声音大得很，而一些弱势群体根本上不了台面。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和社会资源分配不可能平等，最终必然导致各种利益之间的非理性冲突。要化解这种矛盾，就要让各种利益都走到台前来。怎么走到台前来？就要推动、扶持公民社会的发展。作为执政党，你去扶持了，它就是你的支持力量和拥护力量；你不去扶持，它就是你的潜在对立面。事情就这么简单。
在民主问题上存在简单化思维
《同舟共进》：您刚才谈到基层创新是动力，但当前基层政治生态恶化的情况颇令人担忧，这是否是一种悖论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王长江：这种情况，最典型的是村委会选举。我们把民主给了老百姓，老百姓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与此同时，贿选、家族势力插手、村官贪污腐化等问题也出来了。为什么会这样？有人说民主本身有问题，有人说村民的素质不高不适合选举。都不是！不是选举制度错了，也不仅仅是选错了人，而是人们把民主看得太简单了。选举不代表一切，它只是民主的其中一环，只解决了权力的授受问题。但在授权之后，权力的运用要不要民主？例如，权力运行要不要透明？选出了村官，是不是村官就该什么都管，多大的事他有权决定？一旦官员滥用权力，老百姓有没有办法把他逐出执政舞台？毫无疑问，这些环节，仍然需要体现民主。所以，民主是一个系统，民主建设是系统的建设，不要想着一个简单的变革就把事情全部解决。遗憾的是，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常遇到。我曾看到一篇网文，说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取消村民选举，取消村委会设置，把权力交给党支部，让党支部统揽一切。这就太荒谬了：党支部腐化了怎么办？谁来管党支部？光靠它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就行了？归根结底，问题不出在要不要民主，而是出在民主还不够，还不能对权力形成有效制约，权力还得不到有效的监督。
《同舟共进》：那么，中央怎么管治基层和基层党政干部？
王长江：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们的命运交到老百姓的手里。我们的改革绕了半天，还主要讲的是怎样上管下，还没真正走到下管上这一步。
《同舟共进》：对执政党的约束和监督从哪里来？
王长江：对执政党需要监督和约束，这已经形成共识。但在如何监督的问题上，人们往往在一党制还是多党制上争来争去，似乎离开了多党制就不可能监督。其实，五花八门的政党体制都是执政的具体形式，更需要把握的是民主政治的本质。前不久我从政治流通的角度阐述了这一点。我认为，民主是民众和公共权力的互动，这种互动是会产生大量信息流的，政治体制能不能良性运作，主要看它有没有为这种大规模的信息流动提供足够的渠道，能不能把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诉求纳入体制之内，而不是溢出体制之外。西方通过长时间的探索，找到了多党制这种形式。多党制确实替他们解决了很多问题。但信息在体制内充分流通是否只有多党制可以实现？我认为不是。一党同样可以做到。比如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就很典型。这个党占据了绝对优势的信息渠道，政党与民众的沟通渠道却保持畅通。相反，在俄罗斯实行多党制之初，出现了那么多政党，却看不出政党在沟通中发挥什么作用，还是靠个人，靠街头政治。所以关键不在于一党还是多党，而在于有没有一种机制能充分体现信息的流动。如果渠道不畅通，多党又有什么用？其实，在当今时代，信息的流动拥有了除政党以外的很多途径，比如民间组织、新兴媒体的发展等等，这些渠道为信息流动提供了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政党的某些功能，使政党整体上呈衰落的状态。所以，完全可以探索这样一套制度：强大的执政党+充分发达的民间组织+相对独立的媒体。它能够为信息流动提供充分的渠道，而三者之间可以形成约束和监督。当然，除此以外，还可以通过制度设计，使党内也出现制衡的力量。总之，不管我们从哪个角度思考问题，可以肯定，在现有政治体制框架内，是有大量探索和沟通的空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