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期，我在看《观察》资料的时候，开始注意张东荪这个人。给《观察》写文章的人当中，张东荪是最勤的一个，我曾做过一个统计，他写了14篇文章。储安平编《观察》的时候，作者多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许多人是他的前辈和同学。张东荪曾做过私立光华大学的文学院院长，而储安平是这个学校政治系毕业的，可以说有师生之谊。
张东荪这个人后来不怎么听说了，在专业领域，他是被否定的人物，对一般人来说，这个人就更陌生了，但张在1949年以前，却是非常有名的人物。30年代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的郭湛波撰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对张东荪的评价极高，认为近五十年间“输入西洋哲学，方面最广，影响最大，那就算张东荪先生了”。还说张东荪“先生性豪爽，而爱才尤切，对于青年之栽培不遗余力”。但这是旧时代的张东荪，新时代里，他已是被遗忘的人物，青年人早已不知他是何许人也。
张东荪的被重新发现，也只是近两三年来的事，比较集中的大概是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张汝伦先生曾在《读书》上介绍张的哲学思想，算是近年国内比较早的注意张的思想的人，还有复旦的吴孝武先生，他以张的哲学思想为自己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他的研究成果己发表在《中国文化》上，并引起许多人注意。还有张耀南先生编辑了一本张东荪的文选，并且出版了。这些都是已问世的成果。另外在民间，据我所知，戴晴正推备写张的传记，湖北荆沙市程朝富先生更是倾其精力和钱财，收集张的专著和文章，准备为其编撰文集。张的被重新发现，首先是许多学界人注意到他思想的价值，还有就是他后半生的坎坷命运。金岳霖晚年回忆录中有一节“张东荪玩政治”，对张一生的活动颇有微词，张汝伦先生对此曾有过批评（均见《东方》杂志）。金岳霖先生是张的同代人，而且共过事，彼此有看法是情理中事。金先生晚年高寿，说起旧时代的人和事，自然随便得很。但说张“玩政治”是言重了，虽然他说：“这里所谓的‘政治’和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政治完全是两回事。”但听惯了“玩政治”的人，还是容易误解，其实张东荪和金岳霖一样，都是真正的读书人，所不同处是关心政治的方式有异，比较起来，金先生的关心政治多西方色彩（专业和政治分得清），而张东荪则更近于中国传统文人。40年代末，张东荪的好友名报人俞颂华作《论张东荪》一文，盛赞张是一位和平主义者。张自己也多次说过，“至于我自己早已自知是不适于党派生活的人”（《俞颂华文集》1991年商务版）。俞颂华在文中还说张东荪“他目前参加政治活动，发表政论，完全出于他对中国对世界的一种责任感。照我看来，他的个性，的确不适于党派生活，在政治上他也确无丝毫野心与任何企图”。俞颂华是张东荪旧友，他40年代深论张的个性与为人，是可信的。他说；“一言以蔽之，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者，不是一个党人，也不是一个政治家。如果有人期待他做一个党人或党魁，在政治舞台上立功，那就不是他的知己；我们只能期待他在立德与立言方面有不断的贡献。人不是万能的，各有短处与长处。他能立德立言，并且在这一方面已经有了成就，所以他始终能站在时代前锋，为青年学子所敬爱的导师。至于他参加政治，至多也只能在立德的方面示范，若使要他在政治上，尤其是在今日中国的政治上立赫赫之功，那是决不可能的。”（《俞颂华文集》）俞颂华毕竟了解他的老友。张东荪后来的命运，也说明他与政治，尤其是中国的政治是陌生的。张东荪事件是很难细说的，吴孝武先生在他的长篇论文《张东荪与民主主义思潮》的一个注解中详述了张的遭遇（见《中国文化》第10期210页），但吴先生没有提到千家驹先生《七十年的经历》一书。该书专列一节“记张东荪案件”，叙述甚详。千家驹先生说“我曾受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托，整理张东荪的叛国材料，并起草民盟开除他的报告书，因此得以见到全部的档案材料和张东荪的亲笔信件，故对该案经过知道得比较清楚”（该书214页，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版）。张东荪晚年很苦闷，这苦闷，40年代末，俞颂华就说过，后来日甚。1960年叶笃义向党交心时写的关于张东荪的材料中也透露出这种苦闷，叶是张东荪在燕京大学执教时的学生。他说：“同年7月党的30周年大庆的时候，大家都欢欣鼓舞地在报上发表一些回忆庆祝文章。张东荪解放后从来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我劝他在这个机会写一篇。他还是不写，他说他要保持他的‘沉默自由’。……我再三相劝，他才勉强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四句七言打油诗来搪塞”（《文史资料选辑》增刊第二辑历页，1987年中国文史版）。张东荪的同辈读书人中，如冯友兰、金岳霖都曾试图放弃自己的观点来适应新的环境，和他们比起来，张东荪是固执的。张在过去是很能写文章的，《观察》时期，已是60岁的人了，但文章还写得冲劲十足。《观察》在40年代末曾有过一次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争论。在这次争论中，张东荪写了许多文章，他的观念也是独特的。首先张认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在20世纪的今天已成为过去。张东荪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与他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评价有关。在40年代，张东荪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评价是首先看到了它没落的一面，他认为“全世界的资本主义正要推车撞壁之时”，张东荪当时过于看重资本主义国内的贫富不均，对外的愈趋于侵略。他在自由与平等之外，引进了生产的概念，这可能与张东荪早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关。在文章中，张东荪特别推祟苏联的计划经济，并说；“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救命汤。”“用计划经济以增加生产遂使社会主义站得住，这乃是苏联对于人类的一个无上贡献。”可能是有感于经济的落后，4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当中，在经济上许多人是推祟苏联的，至少是肯定其在经济上的成功。这种错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某些幻想。张东荪在他的文章中有将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割裂开来的倾向，他或许已经隐隐约约感到“社会国有计划性而有些呆板，则我们尚留一个绝对活泼的田地在其旁”。这个绝对活泼的田地即是张所主张的“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他认为：“社会的计划性只为了生产，总是有时间性的；一个计划完成以后必须增加。所以社会的一时固定是一种不得已的事，亦并无绝对的可怕。但却必须在固定中留有一个变化的活力可以发生的余地。这就是文化方面的绝对自由。我主张在这一方面使养成良好的自由传统充分培养个人主义的良好习惯，此即我所谓补习中学功课是也。本来西方也是自由主义的根底本在于文化。文化上没有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绝无法建立自由主义。中国今后在文化上依然要抱着这个自由精神的大统。文化上的自由存在一天，即是种子未断，将来总可发芽。”
在这场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讨论中，张东荪能敏感地将偏重于自由主义精神在政治方面的价值引申到文化上来确是非常有见地的。在文化上的自由一面，张东荪似乎有些理想化了。他以为计划的社会与文化的自由可以并存且互不妨碍，这未免有点天真，中国1949年以后的历史证明，计划的社会除了导致文化上的专制以外，实在不可能使自由的精神得以发展。
在这场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讨论中，《观察》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张东荪写的《知识分子与文化的自由》。张东荪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曾在《展望》周刊上写过一篇《告知识分子》的文章，《观察》也曾转载过。张东荪主张，知识分子在今天的大转变局势下不必害怕。他以一个纯粹知识分子善良的愿望推测未来，料定将来无论有何种政治上经济上的大改变，而知识分子自有其始终不变的重要地位，但看知识分子是否了解自身的使命。倘若知识分子真能了解自身的时代使命，不但不必害怕被人清算，而且还能造成比今天更好的光明前途。
当时相当一批大学教授有一种忧虑，他们恐惧将来的变化会使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完全失掉。张东荪认为这是一种误会，一种杞忧。张东荪认为一些知识分子只把学术作为谋生的手段，“而没有把自己的灵魂与学术打成一片”。具体到当时的现实是张东荪察觉到知识分子有分化的趋势，他们已没有抗战和政协时期的凝聚力了。所以张东荪特别强调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即保持学术和思想的自由。张东荪对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精神有深刻的理解，他的理解今天依然具有启发作用。他说，“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50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界文化界中养成一种所谓：LIBERALMIND。此字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养’，乃是一种态度，或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亦可说一种精神。”张东荪认为这种精神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是积若干学养后方可达到的。他觉得当时中国文化界已有这样的风度，怀疑的精神和批评的态度，在当时接受西方文化的人们中已经萌芽。“为时虽然不太长，幸而对于这个精神却已植了一些根基。虽然有待于将来的更发扬光大，却不能不说已经有了萌芽。为了将来发展科学，为了中国在世界文化有所贡献，这一些萌芽是必须保全下去，千万摧残不得的。”张东荪是一个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物，他说：“我个人对于中国学术自由的前途不是悲观的。因为我始终相信人类的知识一经开放，便无法退回到蒙蔽的状态。中国在这数十年中既已养成这样的自由思想的风气，谁也无法再压倒下去。所以我们的任务还是如何把它发扬光大，总要比现在更自由些。对自由风气的不能保全，却不必担忧。我个人在生活方面虽愿意在计划社会中作一个合乎计划的成员，但在思想方面却依然嗜自由不啻生命。”在这场讨论中，张东荪的观点是很耐人寻味的，作为知识分子，由于自己所受的教育，他对计划的社会抱有理想的色彩，但这种信仰并没有妨碍他对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执著追求，虽然他与许多自由主义分子有分歧，但在追求文化上的自由方面，他是不遗余力的。
1973年，张东荪离开了这个世界。此前，由于受其连累，他的次子中科院学部委员、著名物理学家张宗隧，三子社会学家张宗炎，已先后自杀。1949年后张没有写什么东西，张东荪的长孙张饴慈在致程朝富的信中说，他曾写过自传和许多诗，但在“文革”抄家前烧掉了，仅留下70多首旧体诗。一代哲人，就这样走完他的人生路程，他是1886年生人，1973年该是87岁，自然年龄是高寿了，但作为哲学家的张东荪在1949年就死了，那时他也不过6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