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读书，有四事大概为所有北大人所难忘：未名湖畔幽静的风景、图书馆里丰富的宝藏，无疑是滋养学子情怀和性灵的两大资源；北大历史中蕴藏的传统、旧事里包涵的精神，如盐入水，看似无形，却细品有味，同样是游学北大会吸收到的精髓。而最为重要的，当然还是北大名教授的课堂与风采。用梅贻琦为人广泛引用的话来说，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北大的课堂和讲座，是许多北大人和北大外的人，有机会都不愿错过的场所，尤其是名人的讲堂———似乎从老北大开始，就有了旁听生和偷听生混迹其中的传统。
陈平原的课，在北大也是出名的受欢迎。研究生的讨论课，有本科生来蹭座；限定本专业的课，赶不走跨专业的学生；选在小教室的课，不得不搬到大教室；教室里的位子提前被抢占一空，正点来的学生，便只好坐在窗台上、地板上。这学期开设的“中国文学研究百年”一课，有时连讲席和讲桌也被挤占掉。
1984年，“三十不立”的陈平原孤身北上，进入北大。他不会预料到，跨长江、渡黄河，从红豆葳蕤的南国，到雪花如掌的北国，成了他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由此开始进入了自己的学术生涯的辉煌时期。10年后，在静夜灯光下追忆这段时光的印迹，他写下了“四十而惑”的感慨。其实，当时他已经有论学专著和随笔10余种问世，与当初的“三十不立”相比，可说已经是功成名就，足以自立门户。
《千古文人侠客梦》更给他带来了不期之誉：大侠，京城学界独行侠。也是从那时起，人们开始把他和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平原君联系起来。
和当年“暴得大名”的胡适不同，平原君的大名，是靠13部学术专著累积起来的。学界与江湖的一个共通之处在于，扬名立万只能靠自己的真才实学闯荡出来。平原君治学的座右铭，说来只是朴实无华的一句“老老实实读书，认认真真作文”；落实到著述，也以前人“每下一义，泰山不移”的精神为追求，每一步都走得谨慎而坚实。不事张扬，自称“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他，给人的印象一直是本色而且本分的学人。
但在学术道路上，他却是一个不肯安分守己的人。
他的研究课题一直在变，学术兴趣日渐博杂，思考的问题一直在推进。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在路上”的人，或许能让我们想起鲁迅笔下的过客：一直向前走着，不肯停下来安营扎寨。粗略梳理一下他的研究路向，不难看出他十几年间的跳跃性来：最早作作家个案研究，有崭露头角的《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随后转向小说史研究，有《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和《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千古文人侠客梦》；再一变而为学术史研究，有《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至此，已经开拓出一大片“自留地”的陈平原，尽可以原地打打游身八卦掌，不愁没有鲜花和掌声。他却依然“想多试试几套拳脚几种枪法，不愿就此摆摊卖药”，又转向中国教育史研究，这就是近年广获好评的《老北大的故事》、《北大精神及其他》，以及主编的《北大旧事》。在学术史视野和框架内，以北大为个案，讨论中国大学百年的得失成败，进而考察中国现代思想与学术的建构与变迁，正是陈氏的独到思路。这几种书都颇为畅销，也给了出版家灵感，在出版界引发出一阵围绕大学作文章的选题热。
这里也能见出陈平原越界出击的胆识、冲决人为设定不合理学科藩篱的魄力。身为现代文学专业的开山鼻祖兼掌门大师王瑶先生的私淑弟子，他第一个提出走出现代文学、走出“五四”，把研究向前推进到晚清，抽掉了近代、现代文学之间的屏障。他和其他学者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学理概念和研究范畴，更把近代、现代、当代文学三个专业的问题，糅合为一体。后来学界关于重写文学史的理论和实践，世纪末各种以二十世纪为时间范畴的作品选本，都可说是受这一思路的影响和启发。而一册薄薄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因此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文本，被视为八十年代思想、学理和文学的完美结合。
陈平原的研究格局和气象，已经无法用现代文学、甚至无法用中文系来限量。相比于专家，他可以称为通人；相比于名家，他可以称为大家。这里的“通人”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吴敬恒所说的能“开风气者”；二是有专业但不为专业所限，类于前人所谓的“文史不分家”。
这些年来，学界也如文化界一样，因为处在一个转型和剧变的时期与国度，而充满了浮躁和焦虑的气息。作为传统人文学科的学者，尤其能在市场经济和商业大潮的冲击下，深味到日渐边缘化的失落感。对比“风景这边独好”，更显出自家门前的冷落与萧索。面对此情此景，陈平原却显得格外气定神闲，没有牢骚和抱怨，没有灰心和丧志，不曾屈意迎合时尚去媚俗，更不曾考虑改行从政或经商。讲坛之上，书斋之间，他的身影不失潇洒，声音不失自信，立场不失坚定，尽管别人或许不堪其苦，而他却不改其乐。这就是他曾经用最简洁的语言描述过的：“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弘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三句大白话中，隐含着一代读书人艰辛的选择。”
在新奇的主义、时髦的理论漫天飞舞的今天，陈平原倡导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院派研究，论学与论政的疏离，显得太过平实而本分。但他却以1991年开始创刊的《学人》和一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显示出“十年辛苦不寻常”的力量。现代学术史是一片未被垦殖的荒寒之地。学界并非意识不到其价值，而是有梁启超、钱穆的两种清代学术史研究专著在前，正像崔颢题诗，后人缩手一样，等闲不敢啃这块硬骨头。一本《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既可以看作身处世纪末的陈平原，与世纪初的章太炎、胡适的对话和精神交流，也未始不可以看作陈平原为当代学人重建学术规范的发凡起例。
陈平原和友人一起主编的学术集刊《学人》，完全依靠民间力量运作。在许多官方学术刊物都生存维艰的环境中，它却坚忍地生存了下来。它的出现和存在，无声地规范了九十年代学术的发展，一个新的知识秩序也围绕它默默地生成。整个九十年代的中国人文知识界的学术走向和学人形象，可以说是通过《学人》这样一个刊物来凸显出来的。
陈平原经常为人称道的，还有他的“两副笔墨”。这就是既写厚实的专著，也写洒脱的小品，轮流坐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干脆左手捧芝麻右手抱西瓜”。这“两副笔墨”之于陈平原，也可以套一句老话，评为“双峰并峙，二水分流”。前者给人的印象是传统儒林中的学者，后者给人的印象是现代文苑中的书生。作为书生的一面，他有雅趣有热情，却又有学养作才情的底色；作为学者的一面，他有足够的冷静，也有书斋无法局限的人间情怀。
其实像《学者的人间情怀》、《老北大的故事》、《北大精神及其他》，都不属于学术专著，当然也不能算小品或随笔，因为小品或随笔没有这样厚实的学术底蕴，而专著又没有这么文笔讲究的风致。这种无法用普通文类命名的“半学术半文章”，他称之为“第三种笔墨”。对于学界之外的普通读者来说，陈平原的《大书小书》、《书里书外》、《书生意气》、《阅读日本》、《游心与游目》，乃至主编的《北大旧事》、《触摸历史》无疑要比专著影响更大。读其悼念王瑶先生的《为人但有真性情》，深感他是至情至性之人，深得乃师性情之三昧；而一篇《十年一觉》，或许会让人想起世说人物的清言隽语———“中年伤于哀乐，正赖丝竹陶写”。
生活中的陈平原，好饮浓茶，而不亲烟酒，据说这样的人性近于散文而远于诗。治印、书法、亲自为自己的书作装帧版式设计，这些雅趣，也像他的烧菜手艺一样，颇具专业水准。只是为著述、讲学所累，这些兴趣大多被搁置或压抑，难以尽性发抒出来。倒是热爱旅游一项，因为学术交流活动不少，“行万里路”不难实现。平原君的文章有浓郁的书卷气，又有如山阴道上，令人应接不暇，可说一来源于“读万卷书”，一得自“江山之助”。
在陈平原的退休安排中，早已预先定下读闲书、弹古琴、打太极拳、临碑习帖这样许多自己非常有兴趣，却一直无暇顾及的项目。不过，对于渐入佳境的平原君，想做、能做的事都很多。而退休还只能是一个太遥远“风景”。
陈平原一直很喜欢王国维论词的境界说，尤其喜欢“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意象与境界。独上高楼看风景的陈平原，也因此成为学界的风景。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年2月14日第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