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终将驱散黑暗，把四周染上怡人的色彩。这是十分自然的，因为黑暗代表死亡，光明象征生命。但愿黎明尽快降临我的祖国。我相信这一点并为此而生活。
----［俄］尼·雷日科夫
在1991年12月26日的凌晨，趁着睡意还未来临之际，我决心通过回忆和反省苏联崩溃前的一些事件来努力找出答案。
----［美］小杰克·Ｆ·马特洛克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在十月革命的炮声中轰轰烈烈地登上历史舞台，在二十世纪的历史长河中昂首挺胸地走了70多年。可是在不到10年就迈进二十一世纪的门坎之即，这个与美利坚相提并论的超级大国倾刻间就散了架子，不仅社会制度从社会主义迅速向资本主义制度演变，并且这个国家本身也随着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另立门户而成往日黄花。这一切似乎应验了中国唐太宗李世民的一句感慨：“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论及苏联剧变与解体所产生的影响，中国有的学者认为：“这像一场外际陨星对地球的碰撞，摇撼了20世纪，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炸开了一个大裂谷。”
为什么苏联这个强盛多年的老大红色帝国会如此下场？全世界专家学者、文人墨客在震惊之余，都力求探寻其内在的根本原因。由于苏联的经验教训对于仍然在高举社会主义大旗的中国来说尤其重要，所以，多年来这一直是中国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有关这方面的著述汗牛充栋，不可胜数。应当说，有关文章著述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各方面原因，而且有的文章著述也有很深的道理。可是，大概限于篇幅或太当作学问来做了，这方面的文章著述读后总感到空泛泛的，或像“木乃伊”，或似“猪排骨”，显得干巴巴缺少血肉，因而也就大大降低了说服力。针对这种不足，本书的这部分将侧重叙述苏联的剧变是如何进行的，解体又是如何发生的，同时尽力揭示其背后多方面的深刻根源。
光环暗淡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本书的第二部分描述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及其特点，后来苏联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对这种模式作出了最好的评判。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谜一般地死在当时距离莫斯科西北30多公里而今天已经包括在莫斯科市内的孔策沃别墅，终年74岁。斯大林以后的苏联大体上经历了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的改革时期、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的过渡时期和戈尔巴乔夫的变革时期。其中，作为苏联终结岁月的戈尔巴乔夫变革时期，实际上也就是叶利钦执政年代的开始。
在后斯大林时代里，最值得讲的是马林科夫--赫鲁晓夫时期（1953～1964），这个时期的最大特点就是非斯大林化，不过，这里所谓的非斯大林化也并不是像有些著作写的那样，是全盘否定斯大林，实际上只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一下缰硬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而已。
非斯大林化开始于斯大林去世后不久。政治上，1953年3～4月间，苏联最高苏维埃就宣布对“克里姆林宫医生间谍案”进行平反、大赦一部分政治犯，初步地纠正20年来大清洗的错误；同时强调和集体领导和法制建设，对个人崇拜现象提出了不点名的批评；经济上，马林科夫在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期间（1953～1955）实行了被称为“新方针”的政策，提出在重工业发展已取得了伟大胜利的基础上，迅速地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为了生产足够的粮食和向轻工业提供充足的原材料，降低农民的义务交售额，减免农业税。负责农业工作的赫鲁晓夫更是提出，要进一步降低自留地税收，取消一部分农产品的实物税，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扩大玉米种植面积等等。这样相对宽松的政策得到了群众的欢迎，1958年全苏粮食产量达13600万吨，比1953年增长5600万吨。当时，苏联民间就流传着这样与中国曾流传过的“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顺口溜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谚语：“马林科夫上了台，大饼天上掉下来”。当然，在仍坚持发展重
工业的前提下，苏联在轻工业和农业方面的所取得的进展是很有限的，而且不久就出现了反复，甚至马林科夫也因此而下台。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以中央第一书记的身份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由于当时没有公开，后来也被称为《秘密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赫鲁晓夫着重揭露了斯大林在肃反问题上、在农业政策上、民族问题上和对南斯拉夫关系上所犯的错误，指责斯大林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夕丧失应有的警惕和战争爆发后指挥又失当。对于赫鲁晓夫这个不仅在苏联、而且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甚至在全世界都引起轩然大波的的秘密报告，过去和现在，中国和外国，政治界和学术界都有许多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
公正而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实际上是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内外政策调整的必然结果，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的揭露和批判基本上都属不争的事实，而且这些揭露和批判是以肯定斯大林“在准备和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国内战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为基本前提的，所以不能说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搞突然袭击，全盘否定斯大林。更为重要的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还破除了长期形成的神化斯大林、对斯大林的盲目崇拜，这不仅对苏联，而且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起了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二十大之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开始平反过去的冤假错案，许多共产党开始试图冲破苏联模式，独立自主地探索自己革命和建设的道路。
但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绝不是完美无缺的，如，没有涉及苏联大党主义、大国主义等方面的错误，显得不全面；掺杂着大量个人情绪，显得不严肃；将所有过错都推到一个身上，显得不公正；仅仅将个人崇拜的原因归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没有分析体制上提弊端，显得不深刻等等。所以，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感情上肤浅的谴责远远大于理性上深刻的批判，更没有涉及到斯大林模式本身存在着的那些缺陷及其根源。所以，这样对斯大林的谴责和批判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斯大林模式在各方面的弊端，同时还为西方攻击斯大林、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提供了口实，成为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爆发的导火索，甚至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
不仅如此，赫鲁晓夫自己也成了斯大林式的悲剧性人物，一方面将党政大权集于一身（1953年9月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58年3月又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另一方面利用各种场合突出自己，树立新的个人迷信。1964年4月17日是赫鲁晓夫的70岁生日，苏联几乎重演了1929年庆贺斯大林50诞辰的那一幕。女作家加莉娜·谢列勃娅科娃在《唯善良者常在》一文中写的一段话最具典型：“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有用不完的精力。在最近十年,我们在各处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同化学家在一起他是化学家，同农艺师在一起他是农艺师，同动力工程师在一起他是动力工程师。大地和宇宙经常吸引着他的注意。赫鲁晓夫无论在什么地方、不论他做什么、也无论他谈什么，他永远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坚贞不渝的学生。”半年之后，这些恰恰成为其他人将赫鲁晓夫赶下台的主要借口，苏共中央在对赫鲁晓夫的责难中说：“苏联报刊沉湎于日益频繁地报道赫鲁晓夫的活动，并对他大加溢美。1963年一年全国性大报上共刊登了他的120幅照片
，1964年头9个月竟至140幅。相形之下，当年斯大林巨照载之报端也不过一年只有10到15次。”
赫鲁晓夫只好退休了，斯大林模式实际上依旧。
赫鲁晓夫下台后，勃列日涅夫就任苏共第一书记（1966年苏共第二十三大开始又改称总书记）。尽管宣称在苏联的内政外交上仍坚持以往的方针和政策，尽管也进行了诸如干部制度和经济政策上的改革，但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最大的特点是刻意求稳，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虽然进步不大，却也没有出现过大的动荡。在平静的外表之下，曾被赫鲁晓夫冲击过的斯大林模式又逐渐地被勃列日涅夫修补起来，于是，政治上腐败滋生、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干部队伍老化，经济上由于习惯势力的阻挠和教条理论的束缚，改革难以深入，经济发展的速度减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慢甚至趋向下降。一首流行在苏联城市中的歌曲这样唱道：
现在买一瓶伏特加要我们花五个卢布，
可是我们还得喝。
替我们给勃列日涅夫捎个信儿，
十个卢布买一瓶我们还愿意花，
要是它涨到了二十个卢布――啊呀呀！
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将向冬宫进军，
再次占领它。
1982年11月，76岁的勃列日涅夫病逝，将处于保守和僵化状态、仿佛是一个垂暮之年老人的苏联留给了安德罗波夫。此时的安德罗波夫已经68岁而且身患多种疾病，是历届领导人继位时最年长的。虽然如此，面对严峻的国内问题和陷入困境的外交局面，安德罗波夫还是带来了一股清新空气。他强调要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强调只有综合地、全面地改革经济体制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安德罗波夫的推动下，苏联的农业集体承包制有所发展，工业企业的自主权也有一定的扩大。可是，好景不长，1984年2月，几乎同列宁、斯大林、勃列日涅夫一样，安德罗波夫也在严冬之际去世。接替他的是另一位更加垂暮的老者、当时已经73岁的契尔年科。仅仅过了一年，还是在严寒的冬季，1985年3月，契尔年科去世。
在短短的两年多的时间里，苏联接连失去三位年老多病的领导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从来病夫主克宫”这种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即“家长制专制统治制度”，说明俄罗斯“存在一种不依靠机制，而完全依赖领导人的现象”。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否说明苏联的社会发展模式已经走了尽头？所以，契尔年科去世后，年仅53岁的少壮派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后，不仅在苏联，而且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在全世界都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两次至关重要的党代会
在苏联这种党国一体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中，社会生活中任何重大变化的始作俑者必定是党的会议，其中主要是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根据苏共党章规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从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苏共的前身）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到1991年8月苏共被禁止活动，苏联共产党先后共召开了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对于党的代表会议，苏共党章并没有前后一致的专门规定，通常是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召开，讨论党内生活的一些重大问题。从1905年到1988年，苏联共产党先后共召开了十九次代表会议，其中第十八次代表会议于1941年召开。
导致苏联社会发生根本变化的是1988年6月举行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和1990年7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在这两次会议上主角的分别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具体讲述这两次会议之前，有必要花点笔墨在戈尔巴乔夫身上。在最后三位政治老人相继去世之后入主克林姆林宫的戈尔巴乔夫，单以53岁的年纪、充沛的精力似乎就已经给长期死水一潭的苏联带来了希望。心气十足的戈尔巴乔夫一上台也立即摆出一副与过去决战的架势，“竭力推行改革，力图使党内和人国人民相信，只有进行某些改革，才能使已经处于病态的经济不至于更加恶化。”所以，他先是在1985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提出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然后在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七大上，又明确地提出了根本改革经济体制的方针，“经济管理需要不断完善，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当前的形势是，不能只限于局部的改进，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1987年，深知要进行全面改革必须首先转变观念这个道理的戈尔巴乔夫，应美国书商请求写了一本“谈我们的打算，谈我们准备如何实现这些打算的书”，这就是《改革与新思维》。该书回答这样一些问题：“何谓改革？为何需要改革？改革的实质和目的何在？改革摈弃什么和创造什么？改革进行得如何？它给苏联和国际社会带来哪些后果？”
为了进一步将改革推向政治方面和推向全社会，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在戈尔巴乔夫的主持下，苏共在间隔47年之后于1988年6月28日至7月1日召开了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戈尔巴乔夫在会议上作了《关于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决议实施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报告，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切实进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迫切措施的决议》。
无疑，这次代表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决定进行以“公开性”、“民主化”为标志的政治体制改革。其主要具体做法，一是提出改革苏联的最高权力机关，即重建苏维埃和成立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其目的是“尽一切努力使千百万劳动者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参加国家的管理”；二是提出党政分开，即“根据列宁关于共产党是社会政治先锋队和苏维埃国家是人民的政权工具的观点，明确划分党和国家机构的职能”；三是提出以法治国，即“根本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和法律秩序，以便排除篡夺权力和滥用职权的可能性，有效地抵制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切实保障公民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和自由并履行他们对社会和国家承担的义务”；四是提出党政领导人的任期不得超过十年，也就是不能超过两届，以此来废除领导人的终身制；五是提出加强民主与监督机制，“为社会的自我调节和自我管理过程开辟最广阔的天地，为充分发挥公民、代表制权力机关、党组织和社会组织、劳动者的首创精神创造条件”。
不难看出，第十九次会议的这些政治改革措施直接冲击了传统社会主义的根本体制，其重要的后果是就打破了以往的“党国”模式，而还权与政，还政于民，大大地削弱了苏共在地位和权力，使其实际上成为了泥足巨人。
这次会议在当时苏联政治生活中引起了巨大波澜。一直主张激进改革并且因在1987年与戈尔巴乔夫公开发生冲突而先后被撤掉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叶利钦，在会议最后一天的发言中，他不仅进一步阐述苏联原有政治体制各方面的弊端，不仅提出了诸如“把党的州委机构裁减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把党中央裁减六分之五至十分之九，同时要取消各专业部”等更为激进的改革措施，而且要求会议为他进行政治平反。叶利钦认为，这次全会谈论的主题与他在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提出来的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他提出时机不对。
与此同时，苏共党内主张改革步伐慢点和更稳健些的人，特别是一直为叶利钦攻击对象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利加乔夫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显露出来了。在后来写的一本书中，利加乔夫是这样说的：“1987年年底时，我国国内政治形势同改革初期完全不一样了。政权方面的演变过程改变了方向，重点从实现生活各个方面的民主化转移到了尽快改变政治制度的阶段。社会分成了‘改革工程师’和‘阻力’两大派。历史被歪曲了，被抹上了肮脏的油彩，在人们思想中引起了混乱。”抛开谁是谁非先不论，作为执政党的苏共这种组织状况也进一步使自己以往那种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岌岌可危。
这次代表会议是苏共最后绝唱的序曲，其展开部则是一年后召开的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
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于1990年7月2～13日举行，在广泛的讨论和激烈争论的基础之上，通过了新的《苏共党章》、纲领性的声明《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以及在政治、经济、民族国家体制、军事、外交、教育和文化科学等领域继续进行改革的15个决议。除了经济上提出改革所有制、向“可调节的市场经济”过渡、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政治上提出民主通过的法律至上、各政党组织在宪法范围内自由竞争、实行直接的普选制、三权分立之外，这次大会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对苏共进行的四个方面的“改革”：理论方面，在考虑到各社会集团利益的基础上，制订社会主义改革以及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纲领和政策；意识形态方面，提倡全人类的利益和普遍的道德观念，以此吸引群众；政治方面，放弃一切国家职能，在军队、国家安全系统和国家机关中取消党的基层组织，同其它社会团体和运动进行合作，通过选举进入各级权力机关；组织方面，党不再干预国家机关干部的任免，党的干部也不再由上级任命，而由有关的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决定。
毋须多说，按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工人阶级为组织基础、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以独掌政权为奋斗目标、以实现共产主义为远大理想的标准来衡量，苏联共产党已经不存在了；按照传统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和现实模式，苏联的社会主义也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早在1989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变革》一文中就提出了“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概念，苏共二十八大更是将这种社会主义作为党的奋斗目标。这样，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不仅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而且在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上都重重地画上了休止符。以后出现的苏共解散并离开政治舞台、苏联解体并离开世界舞台以及戈尔巴乔夫解职并离开克林姆林官都不过是履行最后的形式问题。
不过，所有这些对于叶利钦来说似乎还不够劲，所以，他大这次大会上公开提出：改革应达到的目标就是实行多党的议会民主制，“改变党的名称，应当叫民主社会主义党”，将苏共改造成为一个议会式的政党。叶利钦发言后，会场一片寂静。戈巴乔夫马上起来反驳叶利钦：“我认为，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发言的第二部分所包含的内容，事关重大，我们应当把它看作是我们共产党人所无法接受的东西而加以否定。对，我们主张更新，我们应当承认党的新作用、新地位，但是，在这样做的同时应当促进我们的社会主义选择，对我们来说，不存在任何其他目标。”戈尔巴乔夫的话音一落，会场响起掌声。这种鲜明的反应对比至少说明了大多数与会者还不能接受叶利钦改造苏共的动议。
在这种情况下，倒是叶利钦来得痛快，向大会宣布：“鉴于我已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对人民和俄罗斯担负了巨大责任，考虑到社会将过渡到多党制，我不能只履行苏共的决议。作为共和国最高立法权力机关的首脑，我应当服从人民及其全权代表的意志。因此，我根据在竞选期间所作的承诺，声明退出苏共，以便具有更大的可能有效地影响苏维埃的活动。我准备同共和国的所有政党和社会政治组织合作。”
政治体制演变之始
苏联的剧变是从政治体制上开始的，而从政治体制方面说，从社会主义的苏联到资本主义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又首先开始于立法机构的演变。在苏联时期，最高立法机构或称最高权力机构是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现今的俄罗斯，最高的立法机构是联邦会议，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便是苏联人民代表大会。
苏维埃(Soviet)，是俄文代表会议或会议的音译，最早是为工人起义的领导机构诞生在俄国1905－1907年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苏维埃由各工厂、部队根据工人和士兵的人数按比例直接选出，因此也称工兵代表苏维埃。它不仅拥有议事、决策的立法权，而且有执行权，当时是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对对峙的政权机关。
十月革命胜利后，全俄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成了苏维埃俄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在苏联正式建立之前开过9届会议，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与贯彻起了重要的作用。苏联建立后，苏维埃代表大会体制不断地扩大和完善。1924年1月苏联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规定：苏联最高权力机关是苏联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由民族苏维埃和联盟苏维埃两院组成的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闭会期间的最高立法、执行和指挥机关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1936年的苏联宪法对苏维埃体制作了一些新的调整，用最高苏维埃取代苏维埃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但仍由联盟苏维埃和民族苏维埃两院组成。其中，联盟苏维埃由苏联公民选举产生，即每30万人产生1名代表；民族苏维埃则由苏联公民按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省以及民族州选举产生，其名额分配是：每个加盟共和国选举代表25名，每个自治共和国选举代表11名，每个自治省（州）选举代表5名，每个自治专区选举代表1名。每一届最高苏维埃的任期为4年。在任期内，最高苏维埃的两院权利平等，共同制定法律、法令和法规。任何法律，只要在最高苏维埃的两院分别以半数通过，即告生效。最高苏维埃的主要活动是每年不少于两次的例会，由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负责召集。1977年，苏联新宪法对最高苏维埃的构成及权限又作了一些变动，如任期延长至5年，各加盟共和国的代表增至32名，强化最高苏维埃的各种常设委员会的专业化和活动能力等等，但总的框架并没有什么改动。
不过，由于共产党及其最高领导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最高苏维埃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党的决议和领导人指示变成法律的工具，很难起到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被称为“橡皮图章”或“绣花枕头”。所以，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首先就从改变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开始。
为了扩大最高权力机关的代表性，根据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的决定，1988年10月1日，最高苏维埃召开第十一届非常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不仅取代了老牌政治家葛罗米柯出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而且提出要“重建苏维埃”和“苏维埃成为全权中心”的口号。正是在戈尔巴乔夫的倡导下，12月1日，第十一届最高苏维埃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和补充苏联宪法（根本法）的法律》，对苏维埃体制作了重大的修改。根据新的规定，苏联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体制由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苏联最高苏维埃、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四级组成，取代原有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两级。
这样，苏联出现了人民代表苏维埃制度，即与最高苏维埃相并列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具体说，就是“各级人民代表苏维埃--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地方人民代表苏维埃--边疆区人民代表大会苏维埃、州人民代表苏维埃、自治州人民代表苏维埃、自治专区人民代表苏维埃、镇人民代表苏维埃和村人民代表苏维埃--组成统一的有代表性的国家权力机关体制。”
不过，人民代表大会与最高苏维埃在地位上和作用上却不尽相同。前者代替了最高苏维埃，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拥有解决国家重要问题，如宪法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全权。相比之下，最高苏维埃则成了人民代表会议的常设的立法、发布命令和监督的机构。其权限也是全权的，除人民代表大会管辖的职权外，其余事均由它管理，拥有制定法律和对主席团及主席的决定行使否决的权力。
长期以来一直是苏联最高苏维埃常设机构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具有“集体首脑”的的称号和权限，但《关于修改和补充苏联宪法（根本法）的法律》使它失去了立法 权，成为向最高苏维埃汇报工作的机关，也就是最高苏维埃的常务工作机构，主要职能是“确保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的组织工作，在苏联宪法和苏联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其它的权限。”
至于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不过是国家的最高公职人员，在国内和国际关系中代表国家，就是苏联的元首；他领导人民代表大会、最高苏维埃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工作，对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负责并向它们报告工作。根据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会议的建议，各级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应由苏共同级党委第一书记兼任。所以，1988年9月，戈尔巴乔夫当上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人民代表苏维埃怎样产生呢？
先看人民代表大会。尽管还是按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原则进行民主选举，但是人民代表产生的具体操作方法有所改变。组成人民代表大会的2250名人民代表分成三部分，每部分750名。第一部分按人口比例从地区选出，平均起来大约每257300人中产生1名代表；第二部分从民族地区按固定名额选出，其名额分配是这样的：加盟共和国选出32名，自治共和国选出11名，自治省（州）选出5名，自治专区选出1名；第三部分从苏联全国性的社会团体中选举产生。
再看最高苏维埃。最高苏维埃仍由联盟院和民族院组成，其代表由人民代表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从人民代表中选出。两院代表人数相等，各为271名，一共542名。其中，联盟院的代表从根据地区划分选区和从社会团体中选出的苏联人民代表按选民比例产生；民族院的代表则从民族地区和从社会团体中选出的苏联人民代表中按固定名额生产。最高苏维埃代表的任期为5年，但每年更换其中的五分之一。
最后看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它不是选举产生，而是按职务组成，其成员包括：最高苏维埃主席、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和15名副主席（也就是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联盟院主席、民族院主席、人民监督委员会主席、最高苏维埃两院常设委员会主席和各委员会主席。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的任期也是5年。
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其主要活动就是每年由最高苏维埃召集一次例会。不过，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可由最高苏维埃提出动议，或最高苏维埃两院中的任何一院、苏联总统、五分之一以上的人民代表提议，或根据各加盟共和国最高国家机关的请求，人民代表大会可以举行非常会议。从1989年5月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一共召开了5次大会和两次非常代表大会。这些代表大会和非常代表大会就是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最后的表演和谢幕，也是叶利钦和新俄罗斯的登台和最初表演的重要场所。
一党制的终结与多党制的出现
伴随自由、民主选举而生的是苏共一党制的终结和多党制度的出现，这便是苏联社会转型在政治上另一个重要方面。然而，从一党制到多党制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间阶段就是所谓非正式组织。这些非正式组织是后来俄罗斯多党制的重要基础。
组织是人类社会最广泛的现象之一，通常是指某些社会成员为了达到特定的共同目标而自觉形成的有一定秩序和功能的排列组合体，这也称为正式组织，其中政党是最典型的。与此相对，还有非正式组织，即“正式组织中若干人员由于生活的接触、感性的交流、情趣的相近、得益的一致、未经人为设计而产生的交互行为与共同意识，并由此形成自然的人际关系。这种特定关系既无法定地位，亦乏特定目的和固定形式，对正式组织的目标和功能都能发生无形的助益、限制或阻抑、影响。”非正式组织在苏联主要指那些形形色色并且没有取得合法地位的团体，其大量出现标志着苏联政党制度演变的开始。
十月革命以前，俄国曾存在着工人阶级政党、小资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政党和保皇党等形形色色的政治组织。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苏维埃俄国也还存在着一些小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布尔什维埃党采取了与它们联盟的政策，在承认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领导权的前提下，吸收它们参政。但没过多久，由于在国内外一系列政策、方针上的歧见和冲突，这些小资产阶级政党组织要么被取缔，要么自行解散，要么并入布尔什维克党，到1924年苏联最终形成了只有苏共存在和执政的一党制。正如斯大林所说：“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领导者只是一个党，即无产阶级的党，即共产党，这个党决不而且也不能和其它政党分掌领导权。”此后，其它政党一概被禁止存在，苏共独掌政权长达60余年。
尽管在六十年代以后苏联也曾出现过一些由作家和青年学生创建的文学社团或政治性社团，但是，大规模非正式组织的出现是在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前后。根据当时苏共央党建干部处顾问Ｂ·列维切夫的介绍，这些非正式组织大体上的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人民阵线。这种非正式组织一般成立于1988年春夏之间，分布较广，参加人数较多，有全苏范围的，有加盟共和国范围的，还有按地域、人种或宗教信仰组成的。尽管名称、口号和纲领有所区别，但是，它们几乎都要求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发挥公民的积极性和提高公民在国家管理决策中的作用。不过也有一些民族分离情绪很强的加盟共和国的人民阵线组织，如波罗的海三国的人民阵线，则以争取独立成为主权国家作为自己的宗旨。
第二种类型是公民倡议团体和政治俱乐部。这些通常固定成员只有一、二十人的非正式组织，以五花八门的时髦名称和比较活泼的活动方式吸引着众多参与者。前者中比较突出的有：赤塔的“公开性”、鄂木斯克的“对话”、阿拉木图的“改革”、托博尔斯克的“新思维”、塔林的“公民社会”；后者中比较突出的有：高尔基市的“先锋队”、摩尔曼斯克的“公民倡议”、伊尔库茨克的“民主主义”、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工人”，此外还有“布哈林政治俱乐部”、“言论”记者俱乐部、“好主意”青年教师俱乐部、“库兹巴斯劳动者协会”俱乐部等等。
第三种类型是各种社会运动。在宗教文化方面，有白俄罗斯的“基督教妇女联合会”、俄罗斯文化精神原则复兴会、新西伯利亚基督教独立协会、列宁格勒的“青年基督徒协会”、莫斯科的“共进会”和“社会主义教徒协会”；在生态保护方面，有“安加拉生态保护运动”、“敖德萨生态学会”、“净化马里乌尔波”、“保护贝加尔湖运动”、“拯救咸海运动”、“生态与世界”、“政治生态俱乐部”、“生态爱国协会”、“生态文化协会”、“普通建筑生态学”等等；在民族文化方面，有乌克兰文化学俱乐部、舍甫琴科乌克兰语协会、全格鲁吉亚“卢斯塔韦奇”协会、埃里温的“马什托兹”、俄罗斯画家同人会、斯拉文字基金会、俄罗斯百科全书文化中心、“波罗的海--斯拉夫文化发展合作协会”、“斯拉乌基奇”乌克兰文化同人社、“莫科林纳”白俄罗斯文化同人社、全苏希腊人协会、苏联德意志人“复兴”协会、苏联犹太人公社等等。
非正式组织的出现及其日益强化的政治活动，对苏共一党执政局面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苏共、特别是其领导阶层对待非正式组织和多党制问题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这方面，尤以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变化最为典型，也最为重要。
1989年10月之前，戈尔巴乔夫坚决不同意实行多党制。在一次会见科学和文化活动家时的讲话中，他指出：“在某些辨论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对于搞改革来说，社会主义的框框似乎太狭窄了。逐渐地抛出了政治多元化、多党制乃至私有制的思想。还说什么通过改革挖掘社会主义的潜力似乎是不可能的。无论是这种或那种情况，都是对我国的制度、对我国人民、对党、对我们的社会主义体制的不信任。”戈尔巴乔夫还认为，即使有三、四个党存在，同样有可能出现专制和强权。
随着非正式组织的出现、发展和苏共党内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派的不断施压，戈尔巴乔夫步步退缩，其观点和看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89年11月15日，戈尔巴乔夫在全苏大学生会议上首次表示了对多党制的赞同态度，并说苏联已经走上了深刻的改革之路，需要对宪法作出修改，因为苏联宪法第6条明确规定“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1990年1月13日，戈尔巴乔夫在立陶宛共产党积极分子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公开声明苏联将实行多党制。在谈到苏联共产党革新时，他指出，苏共要从政治垄断的地位中摆脱出来，在同所有社会政治团体划分职能和相互关系的基础之上，根本改变苏共在苏联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1990年2月5－7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是苏联走向多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讨论在苏联实施多党制的问题时，戈尔巴乔夫提出，苏共的地位不应依靠宪法强行合法化，应当放弃法律上和政治上的某种优越地位，应当靠在严格限制的民主程序中的斗争来争得执政党地位。雷日科夫在会上也说，苏共不能永远垄断权力，它的先锋队地位不能由宪法赐予。现在讨论是否需要实行多党制问题已经为时已晚，因为多党制实际上在苏联已经存在了。经过激烈的讨论，全会通过了提交给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审议的行动纲领草案《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份提纲草案提出，苏共是一个自治的社会政治团体，是一个选择了社会主义的政党，其理想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苏共在社会中的地位，摆脱政治垄断。苏共将在民主进程的范围内推行自己的政策，放弃任何法律和政治上的优先权。这个提纲草案在7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上得以通过。
与此同时，苏联在法律上也做了相应的修改，明确承认多党制合法。1990年3月，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对苏联宪法第6条关于苏共领导作用的条文改为“苏联共产党、其它政治组织以及工会、共青团，其它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通过自己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它形式参加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将第51条所规定的＂为了适应共产主义建设的目标，苏联公民有结成有助于发挥其政治积极性、满足他们各种利益的社会团体“一条改为＂苏联公民有权结成政党、社会团体、参加有助于发挥政治积极性和主动性、满足他们各种利益要求的群众运动”。10月，苏联最高苏维埃又通过了《苏联社会联合组织法》和《苏联社会联合组织生效法》，进一步明确了多党制的法律原则。
多党制合法化之后，几十个政治组织和政治团体声称自己是政党。政党是指“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旨在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以实现其政纲的政治组织”，按这种标准来衡量，这些政治组织和政治团体中能算是政党的并不多，当时主要的有：
1990年春季成立的社会党，自称依靠最先进的劳动者阶层，力求表达多数人民的利益，不以牺牲群众利益为代价解决危机1989年1月成立的民主党，自称是对一切国家体制持自由思想的公民的政治组织；1988年5月成立的民主联盟，自称是对苏联权力主义国家制度持反对立场的政党；1989年1月成立的无政府主义者同盟，自称是一个非政党型的独立政治组织，主要是通过宣传自己的观点、支持建立独立的社会政治联盟以及盟员参加社会运动等活动方式来实现自己使命；1990年3月成立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自称为一切社会阶层之党，公民无须人介绍也不用基层党组织会议就可以成为其成员；1989年5月成立的和平自由激进会，主张借助非暴力手段实现较为人道的和公正的社会经济秩序；1990年1月成立的社会民主学会，自称以是民主社会主义为方向的政治运动组织中心；1989年秋成立的立宪民主联盟，自称其奋斗目标是使苏联向立宪民主的社会制度和平演进；1989年9月成立的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联盟，自称要联合一切基督教徒复兴俄罗斯精神和经济，按照基督教民主原则在俄罗斯建立法制国家；1990年成立的列宁格勒“绿党”。
还需提一笔的是，在这种条件下，苏联共产党内部也出现了最大的反对派组织。1990年1月20～21日，叶利钦同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院长阿法纳西耶夫、经济学家波波夫、莫斯科高级党校校长瓦斯塔科夫斯基等人在莫斯科主持召开了全苏党的俱乐部和党的组织代表大会并且成立了苏共“民主纲领派”，其核心是“民主俄罗斯”。这个据称有20万到30万党员参加的苏共党内派别，在以后的政治斗争中是叶利钦的主要支柱。
多党制此时在苏联还只能算作萌芽和发展初期，不论是政党还是其它非正式组织都极其不稳定和不成熟。在以后的发展中，死亡的，新生的，分化的，合并的，层出不穷，到1997年4月，俄罗斯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政党总数超过2000多，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50多个。数量上，俄罗斯真地是“多党”了，而且可能是世界独一无二的；但是在质量上，其不稳定性、不成熟依然如故，规范的政党制度仍然没有最后定格。
国家首脑体制的变迁
与选举制度、政党制度转变一样，国家首脑体制从形式上的集体元首而实质上的总书记向总统制的改变也是苏联剧变的重要标志。
国家元首的称谓是多种多样的，古代多为皇帝、国王，现代多为总统、主席。但是，不论叫做什么，元首都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最高代表。在不同社会形态里或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国度中，元首的地位差异很大，在专制独裁的条件下，它是国家最高的统治者；在自由民主的条件下，它只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根据国家元首组织构成不同，国家元首分为个人元首和集体元首。前者是由个人担任元首并行使其职责，后者是由集体担任并行使其职责。
就俄罗斯而言，自从伊凡三世15世纪下半叶建立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莫斯科大公国以来，沙皇就是俄罗斯的最高统治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实行的专制独裁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是主奴关系”，“具有个人对全体国民实行政治统治”的特征。1861年农奴制改革和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都只是使沙皇的专制统治在程度上略有放松，而并没有根本改变统治方式。更为重要的是，自由民主这种现代政治在俄罗国也没有真正建立。1917年的二月革命虽然埋葬了罗曼诺夫王朝，却没有彻底消灭专制独裁这种古代政治文化的传统。
表面上，苏联实行的是集体元首体制。
十月革命之后，列宁主持制定的1918年宪法以及后来1922年、1936年宪法都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是苏联实行的集体元首体制的基础。1977年的宪法则明确规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是苏联的集体元首。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常设机构，由最高苏维埃在两院联席会议上选出并向其报告工作。其组成人员有：主席1人、第一副主席1人、副主席15人（即每个加盟共和国各1人）、主席团秘书1人、委员21人，一共39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主要办事机构有秘书处、接待室、苏维埃工作处、法律处和奖励处等。最高苏维埃主席领导主席团及其机构，组织和指导主席团的全部工作。
在最高苏维埃闭会期间，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具体说，一是决定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召集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协调两院常设委员会的活动；二是监督苏联宪法的执行情况并保证各加盟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同苏联宪法相一致，解释苏联法律，批准和废除苏联的国际条约、苏联部长和各加盟共和国部长发布的同苏联法律相抵触的决议和命令；三是规定和授予军衔、外交人员和其它专门衔级，制定和颁发苏联的勋章和奖章，规定和授予苏联的荣誉称号；四是处理加入或退出苏联国籍以及避难问题，发布全苏大赦令和实行特赦；五是任免苏联外交代表，接受外国驻苏外交使节呈递的国书和委任状；六是组织苏联国防委员会和批准其成员，宣布个别地区和全国戒严，宣布全国总动员或局部动员。在最高苏维埃闭会期间，如遇到苏联遭受侵略或苏联必须履行共同防御条约的义务时，宣布进入战争状态。
除此之外，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最高苏维埃闭会期间还有权作出下列决定，但事后要提交最高苏维埃例行会议批准：在必要时修改苏联现行立法文件，批准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疆界的变更，根据苏联部长会议的建议成立或撤销苏联各部、委；根据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提名，任免苏联部长会议的个别成员等等。
然而，在苏联的实际政治生活中，从20年代中期起，特别是30年代之后，最高苏维埃及其主席团在整个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只是名义上的和象征的，苏联共产党实际上充当着国家权力最基本、最主要的承担者，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各种事务。各级党委会是各级权力机关的核心，而中央总书记又是党的核心。所以，苏联采取的实际是以总书记为主的个人元首体制。
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前身是中央书记处，最早设立于1905年，当时只是一个具体的办事机构，主要负责中央同地方组织的联系，处理来往信件以及管理财务等，直到1919年，它仍是一个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的负责日常的组织性和执行性工作的部门。从1920年起，俄共（共）决定加强书记处，开始将组织性和执行性的日常工作也交给它处理，并且还成立了一个由三名书记组成的委员会。此后，中央书记处就成了一个独立的、具有领导性质的机关。书记处成员数量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少则3人，多则10人。所有的中央书记都是组织局的成员，其中还有一名或几名是中央政治委员。这样，书记处职能大大地增强了，逐渐成为一个人数众多、权力很大的中央领导机构，在实际工作中不仅决定着党的重大方针政策，而且影响着中央最高机构的领导人选。
在这样的背景下，1922年4月，俄共（布）中央全会决定增设中央总书记一职，并由斯大林担任。由于同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组织局委员，斯大林的个人权力越来越大。书记处也逐渐不再从属于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而是听命于另有一套人马的斯大林办公室，全党的重大决策权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列宁晚年对此有所查觉并在所谓“政治遗嘱”中表明了自己的担心：“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又由于斯大林“太粗暴”，列宁建议将斯大林从总书记岗位上调开，另选更合适的人担任这个职务。但是，列宁的最后愿望不能实现。
1924年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接连击败反对派，逐渐将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到了30年代，随着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盛行，总书记一职从书记处的最高领导变成了政治局、组织局的最高领导，也成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最高领袖。总书记，也就是斯大林，不仅成了党的化身，而且成了苏联国家的代表。1936年苏联通过新宪法时，不是由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布尔加宁，而是由党的总书记斯大林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主席并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这部宪法因而被称为“斯大林宪法”。列宁的担心后来成了残酷的事实。
为了突出总书记个人的地位和作用，苏联政府的主要职务也都由总书记担任。1941年5月，斯大林任人民委员会（1946年改称部长会议）主席；6月任国防委员会主席。这样，苏联就形成了一种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个人集权的总书记领导体制。以后的领导人也大致如此。斯大林去世后，总书记改称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先是当上第一书记，后于1958年兼任部长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1964年接任苏共第一书记之职，1966年又恢复总书记的称呼，1977年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1985年出任总书记，1988年又出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这种以党职为主，同时兼任政职、军职的个人元首体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最典型的。
两位第一任总统
苏联实行总统制是作为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重要成果之一出现的，但早在1936年和1964年，苏联就有人提出实行总统制的建议，只是没有被认可。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苏联的一些法学家和政治学家就公开提出要研究西方的三权分立学说，以便从中吸取有用的成份，但这样的主张当时并没有得到响应。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召开前夕，苏联又有人提出国家政体实行总统制的设想，同样也没有多大市场。
变化同样是从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开始。戈尔巴乔夫在这次会上提出要建立“法治国家”和“法律至上”的主张，大大地促进了苏联学术界对西方三权分立学说的研究。苏联实行了人民代表苏维埃制度和戈尔巴乔夫担任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之后，总书记的权限开始向最高苏维埃分权和转移。不久，戈尔巴乔夫又进一步提出要在苏联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思想，而叶利钦以及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等人更是直接提出要在苏联实行总统制。1990年初，《真理报》编辑部专门组织了一次学者座谈会并将与会者关于实行总统制的发言刊登了出来。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还陆续派出一些团体公开地或秘密地前往美国、法国等地考察西方的议会制和总统制，一些学者和戈尔巴乔夫的顾问们也纷纷发表文章论证在苏联实行总统制的必要性。
在苏共中央1990年二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首次公开提出在苏联设立总统制的建议，要求给予总统一切必要的权力以便将改革的政策付诸实施。所以，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中明确地说：
苏共认为，三权，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立对于管理效率来说具有关键性的优越性。用列宁的话来说，我们应当把苏维埃制度的优越性同议会制的好处相结合厖在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作用的同时，需要一个落实改革政策、执行所通过的法律的可靠的和有效的机制。
这样，在苏联实行总统制的建议就包括在苏共这个新的行动纲领当中。
中央二月全会一结束，戈尔巴乔夫立即主持召开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一致赞同“在苏联建立民主总统制政权”，并决定马上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和苏联第三次非党人民代表大会以便正式决定实行总统制。在2月14日先行召开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400多名与会代表经过对主席团提交的关于实行总统制的法律草案进行激烈的讨论，大多数代表主张要尽快地在苏联实行总统制。会议以347票赞同、24票反对、43票弃权通过了在苏联设立总统制和修改宪法有关条款的决议，同时决定在3月召开召开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讨论确立总统制问题。
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于1990年3月12～15日举行，其主要议题就是设立总统制问题。大会最后以1817票赞成、133票反对、61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设立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和补充法》。根据经过修改和补充后的苏联宪法第15条，凡年满35岁并不超过65岁的苏联公民都可以当选为苏联总统。除了首任总统由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之外，以后的总统都要由苏联全体公民按照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原则，在全国范围内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参加选举的选民超过全体公民的一半，选举就有效；总统候选人只要获得参加选举的选民半数以上的选票，就可以当选。总统必须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宣誓就职，任期为5年，可以连选连任，但不能超过两届。
这次非常代表大会同时通过了就在这次大会上选举苏联总统的议案。根据大会确定的总统候选人数多少不受限制的原则，由300多人组成的联盟议员团推举戈尔巴乔夫、雷日科夫和巴卡京作为总统的候选人。但是，雷日科夫和巴卡京先后宣布退出竞选。对此，雷日科夫两年后告诉小杰克.F.马特洛克：他退出竞选只是出于对戈尔巴乔夫的忠诚，后来他觉得自己是一种愚忠，他确信如果自己参加竞选的话，他会在竞选中获胜。这样，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就成了唯一的总统候选人，代表大会以以1702票赞同、156票反对、36票弃权确认了戈尔巴乔夫为第一任苏联总统候选人的资格。14日深夜，出席大会的人民代表进行了选举苏联总统的秘密投票。次日，选举揭晓，戈尔巴乔夫以1329票赞成、495票反对、313票弃权或无效当选为苏联历史上第一位总统。
在确立了总统制并选出了第一任苏联总统之后，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还成立了两个隶属于总统的机构，总统委员会和联邦委员会。前者共有17名成员，其中部长会议主席是当然的成员，其余的由总统任命，主要包括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等等，使命是制定有关实现苏联对内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和保证国家安全的措施。后者由各加盟共和国的最高国家公务人员组成，其主要任务是：审议遵守联盟条约的问题，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提出解决民族关系方面的争论和冲突的建议，协调各共和国的活动，保证各加盟共和国参与解决属于苏联总统权限范围之内的具有全苏意义的问题。
从总书记到总统，不仅仅是最高权力的代名词的变化，而是国家元首体制以及通过这种元首体制所反映出的政治制度的深刻变化，对于苏联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正如马特洛克描写的那样：“天空已布满了乌云，反对票和弃权票只是其中的一块。尽管这个国家正面临着一场暴风雨，但不可逆转的事实是，从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公开谈论改变政体结构的可能性以来，在短短的几个星期的时间里，苏联帝国的政体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共产党不再有合法的权力进行专制统治，国家和政府的组织与以前万能的共产党机构没有正式的联系。”
在戈尔巴乔夫向苏联总统宝座挺进的同时，叶利钦也不甘寂寞，而是向俄罗斯联邦的权力顶锋冲击。作为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联邦的面积为全苏联的76％、人口占全苏人口的56％、工业产值占63左右％，从历史到现实都在苏联的各个领域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实际上是苏联的根基。所以，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的所做所为也就是向戈尔巴乔夫的挑战，要夺取苏联首先要夺取俄罗斯。
叶利钦是分两来实现最终政治目标的，首先在5月16日开幕的俄罗斯联邦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竞选最高苏维埃主席。此时，作为苏共党内反对派的叶利钦在力量对比上并不占太多的优势，最初的主要对手是苏共官方的主流派、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波洛兹科夫。第一轮投票的结果，叶利钦获得497票，波洛兹科夫获得458票；5月26日第二轮投票的结果，叶利钦获得503票，而波洛兹科夫获得458票。在这两轮投票中，两人都没有达到当选所需的531以上的票数。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主流派用原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弗拉索夫取代了波洛兹科夫来同叶利钦竞争。结果，在29日揭晓的第三轮投票中，弗拉索夫获得467票，名落孙山，而叶利钦获得535票，以微弱的优势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党内反对派战胜了官方主流派，大大地增进了叶利钦的从另一个途径重新崛起的信心，也是他在不久后召开的苏共第二十八大上宣布退党的重要动因。
但是，叶利钦这时的政治抱负绝不限于此，他还要走第二步，冲向更高的目标--当俄罗斯联邦的总统！
在戈尔巴乔夫按照西方三权分立的原则在苏联确立总统制的过程中，叶利钦为了实现自己更加激进的政治主张并同戈尔巴乔夫抗衡，也想在俄罗斯联邦实行总统制。所以，在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以后，叶利钦30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就说，由于人民代表大会“无所作为”，俄罗斯联邦在一年后也应当实行总统制，总统不分大小，都是平等的。同年8月15日，叶利钦在家乡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发表讲话时，正式提出了在俄罗斯联邦实行总统制的构想。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认为，政治管理中的任何社会行动“都要受到行动者自己对于合法性秩序的信念支配”，其含义与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所讲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一样，就是为自己的行为寻求法律依据。最有权威性的法律无疑是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正如美国的一位宪法学者所讲的，“一个合法的政治社会应基于人民的同意，这种同意应在人们为建立政府而达成的社会契约中反映出来。这种社会契约通常采取宪法的形式，而宪法又会确定政制构架（a framework of government）及其建制蓝图。厖宪法与政府共存;如果要有政府,毫无疑问就需要有宪法。”
与戈尔巴乔夫进行重大政治体制改革之前先通过“超级宪法”--党的决议和修改宪法一样，叶利钦要在俄罗斯联邦设立总统制，也必须有法律上的保护。于是，他亲自领导一个俄罗斯联邦宪法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一个新的宪法草案，将它刊登在报纸上，作为俄罗斯公民讨论的基础。这个宪法草案宣布俄罗斯联邦将要建立起美国式的三权分立国家，规定：“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俄罗斯议会、总统、宪法法院和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它们根据分权的原则独立地履行自己的职能，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其中，“总统是联邦国家元首和行政首脑”，由俄罗斯联邦公民直接选举产生。
叶利钦原指望在年底举行的俄罗斯联邦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这个宪法草案，但由于各方面的抵制，特别是各级共产党组织的反对而未能如愿，不得不暂时地推迟了这个计划，只好先在俄罗斯联邦进行全民公决。1991年春天，叶利钦在“民主俄罗斯”等派别的支持下，不顾戈尔巴乔夫和联盟中央的反对，迅速地将在俄罗斯联邦实行总统制问题正式地提到日程上来。为此，“民主俄罗斯”多次举行大规模的游行，叶利钦、波波夫等政界要人也四处游说，进行这方面的宣传鼓动。结果，俄罗斯联邦在3月份就是否需要设立总统问题举行了全民公决，有52％的选民投了赞成票。叶利钦关于在俄罗斯联邦建立总统制的构想最终得到了俄罗斯公民的确认。
与一般的总统制不同的是，根据俄罗斯宪法，总统拥有特别巨大的权力，不仅有权颁布政令进行立法、决定政府的组成以及在行政部门遭到议会责难时为其提供辩护的权力，而且掌管着庞大的官僚机构，因而被有的学者称之为越级总统制。在很大程度上，日后俄罗斯政坛上的矛盾就是围绕着强化还是弱化总统权力展开的。
走出这一步之后，叶利钦便紧锣密鼓地筹备实际操作。4月5日，俄罗斯联邦第三次常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将6月2日作为总统选举日；5月20日，俄罗斯联邦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总统候选人登记工作结束。候选人共有6人，他们是：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伏尔加--乌拉尔军区司令马卡绍夫上将、克麦罗沃州最高苏维埃主席图列耶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巴卡京、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在随后召开的俄罗斯联邦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对俄罗斯联邦宪法进行了修改和补充，通过了《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法》，同时也确认并批准了上述6名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这6位总统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叶利钦就不必多说的；至于其他5人，叶利钦倒是有一番直到今天也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评论：
投票支持雷日科夫的是那部分不愿意要新东西、愿意苏联保持旧样子和要计划经济、要依赖国家补助金的宁静生活、要稳定的起码的生活的居民。雷日科夫过去总是积极地捍卫所有这些优先权。而由于帕夫洛夫实行的改革，由于卡拉巴赫与南奥梯冲突的不断发生，由于私营企业家时代的开始，对于大部分居民而言，保住这些优先权便成了最重要的事情。
还有一位候选人，这次是戈尔巴乔夫直接安插的亲信--巴卡京。他也是一个退伍军官，一位进步人士，一位可爱的人，一个颇受新闻界关注的人。其实，投巴卡京票的选民并不多。然而他起到了自己的作用：在人们头脑造成混乱，使得一些人动摇不定，而有一部分人则陷入众多候选人的云里雾中，根本就没有去投票。
最后，还有一件＇礼物＇：这是3个十分令人厌恶、但异常活跃的人物。他们拼命反对整个民主思想，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反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本人，主张以铁腕手段整顿秩序。他们就是马卡绍夫、图列耶夫、日里诺夫斯基，一员将军，一个代表，一位独立的政治家。这是3个相当现代的（即严厉的、坚决的、富有攻击性的）人物，3个有那么一腔恨意怒气和一股凶狠劲头的人物，最主要的--这是3个危险的人物，因为黑暗的蒙昧主义每天都从电视荧光屏上向四面八方扩散，欲使整个社会麻痹和瘫痪。
正如叶利钦的评论的那样，比较温和甚至有点保守的雷日科夫和巴卡京现在已淡出政坛，而后3个中的两个--马尔绍夫和日里诺夫斯基则一直不甘心寂寞，甚至在1998年还都有惊人之举。11月，作为共产党杜马党团成员的马尔绍夫挥舞着双拳、怒气冲冲地狂呼：“我要把所有犹太人抓起来，把他们送进另一个世界。”俄罗斯电视台将这幅镜头播放了一遍又一遍，在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12月，日里诺夫斯基因急不可耐地进行2000年总统竞选、言行过激而被国家杜马剥夺了为期一个月的表决权。
在短短的半个多月时间里，这6位候选人各施浑身解数，展开了激烈的竞选活动。相对而言，近一年多始终处于苏联政治风头浪尖上的叶利钦知名度比较高。早在5月上旬，全苏舆论调查者中心莫斯科分部对2500名选民进行了民意测验，结果有55％的被调查者赞成由叶利钦出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另有1％的被调查者赞成由戈尔巴乔夫来担任。因此，选举成果也就不言而喻了，在全俄罗斯联邦境内88个选区1.06亿有选举权的居民中，74.66％参加了投票。叶利钦得票率为57.3%，雷日科夫、日里诺夫斯基、图列耶夫、马卡绍夫和巴卡京的得票率分别为16.85%、7.81%、6.81%、3.74%、3.4%。
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的第一任总统。不过，千万不要忘记，形式上，此时的俄罗斯联邦还只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苏联还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其至高无上的代表者是戈尔巴乔夫而不是叶利钦；但是实际上，此时的苏联则是一个危机四伏、即将崩瘫的大厦，戈尔巴乔夫是末代“沙皇”，而当时的叶利钦还只能算一个“诸侯”。
长期潜伏着的民族危机
伴随着政治上剧变的完成，苏联的解体实际上也开始了。
1978年，生于苏联格鲁吉亚、后移居到法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埃莱娜.卡雷尔.唐科斯出版了一本轰动当时的书，名字就是《分崩离析的帝国》。作者在书中认为：在苏联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最急需解决而又最难解决的是民族问题；苏联在民族问题已经陷入危机，非俄罗斯民族反对“一体化”和“俄罗斯化”，宗教的复苏已同民族斗争结合起来。虽然在苏联“不存在民族独立运动”，但各少数民族同中央政权的矛盾日益尖锐，苏联当局将象沙皇俄国一样，“无法走出民族问题的死胡同”。十年以后，唐科斯所预言的成了现实，这个帝国正是在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声中瓦解的。
苏联由各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联邦制国家。1922年刚成立时，苏联只有俄罗斯、乌克兰、南高加索、白俄罗斯等四个加盟共和国；乌兹别克、土库曼于1925年、塔吉克于1929年加入苏联；1936年南高加索加盟共和国分为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三个加盟共和国，同时原来低一级的自治共和国哈萨克、吉尔吉斯也升格为加盟共和国；1940年，在摩尔达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成为加盟共和国后，苏联最终有15个加盟共和国。但在这些加盟共和国中，一共有大大小小100来个民族。这些民族不仅相貌特征和文化源流千差万别，更为致命的是，它们可以分成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征服者的后裔与被征服者的后裔。虽然生活在一个国家中，这些民族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融合在一起，苏联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包括民族情绪、民族矛盾、民族冲突、民族分离等在内的民族问题的种子。
苏联的民族问题一部分是从沙皇俄国那里继承来的。
沙皇俄国之所以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是俄罗斯人征服的结果。伊凡四世称沙皇后便开始了对周边地区的军事扩张，16世纪征服了伏尔加河中下游流域并跨过乌拉尔山脉，17世纪中叶已到达西伯利亚东部、进入中国黑龙江流域；彼得一世通过长达21年的北方战争（1700－1721），从瑞典割占了卡累利阿－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北部；叶卡捷琳娜二世通过三次瓜分波兰，又割占了白俄罗斯、乌克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一部分；亚历山大一世则转向高加索以东，先后吞并了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以及哈萨克的大部分；尼古拉一世占领了亚美尼亚大部分、完全控制哈萨克、征服了中亚并从中国强行掠夺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沙俄这个庞大帝国中，俄罗斯是统治民族，其它民族则是被压迫民族，国家的统一是以沙皇残酷的专制统治为前提的。沙皇对非俄罗斯民族进行难以置信的压迫、蹂躏、虐杀。这些民族被称为“异族人”，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独立要求。在对所谓“异族人”推行强制俄罗斯化政策的同时，沙皇还唆使一些民族反
对另一些民族，散布民族仇恨，挑战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残杀。甚至连作为俄罗斯人的列宁都愤怒地谴责说，历代沙皇“打破了民族压迫的世界纪录”。
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但也继承了沙皇俄国的疆域、民族和民族问题。当然，苏维埃俄国初期，列宁主张并竭力推行民族平等、民族自决权和帮助被过去压迫的民族发展经济以便达到事实上的平等政策，高加索和波罗的海的一些民族，如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白俄罗斯、乌克兰等甚至一度独立并且得到苏维埃俄国的认可。然而，好景不长，以对少数民族压制和征服表现出来的大俄罗斯主义在苏联也出现了。先是在30年强行以古斯拉夫语所用的字母代替拉丁字母，使各民族语言向俄语靠近，历史学家淡化被征服的民族对沙皇俄国抵抗的进步意义，相反宣扬要“从领土上和历史上”继承过去的帝国。所以，西方有的学者认为：“苏维埃时代，俄罗斯化重于俄罗斯民族主义……是苏维埃帝国政治、经济集中化的意外结果。”
正因如此，苏联问题还有一部分是自己按大俄罗斯主义政治文化传统“克隆”出来的，最突出的例子一是并吞波罗的海三国，二是战争期间及战后对6个少数民族的惩处。
立陶宛、爱沙尼亚、阿塞拜疆是十月革命后离开俄罗斯人最长的三个民族，但是，作为独立国家也只存在到1940年。长期以来，这三个国家加入苏联一直被说成是其人民的自愿选择。1993年才真相大白，原来是苏联根据与德国达成的秘密协议用武力并吞的。
1939年8月22日，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闪电般地访问莫斯科，并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签订了一个为期10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这个公开的协定的背后，苏德两国还分别于8月23日和9月28日签订了《秘密补充议定书》和《<秘密补充议定书>的说明》。这两个秘密文件规定：一旦属于波罗的海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各地区领土发生和政治变动，立陶宛北部边界同时应成为德国和苏联势力范围的边界，立陶宛及其以东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领土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
德国侵入波兰后，苏联立即利用《秘密补充议定书》向波罗的海三国发难。1939年9月18日，塔斯社谴责爱沙尼亚没有严守中立，这三个小国的领导人不得不先后来到莫斯科表明心迹。经过谈判，苏联28日同爱沙尼亚、10月5日同拉脱维亚、10月10日同立陶宛签订了互助条约。根据这些条约，苏联获得了利用这些国家海军基地和航空基地、驻扎军队的权利。法国投降后，苏联对这三国也下手了，先后于1940年6月14日、19日向立陶宛、拉脱维亚、受沙尼亚提出了最后通牒，以苏联红军受到三国居民的威胁为借口，要求逮捕这三个国家的某些部长。于是，立陶宛在苏联驻德国大使杰卡诺佐夫的监督下，拉脱维亚在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的监督下，爱沙尼亚则在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长日丹诺夫的监督下成立了新政府。由于这些新政府还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政府，所以，苏联又进一步进行干预。7月14日，三国举行了苏联式的议会选举，唯一的候选人名单上列的全是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新议会一产生就按苏联的旨意要求三国政府立即现苏联合并。苏联最高苏维埃于8月1－8日举行特别会议，批准三国作为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并入苏联?二战期间，苏联的许多领土被德军占领，由此还引起苏联对一些少数民族的惩处。唐科斯写道：
德国军队刚从那些表现出民族自治倾向的领土上撤走，斯大林就大张挞伐。1943年10月至1944年6月期间，有六个小民族被指控为叛逆，被赶出他们的故乡并被放逐到了中亚或西伯利亚、这样，他们就与1941年被流放的日耳曼人会合在一起了。至少有100万人（在1939年，有407690车臣人，92074印古什人，75737卡拉恰伊人，42666巴尔卡尔人，134271卡尔梅克人，20万以上的克里米亚的鞑靼人，38万伏尔加的日耳曼人）被指控为犯了罪，并且所属整个民族都被指控犯了罪。1946年，一个法令规定，按照放逐的作法，将取消车臣族，印古什族和鞑靼族的领土。
除了这些之外，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复杂，并且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这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1965年底，苏共乌克兰族党员、文学评论家伊凡.久巴曾给乌克兰党中央一份很长的意见书，其主要内容就是揭露和批判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苏共中央领导人推行的大俄罗斯主义和对乌克兰的“民族压迫”。乌克兰党中央把这份意见书印发给州党委内部传阅并在乌克兰地下刊物上转载，后流到国外，1968年在西方以《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为题出版。久巴本人也因此获罪，1972年被苏联当局逮捕。
在苏联时期，各民族是通过单一的政治联系在一起的。由于这种政治联系是高度集中的并且辅以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和单一的意识形态追求，所以，许多少数民族虽然心有所不甘，却似乎也无能为力。戈尔巴乔夫上实行的政治改革实际上是在一步一步削弱这种政治联系，而在“公开性”条件下翻腾出来的许多历史旧帐更激起了少数民族对大俄罗斯主义的不满。民族情绪、民族怨恨、民族矛盾、民族独立等等一下子都从“潘多拉匣子”里涌了出来。一党制的终结、自由选举制度和总统制的确立使将各民族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丧失了，俄罗斯从过去的制度下挣脱出来，其它加盟共和国也从这种制度下挣脱出来。但与此同时，苏联的末日也就到了。
分崩离析的帝国
就国家整体与其组织部分析相互关系（即国家结构）而言，苏联是一种复合制，即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联邦国家。苏联拥有全国统一的权力机构和行政执行机构，拥有统一的法律、国民经济、军队和国籍；各加盟共和国名义上是享有主权的独立国家，可以自由退出和加入苏联，但实际上只是苏联境内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单位，有权根据苏联宪法制定本共和国的宪法，可以拥有自己的最高国家权力机构和最高国家管理机构。
苏联不仅是凌驾各加盟共和国之上的真正主权国家，而且是还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高表现。所以，要冲破它的不仅是非俄罗斯民族的加盟共和国，而且也包括俄罗斯本身。它们都要摆脱苏联，不同的是前者以争取独立为主，后者以实现政治制度转向为主。这样，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出现了争夺“主权”混战。“1989到1990年，在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14个都蔓延着民族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导致分离倾向的扩大，以及各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最后促使联盟迅速解体。”
首当其冲的是波罗的海三国。或许是1939年留下的印象太深了，1987年8月，也就是苏德条约签订48周年之际，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三国的首都同时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苏德条约和关于这三个国家加入苏联的决定。二年之后的8月29日，三国的民族主义组织--人民阵线在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共产党领导人的支持下，联合举行了规模更大的抗议苏德条约的行动。这次行动称为＂波罗的海之路＂，200多万人手拉手形成长达600多公里的人链。在15钟的持续时间里，抗议者高唱三国独立时期的国歌，高呼＂俄罗斯人从波罗的海滚出去＂的口号。三国参与这次活动的居民达到40％，可见规模之浩大。也是在1989年，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于7月率先通过了主权宣言，宣布它的法律高于苏联的法律。
进入到1990年，波罗的海三国争取独立运动更加高涨。首先，共产党独立。立陶宛共产党于2月、爱沙尼亚共产党于3月、拉脱维亚共产党于4月宣布建立独立的党组织，不再受苏共控制。然后，宣布国家独立。立陶宛于3月首次进行了自由选举，结果是产生了苏联境内第一个非共产党人控制的最高苏维埃。第二天，新的最高苏维埃就正式宣布立陶宛独立，并且改国名、换国微和变国旗。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也于3月通过了向独立过渡的宣言。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于5月通过了关于恢复该共和国独立的宣言。
与此同时，苏联的南高加索地区也起狼烟，其中，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个加盟共和国之间的领土纠纷日益严重并升级为武装冲突。
这两个共和国之间的矛盾主要是由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简称纳卡）自治州的归属问题引起的。面积4400平方公里的纳卡自治州位于阿塞拜疆境内，人口18万多，其中80％左右是亚美尼亚族，其余的是阿塞拜疆族和格鲁吉亚族。1921年成立自治州以前，纳卡地区曾属亚美尼亚。从宗教信仰上说，阿塞拜疆人是穆斯林，信奉伊斯兰教，而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信奉基督教。因此，占人口大多数的亚美尼亚族一直要求脱离阿塞拜疆管辖，提出将该州划归亚美尼亚，但阿塞拜疆坚决反对。1988年2月，纳卡州人民代表苏维埃自行通过决议，要求并入亚美尼亚，引起阿塞拜疆族的激烈反对，随即发生两族之间的流血冲突。对于这样的决议，亚美尼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同意接收，而阿塞拜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则认为是非法的。以后，纳卡州的两族之间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个共和国支持下冲突越来越激烈。到1989年底，双方动用了现代化的武器展开激战，范围也向周边其它地区扩展。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对于联盟和各加盟共和国的关系关注得并不多。随着政治体制的改革、思想上多元化和民族主义情绪的膨胀，民族分离、民族纠纷等问题越来越严重，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将注意力放到民族问题上来。一方面，为了平息少数民族的不满，戈尔巴乔夫许诺重新划分联盟和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权限，在维护联盟存在并在联盟拥有国防、军事、外交和经济重要部门的前提下，扩大加盟共和国对内政治、经济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对于各民族的独立行动实施高压政策，1990年1月对纳卡州实行紧急状态，派8万多联合部队前去维持秩序，3月派军事进驻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并进行经济封锁。这时期，中亚各加盟共和国也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民族骚乱。
令戈尔巴乔夫焦头烂额、应接不暇的还不只是这些少数民族问题，更有那叶利钦与他的斗法。政治翅膀已经长硬了的叶利钦也开始与戈尔巴乔夫玩起了“主权”牌，向苏联、向戈尔巴乔夫发起了最后的冲击。
1990年5月21日，叶利钦在俄罗斯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就俄罗斯的主权问题提出了13条政治基础：
1、俄罗斯共和国是自愿结成这一联邦的平等民族的主权、民主和法制国家。
2、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由人民直接或通过人民代表苏维埃来行使。
3、俄罗斯同其它加盟共和国的关系用条约来调节，俄罗斯同联盟的关系也用专门的条约来调节。
4、联盟通过的文件不应与俄罗斯的新宪法和同盟签订的条件相矛盾。
5、除了分给联盟的权力之外，共和国独立实行对内对外政策。
6、俄罗斯内部联邦各主体之间的关系靠联邦条约来调节，该条约保障自治单位的主权和经济独立性、文化和民族习俗以及在联邦所有机构的公正而平等的代表权。
7、俄罗斯实行统一的共和国国籍。谁都不能剥夺这种权利。
8、共和国宪法保障政治多元化和在议会范围内实行的多党制。任何党都不得垄断政权。政党和社会组织的活动有专门的法律加以规定。
9、为俄罗斯公民以及居住在俄罗斯领土上的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公民保障所有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
10、俄罗斯公民的各种所有制都受到法律保护。
11、共和国内实行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彻底的无条件的分离。
12、国家权力代表机构的选举是全国性的、平等的、直接的和无记名的。
13、重定俄罗斯的标志，包括重新创作国歌。
在叶利钦的推动下，6月10日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主权宣言，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和法律在其全境居于首要地位。俄罗斯的这种做法不仅拆掉了苏联的主要支柱，而且在其它加盟共和国中间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乌兹别克与摩尔多瓦于2月20日、乌克兰于7月16日、白俄罗斯于7月27日、土库曼和塔吉克于8月23日、哈萨克于10月25日、吉尔吉斯于12月12日发表了独立宣言。所以，有的学者指出，“苏联正式解体于1991年底，但实际上在1990年底已经接近名存实亡了。”
宫廷政变
作为苏联的总统，戈尔巴乔夫还试图挽救苏联于崩溃之中。1990年6月12日，戈尔巴乔夫在联邦委员会上提出了“社会主义主权国家联盟”来取代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构想，并且正式提出了缔结新联盟条约的问题。11月，由戈尔巴乔夫组织的专家小组起草的新联盟条约草案公布。12月召开的苏联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经过投票表决，在赞成苏联作为主权、平等的共和国联盟继续存在并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同时，决定对此进行全民公决。根据1991年1月1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决定，3月17日全苏就是否保存苏联进行了全民公决，有80％的公民参加了投票，结果是76.4%的投票者赞成保留苏联。
不过，全民公决带来的短暂希望很快就被经济危机淹没了。1991年第一季度，苏联国民生产总值下降8％，对外贸易下跌33.8％，进口下跌45.1％，出口下跌18.4%，决定外汇收入的石油产量减少9%，煤产量减少11％，此前一年的通货膨胀高达22％。4月，戈尔巴乔夫宣布提高和放开大部分消费品的价格又引起了新的社会动荡，莫斯科等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明斯克等一些城市的工人举行罢工。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民族危机汇合在一起，成为浩浩荡荡的苏联＂送葬大队＂。
面对这种局势，戈尔巴乔夫抛开3月公决的结果，4月3日与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哈萨克、阿塞拜疆、塔吉克、吉尔吉斯、土库曼等9个加盟共和国总统举行了“9＋1”的会晤，决定于8月20日签订经过修改的、更加突出加盟者的主权地位而且取消了社会主义的《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条约》。新联盟条约规定：加入联盟自愿，各国可以直接加入也可以作为其它国家的一员加入，承认签约时各成员国之间的边境；联盟机关由共和国院和联盟院组成的苏联最高苏维埃行使联盟的宪法权力；联盟总统为联盟国家首脑，拥有最高的行政命令权力，是联盟的武装力量总司令，在对外关系中是联盟的最高代表。如果这个条约签订了，苏联事实上将不复存在，代之以一个松散的联邦，社会主义也将在苏联消失。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八·一九”政变。
严格意义上说，这次政变是从8月18日开始的。8月4日，被事态变故搞得筋疲力竭的戈尔巴乔夫携全家来到苏联南部的克里米亚黑海福罗斯镇的总统别墅休假，原定19日返回莫斯科，20日主持签署新联盟条约的仪式。18日下午4时50分，负责苏联领导人安全的国家安全保卫局长普列汉诺夫、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金、苏联中央政治局委员舍宁、苏联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国防部副部长瓦连尼科夫从莫斯科飞到福罗斯，要求戈尔巴乔夫要么签署紧急状态法令，要么自愿交权或辞职。戈尔巴乔夫拒绝样做，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命令普列汉诺夫对戈尔巴乔夫实行隔离并切断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戈尔巴乔夫一家在这里渡过了不寻常的三天三夜。
第二天一早，这次政变的主要策划者，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总理帕夫洛夫签署了《苏联领导的声明》，宣布从1991年8月19日4时起在苏联个别地方实行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并成立在此期间行使全部国家权力的紧急状态委员会。其成员除了这三个人之外，还有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苏联内务部长普戈、苏联农民联盟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苏联国营企业和工业、建筑、运输、邮电设施联合会会长季贾科夫和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该声明同时宣布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已无法履行总统职务，其全部权力由副总统亚纳耶夫代行。
接着，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了《告苏联人民书》，声称：
在我们祖国和我国各族人民面临的严峻时刻，我们向你们发出呼吁！我们伟大的祖国面临致命的危险！由戈尔巴乔夫发起并开始的改革政策已走入列胡同。无信仰、冷漠和绝望取代了最初的热情和希望。各级政权失去了居民的信任。在社会生活中，玩弄权术取代了对国家和公民的命运的关心、对国家各级机构进行恶毒的嘲弄。整个国家实际上已失去控制。
同时，紧急状态委员会还宣布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已无法履行总统职务，其全部权力移交给副总统亚纳耶夫。不难看出，这些人企图用极端的方法对苏联的崩溃做最后的拯救。
对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做法反应最强烈的是叶利钦。叶利钦18日晚8点才从阿拉木图飞回来，据说政变的策划者曾想将他乘坐的飞机打下来或在机场将他逮捕，可不知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否则俄罗斯就没有叶利钦时代了，因而也就不会有这本书了！次日早晨，叶利钦来到俄罗斯政府所在地--莫斯科河畔的白宫，在这里设立了抵抗指挥部。中午，叶利钦记举行了者招待会并且宣读了《告俄罗斯公民书》，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是“非法的”，是“右派反宪法的反动政变”，要求立即召开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下午，他站在白宫前面的坦克车上发表演讲，呼吁在俄罗斯全境内进行无限期地罢工以给予“叛乱分子以有力的回击”。在叶利钦和俄罗斯联邦其他领导人的号召下，在以后的两天里，莫斯科以及其它地区很快就形成了反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浩大声势，不仅反对、抵抗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许多参与政变的军人也纷纷倒戈，拒绝执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在这期间，国际社会也对苏联施加压力，公开宣布不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21日下午，眼见大势已去，政变的重要支持者和参与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苏共中央副总书记伊瓦什科以及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和季贾科夫先后飞往福罗斯会晤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是“负荆请罪”。与此同时，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决定向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出最后通牒，要它立即解散并释放戈尔巴乔夫。当获悉克留奇科夫等人前往福罗斯的消息后，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也派副总统也鲁茨科伊和总理西拉耶夫到那儿会见戈尔巴乔夫。当晚，苏联外长别斯梅尔特内赫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8月19日的夺权行动是违反宪法的行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认为实际中止戈尔巴乔夫履行宪法规定的职责并将这种职责交给副总统是非法的；苏联最高检察院在一份公告中指出，非法成立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行动存在着犯有国事罪的证据，总检察长已经提起刑事诉讼；戈尔巴乔夫也发表声明，宣布他已经完全控制了局势，一度被中断的外部联系也恢复，几天之后他就可以完全履行总统职责。
总之，政变失败了，普戈自杀，其余的参与者都被“追求刑事责任”，成了“水兵寂静”里的“贵宾”。
在一个始终是由极权主义政权、而通常是由独裁者统治的国家，一个包括副总统、政府首脑、各种武装力量、秘密警察和普通警察领导人物的图谋竟会失败，按照常理判断不会有这种可能性。更让人费解的是当时那个国家正处于极端的经济困难中，总统不受人欢迎，而这次图谋又得到议会主席的默许，或者说是宽容。实际上，属于和同情紧急委员会的人就是苏联政府，只有总统除外。在一个法律细节在政治发展中从来不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他们为什么能失败呢。
马特洛克的这番话道出了过去和现在许多人的疑问。
其实，答案很简单，那就是请看看本章所写的过程，想想导致这个过程的各种因素，就明白了。当事者戈尔巴乔夫本人后来说：“如果一年半至二年前发生叛乱，它也许能够得逞。如今，社会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目睹者马特洛克也说：
失败是因为国家发生了一系变化，使人们根本不可能成功地组织一场非法夺权。组织者们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变化。他们还以为他们所应付的还是60年代的苏联：宣布夺权，在街上部署几辆坦克就成了。
“八·一九”政变失败的直接原因就是如此。其最大的“成果”不过是对已经奄奄一息的苏联又猛击一下后脑，加速了它的死亡。
克里姆林宫易帜
苏联的死亡先从它的＂大脑和心脏＂--苏共开始，而苏共的＂最后一口气＂是在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联合紧扼之下而咽下去的。
8月22－25日，叶利钦先后签署命令，宣布苏军中的共产党组织非法，暂停《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等6份苏共中央的出版物出版，查封苏中央大楼，其财产由俄罗斯总统办公厅接受，苏共中央大楼项上的红旗也被扯了下来，代之以十月革命前的红白蓝三色旗；两天前刚从福罗斯返回莫斯科、惊魂未定、余怒未消的戈尔巴乔夫24日发表声明，责备苏共中央及其政治局、书记处没有坚决地反对政变，不仅自己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而且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共和国的地方党组织则自行决定自己的前途。次日，苏共中央书记处被迫发表声明，宣布接受自动解散苏共中央的决定。
从1898年算起已存在了93年、执政了70多年并且拥有1500万成员的苏联共产党就这样退出历史舞台了，最为可悲地是它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无论是党员干部，还是普通的老百姓几乎没有任何反应，默默地承认了自己的＂先锋队＂消失的现实！两位苏共中央委员悲哀地说：＂1991年反对苏共的任何一个命令都没有引起任何保卫苏共的运动。没有任何集会、游行、罢工来捍卫被禁止的共产党。＂早在40－50年代，苏联曾流行这样一则哲学笑话：问：＂在苏联是否可以实行两党制？＂答曰：＂不，不可能。因为我们养不起！＂
这则笑话中是否包含了后来苏共悲剧性的结局呢？
＂八.一九＂政变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到10月底，除了俄罗斯联邦和哈萨克还保持着苏联的主权国家的地位之外，其余13个都宣布独立。而此时的苏联基本上是一个空架子，实权都从戈尔巴乔夫逐渐地转移到了叶利钦手中，前者连自己的命运都把握不住了。12月8月，就在戈尔巴乔夫还为签署新联盟条约而四处奔波的时候，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首脑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科维奇在白俄罗斯的别洛韦日森林签署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正在停止存在”。有人形象地说，这三位斯拉夫人在苏联的“死亡证”上签了字。12月21日，除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之外，原苏联的11个加盟共和国在哈萨克的阿拉木图举行会晤，最终签署了《阿拉木图宣言》，声明这些共和国以“平等的创建国”身份参加“独立国家联合体”。
独立国家联合体既不国家，也不是超国家的实体，而是一种非常松散的主权国家的联合形式。其协调机构有两个：一个是由成员国的国家元首组成的国家元首理事会，主要负责讨论和决定独联体协议、与各成员国在共同感兴趣领域里活动有关的其它问题；另一个是由各成员国的政府总理或部长会议主席组成的政府首脑理事会，负责协调和解决各成员国共同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独联体的主要活动方式是每年至少召开两次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和四次政府首脑理事会会议。在特别的情况下，国家元首理事会和政府首脑理事会还可以举行联席会议。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克被定为独联体协调机构所在地。
1991年12月25日晚7点多钟，戈尔巴乔夫在中央电视台发表他作为苏联总统的最后一次讲话：“鉴于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的形成的局势，我停止自己作为苏联总统的活动，作出这一决定是出于原则性的考虑。我坚决主张各族人民的独立自主，主张共和国拥有主权。但是同时主张保留联盟国家，保持国家的完整性。事态沿着另一条道路发展。肢解国家的方针占了上风，对此我是不能同意的。”不同意又能怎么样呢？戈尔巴乔夫讲完话后，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0多年的印有镰刀和斧头图案的苏联国旗落下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走到了其历史的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