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国际政策中两条路线的区分日益明显，与此相适应的是由于在国际舞台上活动的政治力量划分而形成了两大阵营，一方是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另一方是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
----［苏］阿·日丹诺夫
大战期间，我对我们俄国朋友和盟友的观察所得到的印象使我坚信，他们所钦佩的莫过于实力，而他们最瞧不起的是军事上的虚弱。
----［英］温斯顿·丘吉尔
“冷战”一词是1946年初美国政治家赫伯特·斯沃普在为美国参议员伯纳德·巴鲁克起草的一篇演说稿中最先提出来的。1947年美国记者李普曼发表了一系列鼓吹“冷战”的文章，以后，“冷战”一词便广泛流行起来。在含义上，“冷战”被用来说明当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由过去的联盟关系转向冲突，也是指1946年开始的美苏之间除了直接动用武力以外的一切敌对行为，范围涉及到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尘埃刚刚落定，反法西斯阵营分崩离析的迹象便露端倪。西方的盟主美国为了战后称霸世界，把防范和削弱苏联放在首位。苏联则在自己的周边开辟安全地带，与西方针锋相对。战时的盟友开始反目为仇。丘吉尔在美国的富尔敦将“冷战”帷幕徐徐拉开，美苏为首的两种制度进入了对峙时期。德国的一分为二、两大军事集团和两个经济共同体的建立，标志着两大阵营这种对峙局面的最终定格，以后又持续了四十多年，大体上到了苏联解体才算结束。
战后长期笼罩世界的“冷战”乌云，对世界格局和各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那么，它到底是怎样起源的呢，又有那些后果呢？
山姆大叔的霸主梦
“冷战”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使美苏等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暂时地结成联盟。
但是，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彼此的合作不仅以相互讨价还价为前提，而且伴随着时起时伏的明争暗斗。当法西斯主义成为历史的垃圾之后，美苏战时的联袂时代便告终结，代之以相互敌对。
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德意日三个法西斯主义国家，严重削弱了英法两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但造就了一个世界强国――大西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远离战场免受枪炮之灾，贩卖军火大发战争横财，与其它国家不同，美国的经济、军力实力却在二战是急剧膨胀起来。从1933年到1944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增长了31·5倍。战后结束时，美国工业总产量占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的60％，出口额由战前占资本主义世界出口总额的14·2％增至32·5％，黄金诸备占资本主义世界的黄金诸备的3＼4，对外投资总额从1939年的114亿美元增至1949年的270亿美元。军事方面，武装部队人数从1939年的33万5千人增至1945年的1200万人，海
军舰艇吨位从1939年的100万吨增至1945年的380万吨，跃居世界首位。另外，美国还是当时唯一拥有原
子弹的国家，在日本长崎和广岛爆炸的两颗原子弹似乎更证明了美国的强大。于是，一手拿着与黄金等值的美元，另一只手挥舞着威力无比的原子弹的山姆大叔，便不可一世地作起主宰世界的霸主梦来。美国总统胡佛在《论美国的道路（1945～1948）》一书中直言不讳地说，“掌握了原子弹，我们就能够将自己的政策强加给全世界”。
面对美国的野心，战败了的德意日往日威风丧失殆尽，已成刀下任人宰割的鱼肉，无可奈何，元气大伤的英法委身于美国的羽翼之下，仰其鼻息，哪敢说不。能与美国对抗的唯有苏联。
在6年的残酷战争中，苏联承受了比任何国家都大的牺牲，国民经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无数城市和乡村化为瓦砾，直接损失达5000亿美元。与此同时，人员伤亡达2500万，其中1400多万是在作战中阵亡的。
但是，苏联顶住了希特勒军队的狂轰滥炸和重兵围困，最终不仅将法西斯赶出了国土，而且将胜利的旗帜插上德意志帝国大厦之顶。更重要的是，在追击和扫荡德寇的同时，苏联红军还帮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从法西斯主义铁蹄下解放了出来。这些国家和靠自己力量获得解放的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国一起，战后相继建立了亲苏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并很快地走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不仅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扩大了苏联的影响，而且在苏联周边形成了一个安全地带。西方国家指责苏联这是搞扩张，1946年3月13日，斯大林在同《真理报》记者谈话时对此指出：“苏联为了保证自己将来的安全，力求在这些国家内能有对于苏联抱善意的政府，试问，这有什么奇怪呢？假使没有发疯的话，那怎么会把苏联这些和平的愿望看作是扩张倾向呢？”
一方面要圆世界霸主之梦，另一方面又要“顶住俄国人”，阻止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1945年4月接替逝世的罗斯福继任总统的杜鲁门入主白宫之后，立即改变了其前任所倡行的“用狐狸的计谋达到狮子的目的”，即依靠国际组织，凭籍实力，通过大国间政治、经济合作，以和平方式确立美国的霸主地位，而是采取了直接对抗的战略，公开叫嚣必须用武力来阻止“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1946年1月5日，杜鲁门提出，“我毫无疑问的是：俄国企图入侵土耳其，攫取从黑海通向地中海的海峡。除非俄国碰到铁拳和强硬的对抗，另一次世界大战就可能发生。他们所了解的只有一种语言----‘你究竟有多少个师’。”
就这样，战争的乌云又重新集结在欧洲的上空。“冷战”，这种不直接使用刀枪的特殊战争形式，就是在美苏战时联盟终结后出现的。它所反映的是战后初期美苏之间以及以它们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关系发展的根本变化。
丘吉尔拉下了“冷战”帷幕
就在美国紧锣密鼓地制造舆论、恶化美苏关系的时候，有一个人在使劲地摇旗呐、加油助威，他就是战时三巨头之一----丘吉尔。
1900年起就当选议员，历任过殖民大臣、贸易大臣、内政大臣、海军大臣、军需大臣、陆军大臣并且分别于1940～1945年、1951～1955年两度出任英国政府首相的丘吉尔，在对社会主义的苏联的态度方面最能代
表西方。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当时任英国陆军大臣的丘吉尔就苏维埃俄国的“扼杀”政策，把列宁领导的布尔维克党称为“残暴的大猩猩”，因而主张“把布尔什维主义掐死在摇蓝里”。也是这位丘吉尔，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后力主联苏抗德的政策苏德战争爆发之后，面对着不可一世的共同敌人和灭顶之灾的共同危险。在苏德战争爆发的当天晚上，丘吉尔便以首相的身份发表广播讲话。他甚至推心置腹动情地说：“二十五年来，没有哪一个人比我更彻底地反对共产主义。凡是我说过的关于共产主义的话，我决不收回”，“但是，这一切与展现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情景相比，全都黯然失色了。……希特勒想消灭俄国，向我们岛大举大举进攻。……他入侵俄国，只不过是企图是企图入侵不列颠群岛的前奏。……因此，俄国面临的危险就是我们和美国面临的危险。”然而，还是这位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就提出，德国投降和战争结束以后，由于共同的敌人已经没有了，西方盟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到那时，苏联将成为主要的危险，西方国家必须建立起新的阵线来阻止苏联版图和共产主义思想向前发展。
不难看出，丘吉尔与杜鲁门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是志同道合的。不同的是，丘吉尔虽然看到苏联对西方“自由世界”构成“巨大的威胁”，无奈大英帝国已不再有往昔的“日不落”的风采，于是只好屈驾将与苏联对抗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当然，就他自己而言，却也不甘示弱，便充当起美苏“冷战”的急先锋来。
1946年2月下旬，经下野半年多的丘吉尔，以民间来访者的身份前往美国。3月5日在杜鲁门的陪同下，丘
吉尔到密苏里州，在富尔敦城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在对美国的民主、经济和军事力量大加赞扬一番之后，丘吉尔话锋一转便忧心忡忡地说：“不久前刚被盟国的胜利所照亮的大地，已经罩上了阴影。没有人知道，苏俄和它的共产主义国际组织打算在最近的将来干些什么，以及它们扩张和传教倾向的止境在哪里，如果还有止境的话。”接着，丘吉尔就大肆渲染所谓的苏联和共产主义扩张的危险，不无恐怖地讲：“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座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丘吉尔所讲的是否真实姑且不论，但的确反映出欧洲两分天下的现实。
为发激起西方“自由世界”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同仇敌忾，丘吉尔危言耸听地说：“受俄国支配的波兰政府被怂恿对德国领土实行大片的、不义的侵占，正在以可悲的、梦想不到的规模的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成群地驱赶出境。在所有这些东欧国家原来都很弱小的共产党，已经上升到同它们党员人数远不相称的主导的、掌权的地位，到处争取极权主义的控制。几乎在每一处，都是警察政府占了上风。到目前为止，除了捷克斯洛伐克，根本没有真正的民主。”还不仅仅如此，丘吉尔进一步恐吓说：“在远离俄国边界、遍布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里，共产党第五纵队已经建立。它绝对服从来自共产主义中心的指令，完全协调地工作着。除了英联邦和美国--那里的共产主义运动还在婴儿时代--共产党，即第五纵队到处构成对基督教文明的日益严重的挑衅和危险。这是任何人在取得胜利的次日都应该记诵的一些黯淡的事实。”
在此基础之上，丘吉尔道出了他不辞辛苦来到美国进行游说的真正目的，即要求“此时正高踞于世界权力顶锋”的美国考虑“永久制止战争和尽速在一切国家为自由和民主创建条件的问题”，“现在需要的是作出解决问题的安排。拖得越久就越困难，对我们的危险也就越大。”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丘吉尔建议西方国家，尤其是讲英语的国家团结在一起，利用美国的军事实力，抑制苏联和共产主义。他说：“大战期间，我对我们俄国朋友和盟友的观察所得的印象使我坚信，他们所钦佩的莫过于实力，而他们最瞧不起的是军事上的虚弱。”
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如重石激水，使本来就不平静的水面更起波澜。英国的《泰晤士报》称：这次讲话是
“一个极其重要的事情”，为美国提供了“一次机会”；英国广播公司的法语广播说，丘吉尔战前谴责的是纳粹危险，而现在谴责的是俄国危险。费边社的创始人之一肖伯纳甚至认为，富尔敦演说无疑于一份非正式的对俄宣战书。
当然，反应最强烈的还是受攻击者苏联。斯大林在同《真理报》记者谈话时认为，丘吉尔的演说是“危险的行动，其目的是要在盟中间散播纠纷的种子，使它们难于合作……实际上，丘吉尔先生现在是站在战争的挑拨者的立场上的，而且丘吉尔先生在这里并不是孤独的，他不仅在英国有朋友，而且在美国也有朋友。”在这同时，斯大林也清楚地告诉西方，如果丘吉尔及其西方盟友要发动一场反对苏联和东欧的新战争的话，“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将像26年前一样被击败的。”
由于一部分人，如商务部长华莱士等人还继续想用罗斯福的“狐狸的计谋实现狮子的目的”，不赞成同苏联公开对抗，美国舆论对丘吉尔的演说反应似乎不太热烈。尽管丘吉尔道出了他们的心声，杜鲁门和他的同僚们仍是小心翼翼。但无论如何，丘吉尔的讲话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苏联实行“冷战”的信号。
“遏制理论”的提出及运作
杜鲁门改变了罗斯福对苏联的“软化”政策，实行了依靠实力、采取强硬的方针之后，除了丘吉尔喋喋不休的鼓噪外,另一个积极支持者就是乔治·凯南，他提出的“遏制理论”成了杜鲁门强硬政策和“冷战”的理论基础。
生于1904年2月16日的凯南自1925年成为职业外交官以来，曾先后当过美国驻苏大使馆的三等秘书、二等
秘书、公使衔的参赞和代办，是美国公认的“苏联问题专家”。他的“遏制理论”主要反映在他的三份文件之中：任美驻苏代办时发给美国国务院的8000字电报、这年冬天为美国海军部长詹姆士·福莱斯托写的报告《美国和俄国》，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司后在前两个文件的基础之上发表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杂志《外交季刊》上的论文《苏联行为的根源》。
凯南认为，苏联从来也没有放弃消灭资本主义的信念，因而正在进行无休止的扩张。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苏联在某些问题上可能同西方达成一致，但受狂热的扩张思想支配而不会停止往强国的地盘里钻营。不仅如此，苏联还把一切外国人视为潜在的敌人，与西方之间同有任何友好而言。所以，美国同苏联没有共同的目标，同它的关系决不能过于密切，应当将苏联当作政治上的对手而不合作伙伴。考虑到苏联“顽固地按即定方针发前进，不遇到难以对付的武力就不会停下来”，凯南主张，美国必须拥有足够的武力，并且时刻准备使用武力，用“消除非共产主义世界中所存在的大片较脆弱的地区的方法”来遏制苏联的扩张，“顺应着苏联对外政策不断变化手腕在一系列经常变动的地理和政治热点上巧妙地、警惕地进行对抗”。
由于凯南直接从事对苏关系工作，掌握大量的苏联外交政策动向的第一手资料，他的“遏制理论”似乎比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更具权威性。他把战后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是成苏联军事扩张的结果，把苏联当作主要的敌人，提出要用武力制止它的扩张。这就是美国在战后发动“冷战”和称霸世界的企图提供了理论基础，因而受到美国国内强硬派的赞许。连凯南自己都说：“在那段特殊的时期，美国的外交命运可以说相当程度上依赖我们。”1946年春，杜鲁门授权他的特别顾问克拉克·克里费德根据凯南的8000字电报，草拟了一份美苏关系的报告。经过同马歇尔、艾奇逊等几位热衷于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的人反复磋商，克里费德于9月24日又向杜鲁门提交了长达50页的报告《美国与苏联的关系》。至此为止，作为美苏及以它们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冷战”主要内容的遏制战略正式形成了。
任何一种理论付诸实施往往都需要契机，对“遏制理论”来说，它实施的契机是在1947年。这年2月，已经失去往日虎威的英国照会美国说，它在3月31日以后不再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而且还要从希借撤出自己的军队。可是，这份照会同时又说，希腊和土耳其在军事上和战略上对西方国家至关重要。怎么办呢，英国要求美国代替它担负起援助这两个国家的重任。根据雅尔塔协定，希腊和土耳其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所以1944年德国军队撤出希腊后，英国军队就从意大利来到了这里，帮助希腊政府镇压了群众革命运动，解除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武装。土耳其战后所奉行了的也是反苏政策，符合英国维护自己“近东帝国”不受侵犯的方针。然而，被战争拖得筋疲力竭的大英帝国，再也无力充当抵御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先锋。无可奈何花落去，英国只好乞求于美国，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拱手让给美国。
梦想成为世界霸主的美国对此当然喜出望外，杜鲁门终于找到了实现他“怀抱以久”的机会。于是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现了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国情咨文。用他自己的话说，这篇国情咨文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是要“向全世界说明美国在这个新极权主义的挑战面前所持的立场”。
杜鲁门对听众描述了一幅连锁反应的“可怕”情景：东欧各国已经建立起了少数人“恐怖和压迫”的制度；希腊正受到共产党领导的“几千名武装人员恐怖主义活动的威胁”，如果希腊一旦陷入这些人的控制之下，就会对毗邻的土耳其产生直接的、严重的影响；这种混乱和无秩序的状态很可能进一步扩及到整个中东地区，进一步会给欧洲的一些国家带来灾难；如果欧洲国家的自由制度崩溃和独立地位丧失，那将会对全世界来说都是灾难性的。
基于这样的估计，杜鲁门提出美国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他求要国会授权“在至1947年6月30日截止的期间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同时“一经希腊、土耳其提出要求，就选派美国文职和军事人员前往这些国家，去参与重建任务。”总之，“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创造种种条件，以便我们和其它国家将促成一种不受强制行径支配的生活方式”，“支持各国正在抵制武装的少数集团或外来压力所试行征服活动的自由人民”。
杜鲁门主义表面上是打着“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旗号，实际上是利用英国衰败的机会“填补”这一带的“真空”，染指巴尔干和中东地区，把自己的触角伸向苏联边缘地带。杜鲁门主义吹响了全面“冷战”的号角，西方国家对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十字军东征”开始了。
首先出台的是打着经济援助的幌子、试图阻止苏联和共产主义在欧洲的发展的马歇尔计划。杜鲁门发表国情咨文以后，美国政府就制定了一个范围更广、拨款更多的援助欧洲计划。经过3个多月的精心准备，1947年6月，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利用参加哈佛大学毕业典礼的机会发表演说，和盘托出了美国的“恢复欧洲”的计划。他煞有介事地讲，欧洲已经沦为一片废墟，若得不到大规模的援助，就将面临着非常严重的社会形势和政治形势的恶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应当尽其所能来帮助世界恢复正常的经济状态，以便“使自由制度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能够出现”。
马歇尔反复强调，欧洲必须首先提出要求，然后美国才“在实际能做到的范围内”给予支持，援助计划必须是联合性质的。但是，马歇尔还没有讲出来的潜台词是，贫困是“共产主义扩张”的温床，只有复兴欧洲才能削弱共产党的力量，才能遏制住苏联，才能为美国称霸全球扫清障碍。所以，马歇尔对欧洲的经济援助计划是美国遏制政策的经济上的手段，其主要功能是配合杜鲁门主义全方位地抵御苏联和共产主义，与此同时也想乘人之危，用经济援助的形式控制西欧乃至整个世界的野心。马歇尔发表讲话后不久，美国政府就组成了以商业部长哈里曼为主义的对外援助委员会。该委员会制定了美国对外援助的详细方案并就此与西欧国家开始进行协商。
公正而论，马歇尔计划对于饱受战火摧残的欧洲各国来说，不啻一针强心剂，所以受到了普遍的欢迎。英国外交大臣贝文高度赞扬马歇尔的演说并且希望美、英、法能够真正地联合起来，法国总统奥里奥尔则表示法国将毫不迟疑地参加欧洲经济复兴计划。英法两国的这种态度是在想像当中、不足为怪的。但值得指出的是，甚至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马歇尔计划也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当时苏联正处于需要大量资金、扩大与外界交流和开辟国外市场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因此，1947年6月26日英法两联合邀请苏联商讨欧洲响应马歇尔计划的预备会议时，便派出了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率领一个由89名经济专家和顾问组成的庞大代表团赴会。第二天，预备会议在巴黎召开，苏联、英国、法国在会上的立场大相径庭。莫洛托夫建议各国各自修订经济复兴计划，英法则主张制定欧洲统一的经济复兴计划，然后交给美国研究。英法认为苏联的建议是分裂欧洲，苏联则认为英法的主张会导致一些国家干涉另外一些国家的内部事务。结果，莫洛托夫于7月2日发表了《拥护民主原则的国际合作》声明之后，率团拂袖而去。会议遂不欢而散。
接着，英法两国又邀请欧洲其它国家出席研究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芬兰借口政治和地理等方面的原因谢绝参加，东欧国家则在苏联的影响和干预下对这次会议进行了抵制。这样，当月12～15日，英国、法国、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卢森堡、奥地利、希腊、丹麦、比利时、瑞士、瑞典、冰岛、爱尔兰和亚洲的土耳其等16个国家在巴黎召开研究接受马歇尔计划的会议。这次被称为“行动中的马歇尔计划”的会议决定，全面接受马歇尔计划，要求美国提供160～22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为了确保这项援助计划顺利实施，会议还成立了“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
在大西洋彼岸，美国国会经过几个月的辨论，于1948年4月通过了对外援助法案，马歇尔计划开始实施，以后历时4年又2个月，直到1952年6月结束。在这期间，美国共拨款130多亿美元，受益最大的是英国、法国、西德和意大利。应当说，马歇尔计划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恢复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然而，通过这些援助，美国也将西欧的经济纳入了美国称霸世界的轨道，增强了基对抗苏联东欧的经济实力。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作为遏制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马歇尔计划是以苛刻的政治条件为前提的。马歇尔明确地告诉参加欧洲复兴计划的国家：“对于任何投票选举共产党人掌权的国家，欧洲复兴计划所规定的援助将立即停止。”马歇尔提出这个条件绝非无的放矢。战后初期，共产党在西欧许多国家中都有很大的力量，并且在议会斗争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尤以法共和意共突出。前者在1946年11月国民议会大选中获得182个议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后者在1946年6月有议会选举中也成为第三个大党。它们的主要领导人均在政府中担任要职。另外，当时在西欧，共产党参加政府的国家还有比利时、奥地利、芬兰、丹麦、挪威、西班牙、圣马力诺等。但是，“冷战”开始和马歇尔计划开始实施以后，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在美国的支持和怂恿下，先后将共产党人赶出的政府。各国左翼力量遭受了严重的打击。
从“共处与合作”到“对立与斗争”
“冷战”也是一种战争，一种不见硝烟却也剑拔弩张的对抗。在“冷战”天秤的两端，一边是以美英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另一方是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由于丘吉尔、凯南、杜鲁门、马歇尔等人是“冷战”的始作俑者，所以，东方阵营的对外政策是相应被迫作出调整的。在这方面，在苏联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者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斯大林的思想变化最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国家对西方国家的关系。
二战末期及结束以后，斯大林关于东西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战略思想并不是始终如一的。大体上说来，斯大林在1947年以前坚持“共处与合作”，在1947年以后则强调“对立与斗争”。美英苏关系战后发生的急剧变化，是促成斯大林前后提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战略思想的关键因素。
经过残酷战争的磨难与浩劫，苏联人民筋疲力竭，到处瓦砾遍地、百废待兴，亟需一个长时期的和平环境。因此，斯大林主张保持同西方国家在战时结成的联盟，提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要和平共处，加强在各方面的合作。他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苏联同美国、英国保持友好合作关系的必要性，下面引证的话就极具代表性：
1945年4月13日，斯大林就罗斯福逝世发给杜鲁门的唁电中，高度评价罗斯福是“一位极其伟大的世界性政治家和组织战后和平与安全的倡导者”，“联政府对美国人民的这一重大损失表示真诚的同情，并相信，担负了反对共同敌人的战争主要重担的大国，它们之间合作的政策今后仍将加强。”5月，在致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信中，斯大林表示：“我相信，我们两国在战时形成的友好关系，在战后时期将进一步顺利地、有成效地发展。”1946年12月21日，斯大林在与罗斯福总统的儿子埃利奥特·罗斯福会谈中重申：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制国家和像苏联这样的共产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合理的，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在战时紧张的时候，政体的不同并没有阻碍我们两国联合起来并战胜我们的敌人。在和平时期，维持这种关系就更加可能了。”1947年4月9日，在与美国共和党活动家哈罗德·史塔生的谈话中，斯大林进一步阐明了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共处与合作的主张，指出：“这两种制度当然能够彼此合作。就它们的合作而论，则彼此间的差别并无重大的意义。德国和美国的经济制度是相同的，然而它们之间却发生了战争。美国和苏联的经济制度是不同的，但它们彼此并未作战，而且在战时还相互合作。两种不同的制度既然在战时能够合作，在和平时期又为什么不能合作呢？”
斯大林这个时期讲的还不只这些，所表达的不仅仅是一种良好愿望，而且是确定不移的信念。他在1945年5月9日和9月2日两次告苏联人民书中宣布：“欧洲的战争时期结束了，和平发展的时期开始了，”他“祝贺战争的胜利结束，祝贺全世界和平的到来”。正因如此，斯大林在承认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存在各方面差别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非常宝贵而且迄今也不失其价值的思想：共处的各方“不应醉心于批评彼此的制度。每一国的人民都维持着它所愿望维持和可能维持的制度。哪一种制度更好，――历史会证明的。应该尊重人民所选择和赞同的制度。美国的制度究竟是好还是坏--这是美国人民的事。合作并不需要各国人民具有同样的制度。应该尊重人民所赞同的制度。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合作。”
正是在斯大林上述思想指导之下，1947年之前，苏联的对外政策是力图维持与西方国家在战时结成的联盟
关系，尽力避免同它们发生对立和冲突。当时，苏联外交政策的目标是“保障巩固和持久的和平，保障巩固和发展苏联社会主义胜利的成果所必需的和平环境；发展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兄弟友谊和大力促进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建立和加强；支援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在民主基础上解决战后和平调整的问题，在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1946年10月29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指出：因为苏美及其它盟国的同心协力，才战胜了法西斯主义，所以在战后，“苏联也如先前那样忠于此种国际合作原则，并决心为在这方面达到成功而不惜任何力量。”
为了能与西方和平共处，苏联在实际交往中采取了某些妥协的做法。其突出表现就是在东欧实行多党制。根据雅尔塔协定，东欧本来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可是，除了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之外，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在战后初期都实行了多党制，共产党在政府中并没有占绝对的领导地位，亲西方的资产阶级势力在政府中还有一定的影响。出现这种情况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不容忽视的是，苏联对此不仅容忍了，甚至还劝说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不要急于建立一 党制的政府。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苏联也不支持中国共产党进行反国民党的斗争，而是加入由蒋介石领导的统一政府。
应当承认，斯大林在战后初期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共处与合作”的思想，是继承了列宁晚年的主张，同时也考虑新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无疑是正确的。不过，此时的斯大林对于苏和美英等西方国家战后继续合作的可能性估计过于乐观，太一厢情愿了。
“冷战”出笼以后，面对着西方集团发出的阵阵反苏、反共和反社会主义的叫嚣，斯大林也很快地改变了自己以前的看法。他认为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和美国一些鼓吹“冷战”的人是“新战争挑拨者”，因而主张在战争乌云重新密布的情况下，各国人民的斗争任务就是揭露他们，保卫世界和平。随着“冷战”进一步发展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不断巩固，斯大林更加强调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和两种制度对立与斗争的不可调和性。这种“对立与斗争”的主张集中反映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
1952年2～9月间，斯大林针对苏联国内某些经济学家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观点，写了两篇文章和两封
书信。这些文献先是被当作1951年11月召开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讨论会的结论，后又被汇集成册。
这就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由来。
在书中，斯大林总结了苏联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作了理论阐述。当讲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论及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时，斯大林认为：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比两大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激烈，因此存在着爆发资本主义国家战争的危险性，“要消灭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在这种前提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就不再有什么和平共处了，相反，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要吃掉资本主义制度。正因如此，斯大林进一步提出，中国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同苏联一道组成了与帝国主义阵营相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就这两个市场来说，斯大林认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利益完全一致，社会主义这个市场将越来越繁荣；由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更为激烈，资本主义这个市场将越来越萎缩，在此基础上会形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总危机。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经典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科书之一，人们只能恭恭敬敬地学习而不可提出任何异议。其实，这本书夸大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程度，对世界形势和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的发展估计得太乐观。把世界划分为截然隔离的两个平行市场，尽管反映战后初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严重对立，但总的说来是不符合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趋势的。在这种理论指导之下，苏联否定了两种制度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的必要性，基本上中断了同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同时还力阻其它社会主义与西方国家的经济交往，严重阻碍了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其影响和后果是非常深刻和有害的。
西方实施“冷战”之剑----北大西洋公约
讲“冷战”不能提及它的重要载体----北大西洋公约和华沙条约。
无论西方学者还是苏联学者，都不否认1949年4月4日签署的北大西洋公约是“冷战”的重要产物。不同的
是，西方人把它看成一个抵御苏联扩张、保障西欧民主自由不受共产主义思想侵袭的自卫组织；而苏联人则认为它是一个“准备一场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的“侵略性的军事同盟”。
北大西洋公约是欧美一些国家以缔结协约形式而建立的一种军事组织。这个组织的最大特点就是打破了二战以来欧洲条约联盟的主体和客体界限。在此之前的许多条约，如1942年的英苏友好条约、1944年的法苏友好条约等都是反对德国的。但是，“冷战”开始以后，随着东西方关系破裂、苏联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以及东欧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的诞生，西方开始寻求建立新的联盟体系。在西欧新的条约联盟体系中，苏联取代了德国成为防御甚至打击的对象。
1948年1月21日，法国和英国向卢森堡、比利时、荷兰建立签定一个政治条约，以便共同抵御苏联。经过协商，五国签署了为期50年的《合作和集体防御条约》，即“布鲁塞尔条约”，也称“西欧联盟条约”。该条约规定：在任何缔约国遭到侵略的时候，其他缔约国应当自动给予援助。虽然在序言部分也提及要防止德国可能的侵略，但考虑到当时德国实际上已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而苏联成为西方的众矢之的，该条约显然把苏联及其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当作假设敌的。
五国在签约的同时还成立了西方联盟防御委员会和以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为首的作战司令部，并且着手实现装备计划，进行各种军事演习等等。西欧联盟条约毫无疑问加重了美国对苏联进行“冷战”的筹码，如果说马歇尔计划和杜鲁门主义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实行“冷战”的步骤的话，那么，西欧联盟条约又开辟了新的“冷战”战场，为美国将军事触角伸到欧洲创造了条件。
所以，美国立即对西欧联盟条约表示热烈的赞赏和支持，并且决定参加其地区性或其它集体性的军事部署，另外还提出与西欧联盟条约的缔结国建立起共同的防御体系。1948年6月11日，美国参议院以64票对4票通过了外交委员会主席范登堡提出的议案，即“范登堡议案”。这个议案以联合国宪章第51条认可的“单独或集体自卫的自然权利”为依据，一改美国孤立主义的外交传统，同意美国政府在和平时期与美洲大陆以外的国家签署同盟条约，将西欧联盟扩展到北大西洋地区。
《合作和集体防御条约》和范登堡议案就成了北大西洋公约的基础。
1948年7月，美国军官在兰尼兹尔将军的率领下，来到伦敦参加西欧联盟条约缔结国常务委员会会议。由于联合国宪章规定只许缔结不得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盟国的防务性的条约，于是，美国国务院便发明了一个“北大西洋地区”，并且打着自卫的幌子。经过协商，西欧五国、美国和加拿大都同意建立北大西洋防御体系，以保障北大西洋国家的安全。而一直主张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的杜鲁门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更为北大西洋公约的出笼大开绿灯。美国在同西欧五国及加拿大共同制定北大西洋公约草案的时候，还试图将这个条约扩大到北欧和西南欧，将这里的国家也拉进来。这样，1949年4月4日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签署北大西洋公约的国家，除了西欧五国、美国和加拿大以外，还有丹麦、冰岛、挪威、意大利、葡萄牙，一共是12个国家。希腊、土耳其和联邦德国先后于1951年10月和1955年也加入进来。
北大西洋公约的有效期为20年，其主要内容是：一旦欧洲、北美洲、阿尔及利亚或者北回归线以北大西洋里的岛屿遭到“侵略”的时候，每个缔约国可以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立即单独地，或征得其它缔约国同意采取它认为必要的行动，包括动用武力，以恢复和确保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如果北约组织中的一个成员国受到攻击，就应当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进攻。
在组织上，北大西洋公约受由各成员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组成的大西洋理事会的领导。实行军队一体化是北约的一个重要特点，为此，北约在巴黎设立了欧洲盟军最高指挥部，艾森豪威尔是第一任盟军总司令。在最高指挥部下面，北约还分别在北欧（奥斯陆）、中欧（枫丹白露）和南欧（那不勒斯）设立了三个地区性的指挥机构。北约的陆海空部队由各成员国按比例提供。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英法两国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其它小国更是力量微薄。面对强大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它们似乎只有联合起来并与美国结成军事同盟，才有可能对抗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力量的“扩张”。但是，对美国来说，北大西洋公约则是它实施“冷战”的一把利剑，以此来展示它在二战期间迅速膨胀起来的强大军事实力。另外，美国还想利用这个机会冠冕堂皇地将将拥有原子武器的军事较量部署在西欧，把这里当作向苏联东欧发起进攻的战略基地，从而“建立一个牢固的防御体系，以填补战后因西方复员太快而造成的军事真空地带”。范登堡就公开地声称：“现在我们毫无疑问是整个自由世界自由人民的领袖和支柱。我们不能放弃我们的威望和避开与此相联系的风险。”很明显，北大西洋公约的出现，是美国实施“冷战”的一个重大战略性步骤。
苏联东欧国家抵御“冷战”之盾棗华沙条约
由于针对着自己，苏联理所当然地首先起来反对北大西洋公约。早在1949年1月29日，也就是北大西洋公约还在筹备当中的时候，对此一直存有戒心的苏联就在一份措辞十分严厉的声明中指出：西方打算建立的军事集团，是同联合国宪章及美国、英国、法国同苏联签订的各项协定相矛盾的，其目的是同在西欧、北欧、大西洋、南美洲、地中海、亚洲和非洲以及在“所有能插手的地方，推行建立美国庇护下的美英世界霸权的计划紧密相联系的。与此同时，苏联还分别向意大利、挪威和丹麦等国发出照会。北大西洋公约文本公布后，苏联于3月底提出了正式的抗议，认为它与联合国宪章背道而驰，与1942年的英苏友好条约、1944年法苏友好条约相矛盾的，与美、英、苏三国首脑在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以及其它地方签订的一切协议和条约相抵触的。
苏联的反应不仅仅是在口头上，更在于加紧在东欧行动，采取种种针锋相对的措施，其中最重要之一就是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建立地区性的经济和军事组织，以同西方对抗。北约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逼人的态势日甚一日，“冷战“不断地升级。北约打算吸收联邦德国，并允许它重新拥有军队，光是这一点就令苏联极为不安。苏联认识到：只从政治上、经济上采取措施还远远不够，必须也建立实力强大的军事集团。于是，就出现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多边军事联盟棗华沙条约组织。
二战结后，根据波茨坦协定，战败的德国分别由苏、美、英、法分区占领。“冷战”开始以后，美、英、法三国占领区合并，于1949年5月8日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此相对，苏占区于10月7日建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分为二并没有解决德国问题，50年代初德国统一问题又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联邦德国政府总理阿登纳同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主席格罗提渥多次就举行全德普选和召开制宪会议进行谈判。两大阵营的尖兵频繁接触，“冷战”似乎出现缓和的迹象。但是，西方盟国主张由联合国派出一个专门委员会来监督全德普选，而苏联则提出由四大国召开会议，在四个月之内制定对德和约。由于两大阵营主张截然对立，两德统一的希望刚刚显露，转瞬间就化为泡影。更严重的是德国重新武装问题。由于当时财大气粗的美国忙于朝鲜战争一时无暇顾及，西欧因缺少美国的实力而出现了暂时的“军事真空地带”。为了填补它，英、美、法想起了德国。不管怎么说，从政治文化传统上说，它们都属于西方。
1950年9月，美国正式向北大西洋公约理事会提出重新武装德国的草案。历史上饱受德国侵略之苦的法国坚决反对这个草案，但丘吉尔提出的在北大西洋公约范围内建立一支欧洲军队的建议在欧洲咨询委员会中获得通过，为重新武装德国创造了条件。西欧集团，尤其是法国的确惧怕德国的重新崛起，但更担心来自苏联和东欧的“威胁”。这样在10月份，法国提出了一个“普列文计划”，提出德国不能拥有自己的军队，但在欧洲军队中则可以有少量的军队。经过长期间的讨论和协商，这个折中的方案得到了各成员的认可。联邦德国抓这个有利机会，声称愿意参加欧洲军队，并且竭力促使美、英、法放弃对其主权的限制。
1952年2月26日，美、英、法与联邦德国签署了关于与联邦德国相互关系的一般性文件，即《波恩条约》。第二天，法国、意大利、卢森堡、比利时、荷兰又同联邦德国在巴黎签署了关于建立欧洲防务集团的条约。这两个条约废除了占领法规，在内外政策上给予联邦德国更加广泛的权利，并且使其军队合法化。在此基础之上，北大西洋公约的成员国经过反复磋商，终于在1954年10月23日签署了《巴黎协定》，正式接纳联邦德国为北约的成员。昔日的冤家对头又走到一起，不仅如此，西欧联盟在联邦德国身上找到了美国军队的“借用品”。
对于美国和西欧国家上述这些一致行动，苏联和东欧国家也没有等闲视之。1950年10月，苏联、阿尔巴尼
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外交部长在布拉格召开会议，协商对策。会议最后通过的声明指出：西方三大国的对德政策完全违背了它们根据盟国协定所应承担的义务，在欧洲造成了新的侵略、新的军事冒险的威胁。普列文计划出笼后，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建立欧洲防务集团，因为它会使给欧洲带来威胁的德国军国主义合法化，西方国家打算利用它准备一场新的战争。
北约加强军事准备和重新武装联邦德国，急剧恶化了中欧的局势。在《波恩条约》签署的当天，民主德国就在与联邦德国接壤的边界实行检查制度，目的是防止西方对民主德国的挑衅和破坏。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大体系开始短兵相接。巴黎协定和有联邦德国参加的新西欧联盟条约签署之后，苏联更是提出强烈抗议，并且在1954年11月分别照会美国和欧洲23个国家，指出：“在伦敦和巴黎会议上制订的复活德国军国主义和把一个重新军国主义化的西德拉入军事联盟的计划，只会使欧洲局势复杂化。这些计划的实施必然会引起欧洲国家间关系的紧张。因此，如果爱好和平的欧洲各国人民迫不得已采取保障他们安全的新措施，那将是十分自然的。”
果然，当《巴黎协定》及经过修改作为它的组成部分的《波恩条约》1955年5月5日生效和联邦德国于同月
11日正式加入北大西洋公约后，苏联、民主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的代表于14日聚集波兰首都华沙。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告诉与会者：“对西方帝国主义目前的计划，不仅要特别警惕，而且要采取实际步骤来保证自己的安全，……这就要求参加这次会议的国家在组织武装和建立司令部方面采取共同措施，并且采取其他措施，以便可靠地保护我们这些国家人民的和平劳动，保障我们的国境不受侵犯，并且防止可能的侵略。”所以，在这次会上，各国代表签订了一个友好互助条约，即著名的《华沙条约》，对抗西方的东方军事联盟也出现了。
《华沙条约》的序言说，它成立的目的一方面是希望建立所有欧洲国家的集体安全体系，保障欧洲和平；另一方面是反对因联邦德国重新军国主义化和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产生的日益加深的战争危险。该条约的第四规定：缔约各方将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需要出发，就一切有关它们的共同利益的重要国际总量彼此磋商。如果欧洲发生了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对一个或几个缔约国的武装进攻，每一缔约国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权利，个别地或通过同其它缔约国的协议，以一切它认为必须的方式，包括使用武装部队，立即对遭受这种攻击的某一国或几个国家进行援助。
会上，缔约国还通过了建立联合武装部队的决议。司令部设在莫斯科，苏联元帅伊·科涅夫被任命为华约联合武装部队首位总司令。《华沙条约缔约国关于成立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的决议》还规定：“联合武装部队将根据联合防御的需要和这些国家的协议在缔约国领土驻扎。”
从以上的叙述中不难看出，华沙条约直接起源于苏联和东欧国家为阻止联邦德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和重新武装，也是针对美国及西欧集团加紧推行扩张政策所采取的必要防范性的和自卫性的措施，在当时有助防止和抑制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侵略威胁，因而也有助于维护欧洲乃至世界和平。不过，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华沙条约扩大了苏联在东欧的军事卷入，使苏联在这些国家长期驻军合法化了，成为困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一个难题。虽然《华沙条约》规定各缔约国要恪守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完全、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但是，苏联还是利用它的盟主地位，全面地控制着华沙条约成员国，对那些敢于离经叛道者，不惜兵戎相见。1956年10月苏联军队的坦克出现在布达佩斯，1968年8月以苏联为首的华约五国军队出兵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都违背了《华沙条约》的基本精神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从而也大大地削弱了它同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扩张政策进行斗争的力量。
东西方在经济上的横眉冷对
早在“冷战”开始之前，苏联就与东欧国家有着比较密切的经贸往来。例如，苏联同保加利亚先后于1945年3月、12月和1946年4月签订了三个经济贸易协定；1945年同南斯拉夫签订了一个有效期为20年的经济合
作条约。不过，这时期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经济往来与合作都是双边性的，其程度基本上与东欧国家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相一致的。
针对着美国旨在扶植西欧、染指东欧的马歇尔计划，苏联最初的行动就是加强同东欧国家的经济贸易联系，力求实现苏联东欧经济的一体化。从1946年到1950年，苏联先后同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等国签订了一系列经济贸易协定，把原来苏联东欧国家与西方的经济贸易全都转向苏联东欧内部。以往的双边贸易关系也开始向多边经济联系和协调经济活动方向发展。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49年1月，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六国的代表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主要内容就是研究苏东国家的经济合作问题。会议指出，美国、西欧国家的政府因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不肯屈服于侵犯自己主权和经济利益的马歇尔计划，便断绝了同这些国家的经济联系。于是，与会各国代表一致认为，为了实现各人民民主国家与苏联之间更加广泛的经济合作，冲破西方国家的封锁，有必要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于是就产生了著名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
这次会议为经互会确定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生产专业化和协作的原则，对各国经济发展计划进行必要的协调；交流经济方面的工作经验；制订有关科学技术合作方面的措施，相互给予技术援助；在发生自然灾害以及在资本主义国家歧视某一参加国的时候，进行相互援助。在组织上，经互会成立了一个常设局，每个会员国有一名代表参加，根据上述任务开展工作。为了处理日常工作，经互会还在莫斯科专门设立了一个秘书处。
表面上看，经互会是苏东国家之间进行经济合作和贸易联系的地区性经济组织，但联系到它成立的条件背景，它就有着极强的政治性和对西方的对抗性。甚至可以这样讲，成立经互会主要是为了对抗马歇尔计划，进一步也表明苏联想通过它牢牢地控制住东欧，阻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介入。美国的《民族》周刊当时评论说：“经互会形成的过程，是俄国政策的结果。”罗马尼亚的《宇宙报》则指出：“如果说，‘马歇尔计划’是专横强制，是蹂躏各国人民的主权和平等，那末，经济互助委员会乃是成员国手中为捍卫自己权利和主权而斗争的主力武器。”不管是敌人，还是朋友，都注意到了经互会的对抗性和政治性这一特点。
经互会的建立是战后两种社会制度对抗和斗争发展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建立和加强苏联与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广泛的多边合作奠定了基础，也有利于抵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干涉和孤立社会主义的企图。
不过，经互会也对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了一系新的问题。比如，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双边或多边经济贸易合作到底应当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尽管经互会成立伊始就提出了“尊重主权”、“完全平等”、“自愿、互利”等原则，但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突出地表现在苏联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十分严重，总是利用自己的独特地位，无视其它国家的具体条件，强行推广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对于那些试图独立自主走自己的道路的国家，带头攻击并将其革除教门；在经贸往来与合作中，苏联也存在着不等价甚至变相掠夺别国产品和资源的做法。所有这些势必影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削弱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团结和统一。
再如，究竟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同美国为首的西方的扩张政策做针锋相对的斗争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把两种社会制度的关系看成是绝对对立的，忽视其交流、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实践中就会切断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正常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的往来和联系，从而在事实上将自己孤立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经互会正是将自己圈起来的铁篱笆。
在苏联东欧出现了经互会以后，西欧也形成了自己的地区性经济组织。马歇尔计划在西欧实施后，受援国必须要仰美国人的鼻息，看其脸色行事，不得已将自己的经济发展纳入到美国轨道。但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结盟又十分恐惧。为了能够在美苏“冷战”中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支独立力量，不仅仅充当美国的附庸，西欧国家认识到经济一体化是增强实力的基础，于是从50年代开始便进行经济上独立的努力，试图建立一个既可摆脱美国的控制，又可同经互会抗衡的地区性经济组织。
1950年5月，法国外交部长舒曼建立将法国和联邦德国的煤炭和钢铁的生产与销售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共同的高级机构来管理，其目的是为了适应生产国际化的需要和消除法德之间的经济摩擦。舒曼计划得到了广泛的响应。次年4月8日，法国、联邦德国、卢森堡、比利时、荷兰、意大利等6国组成了欧洲煤钢联营。它是西欧第一个经济联盟组织，其目的是通过减少贸易障碍来形成一个自由市场，促进各国的煤钢生产。该组织下设的办事机构有：部长理事会、由成员国议会选出的代表组成的大会、行政机关和解决条约解释上争执问题的法院。欧洲煤钢联营机构实际上就是欧共体的前身。
欧洲煤钢联营在头4年的工作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其成员国的煤产量增加了23％、钢产量增加了145％，显示出经济一体化的优越性。受上鼓舞，参加煤钢联营的各国外长于1955年6月1日来到意大利，进一步讨论将煤钢联营的办法推广到其它经济领域，并着手制定更大的行动计划。正是这次会议确定了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也称欧洲共同市场）的基本设想和目标，即在12～15年间分三个阶段消除成员国之间的一切贸易障碍，包括商品运转的自由，劳动力和资本转移的自由，社会保障和工资津贴的标准化等等。会议还专门成立了由各国政府代表和专家组成的筹备委员会。经过几个月激烈争论和讨价还价，1957年3月25日，6国政府的首脑和外长在罗马签署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这两个文件又统称为《罗马条约》。
《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规定：成立共同市场，逐步实现6国之间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通；撤销相互之间的关税壁垒和贸易限制；协调经济、财政、金融和社会政策，协调对外贸易和对外政策；加强共同体与省外殖民地和海外领地的联系。在组织上，欧共体基本上延续了欧洲煤钢联营的机构：部长理事会是决策机构，在主要问题上实行一致同意的原则；负责日常工作的是执行委员会；另外还设立总部在布鲁塞尔的欧共体议会和法院。
经过6国议会批准，《罗马条约》于1958年元旦生效，一个与苏联东欧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相对立的西欧经济联盟--欧洲经济共同体正式诞生了，世界上果真出现了两个平行市场。
加强经济联系以适应战后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和社会生产国际化的基本趋势是历史的必然，无可非议。但是，经互会和欧共体所建立起来经济联系至少在当时还不是世界性的，也不单纯是经济性的，而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冷战”的结果。这两个经济组织一方面把区域经济联系在了一起，形成一体化，可另一方面又将世界经济割裂开来，造成地区性的封锁。所以，它们既适应了生产国际化的要求，又产生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消极作用。
自丘吉尔将“冷战”的帷幕拉下之后，东西方都在紧锣密鼓地排兵布阵、摇旗呐喊。到北约、华约、经互会和欧共体相继成立之后，“冷战”的一切物质准备都就绪了。这场不见硝烟的战争持续了四十多年，成为变幻不定的东西方关系、此起彼伏的地区性冲突甚至两大阵营内部各种矛盾的黑色背景，许多“文件”也有在这个环境下才能“解读”。不仅如此，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冷战已经彻底结束了，但是冷战的影响却没有也不可能因此而完全消失，它将在今后一段时期在国际政治中表现出来。这是因为，冷战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它只是在本世纪末才退出历史舞台。冷战后世界是冷战世界的继承者，由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惯性作用，两者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冷战的影响难以在短期内消失。这种影响是多方面和长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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