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火车站软席候车室内的“贵宾室”，大批乘客只能站着候车。大约三年前，被兴业银行夺走，变为“白金卡”贵宾室——也就是说，这里没有“市场价格”不论你愿意支付多少元。我询问那位年轻人可否用50元购买半小时休息时间，得到的回答是：“我们这里不收钱，只看白金卡。”。类似地，大连火车站软席候车室内无法容纳数百名乘客，但候车室旁边新增了一排“联通”或“移动”贵宾室——白金卡用户。这些贵宾室的面积，大约是软席候车室面积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里面空无一人，偶尔见到有人，也像是服务员的亲朋好友。这些年轻人，现在都喜欢在工作场所与亲朋好友聊天。西湖南岸和北岸，近年来，有许多私人会所”，几乎占尽了沿岸的土地，更延伸至西湖周边的公园里，例如植物园邻接西湖的地区，我曾受邀访问过那里的私人会所。杭州的这些私人领域，表面上仍维持“饭馆”或“酒吧”的形象，不过，价格贵到无人问津（根本不打算有“市场”），这正合了店主的原意——公共设施私有化。一个最新的案例是北京颐和园和四环路“颐和园与中央党校”出口之间，原计划修建一片街心公园，但海淀区某位领导因在这块地产上的舞弊案被捕之后，这里居然兴建了几幢两层别墅，俨然在两条大街之间绿化带的中心。据一位知情人士说，这几幢别墅，最贵的，要卖1亿6百万元。
我列出的这些案例只表明，西方社会常见的市场经济，在中国，日益被挤压到官僚垄断私有经济的边缘。如果经济学家们仍研究和鼓吹市场经济，那么，看看我们周围真实发生的事情，应可意识到，这不是我们当初预期要有的那种市场经济。但是，回顾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同样不难意识到，这恰好符合中国近代以来反复出现的官僚化的私有经济模式。
总之，体验着中国的发展，今天，我越来越同情孙中山先生当年建国理念所含的两大要素：节制资本，扶助工农。回顾我和《财经》杂志十年以来的办刊方针，很遗憾，正与孙先生的志向相合，与经济学理论的预期相左。只是，“节制资本”，它的理论论证远比“扶助工农”弱得多。即便是后者，也还需要在经济理论方面有更好的论证。我相信，这样的论证，归根结底可由“幸福”概念及其原理推演而来。
中国社会和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复杂性在于，当我们要节制资本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牵引到“剥夺剥夺者”的道路上去。就如同当我们要鼓励资本的时候，事情很容易就演变为今天这样“资本统治一切”的局面。
所以，任何不满都可以理解，任何诊断都可以真确，难的，是怎样医治这个社会的疾病。我自己的办法，是宁可缓慢些，不可急于根治。改革，最根本的办法，永远不是孙中山阐释的“军政”。后者是革命，不是改革。孙文深知革命之后，社会之底蕴未变，不可不有“训政”阶段——事实上，后来多次“宪政”失败的过程表明，这一阶段相当漫长。何以如此？究其理由，我相信，仍是“教育”之不足或失败。教育，真是可以救国的（当然也可以亡国）。因为，军事或实业，不能解决文化思想的危机。若文化和思想已经陷入危机，且陷入危机百年之久而无路可寻，那么，早如梁漱溟所言，未闻已断绝文化精神而仍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