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使我们获得健全的发展，最重要的就是这两条：一是如何脚踏大地，如何和我们生存的这块土地、土地上的人民、土地上的文化保持密切联系；另一个就是如何仰望星空，有一种超越于物质现实生活的精神的追求。”这是北大中文系著名教授钱理群先生对青年朋友说的话。

多年来，这位已从北大讲台退休的鲁迅研究专家依然活跃在青年当中，人们也一直在关注他的理论研究进展，关心他今天的生活状态。

钱理群是校园一道风景

从1985年到2002年退休，钱理群是北大课堂一道独特的风景。对北大学子来说，在曼妙的青春年华，能够近距离聆听钱理群讲鲁迅，绝对是可以滔滔不绝炫耀并认为是幸福的事了。

钱理群在北大开设17年鲁迅研究课程，在鲁迅与青年学生之间，钱理群是一座桥梁。然而，聆听钱理群绝对谈不上轻松，你只有紧张感和压迫感。这种感觉来自他“汹涌的激情”和“深刻的见解”。著名学者孔庆东对此有过这样的描述：“他汹涌的激情，在挤满了几百人的大教室里奔突着，回荡着。他深刻的见解，时而引起一阵急雨般的掌声，时而把学生牢牢钉在座位上，全场鸦雀无声。即使在冬天，他也满头大汗，黑板擦就在眼前，他却东找西抓寻不见，经常用手在黑板上乱涂着他那奔突又奔突不开，卷曲又卷曲不顺的字体。听他的课，我不坐第一排，即便坐第一排，也坐在边上。这样才能抵御他思想的巨大裹挟力，保持一份自我的思索和对他的静观”。孔庆东的鲜活叙述，再现了钱理群讲课的风采，但其实钱老师嘶哑浑厚的嗓音，听起来着实迷人，也是一种享受。

过去很多年的今天，每个人的记忆中都应该还能闪烁着另一个情节，那就是不停地换教室。从一百人的，到两百人的，到五百人的，只要是钱老师讲课，教室的容量总是显得局促，不管多大的房子总会被坐满，窗台上、讲台上、过道上，本校的学生、进修的老师、慕名而来的旁听者。

走在校园里的钱理群依然是一道风景。同学们前呼后拥地围着他，有帮他拎包的，有帮他拿茶杯的，有请教问题的，有要求签名的，像仪仗队一样，在北大校园迤逦而过。钱老师在讲过课以后，会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继续和同学交流讨论，只有到暮色苍茫中，人们才能发现他匆匆回家的身影……

钱理群

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著名人文学者。

1939年1月生于重庆，祖籍浙江杭州。

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后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毕业。1960-1978年先后在贵州省安顺地区卫生学校、地区师范学校任教。

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王瑶、严家炎先生攻读现代文学，198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后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2002年退休后，继续与青年朋友以各种方式交流对话。

最高兴和青年聊天

已退休的钱理群这几年更忙了，他把讲台延伸到了全国各地，从南京到杭州，到厦门、到汕头、到贵阳、到遵义、到上海、到天津……把钱老师所到之处在地图上标注下来，将清楚地显示出他已经走过全国各地。所到之处，演讲、座谈、讨论，各地的学子在“钱理群来了”的喧闹声中聚集在他的周围，听他讲鲁迅，讲大学和中学教育，讲农村建设和改造……

和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聊天，应该是钱理群最高兴的时刻。钱老师家的客厅永远窗明几净，而钱老师的样子实在很像弥勒佛(钱老师家有一尊弥勒佛像，别人和钱老师自己都认为那是他自己)，大家如同围着一尊现实版弥勒佛一样环绕在他周围，那氛围自当别样。他的激情叙述，他的智慧光芒，他的深忧隐痛，他的天真可爱，充盈着整个客厅，也充盈着每个人的心灵。

每有这样的“聚聊”，忙里忙外的师母总会在钱老师话匣子大开的时候适时地微笑着搭讪一句：“又在纸上谈兵”。钱老师便仿佛醒悟过来，连忙摆摆手：“我不说了，不说了，我说的太多了，你们说，你们说吧。”时间无声无息地在客厅里缓缓流逝，不知不觉中，窗外的艳阳已变夕阳……

总欣慰“青年崇拜”

钱老师自己说，他生命中有四个情结：北大，贵州，鲁迅，青年。北大和贵州是他生命的基点，鲁迅和青年学生是他一生的情之所系。他的写作和演讲有明确的对象，那就是青年人。

钱老师对青年的关切与偏爱与其说是因为他们的“单纯”，容易相处，不如说主要是因为青年是创造‘希望’的动力。他的第一本专著《心灵的探寻》前面有一个献辞：“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人”。

钱老师与青年的“纠缠”也遭到一些人的批评，说他有“青年崇拜”的倾向。对这一点，他有清醒的反省，也从不回避。钱老师自己曾说一切都看透了，唯一没有看透，更准确地说，唯一不敢看透的，是青年人，是孩子们。如果青年、孩子都看透了，那还有什么希望呢？

2008年出版的《致青年朋友》，是钱理群与青年大学生进行心灵对话与交流的纪录，收录了他近几年来在全国各地的十六篇演讲，还有部分他与各地青年交流的书信。他说：“我最感欣慰的是，这样的对话与交流，无论是青年大学生，还是我自己，都没有感到有什么障碍，每次演说、通信，都达到了我所期待的生命的互动。我们彼此都有很多收获。”在这些讲演和通信中，他从自身的经历出发，提醒青年朋友今天的中国不能没有梦，告诉青年朋友怎样唤醒内心的光明，活出生命的庄严与诗意。更令人鼓舞的是，他还为青年寻找行动的路径：“从能够改变的地方做起”，“脚踏大地，仰望星空”，到社会生活中去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这些“带着体温的思想，承载希望的激情”的语词，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为广大的青年朋友开启了广阔的精神空间。

一路寻黎明的感觉

钱理群出生于中国多灾多难的时候，于是他的身世、家庭和经历中，几乎铭刻着二十世纪中国所有的苦难记忆——民族的、国家的、政党的、家庭的、个人的，他一直说，他的精神成长与个人的苦难记忆有很大的关系。

有着苦难记忆的钱理群，内心向往的人生境界是“黎明的感觉”，这是他在阅读梭罗的《瓦尔登湖》时提炼出的一个概念。就是每一天早上醒来，都意味着一段新的生命的开始，一切对你来说都是新鲜的，你应该用新奇的眼光和心态去发现。

每次见到钱老师，他总是很忙，他说他有规模宏大的研究计划，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很多地方要去，让人感觉钱老师始终“在路上”。他送给学生著作，一本又一本，前一本还没看完，后一本又送来了，真有点应接不暇。

今年3月1日，钱老师迎来了70岁的生日，学生们送给他一副对联：“七十年风雨身世同国运留胸中不悔情怀只缘所爱为大爱，三十载北大桃李满天下使青年常坐春风乃因激情最真情。”但是在大家的祝福声里，并没有看到钱老师陶醉的样子。他若有所思地说：“关于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们大家都没有真正理解”。

房间里，回荡着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烛光摇曳中，钱老师陷入沉思。窗外春风沉醉，车来车往。夜正长，路正长，你不由得想起他讲述的鲁迅的“过客”的声音：“那前面的声音叫我走”……

关于中学教育

要用我们民族与全人类最美好的精神食品来滋养我们的孩子，让他们的身心得到健全的发展，为他们的终生学习与精神成长打底。

关于大学和大学教育

在我看来，或者说在我的理想中，今天的大学特别需要“沉静”、“清洁”和“定力”，即“静、沉、定”这三种精神力量。当整个社会陷于喧闹，大学，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就应该沉静；当整个社会被腐败所污染，大学，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就应该清洁；当整个社会陷于浮躁，大学，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就应该有定力。

关于青年

我常常想，一个人最合理的生存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我想用两句话来形容，就是“脚踏大地，仰望星空”。作为人来说，尤其作为一个大学生来说，要使我们获得健全的发展，最重要的就是这两条：一是如何脚踏大地，如何和我们生存的这块土地、土地上的人民、土地上的文化保持密切联系；另一个就是如何仰望星空，有一种超越于物质现实生活的精神的追求。

关于自己

我个人更喜欢书斋里的生活，所以我一直很重视自己作为学者的身份。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受到了鲁迅的影响，这使我有了比较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底层情怀以及民间立场。这决定了我不能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就要破门而出，关注社会问题。

永远的面条

钱老师在生活享受方面很不会讲究。据说刚到北京，爱人还没有调来时，他的小屋总是凌乱的，吃的则是“永远的煮面条”。

还好的是，吃面也有过发展，那就是从“永远的煮面条”到“永远的加州牛肉面”。任教时，每次讲过课以后，钱老师都要去北大南门吃加州牛肉面，那时还是六块钱一碗。课讲得越高兴，牛肉面吃得也越高兴。很多同学一起去蹭他的饭，一坐几排桌子，他会不停地招呼：“不够再加，不够再加！”

钱老师在吃饭方面的不讲究，竟和同为中文系教授的陈平原先生相映成趣。北大中文系流传一句话：“陈平原说好吃的一定是好吃，钱理群说难吃的肯定是难吃。”这里是指两位老师在生活上不同的口味标准。后来这句话演变为两位老师在评审学生论文时的不同：“陈平原说好的一定是好，钱理群说不好的肯定是不好。”这说明陈老师对论文要求很严格，钱老师则非常宽容。

手写的回信

钱老师几乎每天都收到全国各地读者的来信。这些信，有的是请教问题的，有的是解决心灵困惑的，有的请托事情，有的单纯就为寻找倾诉对象……对于这些来信，钱老师大部分都会给予回复！

钱老师回信一般是手写，然后邮寄，有时一次就寄出七八十封。钱老师每年要花费大量时间写信、回信，这令身边很多学生不解。钱老师说，这来源于他的“底层经历”。钱老师自己曾在贵州下放18年，对身处底层人的心情有切身体会。来信者，大都是偏远地区底层的人。他们肯定在生活上、精神上有一些难处和困境，这才慕名写信求助。“对你来说回封信只是十几分钟的事，对人家来说可能意义很大。”

倾诉的对象

钱老师认为，一个教师，首先应该是一个倾听者，在今天这个社会，年轻人很需要倾诉的对象。他曾接到一个有绝望倾向的女孩子的信，钱老师立刻回信告诉那姑娘，虽然他帮不了她具体的什么忙，但他想让她知道，远方，有一个老人可以听她倾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