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在政府主导下实现的。3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绩，也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用。现阶段我国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出现的大量矛盾和冲突，很自然促使我们再去审视政府作用的方方面面，看看在过去的30年里，我国各级政府的行为，哪些变化了，哪些没有变化或者变化甚小，这些变与不变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有什么影响，它们的得失在哪里。
那么，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的政府行为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如果从政府与资本（经济）的关系来看，中国政府行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核心是我们终于承认了市场的作用，承认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当然，这中间有反复。但在总体上，中国各级政府在处理与资本的关系上，尊重了市场规律，按照统一的市场规律来办事。
那么30年来，中国各级政府行为中哪些方面变化最小，或者没有变化？那就是政府在处理与人民的关系上。由于我们还基本没有把民主政治作为配置社会政治资源的主要工具，民主政治也没有在这个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因而产生了诸多的问题，如政府官员的大量腐败。在许多地方，甚至发生了激烈的群体性事件，人民的意见无表达的渠道。许多地方政府与资本一起，与人民作对。
那么，政府行为的变与不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国各级政府对资本的态度，从反对、限制，到关系融洽、支持，反映了中国发展经济的需要。如果不改变政府与资本的关系，中国经济的发展就无从谈起。例如：对私人所有的承认；私营经济的发展；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拉大；对企业家人力资本的认同；加入WTO组织；接受世界认同的贸易条件，等等。这些变化，为今天的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奠定了基础。而且，凡是与资本有关的过时的政治信条和意识形态，如：剥削、姓社姓资等等，都被无情地扫荡出局。成功的经济改革，已经使中国走上了一条不可能倒退的市场经济之路，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也是中国到目前为止最值得骄傲的。
但是，政府与人民的关系，30年来变化不大。我们在大刀阔斧地进行政府与资本关系改革调整的同时，并没有在改变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上有多大进展。其表现为：人民的政治参与程度仍旧很低，渠道很少。各级政府官员仍旧主要产生于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公共预算和财政仍旧是“看不见的政府”。在最需要透明的政府信息方面，如：政府财政的收支信息；主要政府官员的产生信息；政府办事程序的信息等，我们还做得不够。政府的运作在很多方面对人民来说还是一个黑箱。这种现状产生的最大恶果便是官员的腐败。这已经不是个别的官员，而是普遍的现象。如安徽省53个县有30多个县委书记或县长被查处法办。多个省出现了“前腐后继”的现象和3个以上省级干部被法办的结果。
之所以出现以上问题，反映了中国在改革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对计划体制在干部管理制度、人民参与制度、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公关预算的民主化制度等方面的改革，长期落后于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现在已经发展到了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的程度。我们说现阶段我国处于转轨时期的矛盾高发期，一方面从客观上讲，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产生诸多矛盾。另一方面从主观上讲，我国长期以来在上面提到的这些制度创新方面，行动迟缓，也是造成矛盾和冲突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一块硬币的两面。对一个社会来说，只尊重市场经济规律，自觉或不自觉的长期忽视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会遭到客观规律惩罚的。到头来，甚至连经济发展的势头和成果也难以保持。我们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那么上层建筑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之一。就是西方国家也承认这一理论观点。所以，当我们在经济领域破除了计划体制之后，如果在社会政治领域仍旧长期抱持着过去那一套旧的体制，以为经济发展可以“以美遮丑”，就只能是一厢情愿。
世界上其他国家在经历这样的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时，其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40-50年中，经历了“进步时代”，使美国社会逐步告别了权贵市场经济，走上了法治市场经济的轨道，建立了一个高效的现代国家机器，至今对美国社会的发展仍旧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其基本经验在于：[1]
首先，大众媒体和知识界的“掘粪运动”促进了信息的公开透明，增强了社会的监督力量。其实，新闻界和知识界在“掘粪”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他们揭露了社会的阴暗面，声张了正义；披露了垄断者和腐败分子的巧取豪夺，使人们看到了这些所谓“正人君子”的另一面；他们的行动使信息的披露更全面了，便于人们对事情做出正确判断；他们促进了政府运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使普通民众更方便地监督政府。他们的行为使他们成为社会的良心，增强了社会的监督力量。
其次，有创新意识的政治家的智慧、勇气和技巧扭转了社会的混乱局面。与任何社会大发展都有杰出的政治家领导一样，美国的“进步时代”也造就了2位伟大的政治家：共和党籍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901-1909年在位）和民主党籍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1913-1921年在位）。罗斯福总统的“新国家主义”和威尔逊总统“新自由”的改革举措，是美国“进步时代”政治家在制度创新方面的典型代表。他们的社会改革举措完全改变了美国社会今后的走向。可以说，如果没有他们的多项基础性的制度建设，很难设想美国会在其后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性大危机中依靠“新政”转危为安，“福利国家”不可能出现，美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也许完全是另一种结局，更不可能产生另一位伟大的总统：弗兰克林•罗斯福。
最后，预算民主改革成为了抵制官员腐败和规范政府行为的突破口。美国预算民主从地方到联邦的全面建立，使公共预算成为了各种利益集团在政治领域寻求自身利益的有效工具。进步时代的改革者用公共预算来组织政府，利用预算的社会作用来构建社会的繁荣。公共财政运动不仅改变了行政当局的行为，而且加强了政府和民众的联系。公共预算改革使政府成为负责任的、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成为现实，从而在根本上重述了各级美国政府。
墨西哥则是转型国家的另一种典型。其在政治和社会体制改革方面的教训在于：[2]
首先是腐败是一党长期执政而缺乏监督的伴生物，最致命的是在最高领导层出现腐败现象。墨西哥的教训说明，在一个社会中，一种力量过于强大往往会扭曲社会的均衡，使其失去制约而处于为所欲为的危险境地中。这会从根本上动摇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和合法性。因此，寻找到党内外的制约力量，使执政党始终保持向人民负责的警觉性，非常重要。
其次是政治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长期滞后带来了党的分裂。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当一个执政党的执政地位遇到严重挑战迫切需要进行政治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时候，也往往是它最害怕改革使自己失去执政地位和最担心改革会给反对派利用自己在历史上的失误以攻击自己的机会的时候。这种担心常常使执政党失去了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勇气，也使政治家失去了应有的把握改革时机的政治智慧。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正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再次是对执政党来说，学会与民众公开对话和自觉接受民众监督是民主执政的基础。在墨西哥历史上发生过3次大的学生运动。这些学生运动对当时的执政党革命制度党影响巨大，也使该党的执政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执政党在社会转型期如何处理与民众的关系，至为重要，对于一党长期执政，更是关系到巩固其执政基础的生死攸关的事情。可以说，墨西哥历史上的三次学生运动，用血的教训换来了政府和民众对话、政府听取民众意见的今天成果，也换来了执政党民主执政的政治理念。
最后是贫富差距巨大，没有导致社会上的暴力革命。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正式生效，和从1985年开始，墨西哥向美国大量移民，对墨西哥缩小收入差距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墨西哥的经验说明，出现贫富差距拉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民众没有自救或者他救的有效手段，没有改变自身贫困状况的机会。
对于我国来说，30年改革开放，面对来自社会政治领域里的挑战，率先做出反应并调整与人民关系的是我国的地方政府。这是因为地方政府处于基层，对我国政治体制和干部管理体制的弊端感受最深，直接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和迫切的经济发展压力。近年来涌现出的地方创新案例，也基本上集中于：民众参与；政府信息公开；政府接受监督；和干部管理制度改革等方面。
仅就笔者近几年的实地调查所接触到的地方政府创新案例，就有重庆开县麻柳乡的“八步工作法”[3]；浙江温岭市乡镇和局委财政预算审查批准；江苏仪征市乡镇党政干部的公推公选[4]；上海南汇去惠南镇人大代表公共服务的“点菜工程”；江苏省六口区八百桥镇新光村赵坝的“农民议会”[5]等。这些地方治理方面的创新，揭开了我国新一轮的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改革的序幕。
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指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6]多年来我国学者在政治理论研究和大众传媒在信息公开方面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进步，得到了社会的公认。2008年5月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信息的公开就突破了原有的框框，取得了明显的进步。这些都预示着我国已经踏上了一条政治与经济改革必须要相互协调和配合的正确道路。
实现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要有取有舍：舍要舍掉过去革命仅仅靠“两杆子”的做法（枪杆子、笔杆子），最坚实的和合法的执政基础，是建立在民心向背和向人民负责的基础上的。取要取得政府与资本、政府与民众两种关系的平衡，既要保证经济的发展繁荣，又要使这种发展和繁荣建立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不能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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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拙作“寻求秩序：美国进步时代从乱到治的启示”。
[2] 参见拙作“墨西哥大选折射出的执政党的执政规律”；“墨西哥社会转型期发生的几次重大事件与执政党的执政规律”。
[3] 参见拙作“危机管理和后选举治理的成功范例——对重庆市开县麻柳乡“八步工作法”制度创新的分析”。
[4] 参见拙作“成本低、效果好，发达地区干部选拔任用改革的范例——来自江苏省仪征市的实践”。
[5] 参见拙作“自然村农民的组织创新，实现村民自治的有效途径”。
[6] 参见2007年2月26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文章《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