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从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到现在，一百年间，中国大陆经历了大清帝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阶段。历届中国政府一共制定、颁布过近二十部国家《宪法》或宪法性法律。寿命最长的不过二三十载，最短的可以用“转瞬即逝”来形容。更令人困惑的是，数部《宪法》竟然未能把这个古老的国度扶上宪政之路。中国大陆学界的多数人认为，中国百年立宪史是一部不断立宪并不断失败的历史。中国百年立宪不得成功的原因究竟何在？如何才能在中国实施宪政？

宪法，为限制国家权力而生

王建勋：我觉得很多的人，对于《宪法》有一个误解，或者对《宪法》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有一个误解。他们总以为呢，只有国家才有《宪法》，或者说《宪法》必须是以国家为依托，才可以存在。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宪法》是，或者说宪政是反国家的，其实《宪法》的目的是为了对抗国家。国家是一个怪物，在宪政的这样的一个视野当中，国家是一个吃人的一个怪兽，或者像霍布斯所说的利维坦一样，它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东西。那么为了规范或者限制这个怪兽，那才需要《宪法》。也就是说，从这个意义上讲，《宪法》的目的不仅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而是为了限制这个国家。是为了让每一个个人都强大起来。

全体公民才是宪法的制定者

文菲：您和很多专家学者不同的一点，就是您非常看重1922年湖南《宪法》在中国宪政史上的地位，那您为什么会这么看重它？

王建勋：首先在1921年的时候，湖南省聘请了13位精通宪法的这些学者或者一些政治家，来为他们关起门来，为他们起草这个，好像是在岳麓书院，为他们起草这个湖南省的宪法。其实他们速度很快，大概花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宪法草案就已经拿出来了。当然他们在这段时间，闭门谢客，不见任何人。这个宪法草案拿出来以后呢，湖南又推选了，大概有155个审查委员会的代表，组成一个就是这个湖南省宪法审查委员会，由他们对这个宪法进行逐条的这个审查。这个审查的过程刚开始呢，非常地慢，比如第一天，就审查这个序言，31个字，就争论了一天，争论一天。这个审查委员会审查完这个宪法以后，那么由把这个宪法呢，交给由全省的公民来进行全民公决，公投或者说，所有的人都可以投票。

文菲：就是说湖南所有的民众，都参加了投票是吗？

王建勋：应该说相当多的民众，当时湖南可能有三千万左右的民众，当然你要刨除那些年龄这个小的，不到这个18岁的，还有等等之类的。

持枪权使公民享有反对暴政的权力

文菲：那当我在研究1922年湖南省宪法的时候，我发现很奇怪的一条，那里面就写着，他允许公民享有持枪的权利。那其实在美国，正是因为公民享有持枪权，导致了每年大约有三万人死于枪击，那您是怎么看待这一点的？

王建勋：我觉得持枪权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权利，我们通常讲，如果说每个人拥有生命权或者财产权的话，其实，其实最好的保护者就是你自己，比如有一天你晚上，你待在家里，半夜里的时候，有人来抢劫，破门而入，你这个时候，你报警根本来不及的，对方可能很快就可以，就可以这个把你杀掉，或什么之类的，这个时候最好保护你的就是自己，就是自己。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这项权力是对抗国家或者说，对抗一个变得专制的这样的一个政府的一个有力的武器。

美国人当时在这个殖民地的时代，他们之所以认为这项权利是他们最重要的权利之一，他们就基于这样的一种理念，就是当，当一个政府变得腐败，或者变得专制的时候，人们可以推翻它，可以改变它。那么你推翻和改变它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你手里也有武器。

文菲：对，但就是说，所以说，你有没有想过，当一个人，他拥有一种更强大的武器的时候，他自己的愤怒也会跟着升级。比如说如果说我手中什么武器都没有，可能是我们两个人争吵的话，我也就是忍气吞声也就算了，但如果说我拥有枪支的话，那很可能两个人就会升级，升级为一场你死我活的这样一场争斗。

王建勋：不一定会如此，因为一方面从这个每年，你比如说，我们总是关注美国或者其他的一些允许公民有持枪权的这些国家，有多少暴力事件，死了多少人，其实我们应该看一看，在没有枪支的社会，比如我们这样一个社会里，每年因为，因为这个，他的权利或者自由受到侵犯的人，跳楼跳桥，死的人可能绝不亚于美国这个，这个因为持枪权而死的这个人数。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不是直接选举产生

王建勋：1954年这个宪法呢，它由这个全国人大来制订，我觉得这个从主体上来说，这是不适当的，或者说不合适的，我们说宪法制订它区别于普通的法律，它应该由人民制订，或者是说，当然人民制订，不一定意味着每一个人直接参与，而是意味着要通过特殊的方式，由特殊的人来制订，比如你专门为制订宪法，那么选举出来一个制宪委员会，专门选出来一些人，为了表决投票，而成立的一个组织。应当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这个，这个制订这个宪法，当然有些国家，干脆是全民公决的方式。我觉得从我们这个1954年这个宪法来看，它没有让更多的人参与进去，那人大代表一共才多少人，基本你几千人，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是，太小太小的一部分。

文菲：就说它的选举是不公开，不透明的，所以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的意志。

王建勋：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它因为我们的全国人大代表，是间接选举产生的，是由这个地方的，地方的，或者说是由这个各省市，直辖市的，然后省直辖市的，又是由下面间接选举，这一层一层的间接选举上来的，不是这个选民直接选举。这是一个问题，当然西方的通常这个议员都是直接选举，尤其是在下议院的议员，一般都是民众直接选举的。另外就是说，从这个选举的方式上来看的话，它也不是自由选举，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候选人，通过自由的方式来选举它这些人大代表，而是里边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比如你是不是党员，等等之类的一些限制。所以导致了这个，就是成为人大代表的人，可能并不真正地能代表人民。

中国大陆农村应该实行真正的村民自治

文菲：那我知道，您自己也是非常支持这种自下而上的宪政改革的，您曾经在三味书屋的一次演讲中，您提到了，您说中国如果要实行自下而上的宪政改革，那首先要从村庄和社区的自治实践和政治实验开始，那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说一下您的想法？

王建勋：就是说，中国这个立宪的话，在我看来应当走一个自下而上的这种路子，从乡村社区立宪开始，当然有人可能会说，我们现在不是在搞什么村民自治，社会自治，怎么没发挥作用，或者是乡村的选举，已经选举了二十年了，怎么也没有见到什么效果呀。那么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其实也就是，就是说现在这个村庄和社区的这个自治，不是真正的自治，这个真正的自治的话，在我看来应当有一个，每一个村庄和社区，为他们自己制订他们这个村里的根本法，或者宪法，而不是像今天一样，今天是我们国家通过一个什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大家已经规定好了，你们每个村庄怎么做，你们这个村里要选几个这个村委会委员，什么必须有一个妇女主任什么等等之类的。

实施宪政最终取决于每一个公民

文菲：那其实前不久，我也看了一篇文章，就是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的院长季卫东写的一篇文章，那他其中说到，中国宪政改革的最大阻力，就来自于上层的，上层的这种利益。那可以说，就是由少部分人垄断了中国的经济利益，而这部分既得利益者，他们是深化改革，是持着一种抵触心理的，那您认为是应该怎么解决这一问题？

王建勋：西方人获得这种自由或者法制的过程，一直都是一个不断斗争的过程，不断地施加压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虽然在上层里边，也许有一些开明的人士，或者是改革派，但是主要的动力其实还是来自于下面，下面也有这种要求改革的这种诉求，和这种不断施加的这种压力。

迫使这个，这些既得利益者呢，来改变自己，或者放弃一些。我觉得从，从这个长远来看的话，这种，这种改变仍然是来自于民众的这种压力，当我们的权力和自由受到侵犯的时候，我们要不停地来这个呼吁，就是来保护我们的权力和自由，来争取，通过各种各样的努力和方式来争取，而不是指望着别人，或者说，指望着这个社会，这个体制，它自己变。

（来源：阳光卫视“阳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