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进入“以人为本”的年代，需要进一步追问“人是什么”？人有怎样的潜能和局限性？人在社会与历史中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对我们自己的人性进行“深度围观”，也是今天的必要课题。到了对人自己的种种表现深入反思的时候了

一

2008年10月28日晚，中国政法大学学生付成励在课堂上用菜刀砍死了老师程春明，随即打电话报警自首，整个过程果断冷静。起因是他认为程春明在自己的女友以及他俩的关系中投下阴影。在回答警方审讯时，他声称杀死程春明的理由是“一是要报复，二是要杀一儆百。老师应当为人师表，老师有不轨的行为，而学校又不处理，只能杀一儆百来解决问题”。所谓“杀一儆百”，听上去颇有正义感，释放了一种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信息。

无论如何，随着付成励手中的菜刀起落，程春明倒地身亡，这个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身为老师的那一位再有过失，但肯定罪不该死。然而，这件事情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在于，付成励远非一个品质低劣的人，恰恰相反，这位来自农村的年轻人，有着自己鲜明的是非观点，他远离丑恶并嫉恶如仇，他感到不能忍受的是，程春明老师身为有妇之夫，为什么还要滋扰女学生，而且始终逍遥在外？

他的愤怒是有道理的，他的质疑是难以回避的。尤其是放在当今社会，一般人们对于各类丑事变得见怪不怪、麻木不仁，而付成励表现出来的惊讶、拒绝和执着，超越了我们环境中流行的“规则”或“潜规则”，的确非同一般，成为一种绝响。

这样说，完全不涉及这个案件的司法处理，只是想发掘和辨析其中蕴含的丰富的思想空间：在摒弃付成励暴力残忍行为的同时，却不能完全摒弃他单纯和纯洁的思想，不能完全摒弃他那样一种鲜明尖锐而不是模糊含混的态度。而偏偏在他的思想和行为之间，是前后连贯、一脉相承的，甚至不幸也是必然的。

有一个遥远的故事几乎与这个事件构成一种平行关系，具有某种类比性。虽然不完全相同，但是借助于它，可以部分地帮助我们来理解眼下这件棘手的事情。

二

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作者梅尔维尔（1819—1891），他最著名的作品有《白鲸记》。这本小说最近被再度追捧，因为它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最爱。我们将提到的，是梅尔维尔晚年的最后一本小说《比利·巴德》，薄薄的100来页，在作者去世30多年之后（1924）才出版，很快受到了广泛关注，成为法学界、伦理学界、政治学者及心理分析家们热衷的话题。我先是在阿伦特的《论革命》一书中知道了它，随即找来英文版，还曾经与一位出版社的编辑谈到有意译出这本小书，后来才得知原来作家出版社已经在2003年翻译出版了该小说，更名为《漂亮水手》。

21岁的比利·巴德是个弃儿，关于自己的身世，他只知道曾被盛放在一只篮子里送到一户人家门口，亲生父母是谁一概不晓。他没有接受过教育，几乎不识字，却保持了一颗善良、质朴的心灵，干活勤快，身体强健，年纪轻轻已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水手。而且长相英俊，“谦逊的漂亮面孔和一种亲切的无忧无虑的态度”，不管走到哪里，都受到人们的欢迎，给大家带来和平与恬静。不善言辞更增添了他的魅力。有一次他与人起争执，一拳将对方打翻在地，马上诚心道歉道：“对不起，我一生气就连话也说不出来，只好用拳头来说话了。”对方马上原谅了他。他本来在一艘叫做“人权”号英国商船上干活，1797年英法战争期间，被征到一艘名为“不屈”号的军舰上，就算当了海军。

比利很快适应了新环境。与其他船员不同，他从来不计较待遇，吃喝都能凑合，干活也很卖力。新船上纪律很严格，犯规者会被当着大家的面打得皮开肉绽，这让比利感到不忍。他格外小心地遵守所有的规定，但是怪事却在他身上发生了，军械师克拉盖特老是想要找他的麻烦。一次船身突然摇晃起来，比利端在手里的汤撒了出来，正好克拉盖特经过，这个居心叵测的家伙奸笑道：“小伙子，干得漂亮才是漂亮啊。”看见克拉盖特笑，其他人也笑了起来。

克拉盖特想出了一个圈套。夜晚一名哨兵将熟睡的比利叫醒，动员他参与谋反，遭到了比利的严词拒绝。船上的人们都在议论：“比利的心底太善良了，根本看不出来克拉盖特盯着他看的时候，眼神有多么邪恶。”接着，克拉盖特亲自在船长面前声称有人鼓动暴动，并说出了比利·巴德的名字。船长维尔不相信，克拉盖特警告他不要被比利的外表所迷惑：“你只看到了他好看的脸蛋。红艳艳的雏菊下很可能是一个陷阱。”

维尔船长找来比利·巴德询问情况。当着比利的面，克拉盖特继续扯谎试图陷害。比利难以置信，感到莫大的耻辱，小说作者这样描绘道：“比利的脸色苍白，他张大着嘴巴，却只吐出一些奇怪的声音。”而他越想讲话，就越是讲不出来。他伸出拳头，将克拉盖特打倒在地，克拉盖特旋即断气。

维尔船长以严厉着称，但是远非残酷鲁莽，喜欢阅读蒙田的着作，始终像慈父一样呵护比利。他内心当然不相信克拉盖特的鬼话，但是，根据战时法律，比利的行为是“以公然的反叛行为犯下的杀人罪”。同时，“身为军人，是不容许有个人意志的”。结果比利被判死刑，临上绞刑架前，比利喊出的是“上帝保佑维尔船长”。而印在大家心里却是“比利”这个名字。

这个故事很像寓言，其中的主要人物都是某种力量的代表，他们之间的关系具有一种结构性的恒久意义。比利·巴德代表了一种纯洁无邪，作者这样介绍：“任何种类的两面三刀，阳奉阴违，对他的天性来说都是相当陌生。”甚至这位“年轻的水手还没有见过口蜜腹剑之人”，他像个天使，代表着“善”。而克拉盖特是阴谋诡计、堕落邪恶的集大成者，代表着“恶”。威严而仁慈的维尔船长则代表着“智”，他体现着智慧、美德、人间法则、国家理性等诸如此类的东西。

细看才会发现，小说中冲突的结构以及解决矛盾的方式，与通常见到的却是大相径庭：矛盾对立不是在一般所谓善良与邪恶之间展开，以及最后站在善良一边，结局导向善良战胜邪恶，或者在与邪恶的较量中善良进一步呈现自己。新故事将这一切“掉了一个个儿”——对立冲突设置在“自然”（包括“善良”和“邪恶”这两者）与“人工产品”（美德、制度、社会）之间，前者被看成是有重大缺陷的；因而最终的立场并非站在传统的“善良”一边，而是将它与邪恶并置在一起，让“善良”同样处于接受审判的位置上。需要对此作进一步的解释。

三

来历不明的比利·巴德没有受过教育，说话结结巴巴，让人无法听懂，最能够表达这个人意思的是他的拳头，这表明他是一个“自然人”，处于“社会之外”，对于这个社会是如何建立的以及其中的限制和规则，他所知无多也不感兴趣，他凭着自己善良温柔的天性行事。如果不是遇到了重大险情，他的这种状况还将持续下去，得到他自己和人们的双重认可，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

而为比利及他人察觉不到的，那个居心叵测的克莱盖特却看出来了：“红艳艳的雏菊下很可能是一个陷阱”。尽管这话听起来非常恶毒，然而结果证明这个家伙是对的。也就是说，在比利温柔祥和的举止背后，实际上非常脆弱，一碰即碎。他未经触动的“善良”实际上没有经过考验，他的“无忧无虑”伴有一种危险的混沌及盲目——只要他认为是对的，便是不容置疑的，并且一步跨到了头，仿佛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其他的真理和视角。他永远也不需要与人讨论，不需要接受来自其他维度的检验，他本人便恰恰处于世界的中心，是“绝对的”和“根本性”的。

暴力正是由此产生。当他感到了属于自己的真理，便以一种不顾一切的方式去扞卫它，让它得到实现，其余一切都不存在。凡是想要阻挡它实现的人或力量都需要让路，需要从眼前拿掉。某种与生俱来的原始性，很快演变为一种压倒性的力量，首先被压倒的则是这个人本人。当比利挥拳将克拉盖特打翻在地之前，他已经被来自自身的某种强大力量所控制，被自己的愤怒和激情所压倒，他的拳头是不由自主的，所发出的力量和产生的结果，会令他自己也感到吃惊。他肯定不想看到克拉盖特一命呜呼，然而他最终面临的就是这种不想见到的局面。

也就是说，在此人对社会规则所知无多的同时，他对自己身上的这种力量也毫无所知。于是，善良的外衣脱落，暴露了其残忍暴烈的一面。阿伦特是这样概括从比利身上得出的重要结论：“善良因其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它并不温和，而是以暴烈的方式表现自己，或更确切地说是以暴力的方式。”将善良与暴力联系在一起，认为在善良的底部，蹲伏着暴力的源泉，这是一个为人们所不熟悉的、挑战性的看法。

而那个知道比利身上隐藏着骇人力量的克拉盖特，居然也没有躲过一劫，在他所发明的“真理”得到检验之时，也是他付出生命代价之际。这是为什么？阿伦特这样理解作者的意思——克拉盖特同样处在“社会之外”，他身上的“邪恶”如同比利身上的“善良”一样，属于既不自知也不能自我控制，他一再惹火烧身而不能自拔。如同比利代表“绝对善”，此人代表“绝对恶”。如果说比利是“天使”的化身，那么克拉盖特便是“魔鬼”的化身。在这种同等水平的对立及循环当中，人们所期待的东西并没有出现。

需要有一种能够超越自然力量之上的力量，或者超越于自然力量之外的力量。这正是由维尔船长所代表的。阿伦特用“美德”来称呼维尔船长所代表的那个维度。所谓“美德”，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经过训练、打磨、淬炼而来，因而是有所反思、有所自知，是有尺度、有分寸和有边界的。美德所拥有的是一种千锤百炼的光芒。与美德这种“人工打造”的东西处于同一个层面的，是人类的社会制度、法律等。它们不如“人类天性”听上去那么有魅力，那么吸引人，但却是一些恒常的、稳固的、触手可及和可以期待的东西。“美德也许没有善良强大，但却唯有它能够化为持久的制度。”在这个意义上，不能说维尔所代表的是第三种力量，他代表的是“自然”的对立面。

显然这是反浪漫主义的，是一个理性的、现实主义的思路。梅尔维尔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个框架，除了文学家应该具备的对于人类心灵洞烛幽微的观察，同时得益于他的时代的馈赠。他自己在该小说的序言中解释自己灵感的起点：这个故事开始的1797年，而当时所有的思想者都卷入了一种危机思考当中：“为什么在清除了旧世界的余毒之后”，“革命本身摇身变成了一个坏蛋，其压迫性比其国王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位小说家所思考的结果，最终与政治学者达成完全一致，这真是非常难得。阿伦特总结梅尔维尔在这个故事中想表达的是：“善良是强大的，甚或比邪恶更加强大，但它与‘根本恶’一样具有一切力量所固有的暴力本质，而对一切政治组织形式构成危害。谁要是抱庸常之见，将善良等同于温顺和软弱，势必对此大吃一惊。”对于这种“绝对善”的警惕，应该丝毫不亚于“绝对恶”。“法律和一切‘持久的制度’不仅会在根本恶的践踏之下瓦解，同样会在绝对天真的冲击之下崩溃。”（《论革命》）

阿伦特认为，这是身为美国人的梅尔维尔才能够得出的看法，他能够“从更丰富的政治经验中汲取灵感”。在她的论述框架中，比较起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一开始就是政治性质的，即考虑如何建立一个自由、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同样从这个起点出发的法国革命在半途中突然掉转方向，将一些非政治的东西纳入进来，这便是“同情”——潮水般的对于穷苦人的同情。这种“同情”被表述成最高的“美德”，然而其内里，仍然是一种自发、自然的感情，与比利的“善良”一样，是一种未经触动、未经反省、不容置疑的“自然之物”，因而同样有可能在它的底部，存在着巨大的暴力倾向。人们在“同情”这种感情中所专注和投放的，很有可能更多的是自己内心的感受而非他人的痛苦。

这并非说人与人之间不需要同情，而是说仅仅同情这种自然感情是远远不够的，它不足以成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惟一标准，更不能成为政治制度及法律制度的基础。正像比利的善良需要被超越一样，对于比利的同情也需要被超越，需要得到合理限制。即便是“天使”，当他在人间的法律与社会制度的范围之内行事，那么他行为的结果，也需要被纳入同一个视野和框架之中。这就是维尔船长存在的首要意义——在人世间范围之内的意义。

四

回到我们提及这个故事的最初起点上去。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面对至少部分地从“公义”出发而杀人的付成励，以及如何面对这个年轻人对于世界的质疑。不久前法庭审理此案，据记者从参与庭审的人士中了解，付成励在法庭上态度强硬，坚持认为程春明的行为“不配为人师，该杀”，并表示如果他能出来再碰到类似的事情，他还会这样做。心理鉴定的结果表明，此人心智正常。他的同学也提供了这样的印象：性格开朗，性情中有急公好义、打抱不平的一面，而不是校方最早说过的“性格内向、孤僻”。

借助于梅尔维尔的这个故事——在最好的意义上来说，这个付成励是比利·巴德的精神伙伴，与这个这位美国作家笔下的虚构人物属于同一精神谱系，碰巧他们同为21岁。比利感到自己是被诬陷的，付成励感到自己的爱情被程春明所玷污（不管这是否是事实，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他们都从一个被否定的悲惨事实出发，感到自己被连根拔起，感到被压倒、被羞辱，尤其是感到根本无法理解对方为什么会这样做：克拉盖特为什么要撒谎？程春明自己有妻子，为什么还要将手伸向其他女孩子？

不排除付成励心中也许还感到一种人们很少提及的不平等，即性的不平等——为什么程春明想要占有那么多女性？这在付成励的视野与经验中，是无法解释、难以接受的，他始终想不通。而换个角度来看，今天的社会仿佛认同这样的规则：只要双方平等、愿意而不是强迫性的，一个男人“有”过多少女人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而令付成励反感的恰恰正是这个。从这个立场看来，年轻人付成励与比利一样，对于“文明世界”的气息有些格格不入，多少也是一个“远离社会”的人。应该承认，虽然说起来大家都生活在所谓“社会”之中，但是每个人介入其中的程度和方式是不一样的，对于社会规则的稔熟及法律制度的认同程度也不一样。

他们同样感到自己身上原本的东西与环境之间的对立差异。比较起来，比利谦虚得多，除了最后那一拳，他平时要更为低调，而付成励则更具挑战性。可以相提并论的是，当他们主要是体验着自己身上的美好，感受自身的恬美或正义，他们放松了一个观察，便是自己人性中可能潜藏着的黑暗与暴力成分。他们对于自己人性的负面状况不了解，就像他们对于这个世界所知无多一样。别人眼中的天使，也是自己眼中的天使。

而天使是不能执法的，不应该由天使拿起权杖！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有限性，不知道将自己与他人放在一起，不知道一旦别人参与进来，他就不可能是“无限的”和“绝对的”，他的真理也不是“无限”和“惟一的”。他并不处于正义和真理的中心；觉得唯有自己的一拳或一刀才是正确的，并且由此而能够恢复世界的秩序，完全属于幻觉。更为重要的是，那实行正义的力量，不会是他单个人。他需要了解到并允许这个世界的其他人也能分享得到他的正义感，与他一同推进这项事业。

当然不可否认，付成励是在“学校又不处理”的情况下（他这样认为），才采取了“杀一儆百”的极端途径。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只有出了一个付成励，才能够针对（付成励眼中的）程春明的“恶行”，从而克服它们，其他办法真的不见效，就像俗谚里所说的，只有让“狠人遇到狠人”。在分析梅尔维尔的故事时，阿伦特也提到：能够干预这种“绝对恶”的力量，也许恰恰是“绝对善”，只有它们两个力量相等（“唯有这种善良的暴力才足以抗衡恶的堕落力量”）。这是另外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处于“法律制度之外”的现实主义，这同样也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许多人也能够接受与理解杨佳那样残忍极端的行为。但是不管是从比利·巴德还是付成励、杨佳的举动当中，都产生不出良性的“持久制度”，而只有这种持久制度才能带来持久的真正和平。

付成励、杨佳较比利走得更远。比利属于用力过猛，他并不想真的看见克拉盖特断气，而付与杨则渴望闻到血腥味，他们想看见“敌人”的尸体，他们知道自己手中利器的分量。虽然他们表现得愿意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但那是他们想要承担而实际上承担不了的。不能说一个人愿意为杀人付出代价，他就可以杀人。要能够解释付与杨的行为，还需要引进一个维度，那就是若干年来在我们学校里正规和系统地传授的“暴力革命”及其合理论的学说，正如有学者的研究所表明，在中国革命及其理论装备中，不是也能够找到一些法国大革命的影子？包括极度推崇“自然”的那位理论家卢梭的某些影子？

五

故事还没有完。按照阿伦特的说法，我们此前所谈论的，仅仅是开了一个头。

接下来的内容更深邃、令我们更不熟悉。不仅比利在临死前喊着维尔船长的名字，维尔船长在临死前也一遍遍叫着“比利·巴德”的名字。这是为什么？处死比利为什么成了维尔船长心头抹不去的伤痛？这便是那个悖论——“上帝的天使打死了他，但是天使一定要被绞死”。怎么讲？

维尔船长是以人间法律的名义处死比利·巴德的，那也是万难之中“有限性”的名义，是一个身处“有限性”当中的人能够做出的十分有限的决定。但凡有别的更好办法，他并不想要这样做。这并不仅因为不愿意让自己的手沾满他人的鲜血，而是“天使”终归还是“天使”——天使固然不应该插手人间事务，当他温柔的面孔从天空中降落，便暗藏着杀机；然而天使的存在本身，提示着它翅膀上方的那一片蔚蓝的天空，这个天空代表着这样一些绝对的尺度——善与恶、真理与谎言、美好与丑恶、纯洁与肮脏等等。我们每个人心中实际上都保存有这些尺度的暗室，尽管不能大声将它们说出来，不能直接加以运用。若是没有这样一片天空，没有这样一些基本的界限，我们的眼睛则要陷入失明，我们这个人世间也要重新返回不分善恶彼此的混沌混乱。

因而维尔船长始终认同比利如同自己的儿子，他不赞成比利的行为，但是认同和欣赏他的精神及道义。处于痛苦撕裂当中，这位船长所收获的并不是法官的胜利，而是杀掉亲生儿子的痛苦，就像从自己身体之内被取走一块。这才是这个故事真正的悲剧核心——维尔船长不得不闯进和介入两种“绝对”之间的对立，然而他所站立的地面及拥有的武器，却无法穿透和处理这种对立，他甚至无法制约“绝对恶”，只能惩治“绝对善”，即阿伦特所说：“当法律无法对根本恶予以严惩，就只能惩罚根本善。”（又云：“法律是为人而设的，不是为天使和魔鬼而设”。）他必须为自己“知其不可为而为”付出代价，那是灵魂深陷痛苦的负担。

不只是维尔船长，所有的人都必须为他们在人世间的“有限性”付出代价。正是他们容忍了这个世界，容忍了其中的罪恶、调停以及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

当所有船员看见吊死比利·巴德的帆板，他们自然想到“它上面的一片木屑都是那根耶稣受难十字架上的一块木头”。缺少了这种悲剧感，则是陷入了另一种暴力和暴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