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欧，如同在欧洲其他地方一样，人们主要游览两类区域：一类是城堡，另一类是老城。

现在人们不假思索地谈论“城市”，但至少在中世纪，城与市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点，在中欧表现得非常明显：在布拉格和布达佩斯，城堡(castle)和城市(city)就由一条河流分隔开来。城堡的主人必然是国王或贵族，他通常是征服者，其权力的基础是武力。所以，他通常会在险要之处建造高大而坚固的城堡，一般是在山上，比如布拉格、布达佩斯的王家城堡均建筑在河岸的小山上，带有明显的防御性，基本上是一个防御工事，是个要塞。至于防御的对象，与其说是外敌，不如说是治下的人民。

城堡的旁边才是真正的城市。这样的格局在伦敦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人们现在所知的伦敦，其实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威斯敏斯特，是王室统治的中心，另一部分才是作为城市的伦敦市。两部分以河为界，各自为政。

城市是建设在地势开阔而交通便利的地方，而城市的中心通常就是一个广场。在广场的四周，通常分布着市政厅，城市的主要教堂。然后，整个城市沿着这个广场向四周辐射出去。在欧洲，除了几个相对较新的城市之外，几乎看不到像北京那样横平竖直的城市格局。因为，城市就是以广场为中心发育出来的。

而这种广场最初就是市场。捷克南部最大城市布尔诺的广场就叫做“包心菜广场”，那里的确就是一个蔬菜市场，大清早，市民们从周围到这里采购新鲜蔬菜。

可以想象，几百上千年前，有一群摆脱了封建关系束缚的人们聚集在一起，他们从事手工业或者商业。因此，他们需要进行交易活动，他们的聚集之处就成为一个市场。为了便利交易，他们在市场周围兴建房屋，自然地围合成为一个广场。在那个时代，每个人都有宗教信仰，因而，他们会在市场中建起教堂。商业活动是需要管理的，最初他们通过行会进行自我管理。后来，随着事务变得复杂，各个行会推举的代表聚集在一处讨论问题、作出决策，这就形成了市政府，很自然兴建起市政厅。也许还应当加上法庭。交易总会带来纠纷，而这种纠纷经常是按照市场中的惯例解决的。

这样，一个新兴城市就以市场-广场为中心逐渐发育出来，商业、宗教与自治性政府同时存在于广场。人们在这里进行商业活动，在这里从事宗教活动，在这里讨论公共事务。在这样的城市，市场先于城市，自治先于政府。也因此，广场是市民全部生活的中心。广场是自治的象征，广场意味着市民是城市的主人，城市是由所有市民按照“共和”的原则进行治理的。

到十八、十九世纪，这种格局发生了一定变化。现代国家兴起，自治性城市被纳入到统一的现代国家法律、政治体系中。但是，自治却成为一项传统，成为一项宪法性制度，构成欧洲社会治理的基础。今天欧洲各地的广场虽然不再是市民生活的中心，广场依然是属于市民的。广场是完全开放的，经常有车辆通行；广场四周则是各种各样的商家。由于广场通常是游客集中的地方，因为，大多数是旅游相关商品销售为主。但最为引人注目的，却是无所不在的咖啡馆。某天傍晚时分，我们到达波兰的克拉科夫市老城广场，被眼前的热闹景象给惊呆了。尤其是这里的咖啡馆，一个挨着一个。每个咖啡馆都搭着凉棚，当地人坐在那里消闲，游客则坐在那里感受城市的气氛。

这种城市的气氛确实与中国大为不同。在传统中国，“城”与“市”也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人口聚集区。只不过，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城的数量极多，从京城、省城、府城到县城。这些大大小小的城是皇权统治的中心和节点。在城之外，则存在着一些市镇，明清时代的江南市镇是非常出名的。

毫无疑问，这些市镇与欧洲的城市一样，是围绕着市场活动发展起来的。不过，这些市镇没有围合式广场，而是沿着街道伸展。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市镇在形成之初，并不是脱离封建关系的“自由人”定居之所，而是皇权专制下的臣民定期交易的“集市”。即便在城市已经十分繁荣之时，从事交易活动的主体依然是臣民。因而，他们无权自治。尽管他们也有各种行会，需要自己供应市镇所需的很多公共品，但他们终究不能建立自己的市政府，建立自己的法庭。因而，这样的市镇也就没有作为自治之象征的广场。

有意思的是，在传统中国的城里，倒是有一些广场，比如紫禁城中大殿前的广场。当然，这些广场不过是宣示皇家威仪之所，是臣民向皇帝表示臣服的地方。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在一些大城市出现了巨大的广场。这种广场是举行各种仪式性政治活动的地方。九十年代之后，几乎每个县城都通过大规模拆迁，建造了巨大的广场。民众可以在这些广场上休闲游玩、跳舞唱歌，这一点，倒与欧洲当下的广场没多大区别。当然，欢乐的人们是不会去想欧洲的广场的原始含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