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经济理论，也是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经济政策。与任何一种思想理论一样，新自由主义也必定代表着一部分人的利益。新自由主义发源于西方，而其在实践中的影响却远不止于西方。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不少发展中国家和前苏联和东欧所谓“过渡国家”、“转轨国家”，先后采用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而拉丁美洲更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实验场所之一。进入新世纪，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拉丁美洲，特别是在阿根廷、巴西这样的拉丁美洲大国，引发了经济危机和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由此，拉丁美洲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改革及其影响和前景，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并进一步引发了关于新自由主义在当代经济、社会实践与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前景的讨论与争论。
新自由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兴起与影响
新自由主义理论来自于发达国家，主要是指西方经济学中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其基本主张是：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主张私有化，要求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上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撒切尔政府治下的英国和里根政府治下的美国，一度对实际经济政策发生较大的影响，但西方国家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对经济的调控和干预。进入90年代，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政府的更迭，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实经济运行中的影响有所减弱。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自由主义却在部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阿根廷等拉丁美洲国家大行其道。
80年代在拉丁美洲是“失去的十年”，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负面影响开始显露出来，在拉丁美洲突出地表现为严重的债务问题。面对严重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困难，包括阿根廷在内的拉美国家不得不接受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开出的一张张“结构性调整”的改革方案，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由此在拉美快速扩散。
1985年美国提出的“贝克计划”要求拉美债务国家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进一步开放资本和股票市场；放松投资限制，为本国和外国投资者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实行贸易自由化和进口管制的合理化；改革税收体系和劳动力市场，以及改正价格扭曲现象，以此作为进行债务谈判的条件。
1989年美国政府进一步提出了“布雷迪计划”，首次同意对拉美债务国所欠债务本金给予减免，但作为条件，要求债务国进行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改革。阿根廷、墨西哥等重债国分别与美国就布雷迪计划实施达成协议后，各国遂加大了结构性改革的力度。
新自由主义主导拉美经济是从80年代开始的，而其影响可以追溯到50年代。50年代中期，新自由主义的发祥地美国芝加哥大学专门为来自拉美的学生设立了一个经济学博士学位点。有些年份，芝加哥大学从拉美招收20名攻读学位的学生。这些“芝加哥弟子”回到拉美后，不少人身居要职，对拉美国家的经济、政治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1989年至1999年在卡洛斯•梅内姆任总统期间，阿根廷政府实行了以对外开放为引导的，以市场自由化和私有化为核心政策的经济改革计划，而市场化和私有化正是长期以来新自由主义所主张，并大力向发展中国家推销的经济理论与政策的两个基本要点。梅内姆的改革是新自由主义在拉美最典型的表现，并引发了最严重的后果。在整个90年代里，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教条，在阿根廷变成了由政府大力推行的四大经济政策：
1.解除进口限制，推行贸易自由化。对外贸易在阿根廷国民经济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出口总额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1989年以后，梅内姆政府对进出口管理进行改革，解除了大部分以前限制进口产品的限制。贸易自由化政策扩大了阿根廷的进口，却对出口造成了损害，进而又排斥了阿根廷部分的已现代化了的产业，使原具有一定优势的产品受到了进口货的排斥，从1998年开始阿根廷外贸进入了逆差状态，1998年阿贸易逆差为55亿美元，开始了直至今日的国际收支资本净流出的状况。
2.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政策。梅内姆政府上台后，推行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其目的是想通过私有化使阿成为吸引外国资本的一个热点。阿根廷是世界上实行私有化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阿根廷对公共部门的私有化既迅速又彻底：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多数国有企业被卖掉。国际金融界的上层人物对阿根廷私有化政策感到满意，为阿根廷赢得了“外资投资环境”得到改善的赞誉，外国资本和相应的税收曾一度大量增加。但这些资本的流入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投机资本为基础的，随时可能流出。事实与科斯的产权理论预言的相反，阿根廷经济的效率在总体上在私有化以后下降了，并进一步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1989年阿根廷消费物价上涨5000％。
3.开放金融和资本市场，实行金融自由化和资本自由化政策。除中央银行外，阿根廷国民银行是唯一的全国性官方商业银行。大批外资商业银行都在阿根廷设有分行。外资商业银行在阿根廷金融市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赢利可观。梅内姆政府放开对外资的限制，没有外汇管制和信用证的限制；货币自由兑换，资本利润出入自由。金融和投资的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阿根廷经济的复苏，但金融开放和大量外资进入的主要问题是增加了经济的不稳定性。1994年12月墨西哥爆发比索危机，使大量资本外流，导致了1995年的经济大萧条。墨西哥的危机影响了外资对拉美地区的经济信心，结果阿根廷也受到连带影响，1995年阿根廷失业率上升到18.4％，国内生产总值下降至4.6％。社会不平等持续扩大，贫困线以下人口数量飙升。
4.实行比索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的制度。梅内姆政府上台伊始，阿根廷遭遇了十分严重的通货膨胀。阿根廷在80年代的经济困难，如债务问题和通货膨胀，从根本上讲与阿根廷作为外围国家的经济依附性有关，严重的债务问题就是国际经贸往来中大量经济剩余转移的后果。但阿根廷没有能力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反而进一步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张，对内实行大规模私有化和对外实行联系汇率制，这两剂猛药实际上是一种“休克疗法”，企图运用进一步的自由化和全球化方式来解决自由化、全球化带来的问题。
1991年受过哈佛大学训练的阿前经济部长多明戈•卡瓦洛临危受命，进行大刀阔斧的金融改革，取消政府在货币和外汇方面的管辖权，实行比索兑美元1：1的联系汇率制度，即盯住美元，实施“美元化”的货币兑换政策，以强行控制通货膨胀。但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抬高了本国生产和劳工成本以及出口成本，使阿根廷产品很难与采取浮动汇率的巴西等拉美国家竞争。这是后来阿根廷金融崩溃的前奏之一。
对新自由主义实践的反思
历史事实表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并没能解决阿根廷这类拉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经济问题。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带来了一些暂时的、局部的积极因素，起到舒解困难、缓和危机的作用，但都不能消除困难与危机，甚至在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程度上积累了矛盾，酿成了更大的危机，形成了危机反复循环的局面。2001年底以来震惊世界的阿根廷经济危机，为实行了十多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做了总结。十多年盘点下来，阿根廷所欠巨额外债1300多亿美元；巨额财政赤字造成财政崩溃；社会分化、人民贫困，目前全国30％人口陷于贫困，失业率超过了20％。
在事实面前，人们开始了对新自由主义及其政策的反思，在拉美，新自由主义也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我们认为，从阿根廷实行的新自由主义式的经济改革的实践及其结果中，以下四方面的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第一，外资进入和开放不等于经济增长。不能不十分遗憾地指出，新自由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确实已在包括阿根廷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学术界、经济界甚至政界成为了一种新的教条。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政府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开放市场，实行贸易、金融、资本的自由化，必然意味着经济增长。而阿根廷痛苦的现实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这个曾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结论。在阿根廷，完全开放的资本和货币市场，在经济上升时期似乎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问题是在经济遇到困难、出现动荡的时候，开放的市场就像战争中不设防的城市那样任人摆布。而任何经济体又都不可能避免经济周期。在当今国际资本市场存在大量游动的货币资本的情况下，开放金融市场，放松管制，是存在巨大风险的。阿根廷的危机再次证明了这个结论。
第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造成财富分配不均。在美国接受经济学教育、深受新自由主义熏陶的前智利总统帕特里西奥•艾尔文也不得不承认：“市场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市场推动消费和创造财富，但它不能公平地分配财富。”
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多年后出现的进一步两极分化的现象，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结构的分化有着密切关系，一些拉美经济学家指出了全球化在“外围”地区造成的所谓脱节现象。简而言之，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同样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在不同的国家、在处于不同地位的经济体中的结果是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对外开放、接轨，确实使一部分经济活动和一部分人加入了国际资本大循环，同时也使这部分人的财富迅速积累、富裕起来。但对国家整体情况就是另一回事了。大量外资进入和国际贸易增长的另一面，是对本国民族经济的抑制，总体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但其中相当部分并没有进入阿根廷国内的经济循环，而是参与了与发达国家联系更加紧密的国际循环。当社会消费需求的大小由非工资的高收入阶层所决定、由此导致“关键性增长部门”主要生产“奢侈商品”时，脱节现象就产生和扩大了。从消费角度看，参加国际循环的这部分人往往是高收入阶层，也就是说质量最好、能力最强的消费并没有更多地进入国内循环。尽管工资收入者和非正式部门的低收入者组成了劳动力大军的主体，但他们所占国内生产总值和消费的份额却很小并日渐降低。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增长并没有导致工资收入者和低收入阶层生活条件的改善，这种现象也就为未来的经济危机埋藏下了深达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种子。
第三，新自由主义经济实践缺乏有效的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对于任何一个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来说都是极其必要和重要的。但阿根廷政府和许多拉美国家一样，在公共政策方面乏善可陈。并非阿根廷及拉美政府不需要公共政策，而是长期实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使阿根廷政府丧失建立和实施有效的公共政策的经济基础。在90年代中，阿根廷实行了全面的私有化，原有的国有经济基本出卖。由此，政府直接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经济基础就不复存在了。事实也表明，仅靠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而没有相应的产业政策和劳工政策，甚至必要时缺乏对关键部门和企业的直接调控，政府在经济危机面前常常是束手无策的。而大规模的私有化和外资进入，使阿根廷的产业政策、劳工政策形同虚设，导致了国家调控手段缺乏、能力不足。
第四，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依然要重视发展和保护民族经济，防止和减弱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众多的拉美经济学家指出，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核心是尽可能弱化国家的作用，主张市场对经济的绝对统治。新自由主义大谈“民族国家和国家主权失去意义”，要求发展中国家减少对经济的干预，把有关主权让渡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新自由主义貌似推行市场自由化，实质上是图谋让强国担负起组织和管理世界经济的任务，阻止弱国拥有保护自己市场的机制和手段，保证其企业对弱国市场行使霸权。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虔诚而认真地弱化国家”，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当年阿根廷以优惠的政策吸引外资，形成了对外资的过分依赖和国内一系列的问题。作为在发展中国家中较早已初步实现工业化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阿根廷本来已经形成规模并具有一定水平的钢铁、汽车工业、飞机制造、军工和农产品加工业却日渐萎缩。阿根廷的经济基本上被外资所控制，不仅竞争性领域中的制造业、商业、服务业大部分被西方资本所控制，即使是金融、通讯、军工、能源等战略产业部门外资也有巨大的影响。事实表明，不加选择、不受限制的外资进入，不仅不利于阿根廷的“利用外资”，反而使阿根廷为外资所利用。
实行多年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阿根廷等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危机带来的教训是明显而深重的：私有化、自由化并未能改造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依附性，反而使发展中国家进一步陷入发展的陷阱。终于，全世界看到了这悲剧的一幕——金融崩溃，政府垮台，社会动乱。
面对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国家制造的悲剧，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缄默了。面对拉美的悲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犹豫了。在拉美最需要全球化的时候，全球化退缩了。在拉美最需要美国的时候，美国袖手旁观！拉美经济变成了对经济全球化的辛辣讽刺。“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悲剧已成现实，重要的是从中我们能够接受什么教训，使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