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表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哪些责任可以承担，哪些是现在还不能承担的？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与过去相比已完全不同。从“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到“中国责任论”，表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为什么会出现“中国责任论”

“中国责任论”的出现首先是因为中国的实力显著提升。到2006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已上升到14.5%，仅次于美国（22.8%）居第二位。伴随着硬实力的提升，中国软实力的影响也在迅速扩张，中国模式引起了广泛关注。英国前副首相赫塞尔廷在一次演讲中说，中国变化的三“大”——变化范围之大、变化速度之快和变化观念之深对西方世界正产生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其次，“中国责任论”的出现也是因为世界正由单极向多极转变，美国的霸权在逐渐衰落。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社会意识到美国不再有能力，也不再愿意为一个群雄崛起的世界继续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它要主动为自己减负。世界面临的现实是，没有一个国家强大到足以代替美国来承担这个担子，只能由更多的国家分担，至于怎样分担，没人能说得清。目前的世界，包括美国的盟友，对美国更多地采取一种抱怨或指责的做法，而不是主动地承担美国卸下的担子。有些发达国家甚至还在悄悄盘算着，一旦美国溜走，自己该如何更好地脱身，以免陷入泥潭，当了美国的垫背。

在这种时候，一些国家希望中国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承担更多的责任。世界从单极走向多极，需要体制的调整，需要新的秩序，而这个新秩序的建立已越来越离不开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的参与。

“中国责任论”的出现表明，未来的中国不再是仅仅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可以赢得世界的尊重，而必须更多地担负起解决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责任，必须比以往更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尽管有些问题与中国无关，或者不直接相关。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希望中国能在未来的国际秩序和体系的改革与调整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这些都给不断融入世界的中国提出了新的挑战。

如果说，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融入世界的30年，那么未来30年将是中国如何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承担责任的30年。未来的责任可能十分复杂，我们既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也要维护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的利益，同时还要化解和减少与发达国家的摩擦。

我们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哪些责任是我们可以承担，哪些又是现在还不能承担的？怎样承担这些责任？都需要更为严谨、充分和长远的战略考虑和精确的战术技巧。以往我们考虑国际问题，可能更多是从自己的视角去思考，现在则需要更多地具有国际视野，并把中国视角与国际视野结合起来。只有将这个问题处理好，中国的发展才能得到世界更多的认同。

承担责任越多，与西方的摩擦并非越少

应当看到，现在西方国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也是从它们自身利益出发的，希望借此维护现有的、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比如说，希望中国帮助它们更快地摆脱经济危机；再如，要中国按照西方国家的方式处理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等。

目前，中国已融入现有的国际秩序，既是现有体系和全球化的受益者，同时也是推进者。这也是为何西方对中国与俄罗斯抱有不同看法的原因——西方现在仍把俄罗斯视为体系之外的国家。

对中国融入世界，西方是接受的。而且，西方原本的设想就是通过这样的融入，把中国整合到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中。但随着中国的崛起，一个最让西方国家担心的问题开始出现：中国未来的发展会否打破现有的体制？这也就是西方人士常常提到的所谓“不确定性问题”。这使西方在提到中国的责任时，往往事先有一个基本的限定，即中国不应重新构建一套秩序，也不应破坏现有的体系，而应为维护现有体系承担更多责任。

理解了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承担的责任越多，并非意味着与西方的摩擦就会越少。

由于历史的原因，现有的国际规则和秩序是由西方国家制订的，也主要是维护西方国家利益的。中国融入这个体系，既要维护这个体系的秩序，又要在这个体系中发展自己。随着中国的实力越来越强，中国将从被动的融入逐步转向主动的融入，不可避免地对这个体系产生更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中国还会给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带来冲击，与这个体制的摩擦、碰撞也会随之增多。在应担负什么样的责任方面，也会与西方出现更多的冲突。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中国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与西方是根本不同的。中国认为，达尔富尔发生种族冲突的主要原因是贫困，要想解决这一问题，从长远看，就必须帮助苏丹实现持续的经济发展。制裁的效果并不理想，而且体现的更多是强权政治。所以，中国采取了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方式推动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这种方式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却未得到西方的认同。

中国处理解决国际关系问题时会采取一种新的模式。这种新模式可能还不健全，还需要实践的检验，但是，按照中国人的设想，它却更符合当今国际政治发展的主流。

千万不要干力不能及的事

中国的难处在于，还没有步入发达国家之列，却被很多国家要求像一个发达国家那样承担责任。

一些国家希望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是因为它们过高估计了中国的实力。一般的民众看中国的视角与学者不同，民众更看重自己的体验。比如，当他们看到超级市场里摆的都是中国货，看到报纸上连篇累牍报道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或看到中国大城市里高楼大厦林立、高速公路连接成网，当然会产生惊羡的感觉。而学者往往是根据他们掌握的数据和历史的经验作判断的，他们的分析及其结果是建立在计量统计和数据分析基础之上的。这两种对中国的观察都是浅表式的：只看到中国过去30年的变化比历史上任何国家都要快，却忽视了中国发展仍然存在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无法用数字来表述的，比如人口、地区贫富差距、环境恶化和贪污腐败等。在没有解决好这些问题之前，中国是很难承担某些国际责任的。对这个难处，我们应当有自知之明，也需要向世界讲清楚。有些事情我们无力承担，就不要去承担，千万不要干力不能及的事。

可以想见，未来西方国家还会借中国责任论来说事，对中国提出更多的要求。但是，别人怎样给我们提要求是别人的事，对正在经历迅速发展而又久未有过大国体验的国人来说，重要的是要保持一种“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精神，作好心理准备，既不怕“捧杀”，也不因“热捧”而盲目乐观，以一种冷静、客观的心态看待“中国责任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