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上午，我正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出席马来亚大学孔子学院成立的相关活动，突然收到北大和北外两位秘书同时发来的短信，告知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于当天上午8点50分逝世的消息。我听到噩耗，感到十分震惊和悲痛。
我是1978年进入北大历史系学习的，在求学期间就对季羡林先生高尚的人格和渊博的学识非常景仰。自1982年在北大校办工作后，我与季先生有着近三十年的交往，经常去季老家请教问题。特别是季老近年长期住在301医院疗养，我也经常去拜望先生。记得去年先生97岁生日之际，我和同事去向先生祝寿，还没进门，先生先开起了玩笑：“千万不要祝我长命百岁———我现在已经97岁了，祝我长命百岁的话，我就只能再活三年时间了。”大家都为先生的幽默逗乐了，我说：“那就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话题就这样打开了。
先生是近百岁之龄的老人，思维非常清晰，但视力和听力较以往下降了很多，身体情况不如前几年了。我深知生老病死是人生无法避免的客观规律，但是听到先生驾鹤仙逝的消息，一下子还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先生走得太匆忙了。本来想这次从马来西亚回国后就去拜望先生，还要准备给先生过九八寿诞，没有想到没有见上先生最后一面。在回国的飞机上，我思绪联翩，眼前不时浮现着季先生的形象：戴一顶中式帽子，穿一身蓝色卡其布的中山装，抚摸着心爱的白猫，泛着慈祥的笑容，映着绚烂的晚霞，坐看朗润园的清塘荷韵……
季老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
1986年4月，受北大洛阳校友会的邀请，季老和时任北大副校长的张学书同志商量，决定在牡丹花季期间前去洛阳访问。我和校办副主任杨永庚等其他几位同志便一同参加了。
这恐怕是季老从繁忙的工作岗位退下来之后的第一次去外地活动。文革结束后的这些年，特别是文革期间被抄走的那些书籍和文物归还以后，季老也慢慢开心了起来。后来季老多次向我回忆起，那时的中央领导、他的老同学胡乔木同志还希望他能到中国社科院和中国佛教协会工作，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季先生希望由年轻一辈担任院长或会长的职务。他说，真当了那个官，就不自由了，去不了洛阳赏牡丹。
洛阳一带不乏中国佛教的圣地。我们参观的白马寺有着“白马驮经”的动人故事，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所建立的第一座寺院，被尊为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少林寺在中国佛教历史上有着很多传奇佳话——达摩东渡，在少林寺弘法，首倡禅宗顿教，确立了少林寺禅宗祖庭的至尊地位；到了伊水之畔的龙门石窟，季老指着那一尊尊雍容典雅的菩萨造像，讲解着那些迷人的传奇故事，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佛教的艺术魅力。
每到一处佛教大殿，季老都严肃地立正站好，脱帽鞠躬。各寺的方丈听说季老来了，也都安排单独会见，请教佛教方面的专业问题，季老也总是笑容可掬，有问必答。在与方丈们交谈之后，季老有些感慨，认为十年“文革”对文化的破坏太严重了，佛学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佛学界的整体学术水平已不如当时的台湾。1999年，季老终于如愿以偿到了台湾，访问了法鼓山等佛教圣地。
季老是研究佛学的大师，在洛阳造访这些佛教名胜，兴致很高，谈笑风生，还不时和我们谈论一些佛教方面的学术问题，一点也不像一位75岁的老人。对我们来说，那是一次极为开心和难忘的旅行。然而，在从洛阳回北京的火车上，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季老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又显示出他令人尊敬的品格。
当时，北京与洛阳之间的唯一交通工具就是火车，一票难求自不待言。坐软卧包厢也有级别要求，县团级以上的官员才能乘坐。我因要照顾季老，提着行李，虽然级别不够，也就一同上了拥挤的软卧车厢。
列车长是一位很用心的人，看到来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者，出于对老人的尊重，不忍心让老人家挤来挤去，就临时动议，把季老、学书校长和我等四人安排在了第一个软卧包厢。这时，原被安排在第一包厢的那位司局级的官员也带人上了火车，当发现被车长调换到后面的包厢后，便大发脾气，暴跳如雷。他拒绝列车长调换的包厢，在火车过道上来回走着，使劲地踩踏地板，大声嚷嚷，说“有的人不够级别，也坐上了软卧。车长擅用职权，调换包厢，我要向铁道部反映，撤了他的职！”当时，人们都比较老实，只听不说，任他反复地大发脾气。
季老、张校长和我们四位坐在包厢里也没有吭声。当我听到他指责年轻人坐软卧时，也有点紧张，怕被调走，无法照顾两位老人家。季老听到这人的霸道劲，很不高兴。他按捺不住心头那份愤慨，告诉我说：“你去找这个人，贴近他的耳朵说两个意思：‘第一，你这种做法实在是太过分了；第二，如果你要去铁道部告状，撤列车长的职，包厢里的那位老人就要以人大常委的身份，去向李鹏总理告状，撤你的职。’不要和他吵架，说完马上回来。”
我忐忑不安地到了那位干部面前，轻声地对他说：“一位长者让我跟您捎几句话。”他先是一愣，我趁机把季老刚才吩咐的话语对他复述了一遍。我说完之后，马上回到了包厢。这时列车也开动了。奇怪的是，刚才还吵吵嚷嚷的车厢立马安静下来。
那位列车长到软卧包厢里来，向季老诉苦，还掉了眼泪。季老听了心情非常沉重，安慰列车长，说他这样做得对，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美德，请他放宽心，不会有事。半个小时之后，列车长又回来了，说刚才那位大吵大闹的司局级干部，不知为什么不但不再吵着换包厢，还死活不肯在软卧车厢呆了，坚决要求改坐硬卧车厢。我想，季老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教育人，使那位领导干部自惭形秽，达到自我反省的结果。
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一幕仍然历历在目。季老平生为人淡泊宁静，但那一刻自有不怒自威的震慑力。我想起了鲁迅的一句话：“陶渊明并不是浑身静穆，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我想，季老也是如此。
季老对年轻学者的奖掖让我永生难忘
我在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夏威夷大学留学期间，曾经看到一本1948年出版的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的纪念册。这是由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先生撰写前言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书中的作者大多是一些闻名海内外的学术大师，他们从不同角度回忆和考证了北大前五十年乃至早期京师同文馆的历史。我由此对研究北京大学创办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北大这样一所与中国近代史有着密切联系的大学，其创办的根本原因何在？京师大学堂与太学、国子监是什么关系？中国第一所官方开办的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为什么要并入到京师大学堂？带着这些问题，我开始了史料的收集工作。
我在1995年底回到北大，适逢北大“百年校庆”筹备工作正式启动，更激发了我的研究热情。经过近两年时间的研究和写作，我在1997年年底完成了《从京师同文馆到京师大学堂》的书稿，希望北大出版社出版。编辑们对书稿拿不准，希望我请一位专家提出推荐意见。当时离校庆还有四个月的时间，确实来不及了，我没有办法，只好去敲季老的家门。
当时，季老相濡以沫的夫人彭德华女士已经去世三年了，由东语系李玉洁老师担任季老的秘书工作。1997年12月30日的下午5点多钟，当时正是冰冻三尺、寒风凛冽，我胆战心惊地敲开季老的房门，季老正准备吃晚饭。我把来意向季老做了报告，请季老看看我这部书稿的学术观点是否能够成立。季老对待学术问题向来非常严肃，便说：“你放在这里吧。”我不便过多叨扰，起身告辞。
过了三天，1998年元月2日的下午，李玉洁老师打来电话：“郝平，你可把季老弄苦了，他老人家三天都没出门了，一直都在看你那本书稿。你赶快来季老这一趟。”
我骑上自行车很快到了季老府上。一开始，季老没有让我看他写的序言，而是让我坐到沙发上，回答他提出的有关京师同文馆、国子监与京师大学堂之间的关系等几个问题，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季老对我的回答还算满意，说：“能自圆其说。我同意你的观点，北大的校史应当上溯到汉朝的太学”。季老接着说：“中国的学统从太学起，中经国子监，一直到京师大学堂，最后转为北京大学，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没有中断。这在世界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除了给你的书写了序言之外，我还给你的书改了个名字，你看叫做《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好不好？”我当然连声说好。
我双手接过季老递给我的序言复印稿，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我确实没有想到季老会为我的书作序，也没想到季老会为我的书更改并题写了书名。我当初的奢望，是季老能够抽出个把小时粗粗一翻，然后让李玉洁老师给出版社打个电话，书就可以出了。
季老说：“北大百年校庆临近了，还没有见到一本有关校史方面的著作，校史研究不能后继无人啊。”再看看这份近三千字的序言手稿，一笔一划，字迹工整。李老师说：“季老伏案工作，早晨五点就开始爬格子，三天时间没有出门。”在那个场景下，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回到家认真研读季老的序言，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他对青年人的那种希望和期待，也反映了季老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的独到和深刻的见解。
季老在序言中对我的评价，我心里非常感动，也觉得学力不够，担当不起。我立即给李玉洁老师打电话，我说要向季老表示，他的褒奖之词我承受不起，希望季老能删去一些夸奖我的文字。季老答应了我的请求，删去了一些话，但季老要李老师回话给我，说再要求删就不发了。我仍然觉得有愧，我把这篇分量厚重的序言，视为季老对我这代青年人的殷切期望。之后，我也就成了季老家的常客了。
2008年北大110周年校庆之际，北大出版社又修订再版了《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一书。季老听说之后，专门为这本书的再版题词：“华夏文明薪火的传承，中国现代教育的开端”，对我再予鼓励。
1999年起，我开始了对曾担任燕京大学校长、美国驻华大使等职务的司徒雷登的研究。我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司徒雷登的英文版回忆录《在华五十年》，图书馆管理员告诉我此书已经被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借走。当时我比较迫切地想看到这本书，便问图书管理员什么时候可以归还，当下得知借阅这本书的是季老。
后来，我去季老府上拜望请益的时候，季老正在看这本英文版的《在华五十年》。季老得知我在做司徒雷登的研究，不但欣然将他正在阅读的《在华五十年》借给我先看，还和我饶有兴趣地谈论起司徒雷登的话题，对我的研究给予了很多宝贵的建议。在季老的鼓励和指导之下，我研究司徒雷登的著作《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在2002年出版。
季老1999年到台湾访问期间，曾专程去祭扫胡适先生的墓地。季老回到北大之后，写下《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的名文：“我站在适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联翩，上下五十年，纵横数千里，往事如云如烟，又历历如在目前。中国古代有俞伯牙在钟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许多在至友墓前焚稿的故事。按照这个旧理，我应当把我那新出齐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汇报我毕生科学研究的成果。”
我在学术上一点一滴的进步，都凝聚着季老对我的奖掖和鼓励。季老遽归道山，如果有机会，我也愿把那些不成器的文字焚毁在季老的灵前，告慰先生生前的厚爱和指教。
季老对北外同仁的鼓励
2005年6月，我受教育部安排离开北大，到北京外国语大学担任校长。季老听说之后，专门为我题写了韩愈《进学解》中的一句话：“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我到北外工作这四年多时间，一直努力按照季老的教诲去做事做人。我经常和杨学义书记等北外的领导班子一起，每隔两三个月，都要去301医院拜访和看望季老。我们每次都要带上外研社食堂精心制作的、季老最喜欢的俄罗斯红菜汤。季老与我们谈话总是非常愉快，我们每次作别，他都用依依不舍的目光，目送我们远去。回想起这四年来季老在病榻前与我们讨论学术与人生，每次谈话都是极为珍贵的精神盛宴。
外语学习问题，是季老每次都要和我们谈起的核心话题。季老经常说起，在外语教学与研究方面，北大的学术研究做得出色，北外对学生外语应用能力的培养做得扎实。他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就经常从北大骑自行车来北外取经。季老希望对外语人才的培养，能够综合北大和北外的长处，既能打下“听说读写译演”扎实的外语基本功，又有着较好的学术研究功底。
对如何提高外语应用能力，季老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提倡学习外语要坚持“不要脸主义”：母语不练习都要生疏，更何况一门外语？说外语就要脸皮厚，不要怕丢脸，要勤学苦练，打下坚实的外语基本功。
季老非常关心大学生的素质教育。他特别强调要弘扬学生的爱国意识，他多次和我们深情地谈起：一个人一辈子有两位母亲。一位是给予他生命的母亲，另一位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
季老对外语专业的学生寄托了殷切的期望，希望他们在掌握扎实的外语基本功的同时，更要博览群书，广泛涉猎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经典著作。按照季老的话说，就是要“像蜜蜂采蜜一样”，去努力学习对象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知识，成为对象国研究和区域研究的专家。
2007年5月，我和时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社长的李朋义同志，著名外语教育专家陈琳教授一起去301医院拜望季老。季老与外研社有着长期、密切的交往，非常赞赏李朋义社长全身心投入出版事业的“拼命三郎”精神。我们向季老汇报外研社近年来的发展成绩和成为“最中国的国际出版社和最国际的中国出版社”的远大志向，并向季老表达了外研社出版《季羡林全集》的诚挚愿望。季老对外研社的出版理念和实干精神给予高度评价，欣然同意授权外研社独家出版《季羡林全集》，还就全集的卷次、体例、收录内容等提出了指导意见。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编辑和筹备，《季羡林全集》前6卷已经在今年6月开印，计划8月出版。外研社的同志们前不久在看望季老时，他还牵挂着全集的出版和外研社的发展。可惜就在全集问世之前，季老溘然长逝，给海内外读者留下了无限的遗憾。外研社的同志们表示一定要做好《季羡林全集》的出版工作，作为献在先生灵前的一瓣馨香。
北外的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在张西平教授的领导下，利用北外的外语语言优势，以明清入华传教士研究为核心开展相关研究，开拓了世界汉语教育史这一全新的学术领域，为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学术建设和国家的汉语国际推广贡献了力量。我们向季老汇报这方面成绩的时候，季老非常高兴，欣然同意担任北外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并为中心题词：“文化交流、中学西传、张扬和谐、全球共暖”，指出了我们的文化使命。我们在季老教诲的鼓舞下，又凝炼出北外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坚持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既要把“世界介绍给中国”，又要努力承担“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历史使命。
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已是午夜时分。酷暑的京城云雾弥漫，下着瓢泼大雨。也许上苍也在为先生的逝去哭泣？我想起了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的一句话：“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谨以此文缅怀一代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祝先生在天之灵安息。（作者为教育部副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