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奴隶社会虽然脱胎于原始社会，但又与原始社会有许多本质的区别。首先，从所有制层面看，原始社会实行的是公有制，而奴隶社会则是西方历史上第一种私有制社会形态。其次，从社会生产或经济层面看，虽然奴隶社会与原始社会同属于自然经济社会，但是，无论在生产力方面还是在生产关系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仅在生产工具方面，人类由石器时代进入了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而且在生产规模、经济制度、产品分配和产品交换等方面都有了质的提升。第三，就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层面看，其与原始社会的差别就更其昭然。如果说原始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是血缘亲情或家族制度，则奴隶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便是政治统治或官僚体制。[1]如果我们可以把原始社会的历史简化为“家族史”的话，我们似乎也可以把奴隶社会的历史简化为“政治史”。在希腊文里，“politicos”这个词既有“政治”的含义，又有“社会”的含义。[2]无论是古希腊时代的城邦，还是古罗马时代的“共和国”和“帝国”，都同时扮演着两种角色，具有两种职能，即一方面担当了“阶级统治”的职能，另一方面又担当了“社会公共管理”的职能。
正因为如此，古希腊奴隶社会中的人的主体意识既与原始人的主体意识有某种联系和类似，例如，“群体意识”同居主导地位，但是也明显地具有许多区别于后者的本质特征。这些特征，概而言之，主要有下述几点：
首先，是个体意识的萌生和觉醒。如上所述，原始人的主体意识的根本特征是“氏族崇拜”，是“无我”。但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个体意识或自我意识逐步形成，并在社会生活中始终有其顽强的表现。这不仅可以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普罗塔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和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看出来，而且还可以从“小苏格拉底派”、伊壁鸠鲁派、斯多亚派和西塞罗的社会伦理思想看出来。个体意识的萌生和觉醒是西方奴隶社会的主体意识区别于原始社会的主体意识的一项最鲜明的标记。
其次，是“团体意识”或“国家意识”始终居主导地位。至古希腊时代，个体意识虽然萌生和觉醒，但与近现代西方社会不同，个体意识并未取得主导地位。在主体意识中居主导地位的依然是“群体意识”。不同的只是，在原始社会，居主导地位的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群体”，至奴隶社会，对“家族群体”的崇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但是，居主导地位的则是“团体意识”或“国家意识”。这主要是由于在奴隶社会里，国家在“社会整合”和“制度整合”中扮演着一种特别重要的角色的缘故。这又主要是由于在奴隶社会里，构成社会大系统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子系统虽然相对于原始社会来说已经有所分化，但是相对于近现代西方社会来说又缺乏明显的独立性，从而国家对奴隶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文化生活有一种全方位的统治、管理、控制作用。“國”这个汉字不仅表明国家有一个领土权的问题，还有一个对人口、土地和军队的所有权、支配权或指挥权的问题。因此，“城邦意识”或“共和国”意识一直是古希腊罗马人的主体意识的主导形式。不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还是西塞罗的《共和国》和《法律篇》，所突出和强调的都是这样一种“团体意识”和“国家意识”。
第三，团体意识与个体意识、团体认同与角色认同或个体认同的关系问题既是奴隶社会政治学的轴心问题，也是奴隶社会伦理学的轴心问题。就政治学而言，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与西塞罗的《共和国》和《法律篇》尽管内容繁复，但中心问题还是这样一种关系问题。就伦理学而言，智者派与苏格拉底、昔勒尼派与犬儒学派、伊壁鸠鲁主义与斯多亚派所讨论、所争论的问题虽然很多，但“公共善”与“个人善”的关系问题却始终是一个基本问题。就其处理这一问题的基本模式看，主要有两种：一是强调二者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强调个体意识对团体意识的从属性；一是强调二者的差异性和无关联性，强调个体意识对团体意识的非从属性。总的来说，柏拉图的“正义论”和亚里士多德的“人性论”（主张人是“政治动物”）大体属于第一种类型或第一种模式；昔勒尼派、犬儒派、伊壁鸠鲁主义和斯多亚派对“个人的善”的强调就大体与第二种模式相当。不难发现，团体意识与个体意识、团体认同与角色认同或个体认同的一致性是古希腊罗马社会赖以存在和稳定的基础，一旦这种一致性遭到了破坏，社会就将陷入危机。[3]团体意识指导下的团体意识与个体意识的互存互动关系乃古希腊罗马时代主体意识的常规形态。尽管在城邦社会的末期和罗马帝国社会的末期这种形态受到冲击，社会出现危机，但是从长时段的观点看问题，上述结论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一如虽然我国先秦杨朱也曾强调“为我”，有所谓“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孟子·尽心》上篇）的名言，但毕竟未能进入我国先秦哲学和文化的主流。
第四，注重从人出发而不是从神出发来思考人生和社会问题是古希腊罗马社会主体意识的又一个重要特征。如前所述，原始人的主体意识总是以这样那样的宗教或神话宇宙观为背景和前提，而首先以图腾崇拜为背景和前提。但是，在奴隶社会，人们虽然未能完全摆脱宗教神学的大背景，但是却主要地从人出发来思考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普罗塔哥拉讲“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讲“认识你自己”；柏拉图讲人是使用身体的灵魂；亚里士多德讲“人在本性上是政治动物（Zoon Politikon）”，“人是说话的动物（Zoon logon ekhon）”。总之，奴隶社会的人主要是从人性论出发来讨论人的问题和社会的问题，而不是像原始人那样主要地从神出发、从所崇拜的图腾出发来思考和讨论人的问题。
第五，在古希腊罗马社会，思想家虽然注重从人出发思考和处理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但是，总的来说，在古希腊罗马时代，西方人尚未形成关于全整的人的人学，而只有强调人的灵魂和灵魂的理性属性的“魂学”或“灵学”，主张在身心二分、身心对立的基础上思考人的本质。例如，在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那里，身体都不过是人的灵魂的“囚牢”，充其量是人的灵魂的工具；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身体虽然获得了一种积极的意义，但相对于灵魂也只具有从属的意义，而且他最终还是把沉思生活视为合乎人的本性的最高等级的生活；即使在伊壁鸠鲁那里，灵魂的“无纷扰”也毕竟是第一重要的事情。
古希腊罗马时代人的主体意识的第六个重要特征在于它之强调道德伦理意识与社会主体意识的统一，强调道德伦理主体与社会主体的统一，强调伦理学与政治学的统一。在柏拉图那里，政治学与伦理学基本上是一回事，最高的善或善的理念既是最高的哲学本体，也是他的理想国的根本规定性。亚里士多德虽然将政治学和伦理学视为两门独立的学科，但是他的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却依然是一个道德伦理问题，一个所谓“公共善”的问题。至希腊化时期和古罗马时期，伊壁鸠鲁主义者和斯多亚派虽然进一步拉开了政治学和伦理学的距离，但是，其间的关系却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罗马斯多亚派的代表人物塞涅卡和马可·奥勒留，其中一个是罗马皇帝的教师和大臣，一个本身即为罗马的皇帝。在我国先秦，有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显然也是把伦理学与政治学结合在一起予以考虑的。
（段德智：《主体生成论：对“主体死亡论”之超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2月，第76-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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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阅多尔迈：《主体性的黄昏》，万俊人、朱国均、吴海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74－275页。
[2] 参阅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伦理学简史》，龚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92页。
[3] 哈贝马斯在一篇题为《复杂的社会能形成理性认同吗？》的讲话中不仅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个人认同的三个阶段，即“自然认同”、“角色认同”和“自我认同”，而且还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讨论了社会进化的四个主要阶段，即“古代－原始社会”、“早期文明”（“传统社会”）、“发达文明”与“现代社会”。在谈到传统社会或早期文明社会时，他指出：伴随着帝国、君主制和城邦国家等社会政治组织的出现以及与之相关的角色结构和行为规范的兴起和确立，便出现了团体认同、角色认同和个体认同，尽管从整体上讲，这个时期的团体认同、角色认同和个体认同还基本上限制在主体所在的各个“群体”或“团体”之中，具有明显的狭隘性和地域性。参阅多尔迈：《主体性的黄昏》，第282－2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