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电话不断，电话烧得烫脸，其中很多都对季老的“大师”专业感兴趣。季老著作等身，和他同天离去的任继愈先生就不见得就比季老少多少。79年我帮文学所的一位前辈送东西，头一次去朗润园13号楼，根本弄不清户主季羡林是干什么。当时北大比季老老、比季老有名的前辈太多啦。今天大家纪念他，绝不是他是“世界上只有几个人才懂的懂吐火罗”大师，而是他有一颗和我们老百姓一模一样的赤子之心。
在我心里，朗润园13号楼东头一层单元房里的季羡林先生不是大师、不是教授、不是专家学者……就是那么一个千篇一律的普通知识分子，穿蓝中山装，别英雄钢笔，除了手上的欧米伽没什么特殊。白天出门上班，晚上推自行车进楼。温、良、恭、俭、让，像所有的北大老师那样和蔼可亲。
大约是上世纪80年代吧，季先生过生日，我去拍照。当时的北大校长丁石孙站起来祝寿，说：“我是搞数学的，对季先生学问不太懂，为此，我就不胡说了。季先生在北大一辈子，对他的人品，你们各位比我了解，对此，我也不说什么了。”众人皆抚掌大笑。既然连丁校长都不敢说季先生的专业，我敢说什么呢。
80年代初，《XX文摘》在东单附近开研讨会，一个社科院的先生站起来发言，说我是研究员，是高级知识分子，你们这本杂志好，是我们高级知识分子的刊物，我妻子是护士，就读不了这样高品位的杂志……轮到一个穿蓝中山装的老者站起来，谦逊地说，“我是北大的教员，我叫季羡林”……诺大的会场顿时哑然。我也跟着挺直了腰杆，沾母校“兼容并包”的光。今天，我记不起季老当时讲了什么，只记得他头一句话是“我是北大的教员……”
我不懂季老的专业，1990年常驻中东，首先领略季老的“桃李”。海湾战争爆发时，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驻巴格达武官曹彭龄、武官夫人卢章宜都是东语系出身，共赴生死的互称兄弟，北大百年我拉着三位学长走向季先生。中东有22个阿拉伯国家，东语系前辈遍布中东每一个角落，而季老是东语系的开山鼻祖。现在网上挂着一张李肇星和季先生的合影，那是我在英才中心拍的。对于恩师母校，我除了拍照无以回报。
我水平不高，只能读中央党校出版社的《牛棚杂忆》。1968年季老被打成黑帮后，劳苦致病，睾丸血肿不能行走，在地上爬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医生。事事认真的季老尊从革命指示，主动自报“黑帮身份”。原本满怀阶级感情的军医闻言变脸，春风般的温暖转化作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季老坦率道出北大知识分子,受文革社交运动“派毒"之深,用自己双手造出牛棚这一阿鼻地狱。在伟大口号下，人们分成不同的革命派，互相争斗。在革命的旗号下，夫妻离婚、父子反目、朋友成仇……季老扪心自责，批评自己也有派性。他呼吁，当年斗过人、打过人的人能站出来，写些反省内心的真实文章，说说自己当时的心态。
《牛棚杂忆》是先生颇为用心的一本书，因“记实”，多次将此书签名送人，透着一个老知识分子的睿智、冷静和良知。当今像季老这样著作等身的学者肯定不少，但自省人生写《牛棚杂忆》的却不多见。季老教育老鸭：新闻记者是世界的眼睛，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
季老认为，我国各种运动很多，已经付出了太多的学费，可我们真的学到教训了吗？他引用圣严法师的话“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衷心希望中国能朝提升人口素质的方向走。去年年底，我亲耳听他把“不折腾”翻译成“no trouble making.”
1998年11月7日，人民出版社在勺园举办《世界文明史》发行式，我因迟到缩在门口，不想神目如电，还是被季老发现。让助手李玉洁教授两次过来，问我是不是唐老鸭，怎么病得忽胖忽瘦七十二变，都快认不出来了。我埋怨“都是住院住的。”
季先生肯定也不喜欢住院，再高级的病房，除了上厕所，整天暴露在你出我进视线里，像浴缸里的金鱼，失去老派知识分子的冥思环境。为此季老几次说要回北大的家，我答应用大吉普把他偷出去，可担心他龙体，更怕自己破坏纪律，事到临头打了退堂鼓。
平时来找季老题字的人很多，写字是件很累人的事。季老好说话，人家让写什么，就写什么，一律童叟无欺，照单全收。除非秘书挺身挡驾，否则成年累月，群雄环伺，病房正中一张大床，老人家足不良于行，想躲也没处可逃。90多岁的风烛残年，抖抖地写，令人心痛。受身体和情绪影响，睿智的大脑只能在用什么笔上动动学问：铅笔、圆珠笔、签字笔、钢笔、马克笔、自来水毛笔……真正蘸墨汁挥毫的传统毛笔。
有客人来，季老总是正襟危坐，极认真的回答来宾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有个别不懂事的闲人，得寸进尺，拍先生肩，上先生床，提些四六不着的要求，让人摸不着头脑，先生也不以为忤。有一次，一位爷硬逼着季老回答：香港是饶宗颐厉害，还是金庸厉害。我在一边早已面露愠色，按剑而立，老先生还在那里认真恭候。实在累极了，就回话渐少，直至点头不语，最终双目微合，仿佛老僧入定，让自己的灵魂暂时逃离苦海。要是谈话投机，一定侃侃不止，满面春风，对答如流，灵光一现的偈语不断。
我陪四姐去见季老，季老要送她一本签名的《牛棚杂忆》，四姐不受，说家里买了，下次在买的书上签。四姐军医出身，担心老人体弱，会交叉感染。说话总离季老两米多远，担心季老耳背听不清，问，我给您买个助听器吧？季老说，不用，没到那个程度，你的话听得很清楚。季老要给四姐写字，四姐让岳姐去拿老花镜。季老说用不着，能写！结果写了很漂亮的“爱国、孝亲、尊师、重友。”这次用的是粗号的油溶签字笔。
我自己不好意思请先生费神，但心怀鬼胎，总被先生看出来。其中一次，2000年，先生主动给我写了一篇很长的序，用了极高的赞美。当时我出差南极，无法来取，季老还让李玉洁老师快递到世界知识出版社任幼强处。先生给我写字，每次都是毛笔宣纸，题款有时还写上“敬题”，称我“老弟”……现在想来都是罪过。自己年轻无知，无端浪费先生那么多宝贵生命。
30年弹指过去，多少人鲤鱼龙门，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季老还是79年我初见的那身蓝色中山装，还住在朗润园13号楼东头的那个门洞里。30年来，季老的猫或死或丢换了一批又一批，当年他撒在未名湖后湖的莲子已是一片残荷。他不是大师、不是教授、不是专家学者……他就是那么一个千篇一律的普通知识分子，穿蓝中山装，别英雄钢笔，除了手上的欧米伽没什么特殊。白天出门上班，晚上推自行车进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