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店里一排排的书架上抽出一本书，《论正义》，《逻辑和语言》，《时间的本质》，这一类题目，看看作者是中国人，不假思索就把书插回书架。这类书多半是把一两本外文书编成一个拙劣的中国版，要么干脆自己瞎编滥造。系统思考不是咱中国人的强项，有本事的中国人都在写随感，不写理论著作。先秦以后，中国人就忘了有概念辩证这一门，有科学精神这一道。咱们擅长偈子、随感、拈花一笑，虽然后来一百多年，笑得少了，哭得多了。哲学是人家印欧语族的游戏，咱可以喜欢，看个热闹，但不大玩得起来，就像中国也有些人爱看橄榄球，只没见人玩这种游戏。眼下在中国从事哲学的，能一五一十介绍一下西方思想，大家开开眼界，就算好的。也许十年二十年，哲学忽然看中了咱们这里，到断了流的黄河来住上一阵，不过那是后话。
读了《一个或所有问题》[1]，才知道有人觉得时机已经成熟，立刻要教给哲学说中国话。余不幸选上哲学这行当，成天读外国人的文字，心里早有怨气，今天读到中国人自己写的哲学，不说“符码”“逻辑斯蒂”“此在”，直截了当说“语词”“道理”“人”，读着就畅快。不仅文字如此，思考问题的方式也是原生的，你不在各种学说的夹缝里兜圈子，直赴问题本身，我相信这是真正从事哲学的不二法门。大概也因此，书写得生气勃勃。你的取向，颇能引起我的共鸣。这大概不是很重要，你我都认为哲学不是要表明一种趣向，或者说，单单表明趣向还用不着哲学。对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因独到而有启发的概念转换，例如用亲疏性而不用归属性来思考价值（第61页）。尤其是思想空间和思想实形的辨正（书中几处提到，例如第80页），特别值得进一步思考，我觉得在你那里，思想空间无论多广袤，都像是给定的，而我愿意设想思想空间随着思想实形的成形在不断转化生成。不过，这种题目大概非要谈得深入一点才有意思，不宜在这里细说。倒是这本书的主题，形大易辨，适合在这里说说。
这本书处理的是个大题目，你说是给哲学定位，大致的结论，说哲学所重者不是知识，而是创造，不巧，西方哲学一向重的是知识，所以严格说来，那还算不上哲学，只算为哲学作了准备。哲学在西方长了两千多年，如今咱刚刚把人家“哲学”这个词儿翻译过来，你就告诉说人家那东西不是哲学，是不是有点不讲理？人家要是发明出一种和咱们的饺子长得差不多的食物，宣布说那才是真正的饺子，中国人吃了一千多年的，都是假饺子，那我就不爱听。你说，你所设想的东西也可以不叫哲学，叫它个别的名字。可我猜你多半丢不开哲学这个名号。不论你叫它什么，玫瑰还是玫瑰，反过来，只要玫瑰还是玫瑰，人们就叫它玫瑰。
这就牵涉到你的另一个主张了，你说要紧的不在于哲学是什么，而在于哲学应该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哲学。可你要是不知道什么是饺子，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包饺子。你包的可能很不像样，人家说，这叫什么饺子啊，整个一碗片儿汤。当然，你可能知道什么是饺子，而且包出来的饺子空前好吃，人家说，这才叫饺子哪。前所未有的东西，人家怎么知道它是饺子不叫面条呢？依愚见，即使不同凡响的饺子的饺子性也潜藏在普普通通的饺子里，要有无论何种非凡的哲学，都得先有某种东西已经是哲学。
你会说，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是哲学，但这还只算为做哲学做了准备工作，底下才是正经的哲学工作，那完全是创造性的。饺子包得没有什么新意，吃着照样香。哲学要做得平平庸庸呢？就像说我写诗，写得不怎么好，但也不算很糟——嗨，那你还写诗干啥？屠格涅夫说诗和牡蛎一样要么是最好的要么不能吃，我看在这一点上，哲学有过之无不及。你反对平平庸庸的哲学，强调哲学的创造性，这我很同意。不过这里有个难题：哲学的创造性和艺术的创造性区别何在？你这本书里，到处谈论哲学和科学的界限，有时也谈到哲学和宗教的区别，但鲜言哲学和艺术的关系。虽说你谈的是“或所有问题”，我们仍不该要求它把世上一切差别都列举清楚，但我怀疑，通过知识性和创造性的对立来阐述问题，既剥不清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也剥不清哲学和“诗”的关系，反倒先陷入了科学-艺术两分的圈套。海德格总讲思诗比邻，但从来没把隔开两家邻居的篱笆墙画清楚。我倒是盼着你从自己独特的角度，能把这个问题想得更清楚一点。
你所提倡的新哲学和传统哲学实质上有哪些区别，我没有读得很清楚，所以你对传统哲学的批评，有不少我也不觉得中肯。限于篇幅，只举一个例子。“许多哲学观念是给人想着玩的，一到要做事情或者要做决定，人们其实听从的是平常得多的观念”（第175页）。这是你老兄最爱用的句式之一，而我听着，怎么老觉得这样的句式里有个小圈套似的？种萝卜还是种白菜，他准不会先查查哲学全书，这是肯定的。但因此哲学观念就成了给人想着玩的啦？他种白菜不查土壤学、植物学、昆虫学、农药学，此等科学就都是给人想着玩的啦？你提倡哲学最后要落到做事情上，这我很赞成。但这话没说出很多，因为主要的麻烦在于哲学在什么层次以什么方式做什么事情。我邻居种白菜之前以及之后，我敢打赌，也从不查阅《论可能的生活》[2]或论现实生活，既不听从无所事事的哲学观念，也不听从做事情的哲学观念。
也必然如此。照你的说法，西方哲学两千年来一直在错误里打转儿，中国人的思路倒是恰当得多，可惜“仅仅是个开头，根本没有展开”（第189页）。你老兄的创造性哲学呢，直到几年前尚未出世。但我猜测你不会否认，无论西方人还是中国人，都做了些事情，甚至做了些重要的事情。由此可以推知，人们做事的时候，不仅不去听从那些想着玩的哲学，同样也用不着听从你的智慧的哲学。
倘若人们用不着哲学就能做事情，甚至能做很重要的事情，乃至几乎一切事情，那么，哲学还有什么用呢？我们究竟该把哲学定位在哪里？像庄老先生那样，定位在无何有之乡，不患其无用，逍遥乎寝卧其下，我看就很好。
不消说，这是把“用”看得窄而又窄，只承认执鼠（能抓耗子）才叫有用。我觉得你老兄也有点把“做事情”和“有用”看得偏窄了。在我心里，哲学是一门科学，一门关于讲道理的科学，这门科学研究的是讲道理的技术或艺术。讲道理的科学有用没用？当然，人们用不着学习讲道理的艺术，就已经会讲道理，研究这门艺术的，实际上仍然可能不讲道理，或在讲道理的时候笨嘴拙舌，就像研究运动医学的教授可能一下场踢球就伤了膝盖。但我仍然觉得讲道理的科学有用。第一，人们爱讲道理，第二，人们愿意自己的道理讲得通，甚至讲得漂亮。第三，人们经常不知道怎么把道理讲得顺畅，讲得漂亮。四，人们可以通过研究和学习提高自己讲道理的水平。
人爱讲道理的程度大大超乎想象。以为专家学者才爱讲道理，那是十足的误解。昨晚上看“实话实说”，题目是怎么对待乡下亲戚。嘉宾和现场观众都不像专家学者，更不像从哲学系毕业的，可是他们讨论起问题来，引用的大道理实在不少：人不可能只为自己活着；我们中国人做事就是讲究个亲情；可你那样帮他，实际是害了他；人须自立，才能证明生存的价值。人都是自私的抑或人具有利他本能？什么是爱什么是害？生存的价值怎么衡量？当然，人们不一定出于观念才接待了或拒绝了乡下亲戚。但他们说这些却也不只是为了合理化，更不只是骗骗我们玩。人生一世，并非一边是做事，一边是玩玩。城里人读书读报，上了正式场合，难免好用大词儿，但十足的乡下人也并非只闷头种地，你到怀柔乡下的小酒馆坐上一个钟头，听听旁边的人，大道理只多不少，凡事都要讲明自己占理。
人们愿意自己的道理讲得通，讲得漂亮，就像人们编篮子，愿把篮子编得更漂亮些，甚至编出一些新花样，哪怕他不为什么。漂亮的篮子会有人喜欢，甚至山前山后的人都喜欢，编得旯里旯塌的篮子他们看不上眼，加以嘲笑、打击、抵制。同样，只要人们讲道理——雅典人特别爱讲道理，但别处的人也都多多少少讲些道理——就会有人愿把道理讲得更清楚些，更顺当些，清楚的道理听多了，再听到讲得七扭八歪的道理，就觉呕哑嘲折难为听。
你自顾自编漂亮篮子，人家偷偷模仿学着编漂亮篮子，这不是科学，是艺术。我一向以为先秦以后中国没多少哲学，不是说中国人不讲道理，或道理讲得不漂亮，但我们的确不大钻研讲道理的技术。研究编篮子，讲解编篮子，不一定是最佳编篮手。即使在讲解的时候需要示范，示范者也不一定比学习者编得更漂亮，就像篮球教练常要作示范动作，他的动作不一定比学员更精彩。他示范时编篮子，目标不在编篮子上，而在教编篮子上。他最擅长的不是编篮子的艺术，而是其中包含的科学。当然，你的动作太走了样，你也不配作个篮球教练。各门艺术的教育中，示范和讲解的比例不同，人们经常看轻了哲学工作中的示范部分。哲学是讲道理的科学，同时它只能通过讲道理来谈论讲道理，道理讲得不漂亮的哲学损害了哲学的工作。道理不通的当然根本就不是哲学了。
最后有一点想要澄清：我说人好讲道理，倒不是说人这种生物格外温文儒雅，——读一点历史还有点记性又活到我这把岁数的人，当然知道人是一种相当蛮横凶残的动物，强者恃强凌弱的时候蛮不讲理，弱者耍赖泼皮的时候也不讲理。“我是流氓我怕谁”，够不讲理的吧？可这话自有道理，他怎么就不说“我是小学老师我怕谁”呀？人讲道理，哪怕是歪道理他也要讲，哪怕是自欺欺人他也要讲。讲道理不是人的诸种活动之一，他实在是非得对别人对自己讲出道理才活得下去。所以，研究讲道理的这门哲学，从一个层面上说固然是对一种技术的研究，但哲学之为科学和烹饪学之为科学总有点不同，因为这门科学的内容深深扎根在我们的本性之中，不是“有用”“没用”说得清的。
搭得上搭不上的，说了一通，恭候驳斥。
＊本文发表在1998年6月19日的“书评周刊”上。
[1] 赵汀阳，《一个或所有问题》，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
[2] 赵汀阳的著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