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假如”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此刻我却愿用这个不确切的命题来寄托我的哀思，表达我的怀念。

其实，同我命运密切相关的老红军有两个，一位曾是省水电厅人事处处长，名叫罗永金，江西兴国人；一位曾是设计院副院长杨月光，贵州遵义人。他们都在去年和今年相继辞世了，享年九旬有余。他们的丧事办得非常特殊，除了一张黄纸写的讣告之外，都没有设置灵堂，门前连花圈都没放一个——这是他们临终前向家人的特别交代，不准违悖。

他们平静地走了，但生者心中的波澜却是久久不能平静的，我脑际里不时过着电影，常常迭映出青衣江源上的夹金大雪山……

众多口碑的指向性也是完全一致的：无论从何种意识形态角度来评价，他俩都是非常优秀非常善良的中国人。不错，好人总是超越历史和国界的。

这两位长者的性格迥然不同。江西老俵罗处长讲话像放连珠炮，脸红脖子粗，走路像小跑；“糯米老头”杨院长讲话慢条斯理，笑容可掬，“文革”中坚持抓生产被造反派打了耳光也是笑眯眯的，仍然坚持他的说服教育，仍然坚持抓生产，假如他也被打倒了，不知从青衣江流域跨流域取水的玉溪河大型引水工程，还有都江堰“长藤结瓜”的三岔大型囤蓄水库等，还会推迟多少年。

这两个老头真是可爱极了。我这个“阶级敌人”在他们庇荫可及的范围内，当年也可间或感受到人性的抚慰，让生的期冀在绝境中不致彻底熄灭。在那五分之一世纪有余的坎坷生旅中，我始终是将他们的德行当作夹金大雪山仰望着的，后来我们之间还可算作忘年之交，成了真正的朋友，甚至无话不谈。这两个老头令人从心底起敬。

为了集中笔墨，本文拟着重记叙江西老俵罗永金。他的刚烈和率直，他的古道热肠，他的直捣要害的话语，他的高贵的灵魂，笔者敢断言将给生者乃至执政者以不少启迪。

我将从那个苦难得不能再苦难的时刻说起，因为江西老俵也老爱情不自禁地说起那个时刻，还情不自禁地搂着我，拍打着我的背，唏嘘着……但我本人却变成了一根木头。

一、当我终于见到一束天光时

1960年冬是成都平原人为大饥荒的顶点，蜀地苍生像多米诺骨牌似的倒毙着。最初我还是埋尸队队员，但后来却差点被别人埋了。一时间，地狱与人间已失去了界线。我的生还不乏喜剧色彩，是由好几于偶然因子串联在一起的。如今，我只能清楚记起刚刚生还的那个瞬间了——

不知呼唤来自何方, 来自何处，上界？净界？下界？……

“小骥！……小骥！……你醒醒！……快醒醒！……”我隐约觉得是江西老俵的声音。

“小骥!!!~~ 听到了吗？我是彭绍清！彭绍清哇！罗处长看你来啦！~~~”还有开山石匠粗嘎的抽噎声。

“……” 我刚刚复苏的灵魂只用鼻息在回答他们。

极度的虚弱令我的眼皮子好似灌了铅, 无论怎么睁都睁不开眼睛。但我最终还是听清了江西老俵的呼唤，他宏亮的声音恍若来自遥远的彼岸，在林莽和谷峪之中回荡着，回荡着……死去活来之后, 我还没有吃过一点东西呢。彭师付喂我的浠饭全吐了, 肠胃难受极了……这是十分糟糕的, 无异于卡断了生命的源泉。

他们仍然在呼唤我, 来自更加遥远的大漠和天边……

迷糊中, 只觉得有一股又一股的热流倾入了我的肠胃, 并能觉出甜甜的味儿来, 隔了一阵, 沉重的眼皮才终于慢顿顿地启开了, 宛如把地狱之门推开了一条缝，终于见到了天光。但第一视象却十分模糊, 兴许同刚刚面世的婴儿差不多, 只觉得有人影在晃动并不断地裂变着, 扭曲着，跳跃着。世界在我眼中骤然变成了一个万花筒，一面哈哈镜。在哈哈镜中, 我费了好大力气才终于认出了罗处长。

“看见我了吗？我是罗永金哇！小骥！” 他张开手掌在我眼前晃动着。

我只努努嘴, 因为舌头还是沉沉的, 发音器官显然尚需一个恢复期, 也许还得从呀呀学语开始呢。不过, 我的情感系统被死神破坏得并不严重, 尚可感知自已开始落了几滴泪，冷冰冰的，罗处长立即帮我拭去了。

“给, 慢慢嚼哇, 唔, 要嚼粹哇, 一定要嚼粹哇！” 他喂了我一粒古巴糖, “好的, 自己拣着吃吧, 要慢慢嚼哇, 关键要嚼粹哇……哦, 你咋不听话啦？慢慢嚼哇，要慢慢嚼呀！嗨，这这这、你别急嘛！没谁跟你抢呀！嘿，你瞧你, 师傅们都在笑你呐……”

我在一阵哔剥大嚼和狼吞虎咽之后, 把罗处长带来的高价糖和高价饼子很快消灭了一大半。于是, 生命的奇迹骤然发生了, 宛如久旱逢雨的非洲大漠, 云开日出之后即霎眼展开了无垠的绿洲和鲜花……我的青春活力一下子就在已死未死的躯壳之中完全复活了。

啊，古巴糖，你这黑乎乎的古巴糖！

我的这次“死亡”不是工伤也不是饥饿，而是集结在腹中的米糠、麦麸和葫豆壳造成的。泻药几乎没有任何作用。肚子和肛门痛得要命，除了想屙就是想死。喉咙也不知被什么粘稠稠的东西塞满了, 呼吸也变得愈来愈困难。在巨痛压迫之下, 一个微弱的声音在提醒我：如果你今夜还屙不出来就休想见到天明啦！于是, 午夜过后, 我就下定决心向屙字划出的生死线进行了最后的冲刺, 但是，我最终还是磕磕碰碰地一头栽倒在雪地里，很快失去了知觉……

后来听彭班长讲, 在天刚发白的时候, 是“一点雪”首先把他叫醒的。这生灵先是刨开我身上的积雪并舔净我的脸面之后, 才急忙去叫人的。据说当时的景象很凄惨, 我已完全冻僵了, 死硬了。几位师付赶紧把我抬到医务室, 折腾了好一阵子仍然不复阳气。医生只好取下听诊器, 开出了一份死亡通知书。之后，师傅们就把我立即转移到了青城山脚下的一处停尸房。彭班长在死魂灵中帮我挪出了一个好位置。由于我毕竟是来自水利厅而档案关系也并未同我形影相随, 故工程局得知后还需报告厅领导，要求派员前来共商善后事宜。 即是说, 对于我—— 一个未满24岁的“极右分子”的尸体——还不能像处理一般民工尸体那样草率掩埋, 可能还得喊来我的妈（因为她还没有死） 。于是, 已死待埋的我，就在这静静的绝对规规矩矩的滞留过程中，获得了人们始料未及的还魂机遇……

由于我浮肿的尸身始终得到了“一点雪”的贴身相守，在等待埋葬或火化的那两三个昼夜里，“一点雪”坚持不懈地亲近仿佛刨开了我灵肉中的灰烬, 用牠火热的生命烈焰渐渐点燃了未灭的火星子，于是，在一种难以言状的窒闷的深渊之中, 我的知觉渐渐开始复苏，觉得有不少岩石压在我的胸口上, 令我丝毫动弹不得, 但又很想动一动,只觉得难受极了，痛苦极了！……在无边无际的沉沉黑暗之中, 我仿佛觉得有个精灵在远方呼唤我, 咦咦呜呜的，于是，我也很想叫, 很想证明我还活着, 但是，无论怎样努力也都叫不出来, 动也不能动弹一下，着实难受极了！难受极了！……但是，在一阵难以言传的难受之中, 我的灵肉骤然发出了一声巨响, 赓即是狂涛咆哮, 然后就被一叶扁舟带进了一个平静的港湾，觉得累极了, 困极了, 但也舒服极了……泻药终于发生作用了。

当“一点雪”领来彭师付的时候, 我刚好爬出了死人堆，但又很快失去了知觉……

罗处长完全明白我死去活来的原因是什么。于是，他把剩下的古巴糖认真封存起来, 请彭班长替我保管, 一定要用在关键时刻, 并叫他切实管好我的饭、菜票。就是说，他要走了。我立即哭了，类似混盹初开的幼儿……

临别前，他久久地打量着我, 不时用指头压压我的脸和腿, 一个个深陷的小坑小窝令他眉头紧锁着。男怕穿靴女怕戴帽, 这是民间对水肿病情危重与否的直观界定。我是雌雄危重标志皆有, 这是令他格外揪心的。心直口快的彭师傅则大声建议尽快摘掉我的帽子，把我调回工作岗位。但罗处长却默不作声, 他只顾抚摸着黑娃子额头上的一撮白毛, 似未听见其他师傅对彭班长的附和声。这条大黑狗是食堂喂的，“一点雪”的雅号是牠同我背贴背地过冬时，由我重新给牠命名的。罗处长似乎只对狗与我的这份情缘才生出了无限的感慨，甚至流露着对黑娃子的感激之情。沉默良久后，他终于慢慢站起身来, 在简陋的通铺甬道里来回踱着粹步。又经过一阵十分难堪的沉默之后，他突然取下眼镜, 转身面壁，双肩微微地抽动起来……

老红军的这个背影令整个工棚静得出奇, 连“一点雪”也不吭声了。

在这刻骨铭心的寂静中, 我仿佛看见一束圣火即将熄灭了，不禁失声痛哭起来……他瞅了我一眼之后，就匆匆走出了工棚, 头也不回。我知道他心中藏有苦衷 。由于他的善良和正派一直深受全厅知识分子的尊敬和爱戴, 致使那位名叫金健的副厅长兼党组书记在1957年末竟想把这个长征路上的 “红小鬼” 也打成“反党分子” ，只是四川省委不敢随便落下朱砂笔才不了了之。他这次竟敢亲自孤身前来料理我这个“头名状元” 的“后事”，也足可证明他的人性和党性乃如水乳交融, 焕发着本真之美, 而且升华成了一种责任，包含着大爱与崇高。这是那年头罕见的一抹霞光，是定格在我心中的美中之美。

二、他把一个时代的罪过都揽到了自己身上

时间隔了将近20年, 我和罗处长才偶然在水电厅门厅相遇了。他在众目暌暌之下动了真感情。搂抱。摇动。捶打。最后才对我上下打量着，直至老泪纵横。隔了好半天，他才终于开了口：

“嗨, 嗨！~~ 老了哦, 老了哦, 不再像个娃儿喽！嗨，20年、20年呀！……人生有几个20年哇?!~~~” 他当即把我领到一间空屋子, 栓上门,十分慎重地表示必须同我好好聊聊。

“嗨！~~ 对不起啊、对不起哇~~ 小骥呀！20年，嗳，不，是22年！正是你的好时光呀, 正该得力呀！本该前程无量呀！本该为国家做出贡献哇！我一想到这些就心痛呀！真是对不起呀！真是对不起你们这些好同志呀！~~~”老人讲得一句一个惊叹号，叫我简直无法插嘴了，“这些年的教训太多太多了！太大太大呐！你能熬出头来就算万幸啦……要算孙锦同志最可怜，最无辜呀，他死得太惨了，太惨了呀！……他妈的, 纯粹是欲加之罪呀！尽干这码事的人哪里还像共产党员呀! ‘左’在害人，简直害死人呀！像你当时那付惨象么, 从停尸房爬出来, 同狗一起睡,我爱人听了也哭啦，简直是在造孽哦……但这些话，我们当时还不敢公开讲讲呢 ，孩子, 咱们今天就干脆讲个够吧, 你想哭也哭个够吧, 把苦水统统倒出来，倒干净！你有什么怨气就统统对准我这个老头子吧！真的, 我是有责任的, 毕竟是党组成员嘛，人事处长嘛, 我咋会没责任呢！咋个没责任呢？！……”他搥打着自已的胸脯。

面对这位长者愿为一个时代的错误负起全部责任的磊落气度, 和他脸上不断流淌的两行热泪，我被深深感动了，哪怕眼前只是幸存于壮年时光的瓦砾堆上，我心中也不会改变对罗永金等老人的尊重，仍然愿意向夹金大雪山献上我心中洁白的哈达。不过，我很想改变一下话题, 立即用平和的语气缓缓讲道：

“老处长, 您根本不必自责呐, 何况事情已经过去呐, 我也不愿多去想它呐, 毕竟我还有16年的在岗时间，只想尽量追回失去的时光——”

“——好哇好哇！好极啦！像个男子汉！不计前嫌！”他高兴得跳了起来, 仍然一句一个惊叹号，时而搓着手掌, 时而把手指关节捏得毕剥作响。他是一位多血汁的老人，待兴奋一阵之后，他又坐下来寻思道：

“唔, 当然, 这并不等于万事大吉呐。我们党这些年来犯的错误是够大的呀！不好生清算好生总结还行吗？‘左’真害死人、害死人哇！只一个五七年就害了好几十万宝贵人才呀, 单咱们一个水利厅就害了好几十名技术骨干呀，当时挨整的那几位老专家都是全国叫得响的呀, 如今许传经博士也死了，只剩下一个叶嘉禾同志呐, 但他的身体也不行啦，你说叫人心痛不心痛哇?! 小骥！……还有陈功业同志，还有孙长茂同志，死得惨哇！造孽呀，极左路线害死人哇！我就弄不明白，有的人为啥这么讨厌知识分子，咱们大老粗，没文化，把一字认鸡巴，那就好生学习嘛，拜能者为师嘛，为啥要嫉妒人家呢？为啥往死里整咧！造孽呀，有些话还不好对你讲呢！～～”他又槌着胸脯子。

“好啦, 老处长,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好吗？过会我还要向罗副厅长他们汇报工作,有关水利区划方面的。我的工作是恊助罗副厅长，也算一个小头目吧。我目前还算干得挺来劲的。”

“那好那好！真好哇！人才就是人才！所有人才都能动起来, 咱们国家就有希望呐！好哇好哇！我真高兴, 今天真高兴！” 他的确是位多血汁的老人, 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我希望此时有人来敲门, 因为老处长还没有暂停的意思。接下来，他又是一连串的提问：

喏, 你安家了吗？……哦, 那好那好，安了就好……嗯,有没孩子呢？……呵！小男孩, 挺顽皮的吧？我猜一定很聪明！是吗？……哦，那好那好，顽皮娃娃都聪明，聪明娃娃都顽皮，你要好好培养啊……喏, 你母亲呢，还好吗？……死啦?! 啊, 她的命也真苦呢……

“喏，我只问最后一个问题啦, 你同彭师傅是多久分开的？这个同志很不错啊, 我还记得他提的那个建议呢, 但当时——”

“——他死啦,您走后不久。”

“啥?!~~ 这、这、这！……”老人像弹簧似的跳了起来, 急促地走动着。

“他是水肿引起的并发症, 主要是心机梗塞，属猝死。家属来清理遗物的时候, 您托他保管的那一大包古巴糖还原封未动……”

“啊!!!~~~” 老红军发出这声赞叹后, 立即向窗外低头默哀，我也站在他的身后默哀着。我是永远不会忘记彭绍清这个名字的,我要叫我的子孙后代也牢牢记住这个名字。他在山岩上举起大铁锤的身姿, 他油黑粗糙的大脸堂, 他的豪爽,他的善良和质朴,在我心中早已铸成了一尊铜像。他是一位识字不多的普通劳动者, 但却传承着咱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 对别人从不落井下石, 只会雪中送炭,处处焕发着仁爱之心和仗义豪情。他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和优秀的中国人。我当时曾多次领着我的救命恩人“一点雪”到他坟前放声大哭过……

三、据说他在临终前有话向我讲

时间真是一个无法留住的大忙人。我后来是在1997年水电厅举办的春节团拜会上才见到罗处长的。应邀的老革命和老专家欢聚一堂。但我却怎么也欢喜不起来, 因为我最后的16年已经全部用完了, 而未完的课题和未竟的壮志都被一刀子切下了。巨大的失落感令我难以面对夕阳。人生苦短的滋味儿是葡萄美酒稀释不了的。我的二世人生太短了。在嘈嘈人头中，我不停地举目四望, 熟悉的面孔虽不少, 但能够掏心聊聊的却不多。于是，我就下意识地寻找着罗处长, 不知这位早过古稀之年的“红小鬼” 来了否？很好，我终于发现他了, 他是默默地坐在前排右端的一张圆桌旁边的, 下颔搁在双手握住的手杖把柄上, 像在打磕睡 。当我前去向他问安致意时, 他并没有立即认出我来，顕然，他已老眼昏花了。

“哦, 坐下谈、坐下谈！……呵？你也退休呐?! 没关系、没关系, 人都会老的, 还会死呢。生生不息嘛。你的情况我知道, 不计前嫌, 这些年来干得很不错, 成果累累, 已是专家了，权威啦, 还当了规划处长咧,听说还很廉洁呢！不错不错, 我听了真高兴呢！来, 今天我破例, 一定陪你亁了这一杯！~~~” 他仍是那么多血汁, 刚打完磕睡之后又兴奋起来了。

我一边请他不要过份夸奖, 一边取下他的酒杯, 替他换成了果汁。于是，我们频频举杯畅饮着，在嘈杂之中朗声交谈着。他先是对社会风气十分担忧,对以权谋私尤其不满, 认为娃娃们“反官倒”完全没有错……接着向我提问道：“你说说,当官的吸的高级香烟都是自已掏钱买的吗？有的厅长一天要吸两三包呢，你算算一月要吸多少包？他们单靠本人工资吸得起吗？另外，还有私下的权钱交易又会受到谁的监督呢？你说呢？” 还没等我回答，他又立即自答道：“危险呀, 不除特权不行呀！所以说, 我对你的廉洁才很称赞呢, 人活一世就该这样活哩。”此外，他同我谈话的第一主题仍然是在鼓励我继续发挥余热：“专家嘛，哪会没事情干的？一是多出点子，二是指导年轻人。这同样是在追回失去的时光啊，你说呢？”

失去的时光果真能够追回吗？开玩笑，这只能算作一种自我调节吧。也许, 好好回忆一下逝去的时光才是最有价值的。不过，从另一侧面看，老人说的也没错，我后来一直都很忙，有时还真是忙得不可开交，以致这次的团拜言欢就提前成了我与他的诀别。至于他一再夸奖我的“不计前嫌”乃是不够准确的，准确的说法应当是：对于像他这样迫于形势整过我们的人，我们当然应当体谅，尽量遗忘；但是，对于金健之流那就该当别论了，心中至少会恨他一辈子。

金健在我和不少人的悲情戏中，类似《日出》中从未出场的金八爷。自1957年被他拍“死”之后，但他却从未忘记对我的彻底“追杀”，尤其在“文革”中，他被造反派打得半死之后，就铁定是我在“幕后操纵”，而同步发生的事实却是我早被专政专得牢牢的。但他才不管这些哩，重新上台后，他就在我这只“死老虎”身上加倍报复，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从而制造了不止我一人频于毁灭的爱情悲剧。关于这份感天动地的人鬼情，我在《佝偻的背影》中作了泣血记述，现不赘。还是冤家路窄，待到37年后，我终于有幸见到行将入土的金健了，但在下我己是完全换了身份了。是在水利部和省政府联合举办的“纪念都江堰建堰225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宣读的论文——从宏观研究方面揭示并阐述都江堰经久不衰的原因时——引起的反响是我始料未及的，同时也没料到金健佝偻地卷缩在主席台一角，还为我鼓了掌，午饭时，更没料到竟与他同桌共饭，只见他那张皮包骨的马脸显得尴尬极了，但他仍向我伸出手来，而我则以冷漠拒之，急忙刨了几口饭就猝然离席了。我吃得下吗？我还吃得下吗！我毫无目的地登上了玉垒关头，足下逝者如斯，极目远眺，视野中的景色纵然如画，但对混杂其中的斑斑陈迹，却还是认得出来的，包括远山脚下的那处停尸房，哪怕它早就不见了，那一页悲惨的历史也被尘封了，但是，我今生还有可能遗忘吗？我能够遗忘吗？！包括我的救星“一点雪”，还有开山石匠彭班长，尤其是江西老俵带来的那束天光……

不过，作为无辜受难者，我还是比较幸运的，我毕竟有机会当面拒绝金健伸出的手——曾经代表一个时代握有生杀予夺之权的手，可借“光、伟、正”的名义烂杀无辜的手——并向他投之以轻蔑，从而把受害者的报复推向了极致。

但，我仍然是阿Q，因为只能当阿Q 。那夜，我一夜没有合眼。

时间真快。到了2008年春节前夕，我到省医院高干病房去探视老院长杨月光时，听说江西老俵已经出院了，因为他非要回家过节不可，但节后还会再来的，老院长还特别转告了罗处长很想见见我，据说有话同我讲。我猜得出老人藏了将近30年的话是什么，肯定是1980年那次偶遇长谈中留下的伏笔，就是“有些话还不好对你讲呢”，此话一直成了老人的一桩心事，那次春节团拜已经到了口边，但被我岔开了，他显然想在临终之前彻底了结。这次，我也想顺顺老人的心意，不想听也去听。无奈事情总不凑巧，在“5.12”的地动山摇中他竟与世长辞了。

其实这桩心事不该他来担。无奈他当年毕竟是全厅外业系统“整风领导小组”组长，厅党组书记金健定我为全厅“头号右派”（即名列“民革中央常委”李紫翔厅长之前）的材料乃是足够充分的，因为我的“反动言论最多最恶毒，态度也是极端嚣张”，而且还想“退团加入民盟，已沦为共青团叛”，等等。既然如此，不知金健为何还要安排专人临摹我的笔迹，在我坚决否认的、没有任何旁证的“揭发材料”上签上我的名字，如果不是历史在1979年卷起了一点波澜，由大好人胡耀邦在第一线推动了给“右派问题改正”一事，这桩捏造事实陷害他人的罪孽将是一个永远的秘密。

当沉睡在荒冢中的孙锦教授也有幸在1980年春节前夕聆听了“改正通知”，从而可同因他而亡的独子孙明在地府中欢度春节时，全厅上下宣布“不予改正的右派”只剩我一个，这又顿时令我的声名再度鹊起，名字上了省委书记赵紫阳的案头，听说他一共圈定了50名（包括扬尚昆的侄子杨肇熙），以川大烈女冯元春为首。没料到已被“铁定”了的我，转机竟是如此地偶然，简直成了1960年冬天爬出死人堆的喜剧翻版。对此，我当首先感谢1979年盛夏，“右派帽子一风吹”后，我的无罪之身首先跟随“草原小分队”奔赴了遥远的巴颜喀拉，继后在山下不仅与赵紫阳一行偶遇，而且还有幸当面向他汇报了水利灌溉对高寒牧区草地板结退化无济于事之类的种种情况，他觉得我颇有见地，当即记下了我的名字并留下不错的印象。这就使我在继之圈定的全省50名“真右派”中有了较突出的松动优势，加之新来的支部书记的大力奔走，他要求为我改正的上报资料总是一式两份，一份给赵，另一份寄给他的“二野老上级”胡耀邦。在这种情势下，设计院就对我的问题成立了“临时专案组”，我则要求把梗阻性的问题拿出来同我面对面。嘿，不对面则已，一对就戳穿了那个“永远的秘密”了，共有两条：

1、“他向我说，老毛思想硬化了，如果不汲取斯大林的教训，中国将蒙受更大的灾难。”

2、“他又向我说，一旦章罗联盟得逞，他要先杀金厅长，后杀牟罗汉（支部书记）。”

这是我的知心朋友对我的“揭发材料”，但他并未因此而逃脱厄运（这是令人遗憾的）。第一条绝对属实，第二条绝属编造，但因皆无旁证，我则一口否定，绝无签字画押之事，虽时隔22年，但我亦可记之不差毫厘，于是腰杆子就唰地硬起来了，当即要求送公安厅作笔迹鉴定，结果不出我料：假的！人们为之哗然，我则愤怒难遏，提出要同金健对簿公堂，控他以故意陷害罪。但不少好心人都劝我，同意“改正”就算啦。而我则把江西老俵这个因素考虑得更多，想到难免要涉及他，但我不愿涉及他，因为那束投向我的天光——在非人非鬼时，或亦人亦鬼时的感受——委实刻骨铭心，叫我只会联想到夹金大雪山的崇高与纯洁。我的这个感觉也没有错。后来慢慢打听出来，他是投的反对表，自然属于少数票，所以才没有挡住专制制度命定发生的此般丑陋。

有鉴于党性，为了“严守党的机密”，所以“有些话还不好对你讲呢”！——我完全理解江西老俵的此般苦衷。但心中却不得不如此设问：

在毛时代的各级掌权者中，究竟金健多呢，或者罗永金多？沿用平面几何学中的谬证法——拿“文革”中的高帽子黑牌子来衡量——肯定金健之类多得多。他们助纣为虐，积怨太多太多。

很显然，毛时代的支柱和基石一直是以金健之流为代表，他们的天职是斗人、整人和害人，在“肃反”——“反右”——“大跃进”——“文革”这个人祸频频的长系列中，用1949划线之后的前30年里，真如潘维教授所言之“水击三千里”，发生过地覆天翻的社会进步了吗？简直开玩笑。

四、鲲鹏与风筝

潘维教授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中延绵未断的皇权统治，十分推崇一党专政，断言“中国模式‘后来居上’” ，认为“中国好似鲲鹏，前30年‘水击三千里’，后30年驾苏联模式和美欧模式两股旋风冲天而上。”

笔者以为学术的要义是求真，其先决条件是立足的基点也必须像岩石一样的坚固和真实。从年龄估计，潘维教授在童年时期也许感受过“粮食关”，可能年龄太小且是家中的保护重点，所以感受才不深。但你不像“乌有”中的那些人，死死捂住真象乃至美化苦难，厚起脸皮忽悠年轻人。你之所以要省略、淡化或回避历史真实，并以臆造的不乏浪漫情调的“水击三千里”来概况毛泽东治下的前30年，无非是想构建你的理论体系，以图完成单相思的虚构愿望而已。试问，人都饿得不行了，死了那么多，又哪来力气“水击三千里”呢？当“刘邓路线”从1962年底至1966年一季度为止，让中国城乡百姓开始吃饱肚皮并吃得愈来愈好的时候，又是什么祸事临头了呢？你对十年浩劫总不该继续忽略吧？就连“把一字认鸡巴”出身的人们也是记得刻骨铭心的——“我们党这些年来犯的错误是够大的呀！不好生清算好生总结还行吗？‘左’真害死人、害死人哇！”——老红军罗永金讲的这些痛彻肺腑的话语才是概括了前30的历史真实，这自然也同人品与勇气有关。

后30年我就不必多讲了。仅拿前30年“天堂路”上活活饿死4000万左右天下苍生的史实与之相比，前、后两个30年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仅凭经济发展成就这一条，乃是吾辈在前30年不敢想象的；同样，对于极权政治与自由经济交媾出来的这个大怪物，吾辈则更是未曾有过游丝般的意象影子，所以才常常被它发散的丑恶现象惊呆了，最为触目的敏感部位莫过于权力与财富之间的魔幻关系，没料到司法系统也会依附于它，并为之推波助澜，以致才构成了紫径泽兰（坝王草）般的疯长态势，早就覆盖了中国国土，就连公路上举举小红旗的“二警察”也可向违规骑车者或路人勒索，要么罚钱，要么站我身旁“受教育”。即是说，谁有了那么一丁点大于零的权力，谁就可以搞腐败。上行下效。无权的弱势村民也学会了向过往车辆强行收取“买路钱”。

凡此种种，当潘维对他设定的前提条件难以自圆时，就只好承认了：

“中国模式的弱点极为明显：执政集团可趋于退化，法治尚未健全。与新加坡模式相比，中国缺乏法治。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如新加坡这样厉行法治、制止腐败，并避免落入台湾式的选举陷阱，中国会像新加坡这样先进，中国模式也将完善、持久。因此，中国将继续学习新加坡的先进经验。 ”

但愿如此。笔者想起了参予评审过的一篇很优秀的硕士论文，当论文作者用连篇累牍的数学语言对超埋深（达3000m以上）的隧洞过水水体，论证其会否因受围岩传递的地热而发生水温变化时，得出的结论就一句：影响甚微，也可认为无影响。但这个科学结论的含金量可高了，凡是碰上同类问题就勿须另砌炉灶，直接引用就是了。与之类比，潘维教授通晓古今，下了更多功夫，其学术水平也是更高的“鲲鹏模式”当然有个含金量更高的科学结论：“执政集团可趋于退化”（他特指一党专政）。有了这句就行了，也是勿须另砌炉灶了。但，当下的事实又岂止仅仅是个“趋于退化” ！而究竟趋于何种程度国人乃是有目共睹的。假如中共党员素质现状如本文题目所示，兴许潘维教授的底气就足了，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关于贪腐种种，就连“糯米老头”杨院长临终前也一再发出了喊杀声。他们的辞世不设灵堂不要花圈乃是含有多层意思的。有一点可断言，他们走了，中共已根本不可能再度涌现这样的优秀群体了，即使最初“把一字认鸡巴”，但他们多数都能努力学文化，杨月光就是在50年代取得武汉水利学院本科文凭的，几十年来一直把我们领导得很好。他们岂止尊重知识、爱护人才，有时几乎是顶着凤险在抢救人才，拯救人才。对于他们悄无声息地离去，我心中至今不能接受，尤其想到某些尚在豪宅荒淫之时就已建成豪墓的腐败分子时！

不过，这情景到也证明了“鲲鹏模式”压根就不存在，它只是意念中的一只风筝，充其量可在风筝节上放一放。

至于新加坡模式，我敢断定当下的此般现状是学不像的，仅就人家执政党（人民行动党）总部只有11名工作人员，二层办公小楼房尚远远不及中国多数乡党委楼堂这一点，就可暂且打住瞎唠叨了，姑且勿论真、假法治之差。

关于“避免落入台湾式的选举陷阱”显然是一句遁词，如果因初期的不成熟，加之陈水扁这个烂人摆了摊子，就对民主政治的本义加以否定乃是有悖逻辑和常理的。能把陈水扁这个巨贪收监送审从而彰显司法的独立和正义也者，乃是“以党的事业为重”的司法望尘莫及的。

所以，笔者认为潘维教授的“模式”研究还是很有价值的，初衷与归宿相悖乃是其最大的理论贡献。如果增加一个核心参数——假如中共党员都像这个老红军——潘维的“模式”就有望成功了。

但还有可能吗？他们都走了——连同他们的高风亮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