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当年对胡风的批判中，鲁迅成了一个缺席的被批判者。但时代作出了富于智慧的选择：清除胡风而保留了鲁迅。把鲁迅与胡风区别开来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它成功地把鲁迅从胡风案中解脱了出来，却在事实上使鲁迅遭到了阉割，导致鲁迅的一些重要遗产陪同胡风一起被淹没。
关键词：鲁迅；胡风；周扬；胡风案
众所周知，胡风对鲁迅的继承早已大打折扣，但无论如何，他毕竟不赞同为政治需要而改写“五四”传统，不赞同文学为获得大众喜闻乐见而在价值和形式上全面迎合大众，也不赞同以民族风格和民间形式复活“五四”所竭力抨击的旧传统。他的文艺思想不同于左翼文艺主流之处，说到底就是要保留一点儿鲁迅所代表的五四传统，保留一点儿启蒙精神。所以，胡风与鲁迅是连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胡风的命运也就是鲁迅精神的命运。但是，如果从时代的文化表层考察，情况却完全不同：胡风被反复批判，最后作为“反革命集团”的首犯而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鲁迅却依然大写在新时代的文化旗帜上，作为偶像被顶礼膜拜。这一现象显然包含了许多复杂的历史内容。考察胡风案中的鲁迅，不仅可以看到鲁迅在当时的真实处境，也可以发现时代文化整合过程中的一些奥秘。
一、一个缺席的被批判者
考察当年对胡风的批判，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事实：鲁迅是一个缺席的被批判者。根据批判中的指控，胡风的罪名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当然，罪名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开始时只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唯心论”、“轻视人民群众”和“宗派主义”，而在批判的过程中，问题却日益严重起来，先是“反马克思主义”，后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而且有“反民族”、“反爱国主义”之说；最后是最高领导人大笔一挥，成了“反革命”——“胡风反革命集团”。
这是当年权威人物的判词：“多年来，胡风在文艺领域内系统地宣传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并形成了他自己的一个小集团。解放前，在他的全部文艺活动中，他的主要锋芒总是针对着那时候共产党的或党外的进步文艺家。解放后，他和他的小集团的大部仍坚持他们一贯的错误的观点立场，顽强地和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对抗。..胡风以肉搏的姿态向当前的文艺政策进行猛打猛攻并端出了他自己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纲领。这个纲领共有六条：反对作家掌握共产主义世界观；反对作家和工农兵相结合；反对作家进行思想改造；反对在文艺中运用民族形式；反对文艺为当前的政治任务服务..”①1955 年1 月26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中说：“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他的这种思想是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他对党领导的文艺运动所进行的攻击，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
这些罪名非常抽象，像大多数权威论断一样，并不能显示具体的问题。要弄清问题之所在，还需要把抽象罪名与具体罪状结合起来。胡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证据是什么？ 反人民的证据是什么？反马克思主义的证据又是什么？ 只有进入证据的考察，才能看到实际的问题。
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是那个年代非常严重却又常见的罪名。对于胡风来说，赢得这样的帽子可谓顺理成章、不足为怪。他坚持人格的独立，顽固地运用自己的大脑，无论对文艺界领导的要求，还是对最高领袖的方针，都没有及时地表示顺从。在反复“帮助”和施加压力之后，他的检讨仍然似乎很不情愿。根据这样的表现，当然可以认定为反党。至于反社会主义，则是难以讨论的罪名，因为它似乎随时随地都可以安在任何人的头上，证据确凿，铁板钉钉；不过，又随时随地都可以推翻，平反的结论也有理有据。那么多人曾被认定反党、反社会主义，后来都得以平反昭雪，这本身就证明了事情的荒诞。然而，胡风“反人民”、“仇恨中国人民”等罪状却引起了我的兴趣。当我注意到胡风罪状时，却猛然意识到，一些集团内部的是非并不是全无意义，比如胡风，之所以为集团所不容，就因为他虽然一脚深陷，而另一脚却经由鲁迅而连接着现代知识分子的许多大问题。也正因为这样，对胡风的批判才牵连到鲁迅，而且有了更复杂的内涵。
胡风的罪状之一是拒绝承认人民的伟大，看不到人民的革命精神，眼睛盯着“精神奴役的创伤”，竭力诬蔑人民群众。这是几乎所有文章都曾指控的罪行，开始的说法比较温和，只是“轻视人民群众”“， 夸大人民群众的落后性”，后来则不再那么温和，成了“诬蔑人民群众”、“仇视中国人”，于是，“反人民”的罪名就成立了。胡风被打倒之前两年，林默涵指控胡风反对马克思主义，证据之一是：“他在农民身上所看到的，几乎只是一些封建的落后的东西，用他的术语来说，就是一种‘精神奴役创伤’的东西。”“精神奴役的创伤”之所以成为问题，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抹杀了阶级性，没有站在阶级的立场上看问题。在胡风被打倒之后，周扬对胡风进行了这样的批判：“他把人民看成历史惰性的力量或者看成盲目破坏的力量。他特别地仇视中国人民。他认为中国人民身上尽是‘精神奴役创伤’。
在胡风眼中，人民群众就是一片‘创伤’的海洋。正当我们党号召一切进步作家应该认识和表现人民的劳动和斗争的伟大，作家应当和劳动人民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的时候，胡风却要作家‘一鞭一血痕’地去鞭打人民身上的‘创伤’，并且警告作家不要被人民的‘汪洋’所淹没。因此，不是偶然的，胡风派的作家，特别是他们的代表作家路翎总是把人民表现为不是麻木到连人的感觉都失去的蠢猪，就是充满了‘原始野性’，充满了神经质的疯狂性、痉挛性的怪物..胡风集团的人们对民族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态度和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盲目崇拜，正是同他们的轻视和仇视中国人民，不相信中国人民有任何创造力这种反动的立场观点相联系的。”③众所周知，胡风的“精神奴役创伤”之说源自鲁迅的“国民性”思想，而胡风揭示精神奴役创伤的倡导，也正是鲁迅批判国民性的继续。阶级立场模糊不清，满眼都是群众的落后性，也正是鲁迅存在的“问题”。阿Q 是贫雇农，而且有强烈的革命愿望，鲁迅却对他冷嘲热讽，这是什么立场观点？ 对胡风的这种批判，就是这样指向了鲁迅。
在对胡风的批判中，民族虚无主义、主张西化、否定民族传统也是被反复声讨的罪状。在《我们必须战斗》中，周扬指控说：“胡风对于民族文化遗产历来也是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的。他把‘五四’以前的中国文学一律看成‘封建文学’，而且在‘封建文学’和‘民间文学’两者之间画下等号。因此他认为，在过去中国文艺作品中‘得不到民主主义观点的反映，甚至略略带有民主主义观点底要素反映也很难被我们发现’。就是在《水浒传》里面，他也认为决没有‘发自二心的叛逆之音’，这就是说，他也仍然是一部拥护封建的书罢了。”①在《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中，郭沫若也说：“胡风历来否定民族遗产，主张把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形式不加区别不加改变地‘移入’中国来，其结果难道不是必然地要把自己民族的独立的文艺变成西方资产阶级文艺的附庸吗？”他列举了胡风的一系列罪证：“他认为‘五四’以前，全部中国文学，包括民间文学在内，都是‘封建文学’；他说：‘五四以前的一部中国文学史没有写人，没有写人的心理和性格’。他认为，我们重视民间文艺是‘拜物情绪’，探求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是使文艺‘降低’。”郭沫若由此认定：“胡风所以要反对文艺的民族形式，盲目鼓吹外国形式，正是企图削弱和毁灭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以便拉着人们和他一道滚进世界主义的泥坑里去！”②事实上，胡风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态度、对五四以前文学的认识、对“封建文学”与“民间文学”关系的看法、对《水浒传》等小说的评价，全都来自鲁迅的见解。至于所谓“世界主义的泥坑”，鲁迅更是早已理直气壮地跳了进去。这一点，郭沫若、周扬等人应该早就清楚，所以，这种批判的炮弹落到哪里，其实是在他们的预料和设计之中的。
在大量的批判文章中，有代表性的首先是林默涵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它指控胡风“在实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和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文艺方针背道而驰的”，而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一贯采取了非阶级的观点来对待文艺问题”。胡风强调和捍卫现实主义；林默涵指出，在胡风的理论中旧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界限不清的。胡风认为现实主义的根本问题是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与客观现实的结合；林默涵指出：“胡风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是没有阶级内容的抽象的东西。”胡风强调继承世界现代文艺和五四新文艺的现实主义传统；林默涵认为，旧的批判现实主义虽然由于揭露了资产阶级的丑恶而有进步作用“， 但它的反映现实和批判现实，却不能不受它所依据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所限制，因此不可能充分反映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斗争”。众所周知，作为五四新文学的代表，鲁迅的现实主义正是所谓旧现实主义。这是林默涵等非常清楚的，因为胡风试图为鲁迅五四时期的作品贴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标签，以避免被抛弃的命运，这“阴谋”正是由林默涵等人识破并给予猛烈批判的。就是在这篇文章中，林默涵也指出：“胡风始终不承认鲁迅在思想上经历过一个飞跃的变化，其实际用意，无非企图证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家本来就在人民中，用不着经过什么思想改造，用不着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去。”在林默涵那里，胡风的重要问题就是拒绝用阶级的观点看问题。正因为缺少阶级的观点，胡风不仅错误地强调“主观战斗精神”，而且错误地强调人民“精神奴役的创伤”，还对五四新文艺产生了错误认识，把它看作完全正确的，而看不到它所具有的“严重缺点”。在他看来，胡风赞美五四新文艺，但他所赞美的新文艺却存在盲目否定民族传统的倾向。“这个缺点，发展起来，就是‘五四’以后新文艺中的有些作品脱离了民族的形式，缺乏‘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因为胡风说过中国的民间文艺也是封建文艺，说过在《水浒传》中也找不到民主性，林默涵写道：“这是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民族文化的观点的。列宁说过：‘在每一个民族文化里面，都有着即使是没有发展出来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在每一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和被剥削的群众，这些群众的生活条件，不可避免地会滋生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毛泽东同志也说过：‘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胡风的错误，就是不了解在阶级社会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只要读过一点鲁迅著作的人们都知道，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民族文化的观点的大概不仅是胡风，同时也包括鲁迅；不了解在阶级社会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的大概也不仅是胡风，同时也包括鲁迅。
在当时的批判文章中，邵荃麟的《胡风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也是有代表性的。该文认为：“胡风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的主要特征，就是片面地强调人的主观精神的作用，抹煞它对于客观世界的依赖关系；而在他对于历史的看法上，就是片面地强调个人的作用，抹煞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作用，把人民群众看作消极力量，抹煞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作用；强调人民斗争中的自发性，抹煞革命理论的作用。这些都是和马克思主义绝不相容的。”在论述胡风“否认唯物主义”时，邵荃麟指出：“照胡风看来，封建奴役剥削之所以可能，似乎并不是因为封建阶级掌握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掌握了政治和经济的权力，而只是因为人民自己身上有这种‘安命精神’，甘心做牛做马；人民的解放要求之所以不能实现，也并不是因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以及新的生产力还没有产生，而只是因为这种要求被人民自己的‘安命精神’所闷死。这样一来，就把一切历史责任都推在人民身上，把封建统治阶级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罪恶轻轻地一笔勾销了。”在批判者那里，胡风之所以是唯心主义的，就因为他看重的是人民的精神状态，要解决的是人民的精神问题，而不是解决人民的物质问题，不是帮助人民夺得生产和生活资料。而胡风这样做的结果，又必然导致人们对阶级斗争及其结果持怀疑态度。邵荃麟对“精神奴役创伤”分析道：“什么是‘精神奴役的创伤’呢？ 据他自己解释说，‘在科学的分析上，可以用缺点去指明’，那末就是指人民中间的缺点了。说得明白一点，就是长期以来封建统治阶级遗留给人民的愚昧、无知、麻木、庸俗等等，和‘安命精神’实际上是同一类的东西。胡风认为要解放人民，首先必须‘一层一层的’去剥掉人民身上的那些‘创伤’，必须‘一鞭一血痕’的去批判那些‘创伤’，然后才能从密密层层的‘创伤’下面去寻找出‘支配历史命运的潜在力量’。而这也就是胡风所认识的五四运动的基本内容。”通过这样的分析，在胡风的学说中的确看不到阶级斗争的影子，而且看不到阶级立场。然而，众所周知，胡风对五四新文化内容的把握是通过鲁迅而完成的。所以，邵荃麟对胡风的批判就在事实上成了对鲁迅的批判：“胡风实际上完全看不到阶级压迫的力量，看不见人民的英勇和智慧，只看到人民满身都是所谓“精神奴役的创伤”。..他把人民群众看成了什么，把人民的缺点夸张到了什么程度？ ..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人民是有无限前途的。新的东西是一天天在生长，旧的东西是一天天在衰老；新的东西即使微小，但终究不可克服地要成长起来。所以我们必须向前看，善于辨别出生活中新的东西、革命的东西，才能使我们具有生气勃勃的乐观主义的战斗精神，看到革命的光明前途。只有那些脱离群众的反动的个人主义者，才把人民群众看作是愚昧、无知、庸俗、自私的芸芸众生，仿佛只有他自己才是背着十字架的救世主。这正是没落时期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的特点之一。”读着这样的文章，所有对鲁迅有所了解的人们都会明显感觉到，如果把胡风的名字换成鲁迅，这种批判才更为贴切。
客观地说，在事实取证层面，批判者并未冤枉胡风。根据当时的逻辑，他们的推论也是不错的。但是，只要读一读鲁迅著作，任何人都会发现，这些批判已经把矛头指向了鲁迅。因为在这些问题上，胡风与鲁迅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他继承了鲁迅基本的文化立场，却早已没有鲁迅的激烈，从鲁迅的立场上后退了许多。作为一种立场和观点，作为一种文化倾向，真正的代表人物应该是鲁迅。众所周知，是鲁迅宣告了中国几千年历史是“吃人”的历史，是鲁迅把中国历史划分为“暂时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这样两个时代，是鲁迅作出了这样的宣判：“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也正是鲁迅，开创了批判国民性——即“精神奴役创伤”的启蒙之路。所以，对胡风的这种批判，投枪也罢，猛烈炮火也罢，事实上都落到了鲁迅身上。也就是说，对胡风的批判已经是对鲁迅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整肃也成了对鲁迅思想和文学方向的整肃。
二、一个问题的解决方式
在没有充分的证据之前，我们无法断定究竟是胡风连累了鲁迅，还是鲁迅连累了胡风，也无法断定凭空搞出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到底是为了解决胡风的问题，还是为了解决鲁迅的问题。但这并不重要，因为着眼于现实政治需要，胡风的问题与鲁迅的问题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对于新时代的文化掌控者而言，这是不能不面对的问题，也是必须解决的问题。至于问题的解决将涉及哪些人，对他们将如何处置，那是第二步才需要考虑的。第一步的问题是方向性的，因而不可更改；第二步的问题是技术性的，所以需要智慧和策略。
胡风与鲁迅在精神上紧密相连，只要批判胡风，就必然要牵连到鲁迅。一般情况下，遇到这种相互牵连的案子，最简单的处理方式有两种：一是为了鲁迅而放弃对胡风的惩处。这是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所希望的。胡风言必称鲁迅，除了他的精神资源大多来自鲁迅之外，未尝不是因为有这样的梦想：与鲁迅紧贴在一起，或许能逃避清剿自己的炮火。因为对方如果真的珍惜鲁迅，就有可能爱屋及乌。二是连同鲁迅一起批判，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客观地说，这是最简单、最省事、也最能适应时代文化建设需要的方式，也是一些人所盼望的。当年创造社、太阳社的一些人，1930 年代左联的一些领导者，还有一些因为种种原因而对鲁迅耿耿于怀的人，他们并不愿意忍气吞声地匍匐在鲁迅这面文化旗帜脚下，而更愿意掀翻压在自己头上的这座大山。历史的夙怨使他们更愿意看到后一种结果。
考察当时思想文化整合的需要，问题本来很简单：既然鲁迅在五四时期是进化论而不是阶级论，是个人主义而不是集体主义；既然他走的道路是思想启蒙而不是武装革命；当然应该否定，什么《呐喊》、《彷徨》，什么《坟》和《热风》，都应该在查禁之列。要肃清鲁迅的影响并不难，充其量像对胡适那样，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让鲁迅的弟子和那些尊崇鲁迅、追随鲁迅的人再来一次“洗澡”，再割一次“尾巴”，登报声明与鲁迅划清界线..这一切在当时进行并不困难。
然而，由于毛泽东对鲁迅的态度，问题复杂化了。鲁迅顶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桂冠，被毛泽东紧紧拉在身边，对他的批判无法正面施以猛烈的炮火。这给文化界带来了一系列难题，也增加了矛盾的复杂性。一方面，它使那些在鲁迅生前反对鲁迅的人也被迫在口头上赞美鲁迅，但由于内心深处压抑的不平，却又要不时挖一挖这尊偶像的基座，或者拆一拆这座神庙的墙角。另一方面，它使一些人能够继续抱有幻想，试图通过鲁迅而保存五四新文化，梦想在鲁迅的旗帜下张扬一些自己不愿放弃的东西，比如个人自由、人格独立、启蒙立场等等。在很多问题上，当时的批判者并没有说错，胡风的确试图在鲁迅的旗帜下保卫启蒙主义，并抵抗以知识分子向工农认同为主要特征的改造运动。然而，胡风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思想的危险之处，也不清楚自己的对立面究竟何在。他没有意识到鲁迅之所以仍然伟大的真正原因，也没有意识到他作为鲁迅嫡系传人所必然面临的险境。鲁迅已经死去，扔掉牌位有害无益，而且大可不必，因为死人的牌位无论多么高大，色彩都可以根据需要而随时涂抹；活着的人却必须严肃对待，尤其是那些“嫡系传人”，无论是鲁迅的还是马克思的，都注定了没有存在的空间。
因此，时代没有作出一般的简单选择，既没有满足胡风和他的朋友们的梦想，也没有满足鲁迅夙敌的愿望。时代作出的是更富于智慧、更讲策略、也更合于中国传统的选择：鲁迅的旗帜不能扔，而胡风必须彻底打倒，把鲁迅与胡风区别开来，高举鲁迅的旗帜批判胡风。也就是说，对胡风的批判只能到胡风为止，任何人都不能把对胡风的批判直接引向对鲁迅的批判。至于射向胡风的枪弹如何在鲁迅头上开花，那效果或许正在设计之中。
三、“不许胡风歪曲鲁迅”
这就给当时的理论界和学术界提出了一个任务：划清胡风与鲁迅的界线。用今天的话说，这是那个年代“文化建设”中的重大课题。
面对这个课题，一些人显然不感兴趣。比如鲁迅生前的一些论敌，他们更愿意把鲁迅与胡风绑在一起同时扫荡。因为有领袖的态度，他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由于感情的作用，仍然乐于看到射向胡风的炮弹落到鲁迅的头上。所以，他们不但不会为此而卖力，而且更愿意用巧妙的方式把二者拉得更近。只要看一看郭沫若、周扬等人的文章和讲话，就不难发现这种态度。
对这一课题更有积极性的是另一些人。他们是鲁迅的崇拜者、追随者或亲朋故旧。他们并非不清楚鲁迅与胡风的关系，也并非不明白胡风与鲁迅在精神上的联系，但是，既然胡风已经落水，为了爱护鲁迅，就要斩断他与胡风的牵连。他们是爱鲁迅的，但主要是爱这个名字，而对鲁迅精神和他所显示的文化方向却并不特别珍惜。所以，他们愿意根据时代的需要而把胡风与鲁迅区别开来，哪怕是为保护鲁迅的名字而必须舍弃鲁迅的精神，也在所不惜。应该说，正是这些人的工作进一步适应了政治的需要。因为种种复杂的心理，这种工作无需特别号召和安排，就进行得相当顺利。在举国声讨胡风的浪潮中，人们自觉地开始这么做了：巴金在上海主持批判胡风的会议，有人提出鲁迅信任胡风，巴金马上反驳道：那是先生受了胡风的骗！ 在北京的批判会上，许广平说：鲁迅爱党爱人民，胡风反党反人民，胡风是鲁迅的叛徒。
在这项工作中，唐弢的《不许胡风歪曲鲁迅》可谓代表。该文开头就说：“鲁迅是我们大家尊敬的思想界的巨人。胡风曾经接近过鲁迅，并且以鲁迅精神的继承者自命，从这一点渊源出发，他就常常以鲁迅为武器，让鲁迅出来替他打仗，引用了马克思主义者鲁迅的言论，暗暗地寄生着他自己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思想。正如寄生虫会妨碍人体的健康一样，胡风为了要维护自己，就不惜歪曲鲁迅，割裂鲁迅..”因此“， 批判胡风，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之间划清界线，必须在鲁迅与胡风之间划清界线，不这样做，将会引起对胡风思想批判的混乱，也将会引起对鲁迅思想研究的混乱。”这段话透露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批判胡风的时候，鲁迅已经面临威胁，鲁迅研究已经不能不受到影响。
按照唐弢的说法，胡风歪曲鲁迅，首先表现在他“对鲁迅思想发展和跃进过程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唐弢指出，胡风的意见很混乱，曾经在著作中接受瞿秋白的观点，承认鲁迅走过一个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阶段，也就是承认前后期之分，承认鲁迅思想有发展和跃进的过程，但到了《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中，却不再承认鲁迅思想的发展和飞跃。唐弢指出的是一个事实，胡风的确有一种幻想，以为既然毛泽东已经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从五四开始的，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肯定前期鲁迅了。尽管时势的发展使他很难再有抵抗思想改造的幻想，却仍然幻想用毛泽东的言论使鲁迅前期思想逃避时代的淘汰。但是，时代没有让胡风抓住这根稻草。唐弢认为，胡风不承认鲁迅思想发展和飞跃的过程，把前期作品《狂人日记》看作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表面上似乎是抬高鲁迅，实质上却是歪曲鲁迅，抹杀了鲁迅对世界观的重视，抹煞了鲁迅艰苦的自我改造过程，也抹煞了鲁迅一生战斗不息的现实主义文学的阶级性”。这里提出的三点是非常重要的：世界观、思想改造、文学的阶级性。这是时代所强调的，所以必须加到鲁迅的身上。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唐弢等人的努力：在知识分子改造的背景上，要努力把鲁迅打扮成一个通过艰苦的自我改造而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时代不能容许鲁迅成为作家无需改造的范例，更不能容许胡风等人通过对鲁迅前期思想的捍卫而使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启蒙精神大行其道。因此，就要努力强化鲁迅自我改造的过程。唐弢为此找了种种证据，比如，鲁迅说过：“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比如，鲁迅进行自我批评：“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这些例子用于说明鲁迅赞同知识分子改造，说明鲁迅自觉地进行改造，实在有点勉强；由此得出的“鲁迅向‘主观’作斗争，胡风却是为‘主观’而斗争”的结论，更有点勉强；但无论多么勉强，都必须把鲁迅与胡风区别开来，把鲁迅打扮成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支持者和实践者。
为了让鲁迅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支持者，鲁迅小说中那些知识分子形象受到了特别的重视。因为他们不是随着新文化而站立起来的现代知识分子，鲁迅表现的也不是他们的历史风采和人格光辉，而是他们自身的弱点。鲁迅对知识分子弱点的揭示，因为能够适应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需要，而成了伟大的成就，受到特别的关注。因为这种揭示可以告诉人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多么软弱！ 如果没有党的领导，不仅无力改造社会，就连自己的出路也找不到！ 研究者说：“五四许多作家的作品中，都描写了这种具有民主倾向的新式的男女知识分子形象，他们就代替了中国历来封建旧文学中公子小姐、才子佳人的地位而成为时代的主人。这些知识分子很多是有思想、有才能、有自己的抱负和理想的，并且也常常是有良心的、正直的人。但是在旧中国，他们的命运如何呢？ 他们对旧社会极端不满和仇视；他们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但当他们没有和群众结合而只是孤军奋斗的时候，他们的反抗总是失败的。鲁迅在《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作品中就深刻地描写了这类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命运。知识分子，不管他们具有多么热忱的民主主义的理想，也不管他们的性格是多么坚强、优美，在他们没有与广大群众结合的时候，他们是不能有所作为的，他们的命运只能落到悲惨的结果。个性解放，如果没有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作前提，个人如果不与群众相结合，那末，所谓个性解放，往往不过是造成个人悲剧而已。知识分子的唯一正确出路，就是和广大群众结合，把个人的奋斗和人民的斗争、人民的事业相结合。”②于是，鲁迅的这些作品，就成了否定个性解放、肯定知识分子改造的依据。
按照唐弢的说法“， 胡风歪曲鲁迅，更表现在他截取鲁迅在向封建文化、庙堂文学、国粹主义等作斗争时所写下的片言只字，来辩护他自己对全部民族遗产的虚无主义的观点，否定民族传统、民族形式、民间文艺的反人民的立场上”。胡风的重要的罪名之一，就是否定民族传统、民间形式，对历史持虚无主义态度。应该说，这罪名不是凭空罗织的，而是胡风的确对传统有更多的否定。但众所周知，这种对传统的态度是从鲁迅那里继承来的。如果依据这些事实可以认定胡风“反人民”，那么鲁迅同样“反人民”。把鲁迅与胡风区别开来，就要证明鲁迅并不反传统，并不否定文化遗产，努力把鲁迅打扮成民族文化的继承者。于是，人们反复使用鲁迅的那个比方：如果一个穷青年得了一所大宅子，不能不敢进去，也不能放火烧掉，更不能一住进去就大吸剩下的鸦片烟。鲁迅的一句话特别讨人喜欢：“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历史留给人们的事实是：因为主人是新的了，不但旧宅子变得无比可爱，旧主人剩下的鸦片烟、迷魂药等也成了宝贝。但这一切都必须说：鲁迅的本意就是如此。要做得圆满，还必须对鲁迅的一些话重新解释，比如，鲁迅“吃人”的判断被限定在统治阶级和“封建礼教”，而不是像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是对几千年历史作出的；提出少读或不读中国书的主张，也成了对胡适诱导青年“整理国故”的行为进行斗争，而不表现鲁迅对传统的态度。研究者们要努力说明鲁迅如何继承了民族的遗产，如何在拿来的同时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成了一个公式，一个套子，鲁迅的一切都要被套进去解释，因而无不合于时代的要求，甚至“完全符合于毛主席‘推陈出新’的精神，也正是我们今天正在推行的对待民族遗产、民间艺术的政策”。
总之，鲁迅的言行无不符合时代的政治要求；胡风对鲁迅的言说无一不是对鲁迅的歪曲。通过这样的努力，在把胡风打入地狱的时候，鲁迅似乎被解脱了出来。但结果是可悲的：鲁迅思想和创作中那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东西都被判给了胡风，那个真实而完整的鲁迅在遭到粗暴的阉割之后不再进入传播。这一后果非常严重，它使鲁迅的许多遗产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与胡风一起被监禁。
四、关于鲁迅命运的一点感想
关于胡风案涉及的问题，各方当事人都有自己的认识，见解很难一致。但是，有一点可以形成共识：无论周扬等人如何公报私仇，胡风的悲剧都不取决于个人的恩怨。究其实质，胡风的悲剧源自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努力之间的碰撞，因为双方力量悬殊，因为缺少现代社会的竞争规则和制度保障，最后以不公平的结局告终。它意味着一代知识分子的失败，意味着一个现代梦想的破灭。胡风为什么失败？ 历史已经证明：批判胡风是毛泽东亲自布置和领导的，他多次听取汇报，作出指示，亲自修改批判文章，最后又亲自撰写关于胡风集团材料的序言和按语，直到胡风如何处置，是杀还是不杀，都由他亲自说了算。进一步说，鲁迅的命运最终也取决于最高领袖。
冯雪峰在文革时期曾经郑重地告诉牛汉：鲁迅的文艺思想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对立的。其实，这实在算不了什么发现，因为读过双方文字的人都可以看到二者背道而驰之处。胡风的文艺思想更多地来自鲁迅，他与毛泽东文艺思想之间的冲突事实上也是鲁迅文艺思想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冲突。如果从时代的思想文化整合方案考察，鲁迅遗产大多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否定鲁迅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新时代本应把鲁迅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却没有这样做，而是把他作为偶像供了起来。这一切都源自毛泽东“法外施恩”。然而，鲁迅的“嫡系传人”被打翻在地，却是必然的命运。
鲁迅之所以被保留下来，除了最高领袖的赏识之外，还有更多的原因。其中重要的原因是革命者对自身文化资源的留恋。革命拥有一些资源，无论人力资源还是精神资源，都常常要被带入革命之后的时代。那些资源在革命的年代也许是有力的武器，但对于建立新的秩序，对于新秩序之下的新统治，却常常有害而无益。由于革命伦理、现实需要和感情的作用，胜利者对一些革命资源常常非常矛盾：一方面是珍惜，一方面是警惕。根据历史的规律，新秩序建立之际常常要论功行赏，这是必然的，因为这是革命的道义；同时也常常要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这也是必然的，因为保留一些利器常常是给自己添乱。在历史上，起义领袖在革命胜利之后常有“炮打庆功楼”之类的举动，原因并非只是争权夺利，而是在于新秩序的建立要求消灭革命遗产中那些不利于稳定的因素。在从乱到治的过程中，革命哲学与执政逻辑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对于新秩序来说，一些革命时期非常珍贵的资源往往不仅要放弃，而且要对它百倍警惕。鲁迅留下的遗产，不幸属于这样的资源。从破坏旧秩序到建立新秩序，必然要伴随着资源的更新；但与此同时，话语的一致性和道义资源又必须顾及。这是一个很难处理的矛盾，正是这个矛盾，决定了鲁迅与胡风的不同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