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这个《意见》表示，相关行政部门正在研究物业税方案，并将择日开征。这个《意见》还透露，国务院将加快出台《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用行政权力来改变国民收入分配。很显然，在经济危机给土地财政带来的重大压力之下，政府试图加大从民间汲取财富的力度。政府财税部门还一直在等待时机给物业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奢侈品消费税、环境税、赠与税等颁发出生证。一串长长的新税种正在排队等待光临纳税人。相关部门的体制内专家也分别对加强收入分配调节、扩大与加强税收进行大力论证，并提出种种必要性。然而，这些必要性是否成立，却值得分析。

“必要性”之一：据称，加大税收、用行政权力调节收入分配有利于扩大内需，拉动中国经济走出危机。据体制内的专家称，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也将是刺激内需增长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可是，为什么内需不足？表面上看是消费率过低直接造成了内需不足。然而，中国的民众为什么消费率过低？一是因为他们手头的钱少。二是对自己未来的经济状况没有信心。重税将使纳税人更穷，对未来更没有信心。一个多月前，美国福布斯杂志再次发布最新的各国税负排行榜，中国排名亚洲第一，世界第二。中国从上榜以来一直是居高不下。在高税收低福利方面，中国名列世界各国前茅。上述一系列税收推出之后，中国纳税人的税负就重上加重，需求也必将进一步萎缩。所以重税将遏制内需，消减信心。

“必要性”之二：据称，中国贫富差距显著，加大税收、剥夺富人可以缩小贫富差距。然而，这个差距不是像宣传的那样存在于穷人与富人之间，而是存在于政府与民众中间，其原因也不是市场经济造成的，而是由制度性的腐败和权力介入导致的。经济学家陈志武的研究表明，国有制、极强的政府管制以及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是导致贫富差距恶化的根本原因。通过国有制让政府直接代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这就等于把全国老百姓的资源都交给不会被问责的当权者去支配。然后，这些机构再把集中控制起来的这些资源和发展机会优先分配给那些有权力、有关系的地区和个人。行政权力掌握了所有重大的经济资源和项目审批权，这也逼着每个想发财的人只能走官商勾结的道路。结果是权力越集中的地方财富也越集中，收入金字塔结构与权力金字塔完全同构。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民谚：城市像欧洲一样，农村像非洲一样，官员像大款一样，农民像难民一样。老百姓的财富长期增长缓慢，其原因不是富人拿走的太多，而是政府拿走的太多。难怪纳税人有这样的感受：再穷不能穷政府，再苦不能苦干部。如果进一步用权力来取代效率，必将进一步加大贫富差距，尤其是官民之间的贫富差距。

“必要性”之三：据称，用权力进行收入再分配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这一判断认为收入差距过大必将积聚、诱发诸多社会矛盾，必将导致社会不安定。然而，目前的社会矛盾不是贫富差距引起的，而主要是官商结合和权力不受制约引起的。所以，说收入差距扩大造成社会矛盾加剧是张冠李戴。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听说轻徭薄赋、让利于民导致政治不稳定，从来都是横征暴敛、竭泽而渔、强权苛政，导致民众铤而走险揭竿而起。最近发生的邓玉娇杀恶官案及其所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就是一个典型。

在中国，不论是贫富冲突，还是官民冲突，其背后都是不受约束的专横权力在作祟，不论这种权力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所以，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用重税剥夺，不在于权力主导的再分配制度，而是在于限制专横的权力，不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如果专横的权力得不到约束与制衡，二十年前发生的事件，以后还将发生，甚至正在发生，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地点，因为不同的导火线，呈现出不同的规模。

解决贫富矛盾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一种是通过剥夺，把富人变成穷人，就像中国的红色革命所做到的那样。今天，也有许多人主张用变相的剥夺（高税收）来把富人变成穷人。如果富人被剥夺殆尽，中国的分配结构将成为没有塔尖的金字塔，所有人都将再次沦为中低收入的穷人。还有一种就是把穷人逐步变成富人或比较富人的人，方法是给穷人提供充分的经济自由和产权保障，通过法治来防止富人对穷人的侵害，为穷人变成富人提供充分的制度和政策环境。

官民冲突可以说是中国数千年历史的主调。但是，由于官民冲突往往穿着贫富矛盾的外衣，于是，许多人认为，解决贫富矛盾的方法就是解决官民冲突的方法。但结果是，贫富矛盾因为战争与革命而暂时得到解决，官民冲突的脉络却从未中断，两者往往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用削富补贫的办法是基于错误诊断基础上的错误药方。这种思路无异于抱薪救火、饮鸩止渴。中国在二十世纪的最昂贵的革命就是以解决贫富矛盾和官民冲突的名义发动的。当今，随着国企抢走民间创造财富的主要商机，税务拿走了散落在民间的大笔财富，官民冲突必将愈演愈烈，必将产生权力汲取财富的意外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