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理论和经验层面对目前这场发端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索，以期从中找到有意义的解释，已然成为思想与社会科学界共同关注的紧要课题。本文将金融危机置于风险社会学的分析框架下，对其形成原因和发生机制作了较为深入的考察。考察具体分为①失控的时代、②金融危机的发生肌理和③全球化与金融危机三大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扼要考察了贝克和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它为本论文提供了主要的理论依据。第二部分以福斯特泡沫五大阶段论为线索，对美国次贷危机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考察。第三部分从风险的角度着重探讨了全球化（主要指金融全球化）对世界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如新自由主义的危害、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巨大冲击等等。希望这篇基于风险社会学视野的文章，能为全面、深刻地理解全球化，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极端复杂的问题提供一种不同的视角，并能为进一步思索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键词：金融危机、全球化、风险社会、贝克、福斯特

来自华尔街的金融风暴虽然已经发生了近两年，但对世界各国的影响远远没有结束，还在进一步深化。不论是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还是中国、印度等新兴工业国，或者是非洲大陆广大的第三世界，都陷入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和经济困境。欧盟和日本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始终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部分政治家和学者曾经天真地以为，美国的次贷危机不仅不会对自己造成重大威胁，反而还可能带来发展机遇。然而，正如贝克所言，在全球风险时代，没有人可以幸免。任何地方的危机必将波及和影响其它地区。事实证明，不论是欧盟还是日本，都因美国的金融危机而遭受重创。以欧盟为例，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欧洲许多国家的银行体系都遭到了沉重打击。由于大量购买了美国的“有毒证券”，英国的布拉德福德-宾利银行、比利时、荷兰合资的富通集团和法国、比利时合资的德克夏银行等金融机构相继陷入困境。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估计，欧洲最大的30家金融机构在未来15个月内将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债务到期，届时能否偿付面临巨大风险。

不仅如此，金融危机也使本已不景气的欧洲实体经济“雪上加霜”。受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欧盟经济自2008年下半年起陷入衰退，全年GDP仅增长1%（2006、07年的为3.1%，2007年为2.9%）。2009年衰退进一步加深。欧洲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第一季度欧元区本地生产总值(GDP)较2008年第四季度进一步萎缩2.5%，较上年同期萎缩4.8%，创下该地区自1995年开始记录该数据以来的最大降幅。金融危机导致商业投资大幅减少、消费者支出下滑以及企业依赖于库存来满足市场需求。不仅如此，全球经济放缓也严重打击了欧盟地区的出口业务。欧元区从2008年11月出现外贸逆差， 2008年11月份，欧元区出口同比下降10%，进口同比下降4%；同期，欧盟出口同比下降11%，进口下降4%。欧洲经济举步维艰。目前，欧元区的经济信心指数已经降至7年来最低水平，失业率从2008年的7%，欧盟和各成员国不断调低经济增长预期，欧洲主要大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大增。

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同样十分巨大。中国股市2008年总体跌幅深达65%，创下历史记录。2008年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尽管房价没有出现急剧下降，但成交量始终徘徊在历史最低点。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也严重影响到中国的实体经济。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9%，比去年回落4个百分点；2009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1%，创1992年GDP季度数据公布以来新低。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对当前中国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著名学者孙立平教授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认为“中国在这场金融危机中遇到的问题，与美国的次贷危机不同，与1930年代大萧条相近”。 我个人的观点尽管较孙教授乐观一些，但危机对中国的影响的确不容低估。据日前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9年《社会蓝皮书》预测，2009年中国的就业压力将进一步增大，实际失业率可能上升至10%。这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应届大学生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失业率将高达12%。可见，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造成的打击同样十分巨大，稍有不慎，极有可能和中国固有的问题形成共振，对社会造成巨大冲击，引起社会的不安定。

毫无疑问，当前这场发端于华尔街的金融风暴正逐步演变成一场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那么，美国次贷危机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它具有哪些基本特征？全球化对世界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这其中蕴含着怎样的风险？新自由主义对当前这场危机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本文试图从全球风险社会的视角出发，对以上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社会学考察。

一、失控的时代

德国社会学家卢曼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别无选择的社会，不得不面对风险。当代社会赋予风险新的含义，使它区别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按照贝克的理解，目前我们正处在从古典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而且这种转型以潜在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推进。所谓风险社会，即指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无法控制的“未来”领域也随之扩大，与此同时，人们陷入“危险”境地的可能性急剧增大。这一切最终导致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巨变。贝克把发生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里的这一系列重大的历史转变称为风险社会。他并且认为这些变化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人为的不确定性。

风险社会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从经济学角度看，风险是一个具有双重含义的概念，同时包含可预测性和不可预测性两方面。“不确定性”一词专门用来描述风险的不可预测性。　社会学家通常也把风险视为一个与可能性与不确定性相关联的概念。吉登斯指出，当某种结果完全确定时，我们不能说是在冒风险。风险与冒险或者危险不同，它指涉一种在与未来可能性关系中将被评估的危险程度。因此，风险并非只存在消极的一面，它同时具有积极的意义。吉登斯指出，接受风险本身便意味着激动和冒险，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冒险行为，如赌博、飚车、登山来获得和体验快乐。不仅如此，积极地接受和挑战风险也是现代经济中创造财富的精神源泉。

风险的双重特征在现代工业社会早期就已经显现。当时，“风险”具有勇敢和开拓之意，是一种致力于变革的社会推动力。人们希望自己决定自身命运，把握未来，并摆脱宗教、传统和自然界的任意摆布。吉登斯将风险概念放在与现代性之关系的框架内进行了解读。他认为风险是一个与现代性紧密相关的概念。在传统文化中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风险”，因为当时的人们并不需要它。现代以前所有的文化与文明都主要存在于过去。人们使用运气、命运和上帝的意志等概念来代替风险。在传统文化中，如果某人遭遇了意外事故或者相反取得了成功，那么就会被归咎于命运、运气或者上帝的力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着眼于未来的社会。它将未来看作被征服与被殖民的对象。在此，风险暗含着一个企图主动与它的过去，即现代工业文明的主要特征不断决裂的社会。

现代资本主义与前现代所有经济体制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对待未来的态度。现代资本主义正是通过计算将来的利润与成本，也就是通过计算风险从而将自己融入作为连续过程的未来之中的。风险是一个与保险有关的概念，两者同时出现于16世纪的洲际航海时期。出海航行随时有可能遭遇海难事故。为了规避风险，人们把这种个别遭遇视为某一群体可能遇到的共同经历，即视为一个涉及所有航海企业并危及他们生存的问题。为了解决问题，人们想出一个办法，即所有人都把钱存入同一家银行。一旦发生沉船事故，就可以从上述银行获得赔偿金。这就是最早的海洋保险业务。在此，风险被理解为某种损害，某种可以依靠集体力量解决的问题。

另一方面，保险则是人们所能承受风险的底线，是安全的基础。它使人们得以通过对未来的积极运作，来取代上帝给予的命运。从这一意义上讲，保险是人类试图控制未来的一种手段。它向人类提供可靠性和安全保障。但必须指出的是，保险只适用于人类可控制的未来风险。保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风险以及人们对待风险的态度。保险并不适合于蕴含巨大不确定性（统计学意义上）的风险。譬如地震损失尽管巨大，但由于其特有的不确定性，我们很难计算它的风险，即使能够计算出来，也由于其发生机率的高度不确定性而很少有人愿意投保。因此保险公司很少设有地震险。显然，只有当人类能够确定未来风险时，保险才能成立。保险是早期工业社会用以对付各种风险，克服工业化带来副作用的重要手段。从本质上讲，提供保险就是在重新分配风险。人们通过向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将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吉登斯认为，风险的转移与交换绝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偶然特征，“如果没有它，资本主义是无法想象的也是难以运转的”。

此类风险观念和保险逻辑，在对付自然环境的危险方面曾经起到很大的作用。也为工业社会早期（第一次风险社会）控制风险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起，社会步入了贝克所说的第二次风险社会，即全球风险社会。在第二次风险社会中，“不明的和无法预料的后果成为了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在这一时期，风险的负面效应，即不确定性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贝克从时空限制的角度分析了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特征。他指出，在第一次风险社会，风险观念是以事故概念为前提的。从统计学意义上讲，事故即指“在空间、时间和社会方面界限分明的事件”。事故总是发生在一定的地点，一定的时刻涉及一定的人群。我们总是可以按照给定的方式来解释各类事故，如交通事故、矿难事故、长期患病或者失业等事故，并从制度层面加以有效的防范和控制。总之，在第一次风险社会，风险总是被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和范围内，具有确定性。人们能够通过投保来转移风险。

然而，此类控制风险的模式目前已经失灵。第二次风险社会充满了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主要症状之一就是风险不再受限于时间和地域。像“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显示的那样，今天，我们根本无法确定事故和灾难危及的范围，也无从知道灾难的影响将持续多久。也因此，我们无法通过保险这一传统手段来控制风险、确定事故的性质和范围。借用吉登斯的话讲，风险社会是一个失控的世界。

第二次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通常是由人为因素造成的。吉登斯认为存在两种不同种类的风险，即外部风险和人为风险。外部风险贯穿于传统社会和工业社会早期，人为风险则发生在最近，社会步入高度工业化之后。外部风险主要来自于外部世界，是一种由传统和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人为风险则是由于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产生的风险。在这一时期，风险主要源于“人为的不确定性”，是人类试图控制、或试图使风险最小化的科学和政治行为的后果。

二、金融危机的发生肌理

从风险社会的角度看，当前这场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完全是由人为因素所导致，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由于流动性过剩带来的信用创新，最终导致了美国不动产市场的泡沫化。换言之，美国次贷危机是此次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的直接元凶。所谓次贷危机即指资信条件较差的按揭贷款人违约事件规模不断扩大，危及大量以次级抵押贷款为担保发行的债务抵押债券（CDOs）所引发的危机。美国社会学家福斯特对由金融衍生工具——次级抵押贷款证券所催生的房地产投机性泡沫的形成过程，以及由此引发的巨大人为风险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他援引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论述，把泡沫分成新奇的创新、信贷扩张、投机狂热、危机以及崩溃或恐慌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新奇的创新。新奇的创新指“一个全新的市场，一种革命性的新技术或具有创新性的新产品”。在此，新产品指一种被称之为债务抵押债券（CDO）的将按揭贷款“证券化”的金融衍生产品。自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银行开始以个人的按揭贷款作为资产，并利用这些贷款产生的现金流发行住房抵押按揭证券。随后这些证券化的贷款又被重新包装成CMOs的形式（担保抵押债券）。当时为了规避风险，银行按照贷款质量将CMOs划分成不同的信用等级。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末以后，银行设计出一款名为CDOs的产品。这种产品将低风险、中等风险和高风险的（次级）抵押贷款以及其他类型的债务混合在了一起。CDOs基于这样的假设：将地域和部门分散、风险程度不同的贷款重新组合，将会使原本高风险的投资工具转变成安全的投资。为了进一步降低风险，美国银行又向债券保险公司投了违约保险。如此，CDOs摇身一变成了具有“高度安全性”的金融产品，并获得包括标准普尔、穆迪在内的各大信用评级机构AAA（AAA相当于美国政府债券的级别）评级。

银行方面坚称，这些设计巧妙的金融衍生产品，可以最大限度地控制和防范未来的风险。另一方面，市场参与者，甚至连被视为具有高度风险防范意识的各国大银行也对此深信不疑。如此，美国银行创造出一个巨大的按揭贷款市场。那些先前被按揭市场排除在外的有着不良信贷记录的“次级”贷款人和低收入者也获准进入按揭市场。通过给予此类金融创新产品的高信用评级，美国银行作为债券发行人将这些产品销售给了世界各国的金融机构。

然而正如贝克所言，风险往往产生于对未来的控制之中，产生于人们试图通过使因自身决策所造成的不可预测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以此控制各种不可控的事件，并通过有计划的预防性行为及相应的制度化措施战胜种种副作用。事实证明，正是此类为了分散和降低投资风险，利用复杂的数学模型和金融工学巧妙设计出来的CDOs，此后成了诱发当前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

第二阶段是信贷扩张。福斯特指出，任何资产价格泡沫都必须通过信贷扩张为之提供资金。低利率以及随后产生的股市泡沫,加上银行存款准备金的降低,扩大了银行的放贷能力。银行为了盈利，不管借款人的信用历史如何，尽可能将贷款发放给每一位借款人。另一方面，在泡沫化的房地产市场里，尽管房价在不断攀升,但廉价的资金供给使得按揭贷款人数也在持续上升。为了进一步吸引人们贷款购房，银行设计出了一种降低首期付款的按揭贷款。此类贷款往往采取极低且具有诱惑力的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形式，即在规定的初始期间内（通常是3 至5 年），购房者几乎无需支付任何贷款利息。这样一来，许多低收入者便“有能力”负担得起更高的房产价格。另一方面，由于可以将重新打包的贷款迅速销售出去，次级房贷发起人也有着发放和重新包装尽可能多的贷款的强烈冲动。这一切进一步催生了房地产业的繁荣。“发放的并且已嵌入抵押支持证券的次级房贷数量从2000 年的560 亿美元膨胀至2005 年的5080 亿美元”。

第三阶段是投机狂热。福斯特指出，“投机狂热的特征是快速增长的债务数量和以同样速度迅速下降的债务质量”。大量的贷款被用于购置金融资产,而贷款的发放仅仅凭借这样的假设，即房地产等金融资产的价格会不断上升。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 著名的“庞兹财务”或超级性投机指的正是这种疯狂的投机状态。处于次级房贷与金融“毒垃圾”风险之中的CDOs 越来越多地采取了这种典型的形式。不仅按揭房贷的贷款人和借款人卷入了疯狂投机,而且大量的投机者也开始加入这一行列,购置房产以便在升至更高价格时抛出获利。人们产生了错觉：房价的上涨将是“自然和永久的”。因此，“尽管大部分工人的薪资停滞不前”，但房屋销售额却呈直线上升趋势。因此，“2005 年10月和12月,仅新增的按揭贷款就达到了1.11万亿美元,全部未偿还的按揭房贷达到了8.66 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69.4%”。

不仅如此，为了维持或增加消费水平，许多美国人还利用低利率进行再融资并兑现房屋的现金价值。“住房净值贷款（Home Equity Loan[HEL]）”是一款被美国中产阶级广泛利用的基于住房的贷款，借款人可以将所拥有住房的净值（房产估值减去房贷债务余额）作为抵押或担保从银行获取贷款。近年，绝大多数美国中产阶级购置汽车和装修住房的费用，正是通过这一融资渠道获得的（见图表）。据统计，在美国现有10万亿美元的房屋贷款中，约有8800亿是HEL。房价的持续下跌将可能使这部分贷款成为危机的新导火索。

第四阶段是危机。危机是以金融市场在某些外部事件作用下，上升趋势突然出现拐点为标志的。美国房地产市场尽管在2004、5年已经高度泡沫化，随时面临刺破的危险，但真正引发次贷危机的直接导火索却是美联储的升息举措。2006年,美联储提高了基准利率。这一举措使次级房贷异常火爆的加利福尼亚和亚利桑那等地区的房价发生了逆转。原先依赖房产价格快速上升和低利率进行再融资的借贷人突然面临房价下跌和按揭付款快速增长的双重困境。投资者开始普遍担心,部分地区房地产市场的降温可能会蔓延至整个抵押贷款市场并将传染给整体经济。作为衡量这种危机的一个指标,那些“被设计出来保护投资者并用于推测信贷质量状况的信用违约掉期增加了49 % ,在2007年上半年其大约覆盖了全国42.5 万亿美元的债务”。

第五阶段是崩溃和恐慌。金融泡沫的最后阶段是崩溃和恐慌，这一阶段，许多人不计成本地抛售手中的金融资产，以便回笼资金。2007年7月,持有近100 亿美元住房抵押支持证券的贝尔斯登旗下的两家对冲基金爆出巨亏。一家损失了90 %的价值，另一家的价值几乎丧失殆尽。事实很明显,这些对冲基金无法估测出他们对欧洲、亚洲以及美国等许多银行投资的真实价值,因而被迫承认自身也暴露在了有毒的次级抵押证券风险之中。这正应验了贝克的断言，“风险制造者迟早会自食其果”。

多数情况下，风险的破坏性往往并非来自危险本身，而是由危险产生的恐慌所导致。在这一意义上“风险绝不是具体的物,它是一种‘构想’，一种社会定义，只有当人们相信它时，它才会因此而真实并有效”。贝克的这一论断尤其适用于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原本就是一个信用市场。投资行为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信任之上。人们一旦对投资对象产生怀疑或对经济预期出现了疑虑，恐惧情绪便会迅速蔓延。次贷危机导致金融机构之间产生了严重的信用危机。每一家机构都无法确定其他机构是否持有或持有多少数量的有毒金融证券。为了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各大金融机构纷纷收紧银根。这最终导致了严重的信贷紧缩。2008年9月，华尔街掀起了巨大的金融海啸。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轰然倒塌，紧接着保险业巨头AGI也因陷入困境而被国有化，美林证券以500亿美元贱卖给了美国银行……昔日华尔街叱咤风云的金融巨头相继“沦陷”。自2007年4月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美国金融企业宣布的损失高达2500亿美元。包括房利美和房贷美在内，美国至少已经有超过10家房贷机构相继倒闭或被政府接管。恐慌导致的信贷紧缩终于酿成了大祸。

然而，危机丝毫没有终止的迹象，事态在进一步恶化。贝克认为风险同时具备现实和非现实两个方面，一方面，很多破坏和危害已然发生，如次贷危机和由此引发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大量破产倒闭。另一方面，风险对社会的影响主要来源于未来预期。风险意识的核心不在于现在而在于未来。在风险社会中，未曾发生的、想像的和虚拟的危险经常成为现在的经验和行动的依据。因此，风险一旦发生其规模和破坏性便会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次贷危机不仅在现实层面上引发了金融风暴，而且还彻底改变了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恐慌情绪达到了顶点，投资者的信心陷入崩溃状态。由于担心蒙受损失，人们纷纷抛售手中的金融股等各类股票，最终导致纽约股市大幅下挫。在雷曼兄弟宣布破产申请次日，即2008年9月15日道琼斯指数重挫逾500点，标准普尔指数下跌近5%，创下“9.11”以来最大单日跌幅。2008年，美国股市整体跌幅达40%。

纽约股指的大幅下挫也对全球投资者信心造成了巨大打击。世界金融市场出现了剧烈震荡，投资者不计成本地抛售股票，致使各国股市全面下挫。2008年，欧洲三大股指均出现大幅下跌：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了31%，创下自1984年该指数推出以来最大年度跌幅；德国GDAXI指数重挫40.4%；法国CAC-40指数大跌43%，为其20年历史中最大跌幅。世界另一个发达经济体日本也遭到重创，日经225指数全年下跌42%，创下半个多世纪的最大跌幅。新兴国家的股票市场则遭受了更大的打击，股指出现巨幅下挫，2008年，俄罗斯股指下跌70%。中国沪深股指下跌62%、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8%，印度股指跌去了42%。2008年，全球股市因信贷市场崩溃所蒸发的市值高达11万亿美元。

不仅全球资本市场因次贷危机而崩溃，而且危机还通过金融、贸易和投资等渠道迅速传导到世界其它国家的整体经济。由于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使得各国银行、金融机构甚至部分国家的央行都大量购买了美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据统计，自2007年初以来全球金融机构已经公布的与次贷相关的亏损和资产减计高达6609亿美元。华尔街金融危机首先波及到欧洲。欧盟与美国经济高度相互依存，发展模式也相仿。在金融领域里，欧洲和美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欧洲金融机构曾经主要以传统业务为主，但进入21世纪后，部分欧洲银行在美国金融创新产生的财富效应示范下，也开始投身于投行业务。欧洲多家银行和金融机构都大规模参与了美国次级抵押贷款证券的买卖。次贷危机的爆发使欧洲金融机构所持债券严重缩水，出现了和美国一样的严重损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世界第五的冰岛受灾最为严重，其银行体系已经瘫痪。目前，欧盟各大金融机构已陆续公布其次贷资产核销情况, 核销额从几十亿美元到上百亿美元不等。次贷危机将使欧盟金融机构蒙受高达2 000~5 000亿美元的直接损失。而且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基于次级一系列抵押贷款导致损失是数倍的派生损失实际上更多。

不仅发达经济体深受次贷危机的危害，发展中国家也未能摆脱危机的影响。次贷危机尽管未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造成直接损害，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衰退却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和获得投资造成了很大打击。次贷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金融危机可能使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减少。第二，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为了维持自身生存，可能抽回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第三，石油等矿产资源的价格将出现下跌，由此导致资源密集型国家的收入降低。第四，发达国家经济的衰退使可吸纳劳动力减少，劳动力丰富的国家输出的劳工将减少，已经输出的劳工则可能面临失业。以东欧为例，最近东欧出现的金融动荡，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由于西欧国家为了渡过金融危机难关而纷纷撤资造成的。外资的大量抽逃，导致东欧各国的股市和汇市不断下跌，引发了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东欧国家主要货币出现大幅贬值，自2008年夏天以来，波兰兹罗提对欧元汇率下跌1/3，匈牙利福林对欧元汇率下跌23％，捷克克朗对欧元汇率下跌约17％。

迄今为止，危机还在进一步加深和蔓延。令人担忧的是，人们根本无从确定当前这场金融危机还将持续多久？也不清楚其可能波及的范围，如将对实体经济产生怎样和多大的冲击？将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多大的影响？将对社会造成何种程度的损害？总之，我们已然被推入一个“不确定的风险社会”。

三、金融危机与全球化

在很大程度上，当前这场金融危机是全球化的必然归结。吉登斯视全球化为风险社会的一大基本条件和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讲，全球化意味着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时空巨变。吉登斯指出，由于现代传媒技术的影响，使得“不在场的东西愈益决定在场的东西”。发生在遥远地区的事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直接、更迅速地对我们产生影响。反之，个人的行为和决定，亦可能产生全球性后果。例如，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个人消费偏好的改变，都可能对生活在地球另一端的供应商产生严重后果。在全球化时代，风险必然成为全球性问题。

另一方面，贝克则直接把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称为全球风险社会。他并且论述了风险的全球性特征：新的风险既是本土又是全球性的，或“全球本土性的”。在此，风险没有边界。全球性风险导致这样一种后果：风险变得无法控制和不可计算，以往有效的防范风险的手段——各种保险和保障制度——已经失效；因为无法确定危险的制造者，“谁污染谁治理”原则也无法适用；危险的潜在性、超常规性和不可计算性使保险制度失去了任何意义，危险再也不能通过经济补偿得以解决。因此，一旦发生灾难，根本没有有效的管理机制可以应对。贝克总结道，在风险社会的世界中，控制逻辑从内部崩溃了。风险社会成为一个政治社会。

站在社会学角度看，这场全球性的、超常规模的金融危机正是全球化时代各种风险在经济领域的集中爆发。自20世纪80-90年代起，世界步入了全球化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讲，全球化即是经济的全球化，谓指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和市场整合。经济全球化主要由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金融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四大部分组成。这其中金融全球化居于核心地位。法国学者弗朗索瓦•沙奈指出，金融全球化指各国货币体系和金融市场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由金融自由化和放宽管制所导致。不过，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完全取消各国的金融体系，它们只是以“不充分”或“不完全”的形式使其一体化并形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有三大特点：首先，它有明显的等级之分，美国的金融体系支配着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这是美元的地位以及美国的债券和股票市场的规模所决定的，各国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以及它们之间的竞争并未消失，甚至被金融自由化和放宽管制激活了；其次，这个整体的各个监管和监督机构是无能为力和不负责任的；再次，在不同层次、特别是在不同市场（外汇、债券、股票等市场）上进行资本运作的人承担着市场的统一。沙奈特别提请我们注意以下问题：“由于各国金融市场解除了管制并实现了实时互联，因此它们有可能被纳入国际轨道。然而这种轨道的实际内容，具体来讲完全取决于国际化程度最高和最大的一些金融资产管理者们所作的决策及其运行活动” 。可见，金融全球化非但没有增加各国资本市场的确定性，相反却由于不得不遭受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金融寡头的掠夺而大大增加了其不稳定性。

在很大程度上，此次金融危机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策略所导致的。沃勒斯坦把全球化视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1980年代，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利用世界范围的经济停滞，制定和提出了一项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全球性纲领。这一纲领的核心是“开放资本市场”和“放松管制”。它要求“世界各国政府不要干预有效的大型企业在世界市场争夺优势的努力”。“放松管制”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要求各国政府必须允许这些公司带着它们的货物和资本自由穿越各国边界。第二，要求各国政府不要再充当这些生产性企业的所有者，而要把它们拥有的一切都私有化。第三，要求各国政府即使不是完全取消，也必须把各项社会福利削减至最小。华盛顿共识承诺，此项纲领的实施将促使各国经济重新步入增长轨道并摆脱全球性经济停滞。

这一纲领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积极响应。1998年，当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干事长迈克尔•康苏德在接受《世界报》记者采访时曾明确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使命就是使资本井然有序地自由流通”。因为只有这样，世界所有储蓄才可以集中使用，才能更好地进行资源分配，以促进新的发展机遇。为了坚决贯彻新自由主义主张，IMF在墨西哥和亚洲金融危机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例如，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时，IMF在向韩国提供的一揽子经济援助计划中，附加了十分苛刻的条件。它明确规定韩国必须通过破产、失业、高利率和向国际投资者开放地区经济来应对危机。结果，致使破产和失业大潮席卷整个韩国。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积极支持和大力配合下，新自由主义在政治层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一个又一个政府，无论在全球南方、社会主义阵营、还是强大的西方国家，都实行了产业的私有化，都向贸易和金融流动开放了本国边界，也都削弱了福利国家。社会主义理论，甚至凯恩斯主义理论，在公共舆论中大多名誉扫地，并遭到政治精英唾弃。”

然而，这种改变并没有如新自由主义者承诺的那样，给各国带来发展机遇。世界经济并未摆脱停滞的状态。“工业企业的利润停滞在世界范围内继续存在……世界范围和各国国内的收入分配都变得非常偏斜于世界人口中10％高收入人群，特别是1％的顶层，其收入大幅度增加，而世界人口中其他人群的实际收入大多下降了”。

另一方面，在金融领域里，资本的自由流通同样没有如IMF总干事长吹嘘的那样，使资源得到了合理有效地分配，进而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相反，自由流通增加了各国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并加剧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动荡。在新自由主义传统中，赋予全球市场以自由支配权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自由化的市场是解决各种难题的有效机制。它会自动调节并趋于均衡。看似非理性的市场波动，实际上是解决问题的精密活动，很快就会使市场回复到一种新的、重新调整后的均衡状态。但吉登斯驳斥了新自由主义的这一市场逻辑。他在写道，“把世界经济组织为一个统一的全球自由市场将会增加不稳定”。因为“驱动市场决策的主要力量是对价格变化的预期而不是价格本身，而这些预期通常又受到心理因素而不是纯粹的经济现象的影响。危机，反复无常的波动，资本突然注入或者撤出特定的国家和地区——这些都是桀骜不驯的市场的核心特征而不是它的边缘特征”。因此在吉登斯看来，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型经济完全是一种“不计任何后果的赌博”。

鲍曼深刻揭示了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纲领的虚伪性。他指出，金融自由化在给一部分市场操纵者带来确定性的同时，迫使全球绝大多数投资者陷入了高度不确定状态中。新自由主义者往往喜欢使用“透明性”和“易变性”来描述金融自由化。但鲍曼指出，“透明性”和“易变性”不能给确定性带来任何益处。在此，“透明性”意味着一个“对市场操纵者而言无隐秘、无障碍的世界。“透明性”的鼓吹者所捍卫的不是玻璃橱窗，而是单面透镜。透镜这边是偷窥者的天堂，而另一边却是些极度匮乏，对当前和未来的非法入侵毫无防范的人。他们只能坐视自己苦难的不断增长。另一方面，“易变性”则指除了对预期“经济效益”的考量之外，市场操纵者的决策将不受任何限制。鲍曼指出，易变性的鼓吹者们追求的，并不是所有东西的自由流通。他们只追求“那些对他们而言金光闪闪的东西”的自由流通。而这对于其他人而言，则意味着不得不承受无法承受的沉重命运。“有些人享有避免这一切结果的权利，另一些人则享有承担这一切结果的义务”。总之，资本市场的“透明性”和“易变性”特征对一小部分“被选中的全球人”而言，意味着极大的确定性，而对其它人则预示着更大的不确定性。

金融全球化不仅给个体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它同时也对民族-国家造成了巨大冲击。鲍曼将全球化视为是一种针对民族-国家的掠夺。他写道，全球化并不是建立在普遍秩序之上的。相反它以“事物的失控”为特征。全球化“所传达的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世界事物的不确定性、难驾驭和自力推进性”。在很大程度上，全球资本市场的不稳定是由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由英特网、移动电话、卫星电视等通讯手段导致的时空限制的取消造成的。哈维描述了时空压缩对经济造成的巨大影响：时空的压缩使得一些事物比另一些事物运动得更快，“经济——资本即金钱和成就事业、赚取更多金钱、创造更多产品所必需的其他资源——迅猛发展，其气势足以永远领先于任何（地方性的）可能企图遏制和转移其运行的政体。至少在这种情况下，运行时间减少为零产生了一种新特质，即导致了空间约束的彻底根绝，或更准确地说，导致了‘引力的彻底克服’”。以接近于电子信号速度移动的资本，摆脱了与国家和区域有关的一切束缚。

马克斯•韦伯把国家界定为拥有垄断的高压统治手段及其在主权领土范围内行使其垄断权力的代理机构。而科尔内留斯•卡斯托里亚迪则提醒人们不要把国家和社会权力混为一谈。他认为国家是一种特殊分配和压缩社会权力的方法，明确拥有建构执行的强大能力。鲍曼发展了卡斯托里亚迪的观点，也认为国家的主要职能在于维护本国经济的“动态平衡”。所谓动态平衡即指消费增长节奏和生产力提高之间的均衡。这一任务促使主权国家在不同时期通过禁止出入口，设置贸易壁垒，以及推行国家管理的凯恩斯式刺激内需的政策来调节本国经济。然而如今，由于全球化的影响，绝大多数在其它方面仍然拥有绝对主权的国家已经无力维持本国经济的动态平衡了。大部分国家已经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抵御来自全球市场的压力。

理由很明显，因为来自市场的“来源不明之力”如此之巨大，“只要几分钟就足以使企业和国家本身垮台了”。根据勒内•帕塞的统计，世界纯投机性货币金融交易额每天高达13000亿美元，占全球总交易量的95%。这一数字几乎相当于世界上所有“国家银行”美元储备的总量（15000亿）。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长达数天顶住来自“市场”的压力。鲍曼悲观地感叹道，在全球化时代，大多数主权国家甚至已不再奢望能够维护本国经济了。如今“国内市场和全球市场，或更广泛而言，国‘内’和国‘外’之间的区别从最狭隘的‘保卫领土和人口’意义上”已经很难坚持了。在这种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中，资本的瞬间转移甚至可以汲干国民劳动多年生产积累的价值，并使地球的某些部分整体贫困化。如此，全球化凭借着新的信息技术和雄厚的资金实力，化作一股巨大的力量“在辽阔的无人地带兴风作浪……，超过了任何人的计划和行动能力之所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政策催生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吉登斯语），此后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摆脱了政策制订者美国的控制。詹姆逊曾经谈到美国与市场原教旨主义之间的暧昧关系。他指出，迄今为止，美国一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如前所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来是新自由主义的积极推动者，它以威胁撤回援助的惯用手段，把自由市场强加给其他国家。然而最近几年，“金融市场的利益与美国的利益绝对一致的情况变得不再明显。美国开始担心，新的全球金融市场可能转变成自治的机制，造成谁都不希望看到的结局，甚至连美国政府也无法控制”。美国的担心终于成为了现实。事实上，贝克早就预言风险制造者迟早要遭到报应。他说，风险的分配模式和财富分配模式存在着本质的区别。风险的分配具有巨大的政治爆炸力。风险在它的扩散过程中展示出一种社会性的“飞去来器”效应，即各种“潜在的副作用”会反过来对风险的“生产中心”造成巨大危害。此次美国的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正体现了一种“飞去来器”效应。风险的制造和受益者——华尔街金融寡头们在此次危机中自食其果，遭到了应有的报应。

但必须指出的是，在此次危机中受到最大伤害的，依然是广大普通民众和第三世界国家。贝克提醒我们，风险的平等并不等同于社会的平等。他说，“世界范围内的平等的风险状况不会掩盖那些在风险造成的痛苦中新的社会不平等”。由风险导致的社会不平等“特别集中体现在那些风险地位和阶级地位相互交叠的地方”。如我们所见，此次的金融危机已经引发了大规模的破产和失业风潮，这其中受到极大伤害的，恰恰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中下阶层和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福斯特如此描述了次贷危机对不同阶级人群的不同影响。他写道，金融危机将对美国和世界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在衰退时期，由于大资本家可以通过各种套期保值安排并且经常还可以要求政府对其施以援手，其利益处于相对比较好的保护位置。他们手中也有无数种方式可以将成本转移给经济体中的较低层。因此，其损失可以转移给中小投资者、工人、消费者和第三世界经济体承担”。由此福斯特得出这样的结论：与资本主义历史上所有类似事件一样，最终的结果无论在本国还是全球范围内，经济和金融部门的集中度都将提高。言下之意十分清楚，那就是此次金融危机，反而可能帮助美国达到进一步掌控世界经济和金融命脉的目的。

结语

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是当前必须深入思考的课题。正如贝克所言，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人都无法置身事外。国内部分学者曾经认为美国次贷危机将给中国带来发展机遇。美国出现金融危机了，那么资金自然会流向高速成长的中国，我们就可以从中获益。然而，实际情形恰好相反。如前所述，源自华尔街的金融海啸导致了这样一种结局，即人们开始规避所有的投资风险。次贷危机爆发后，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国，或者是发展中国家都无一幸免。不仅如此，甚至连与房地产企业没有直接关联的其他行业也蒙受了巨大压力。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仅仅房地产次级贷款出现了问题，连信用卡贷款、汽车贷款和企业贷款（债券）也纷纷陷入信任危机；美国三大汽车集团在此次危机中几乎全军覆没；北电网络和因特尔等知名高科技企业纷纷倒闭或出现巨亏。这一切都充分说明，在全球化时代，风险的发生是“超常规模”的，我们已经无法按照因果关系和以往的经验来判断和确定灾难波及的范围。

风险不仅具有超常规性特征，而且还表现出一种持续性，其影响“或呈澎湃奔腾之势，或呈浸润蔓延之态，或呈快慢交叉、疾缓重叠之姿”④。自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经历了三次巨大冲击。第一波是以房利美和放贷美国有化为标志的美国次级房地产抵押贷款市场的危机，即次贷危机；第二波以雷曼兄弟倒塌为标志，这是基于地产市场的信贷违约，以及建立在地产信贷之上的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危机。这一危机最终引发了全球股市的暴跌。第三波以世界最大金融服务机构花旗银行的重组为标志，这是基于一种规模更为庞大的债券市场违约危机。它使得成功躲过次贷危机侵袭的美国及欧洲多家金融机构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⑤

为拯救危在旦夕的金融体系，从2008年11月开始，美国政府决定向市场投放大量货币以促进流动性，紧接着欧盟、日本和中国也纷纷加入了救市行列。政策的强烈干预使市场流动性得到了极大改善。在充沛的流动性支撑下，全球股市出现了强劲反弹。然而，就在金融市场一片涨声中，通胀预期却如幽灵般悄然显现。人们开始担心，以美国为首的全球联合救市行动，终将引发全球规模的恶性通货膨胀。这一担忧绝非空穴来风。以美国为例，美国仅在08年11~12两个月的时间内，就向市场注入了7500亿美元。这一数额相当于美联储从1913~2008年投放市场的货币总量。此前美联储整整花费了95年时间，才将基础货币量做到了7500亿美元。此后，美国进一步加快了注资步伐。据彭博社报道，截至09年3月末，美国政府及美联储已经通过直接投资、贷款及提供担保等方式投入了共计12.8万亿美元救市资金。

在此严峻形势下，中国经济面临着巨大挑战。1月28日，温家宝总理在出席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2009年会时，坦率承认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他指出，“这场危机对中国经济也造成较大冲击，我们正面临严峻挑战。主要是：外部需求明显收缩，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城镇失业人员增多，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明显加大”。现在，金融风暴对中国实体经济造成的影响还远未消除，输入型通胀预期又开始甚嚣尘上。就在本文即将截稿之际，楼市和股市在通胀预期下出现了大幅上扬，大量热钱开始重返资本市场。这其中除了为规避风险不得不将部分储蓄投入资本市场的普通投资者外，更不乏机构投资者和制造业主的身影。受金融风暴影响，制造业的处境十分艰难。部分企业家开始从实业投资转向了物业投资。广州日报近日报道，一位企业主在金融风暴后关闭工厂，把资产的50%用于投资物业，以期每个月坐收2万元租金，并享受成交后物业价格立即稳升10%的利润。在实体经济尚未出现任何好转的情况下，如果金融市场在通胀预期下又形成新的泡沫，则必将对中国经济造成更大的冲击。

可见，不管是不是愿意，我们已经置身于全球风险时代。如何应对全球化，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将成为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核心内容。当代著名学者齐泽克（Slavoj Zizek）最近在谈及当前这场金融风暴时强调了反思的重要性。他说，人们常常用“不要光说不做！”来指责用讨论代替实际行动的空谈。但在面对像金融危机这样我们无法左右的巨大灾难时，我们行动得太多了。因为很多时候，付诸行动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只是为避免去讨论和反思危机本身。因此，现在“是时候该后退、反省和说点正确的了”。在此意义上，对由此次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一系列极端复杂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社会学考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愿这篇从风险社会学角度揭示全球化负面影响的拙文能在理论上有所突破，为我们深刻理解全球化提供一种不同的视角，并对进一步思索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