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治、文化和经济秩序的剧烈变化以及诸如大学教育体制改革等一系列社会制度的变革，致使当代西方社会呈现出与现代性秩序完全不同的景象。而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受制于现代性话语的社会物理学式社会科学以及社会符号学式文化理论则早已无法准确把握这一时代的脉动了。为了摆脱这一困境，最近二、三十年来社会科学界掀起了反思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此期间涌现出诸如福柯、哈贝马斯、吉登斯、贝克尔和鲍曼等一大批重要的后现代思想家，而法国当代社会思想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则是社会学领域内最具影响力的后现代社会学家之一。

一

布迪厄1930年出生于法国一个名为贝亚恩（Pyrénées）的偏辟小山村，父亲是当地一名乡村邮递员。他通过自身的努力于1950年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攻读哲学专业并于1954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和“哲学教师资格文凭”。50年代初的法国，正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和法共的斯大林主义双足鼎立时期。当时活跃在法国思想界的除了萨特和波伏娃等存在主义大师以外，还有海德格尔、莫斯、罗兰·巴特、美洛-庞蒂和列维-斯特劳斯等一大批哲学家和思想家。而且当时也正是萨特存在主义逐渐走向衰退，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开始抬头的交替时期。

在存在主义全盛时期，尤其在现象学式存在主义大为流行的当时，布迪厄却埋头于科学史和数学的研究。多年后，他在回忆当时这段经历时曾特意谈及这些学问带给他的启示，认为从中发现了哲学的可能性并对其学术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第二年，他就在哲学史学家安利·古理埃（Gouhier，Henri，1898-1994）的指导下，撰写了阐释莱布尼兹对笛卡儿的批判文章。尽管当时布迪厄对存在主义并无兴趣，却对马克思、美洛·庞蒂和胡塞尔等思想家十分敬佩并花费大量时间研读他们的学术著作。他甚至还专门阅读了胡塞尔的德文原著。胡塞尔对客观结构的严密把握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另一方面，布迪厄对马克思的关注却仅限于学术范畴，并非出自政治上的关心。当时正是斯大林主义盛行的时代，法国共产党具有巨大的号召力。在此背景下，大学生们纷纷投身于前卫的政治运动并踊跃加入共产党。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青年布迪厄对现实的政治活动毫无兴趣，没有参加过任何激进的社会政治远动。

大学毕业后，布迪厄去一所中学教了一年哲学。1956年，他应征入伍并被派赴正值独立斗争运动高涨的阿尔及利亚服役。在阿尔及利亚，布迪厄并没有继续从事哲学研究，却开始了对卡比尔族的人类学研究。此后每当谈及这段经历时，他都把卡比尔族婚姻关系的人类学研究视为其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正是通过这一研究，布迪厄完成了向社会学的转变。

作为一名普通士兵在阿尔及利亚服役一年半后，布迪厄进入阿尔及利亚大学任教。1960年代初，他返回巴黎并先后在巴黎大学和里尔大学担任助手和讲师。在此期间，他始终没有中断阿尔及利亚的研究工作。在整理有关阿尔及利亚的大量资料时，布迪厄得到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悉心指导并拜他为师。被列维·斯特劳斯视为结构主义方法加以推崇的关系论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尽管布迪厄对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颇有微词，但对“关系论”却备加赞赏并发展出著名的“关系主义思考方法”。从《实践感》序言中对导师列维·斯特劳斯稍带批判的赞扬中，我们能够真切感受到他对关系主义的重视。不过，尽管列维·斯特劳斯成为布迪厄学术生涯的出发点，但与此同时，他也对结构主义持怀疑态度并从认识论层面提出一个超越其认识方法的新理论——建构论结构主义。

从学生时代起，布迪厄便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他在大量阅读各种思想和学术著作的同时，也将认为具有价值的观点和理论吸收进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对马克斯·韦伯思想的借用充分体现了这一学术特色。当时，韦伯由于被法国思想界认定为“右翼社会学家”而备遭冷遇，所以一开始他并未引起布迪厄的关注。但在学习的过程中，布迪厄逐渐对韦伯社会学理论产生了浓厚兴趣，最后甚至发展到“没有韦伯便无法工作”的程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布迪厄敢于在当时激进的学术氛围中公开重新评价韦伯确实是需要相当勇气的。出于上述理由，韦伯学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在法国学术界并无任何的地位。

尽管如此，布迪厄通常仍然被视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如上所述，布迪厄从学生时代起就开始接触马克思并深受其思想的影响。这可以从他对马克思许多重要概念——“实践”、“资本”等的借鉴中略见一斑。此外，他的“象征暴力理论”、“社会空间理论”以及“惯习”概念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阶级理论”和“社会决定论”。但必须指出的是，布迪厄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深受法国结构主义大师阿尔都塞的影响。换句话说，许多时候布迪厄对马克思的解读是通过阿尔都塞进行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在马克思主义普及程度较低的法国，解读马克思便等同于解读阿尔都塞。布迪厄在论述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局限性时，采纳的同样是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式马克思主义观点。通过阿尔都塞从结构主义视角出发的阐释，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包含着新的权力概念的学说。也就是说，阿尔都塞并没有单纯从政治的权力结构，或者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中来把握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是将其放在更为广泛的人际诸关系中来加以理解。布迪厄站在同样的立场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性解读。他认为马克思的认识论错误主要在于过分简单地把握阶级，即将按照生产关系划分的阶级视为一个实体，并认为它将直接成为集合性行为的主体。但布迪厄却将此类阶级与集团称为“纸面上的阶级”，认为它缺乏实践意义。他指出，阶级的形成既非仅仅取决于经济因素，阶级的范畴和边界也不可能事先预设，它是在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制约下，通过实践逐步形成与建立起来的。显然，在布迪厄对马克思的这一解读背后，我们不难发现阿尔都塞结构主义式马克思主义的身影。

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布迪厄进入欧洲社会学研究中心从事教育、文化和社会统治阶级状况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开始陆续在《社会科学研究集刊》发表文章。在此期间，他与帕斯隆（J.-C,Passeron）、圣马丁（M.de Saint-Martin）、卡斯特（R.Castel）等人合作完成了多项研究，并共同撰写了诸如《继承人》（Les héritiers，Les étudiants et la culture，1964）和《再生产》（La reproduction，Elément pour une théorie du système d’enseignement,1970）（均与帕斯隆合作）等重要作品。自1964年起，布迪厄开始担任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和国家科研中心的文化与教育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一职。与此同时，他又在高等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持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工作。这是布迪厄学术生涯的巅峰时期，包括《区隔》（Distinction，1979）和《实践感》（Le sens pratique，1980）在内的所有重要作品都是在此期间完成的。1985年起，布迪厄当选为法兰西学院欧洲社会学研究中心主任，并成为法兰西学院唯一的一位社会学终身教授。2002年他因患癌症不幸去世，享年72岁。晚年的布迪厄除了继续从事社会学研究外，还积极投身于“反全球化”运动并成为这一国际性社会运动的领袖人物。《防火板：用来对抗新自由派入侵的言论》（Contre－feux：Propos pour servir à la résistance contre l’invasion néo－liberal）一书记录了布迪厄从1992年到1998年从事社会运动的轨迹。

二

布迪厄虽然以从事文化社会学研究著称，却始终致力于社会学的理论构建工作。布迪厄社会学体系主要具备以下几大基本特征。第一，他实现了社会学范式的转换。布迪厄认为社会科学领域内的任何对立都是以主客观二元论为基础的，而且它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科学的方法。为了克服并超越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他提出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概念——惯习。在布迪厄那里，实践成为结构与惯习的统一体。社会行为不再直接由结构所决定，而是通过惯习这一“身体化分类图式”间接地决定着社会行为。而另一方面，惯习这一“主体的契机”也反过来影响着结构的再生产并对结构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布迪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同时把握结构与主体的社会学方法范式。

第二，布迪厄社会学是一个具有强烈反思性与批判性的思想体系。布迪厄从“反思社会学”出发，试图通过认识论层面对既存学术知识体系的批判来揭示社会行为的现实性（reality），即“人类行为的真理”。他为了超越既存社会学行为模式“僵尸般的抽象性”特征——韦伯的“目的合理行为理论”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力图实现从合理计算（主观主义）和规则（客观主义）转向由惯习所组织生产的“策略”的理论性范式转换。在布迪厄看来，现实社会中同时受信息、手段和时间限制的行为者并非孤立和失去个性的“个体”。相反，行动者是带着不同数量和种类的“资本”加入到特定场域中去的。在场域内，他们分别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并为维护和扩大自身“物质与符号利益”展开了激烈“竞争”。换句话说，行动者是一个在不同“阶级”和不同“场域”内占据着一定地位并运用各种由惯习所指引的“策略”进行“斗争”的存在。从这一意义上讲，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是一个力图恢复社会行为现实性的理论。

第三，布迪厄主张社会科学必须实现从“实体论式思考方式”向“关系论式思考方式”的转换。布迪厄社会学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运用“关系主义思考方法”来研究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关系主义思考方法”即指某一事物的“意义”与“价值”主要并不取决于其内在属性，而是由各事物所处的位置与位置之间的关系“结构”所决定的。从这一关系论视角出发，布迪厄重点探讨了诸如经济与文化、个人与社会、理性与感性、理论与方法论等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学课题。

第四，布迪厄强调应该将社会行为放在物质/经济层面与象征/文化层面的统一之中加以把握。与以往任何一种社会学思想不同，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学范畴。为了克服现代性的专业化倾向，布迪厄在研究中融入了不同学科以及不同学术流派的智慧。他不仅将哲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等人文学科的思考和研究方法引入其认识论和方法论中，而且还借用了大量经济学概念与术语。例如，其“资本”概念——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就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与借鉴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换句话说，布迪厄主要是通过利用经济学隐喻来揭示现实社会中不同阶级与阶层间的不平等关系的。为了体现这一特色，他甚至还在《区隔》的序言中直接将其社会学理论称为总体性实践经济学。总之，试图超越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之对立的文化资本理论，对人文与社会科学克服专业化倾向带来的分裂状况，促进各学科与各流派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

作为与福柯、德里达齐名的法国当代思想家和社会学家，布迪厄对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的影响是深刻且广泛的。从上一世纪70、80年代起，对他的介绍与阐释工作就已经在美国、欧洲大陆和日本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内展开。截至1970年代末，布迪厄的四大代表作品Les Héritiers（1964）、La Reproduction（1970）、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itce（1977）和La Distinction（1979）已全部被介绍到英美等英语圈国家。80年代中期开始，对布迪厄社会学的理论阐释工作也在英美社会学界全面展开。由中央编译出版社翻译出版，在国内学术界广泛流传的美国社会学家华康德（Loic Wacquant）于1991年撰写的《实践与反思》，就是一部著名的布迪厄理论研究书籍。英美社会学界对布迪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1）布迪厄社会学认识论与方法论；（2）从品味及生活方式出发的文化社会学；（3）阶级与教育的再生产。除了前面提到的华康德以外，Richard Harker、Cheleen Mahar和Chris Wilkes等人也以研究布迪厄社会学著称。而另一方面，日本也从1990年代起，翻译出版了包括以上四部主要著作在内的13册布迪厄作品，并涌现出宫岛乔、石崎晴己、山本哲士和石井洋二郎等一大批布迪厄问题专家。如今，布迪厄不仅被列入当代世界最为重要的四大社会学巨擎之一（其他三人是吉登斯、哈贝马斯和卢曼）之列，而且由于其理论对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人类文化学、法学、传播学以及文化批评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而被视为继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之后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理论。

同样，国内学术界也对布迪厄社会学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自1996年起，已陆续翻译出版14部他的作品。它们分别是皮埃尔•布迪厄与汉斯•哈克合著的《自由交流》（桂裕芳译、三联书店出版、1996年），《文化资本与社会练金术一一布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皮埃尔•布迪厄与华康德合著的《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关于电视》（许钧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艺术的法则一一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男性统治》（刘晖译、天海出版社、2002年）、《实践感》（蒋梓骅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皮埃尔•布迪厄与帕斯隆合著的《继承人》（邢克超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和《再生产》（邢克超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国家精英》（杨亚平、商务印书馆、2004年）、《语言意味着什么？》（褚思真／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科学的社会用途》（刘成富／张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以及《人：学术者》（王作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稍有遗憾的是，布迪厄的代表作《区隔》至今仍然未能与国内广大读者见面。

但与积极的推介形成对比的是，国内学术界特别是社会学界对布迪厄社会学的阐释工作仍然停留在起步阶段。尽管已有部分学者对布迪厄社会学理论进行了介绍，如文学批评领域的朱国华（自2002年起发表了一系列布迪厄文化理论的研究文章）和张意（《文化与符号权力》，2005年）、以及哲学领域的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2005年），但由于专业背景不同，这些解读大都偏重于哲学和文化研究。令人遗憾的是，尽管部分社会学家也从某一特定视角对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作过一些理论性研究（如文军对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研究、以及刘欣对布迪厄阶级理论的阐释），但迄今为止，还没有社会学者从社会学角度对布迪厄文化社会学理论进行过系统的考察。显然，这一现状既与布迪厄对社会科学的巨大贡献极不相称，也不利于中国社会学的建设与发展。要想真正提高中国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的整体水平，就必须在作好对国外社会学理论尤其是社会学前沿理论引进工作的同时，对其进行深入且具独创性的理论研究。而通过对布迪厄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来推动中国社会学的建设正是本书核心目标之一，也是其理论意义所在。

四

笔者与布迪厄社会学的最初相遇是在1980年代末留学日本，并于90年代中期在金城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所社会学专业攻读第一个博士课程期间。当时，我正在撰写题为《精神分析学与超现实主义》的博士候选人论文。我的导师、日本著名社会学家仲村祥一把布迪厄的作品介绍给我，并用他的研究经费特意为我购入13册布迪厄的作品。尽管有恩师的竭力推介，但当时布迪厄的理论并没有给我留下特别的印象。由于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所以总觉得他的理论社会决定论色彩过于浓厚，对艺术思潮的研究帮助不大。因此，我为了阅读布迪厄的代表作《区隔》（Distinction）整整花费了一年的时间，而且期间好几次因为无法接受他的观点而中断学习。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若不是为了不辜负恩师的一番好意，可能早就和布迪厄失之交臂了。

真正对布迪厄社会学产生强烈兴趣并尝试运用其理论进行社会学思考，则是在几年后我进入日本名古屋大学攻读信息社会学博士学位以后。原本打算进入名大后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对超现实主义的影响这一角度继续从事超现实主义艺术的社会学研究，但两个因素促使我放弃了原来的计划。第一，与我兴趣的转变有关。进入名大后，在考察超现实主义对当代艺术与思想的影响时，我对同样产生于法国的后现代主义产生了极大兴趣，并开始转向对后现代主义理论及其艺术思潮的研究。第二，和第一个因素有关，就是导师贝沼洵先生是一位专门从事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尽管老师精通的是吉登斯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但其敏锐的洞察力和问题意识却对我产生了巨大冲击，迫使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视角。我开始逐渐意识到作为一种理论框架的精神分析学的局限性。精神分析理论由于过份强调个人的人格及本能等内在因素，所以很难运用于深受时代影响，即深受文化、经济与社会制约的现代艺术思潮——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也正是从那时起，我重新发现了布迪厄社会学的价值，开始系统阅读和研究他的理论并花费了大约二年的时间读完包括《再生产》、《继承人》、《人：学术者》和《实践感》在内的主要作品。他的强调经济与文化制约作用的文化资本理论，尤其是文化资本概念、惯习概念和再生产理论对我此后的后现代主义思想与艺术思潮研究提供了很大帮助。

2002年归国，同年底进入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开始了对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系统性研究。选择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作为我博士后课题的最为重要的理由之一，是布迪厄文化社会学本身的学术和应用价值。如上所述，在国外对布迪厄社会学的研究工作早已从社会学领域，扩展到哲学、文学研究和历史学等人文学科以及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和法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但与布迪厄在当代社会科学领域内的重要地位与影响、以及他对此所做的贡献相比，国内学术界对他的介绍与研究十分有限。因此，系统地考察与研究布迪厄的社会学体系，除了对我们了解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动向，进而有选择地借鉴这些处于西方社会科学前沿的学术成果来建设中国的社会科学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之外，还对我们认识与理解西方社会本身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社会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选择此研究课题的另一个理由，是出于对我所从事专业的考量。虽然我主攻社会学，但由于当时上海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设立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所以便进入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如此一来，我所选择的研究课题除了必须与迄今为止的研究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外，还应尽量考虑到它与经济学的联系。而布迪厄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亲合性恰好满足了这一要求。如上所述，布迪厄社会学不仅融入了许多经济学的概念，而且其理论同时也对经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构成布迪厄社会学基础的重要概念之一一一“惯习”就曾对制度经济学重要流派之一、法国调节学派（Regulation School）产生过直接影响。而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对文化经济学的贡献更是十分巨大，“文化资本”如今已成为文化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此外，以布迪厄的“惯习”概念为基础的“经济惯习”也已成为文化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

选择此课题的第三、也是最直接的理由是为了保持我研究工作的连续性。留日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始终从事文化社会学的研究工作。先后对同样起源于法国并最终成为国际性思想与艺术思潮的超现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进行了系统的社会学考察。在迄今为止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尽管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为我的社会学思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却始终没有对此作过深入研究。为此，我一直希望能有一个系统学习与研究布迪厄的机会。而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的科研工作恰好为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从这一意义上讲，对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进行较为系统的理论性考察不仅仅是我研究工作的一种延续，而且也了却了我多年来的一个心愿。

五

本书是笔者以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论文《布迪厄“文化资本论”研究》为基础、着重对布迪厄的重要学术成就之一——文化资本理论所作的较为系统的社会学考察。布迪厄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知识遗产，在其身后留下的30多部著作和400多篇论文中不仅建构起一整套社会学理论体系，而且还提出许多被利奥塔称之为“元话语”的基本概念。这其中，“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惯习”和“场域”被视为布迪厄社会学的理论支柱。本书共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着重考察“文化资本论”的基本立场、基础概念和方法规则并将重点放在“惯习”特别是“文化资本”概念的理论性阐释之上。第二部分主要对布迪厄有关教育、阶级、生活方式以及兴趣爱好的论述作进一步考察。此外，还探讨了布迪厄文化理论与经济学的关系。

第一部分，“文化资本论”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具体分成4章展开：第1章“社会科学认识论——超越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第2章“社会学方法论 ——布迪厄对涂尔干社会学方法规则的继承与超越”；第3章“文化资本理论 ——‘文化资本’概念的基本结构与功能一—”和第4章“文化资本理论再考察——超越社会决定论”。第1章“社会科学认识论”从布迪厄的社会学认识论及其“惯习”概念出发，对其旨在超越主客观二元对立的基本立场作了较为详尽的理论考察。布迪厄指出，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是社会科学领域内最根本、最具破坏作用的一对范畴。要克服这一对立并实现其统一，就必须同时放弃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思考方法并建立一种“关系主义的思考方式”。为此，他从认识论的层面分别对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进行了批判。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一个可以同时弥补这两种认识方式不足的重要概念——“惯习”。他的社会学认识论，以及奠定其理论基础并以独特的方式融合了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优点的“惯习”概念，为我们打破存在于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各种二元对立、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科学认识范式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第2章“社会学方法论”从布迪厄对涂尔干社会学的批判性继承出发，对其旨在超越社会学领域内各种二元对立的社会学方法规则进行了理论性考察。研究具体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首先，对奠定社会学基础、从客观主义立场出发的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规则进行了简要考察。其次，具体探讨布迪厄对涂尔干方法论的继承与超越问题。布迪厄在涂尔干社会学方法规则——“要建立独立于任何其他社会科学的科学社会学就必须排除一切常识性认识”——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的社会学方法新规则，也就是“非意识规则”和“关系暂定性规则”。“非意识规则”将社会规定为对立于行动者的外在与具有强制功能的客观体系。“关系暂定性规则”就是通过赋予历史和社会体系某种优先地位的方法，强调社会关系不能简单地还原为各种客观的关系。第三，布迪厄继承了涂尔干“必须将社会事实看作一个事物”的观点，从超越理论和方法论对立的立场出发，着重探讨了应该如何建构社会学对象的问题。他指出，“事实”不是直接由那些显而易见的经验性资料和数据所构成的，它是理论的建构物。因此，行动者仅凭对现实的观察无法揭示事实的真相，理论才使得无数的经验性数据变得富有意义。以此为依据，布迪厄展开了对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批判。此外，他还竭力推崇可以透过并战胜现象，发现关系间本质关系的“比较法”，指出此方法“与由内容的类似性所促发的简单的关联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将不同社会间的比较，或者同一社会内部‘表面异质’的子系统间的比较转换成具有生产性的事物，即赋予其普遍化能力”。这种“结构的相同性”才是超越表面相似性的“被隐藏的原理”和“构成惯习的能力”。

第3章“文化资本理论”对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核心概念“文化资本”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具体将重点放在“文化资本”的结构、生产与再生产及其基本功能之上。布迪厄指出，“文化资本”主要有三大形态，即身体化形态、客观形态和制度化形态。文化资本的身体化形态是一种精神和身体的结合物（如知识、教养、气质、趣味和感性等等）；客观形态指具体的文化产品（如书籍、绘画、各种文化用品等等）；制度化形态指将个人的身体化文化资本转换成社会层面上的客观形态文化资本（主要指各种学历文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一样，同样可以投资于各种市场（学校市场、人才市场、文化生产市场等等）并获得相应的利润。“文化资本”的获取方式通常有“继承”和“获得”两种。“继承”指来自于家庭和父母的文化资本，也被称为一种提前遗产执行和生前馈赠。“获得”主要指通过学校教育获取的文化资本。它“从较晚的时期开始，以一种系统、速成的方式进行”。由于行动者的文化资本主要是以“继承”方式获得的，所以它同样凝结着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平等、体现着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而且和经济资本不同的是，这种不平等是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说，文化资本具有一种“隐蔽”功能。“隐蔽”指行动者在获取、投资和持有文化资本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虚假的非功利性”。这一功能具有掩盖其本身可以和经济资本进行相互交换、进而掩盖不平等的等级秩序和资源分配并使其合法化的作用。总之，布迪厄的“文化资本论”揭示了文化资本的利益取向和它的象征支配功能。

在此基础之上，第4章“文化资本理论再考察”从动态的视角对“文化资本”概念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文化资本”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最著名也最具争议的一个概念。对“文化资本”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文化资本”是一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批判性概念。第二，“文化资本”是一个静态和僵硬、体现着社会决定论倾向的概念。第三，“资本”尤其是“文化资本”一词的用法十分暧昧和模糊。显然，这些批判有失偏颇。尽管“文化资本”在许多场合确实被当作一种揭示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与不平等的资源分配的有效武器，也经常被用来剖析文化再生产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决定性作用，并且也算不上一个精确的概念，但它仍然可以成为动态和具有灵活性的分析概念；仍然可以被用来分析行动者个人在文化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的能动作用。本章具体从（1）针对“文化资本”概念的几种主要批评、（2）“文化资本”与行动者的主体性作用以及（3）文化资本的隐蔽功能Ⅱ三个方面入手，对文化资本再生产过程中行动者的能动作用以及“隐蔽”功能在其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进行了详尽考察。

第二部分着重对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具体运用及其对经济学的影响进行了社会学考察。第5章“文化再生产理论一一一种揭示教育不平等的社会学分析框架”和第6章“社会空间理论——文化视域中的阶级与阶层”试图通过对布迪厄教育理论，以及阶级与阶层理论的理论性阐释，进一步加深对“文化资本论”的理解。对布迪厄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尽管他发明了许多社会学概念，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却拒绝给出明确的定义，而喜欢将其视为一种“开放性概念”并通过一系列经验性研究来加以理解。借用布迪厄本人的话说，就是“设计任何概念都应旨在以系统的方式让它们在经验研究中发挥作用”。因此，要想真正认识与理解文化资本理论，就必须对布迪厄有关具体文化现象和社会问题所作的研究进行深入的思考。

对布迪厄教育理论的探讨主要体现在第5章“文化再生产理论——一个揭示教育不平等的社会学分析框架”中。我们知道，尽管布迪厄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几乎贯穿其整个学术生涯，但其中最重要并受到广泛关注的是其早期的教育思想。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和帕斯隆合著的《继承人》与《再生产》两部研究法国高等教育的作品中。在此，布迪厄和帕斯隆对法国现代教育体制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提出学校是“一个生产与再生产社会与文化不平等的主要场域”的著名观点。这一极具冲击性的主张尽管在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引起激烈而广泛的争议（如Boudon,R.等人的批评），但以文化再生产为基础的布迪厄的教育社会学理论却作为“一种最富启发性的方式”（吉登斯语）对现代教育社会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章具体通过（1）文化的再生产、（2）作为一种“选择”与“自我选择”的教育、（3）文化再生产与学校实践以及（4）文凭的获得，这四大主题对布迪厄的教育理论进行了阐释性研究。

第6章“社会空间理论——文化视域中的阶级与阶层”从布迪厄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继承与超越之视角出发，对他的阶级理论进行了社会学考察。我们知道，在既存的阶级与阶层研究中，布迪厄的阶级理论占据着独特的位置。首先，与各种以经济和职业结构为基础的阶级与阶层理论不同，他的阶级理论是以“文化”为基础的。其次是他的阶级理论所呈现出的极大的包容性和复杂性。布迪厄的理论几乎囊括了迄今为止所有既存阶级与阶层研究的精华，而其中马克思阶级理论对他的影响最为显著。但与此同时，他也对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不成熟的经济主义和结构主义提出了尖锐批判，指出它们至少存在以下三大问题。第一，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将按照生产关系作出分类的阶级视为一个实体并认为它将直接成为集合性行为的主体。第二，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仅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定义阶级，根本无视经济以外任何其他因素，如文化等因素的作用。因此在布迪厄看来，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本质上是一种经济还原论。第三，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认为阶级斗争是按照事先由阶级理论所给定的分类标准而展开的。换句话说，阶级理论或阶级分类只存在于阶级斗争的外部。很显然，他们忽略了分类标准本身正是一个必须争夺的重要目标这一基本事实。本章正是围绕着这三大主题展开对布迪厄阶级理论的考察与阐释的。

第7章“差异化机制——一种有关文化的政治经济学”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布迪厄象征差异理论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察。布迪厄指出，象征差异以间接的方式——通过惯习这一媒介——从属于它们所表达与改变的经济差异。而且在象征体系中，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总是占据着支配性地位并作为一种合法品味被广泛用来对下层阶级实施“象征权力”。象征差异体现了一种等级关系和权力关系。布迪厄的象征差异机制理论，不仅揭示了文化在社会结构（各种支配关系和不平等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且也为我们剖析以各种不同形式影响和制约人类知觉、判断及行为的无形的权力作用，即“文化支配（象征支配）”的机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本章具体从（1）差异与惯习、（2）文化正统性、（3）趣味的社会功能以及④.象征关系与权力四个方面，对象征差异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

第8章“文化资本与人力资本——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经济学意义”着重探讨了对布迪厄文化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关系。我们知道，文化资本理论与经济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不仅经济学对文化资本理论的形成曾经起到过重要作用，而且布迪厄文化社会学对经济学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近年来，随着文化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文化的经济价值再度引起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社会科学家们的广泛关注。而另一方面，环境问题的凸现以及由此引发的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反思也使得经济学家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文化——包括生活方式、价值观、信仰和品味等精神财富；信息产业、大众传媒产业、旅游业和体育产业等文化产业、文化产品以及文化政策和制度等等——已然成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新要素。众多经济学家开始尝试将文化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而从文化与经济之关系出发的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尤其是其中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惯习等概念——则为经济学家们构建新的理论范式提供了独特视角。本章试图从（1）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2）人力资本与文化资本；（3）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的文化资本三方面入手，对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与经济学的关系及其经济学的意义作较为详尽的考察。

六

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阐释理论，布迪厄“文化资本论”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在被称为文化社会的后产业社会中，文化支配（象征支配）是继经济支配之后出现的又一主要的支配形式。而另一方面，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则在揭示文化在社会结构（各种支配关系、不平等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为我们剖析以各种不同形式影响和制约人们知觉、判断及行为的无形的权力作用，即“文化支配（象征支配）”机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总之，文化资本理论对我们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阶级斗争”转化成围绕着文化资本进行的“象征斗争”，并揭示其背后的利益倾向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和批判手段。

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研究对中国社会学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尤其是理论社会学研究至今仍然十分薄弱，对国外社会学前沿理论的系统性介绍和阐释性研究则更少。布迪厄作为现代西方世界举足轻重的思想家和社会学家，其理论和思想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但与他的地位和贡献很不相称的是，国内社会科学界特别是社会学界对他的研究却非常之少。尽管布迪厄的绝大部分作品已被陆续翻译出版，但除了少数介绍性文章以外，很少见到深入且具独创性的理论研究。因此，要真正提高中国社会学的整体水平，就必须在作好对国外社会学理论尤其是社会学前沿理论的引进工作的同时，对它们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而通过对布迪厄“文化资本论”的基础性理论研究，来推动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设则是本书的一个核心目标。

文化资本理论同时也为我们把握当代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社会学范式。尽管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与业已进入后产业社会的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她同样也出现了许多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例如，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如今早已步入了学历社会。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文化资本（学历资本）”正成为继“经济资本”之后另一个重要的支配性因素。因此，发生在今日中国社会、尤其是大都市激烈的学历竞争，同样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典型的“卓越化游戏”（布迪厄）。近年来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些高消费现象，如都市白领阶层为购买高级住宅、高档轿车以及昂贵的名牌产品不惜大量透支的社会现象，或者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去诸如音乐厅、美术馆这样的文化场所观赏他们根本无法理解的当代艺术等文化消费行为也同样可以通过布迪厄的“惯习”概念及“卓越化”理论来加以理解。此外，文化资本理论还为我们考察权力在财富再分配过程中的作用，即财富与权力的转换机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

此外，文化资本理论还为我们克服现代性的专业化倾向，实现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做出了很大贡献。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与经济学的亲合性。作为一种后现代社会学思想，文化资本理论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学范畴。为了克服社会学狭隘的专业化倾向，他在研究中融入许多其他学科和学术流派的智慧。经济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对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形成产生了直接作用，不仅其“资本”概念深受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影响，而且他还大量借用了经济学术语。换句话说，布迪厄“文化资本论”的一大理论特色就是借鉴和使用了大量经济学隐喻（如“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生产”、“再生产”、“交换”等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布迪厄正是通过利用经济学隐喻来揭示现实社会中各个不同阶级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的。

此外，布迪厄还通过与经济学的对比确立了他所谓的“总体性实践经济学”。他指出，传统经济学和总体性实践经济学至少存在以下两大区别：第一，传统经济学通常将能够直接转化为金钱的商品交换视为经济行为，而将其余部分统统视为非经济行为。而另一方面，总体性实践经济学则将文化活动、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等象征行为也视为一种经济行为。第二，传统经济学企图掩盖象征活动的利益倾向，而总体性实践经济学则认为象征活动同样属于一种交换形式，只不过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交换而已。从这一意义上讲，总体性实践经济学是一门将迄今为止被经济学所忽略的、非经济的实践形式（主要是文化实践）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理论。

另一方面，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惯习”等概念也对经济学的发展及其理论建设产生着一定的作用。例如，近年来在经济学领域内受到广泛关注的“社会资本”理论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布迪厄“社会资本”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文化资本”概念也对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一定作用。“文化资本”不仅经常和“人力资本”概念一起被广泛使用，而且它本身也成为文化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此外，布迪厄的“惯习”概念也对制度经济学主要流派之一、法国调节学派（Regulation School）的形成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同样，以“惯习”为原型的“文化惯习”如今已成为文化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之一。显然，从“文化资本”和“惯习”等概念与经济学的关系及其对经济学的影响出发的这一研究，为主流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总之，系统地考察与研究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不仅对我们了解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动向、并有选择地借鉴这些处于思想与社会科学前沿的学术成果来建设中国的社会科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也对我们认识与理解西方社会本身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社会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附记：本文系《布迪厄“文化资本论”研究》（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4）一书导言。

注释

导论：

[1] ピエール·ブルデュー：『構造と実践』（Pierre Bourdieu, Choses Dite），新評論，1988年，第1章を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