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在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时期，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人法转向法治、从苏联模式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都市社会，等等，都从不同角度揭示社会转型的深刻内涵。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要不要社会转型，而是如何降低社会转型的痛苦指数。?

指数，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某一经济现象在某时期内的数值和同一现象在另一个作为比较标准的时期内的数值的比数，它表明经济现象变动的程度，此外，说明地区差异或计划完成情况的比数也叫指数。笔者借用此词来说明在社会转型时期民众尤其是弱势阶层在基本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时的痛苦程度。?

社会的急剧转型，冲击着人们传统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也瓦解着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旧体制。在新旧体制磨合过程中，社会存着比较突出的秩序失范现象，正义不张、道德滑坡、法制失效和精神失落迅速蔓延。这种游戏规则缺失和道德约束失灵的转型环境，造就了新的社会强者和弱者。强者并不一定是能力较强的人通过合法途径取得强势地位，弱者也并非个人能力不足而位于弱势位置。既使如此，作为政府，在整合社会秩序时，必须限制强势集团的掠夺行为，相应地改善弱势阶层的生存境况，否则，必然激起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当前，降低社会痛苦指数，保障弱势阶层的基本权利，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痛苦指数应该有一个量化的具体指标，不过这个任务就留给擅长数学的计量经济学家去核算。我的基本判断是，承受社会转型主要成本的弱势阶层的痛苦程度最大。这些弱势阶层主要是农民、进城农民工和城镇下岗职工。上个世纪80年代流行一句有名的顺口溜：“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是民众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对社会不满的生动反映。进入90年代以来，一方面是国家经济发展指标不断增长，另一方面，身处弱势地位的民众的痛苦指数也在增长。这就暗示着“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痛苦指数可以分为绝对痛苦指数和相对痛苦指数。绝对痛苦指数是指民众尤其是弱势阶层的基本生存权利受到严重侵害而又得不到社会有效救济时的痛苦程度；相对痛苦指数是指民众尤其是弱势阶层在与强势集团生活的对比中感到自身痛苦的程度。社会不满情绪实质上也是一种痛苦的外化宣泄。?

在当前，弱势阶层的痛苦指数主要体现在绝对痛苦指数上。具体说，有这么几种类型：一是人身权利遭到严重侵犯而痛苦。在农村，基层干部在催缴农民税费和计划生育工作中，任意殴打、捆绑、关押农民，甚至逼迫农民自杀或干脆将农民殴打致死。这种基层行政暴力化倾向，不仅使“公民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的宪法保障化为乌有，而且大大消除了农民对幸福生活的信念，痛苦之情油然而生。二是高昂学费和高昂医疗费威逼而痛苦。在一些“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家”的鼓吹下，教育和卫生医疗迅速走向“产业化”之路，致使教育(不只是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收费和卫生医疗收费高得出奇，就连城镇工薪阶层也对教育和医疗的高收费望而生畏，至于仅靠种田谋生的农民和下岗职工怎能不在学校和医院门前痛苦流涕。笔者在调查中每每看到这种农民失声痛哭的场面，也禁不住含泪同悲。三是遭遇城市恐怖而痛苦。

城市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本应该是文明的象征。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民进城充分体现了农民对城市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但在中国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各大城市普通展示出排斥外来工、农民工的“恐怖面容”。比如实行了21年之久的城市收容遣送制度对广大外来工和农民工来说，就无异于一项最大的“恐怖制度”。笔者亲眼看到一些农民工诉说自己被收容和怕被收容时令人不寒而粟的情景。孙志刚就是以自己鲜活的生命葬送在广州这个经济繁荣城市的收容遣送制度之下的又一个冤魂。有的农村姑娘抱着对城市的梦幻般的憧憬来到城市，却在城市遭到了惨无人道的强奸和欺凌，给其留下了终身的悔恨和痛苦，有的甚至在城市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人生活在社会中，不仅仅是单纯追逐财富的“经济人”，人还有自由、安全、情感等非物质的强烈需求。在社会转型时期，降低民众尤其是弱势阶层的痛苦指数，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而降低社会痛苦指数的关键就是要切实保障弱势阶层的基本人权和自由。这就是执政党在这次修宪建议中提出的“国家要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经济学家，尽可为增进社会财富绞尽脑汁，但作为国家，不仅需要经济学家大显身手，也需要法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等等人文社会科学家献计献策。只有这样，人们在享受财富的同时，也能享受自由、安全和幸福；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