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
当时的国会立刻通过 “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国务院内阁总辞职，段琪瑞颁布了对死难者家属的“抚恤令”，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段祺瑞执政府和国会在事件的处理上及时而到位，段祺瑞本人的态度也算诚恳而坚定，但终究覆水难收。对于一个政府来说，无论性质如何，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了枪，为政之德的最低底线已经彻底崩溃，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荡然无存。诚如周作人所言：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政府，其“同情、信用与期望之损失是无可估量，也无法挽救的”。无论是谁下令开的枪，政府的都难辞其咎，作为负责北京城防的军方最高长官鹿钟麟罪责难逃，作为执政官的段祺瑞必须承担全部责任，并要为此付出良心和道义的代价，“元凶”“刽子手”的骂名将如影随形直到坟墓。
自作自受，由它去吧。
我写这篇文章，是想换个角度谈谈段祺瑞，尽管这样做要冒一定的道义风险，但我还是愿意从人性的层面解剖一个元凶，从中排列出几个值得称道的基因，供大家研究。
面对死者，长跪不起，感慨一世英名，毁于一旦，是段琪瑞心灵深处人性之善的瞬间回归，也是段祺瑞有别于历史上同类屠夫的明智之举。
我之所以这样柔和的笔调挖掘段祺瑞内心深处的人性之善，是出于比较鉴别之后的一种理性陈述。我在想，假如有两个屠夫，一个人杀人后，突然良心发现，追悔自己的蠢动，翻然悔悟，放下屠刀，痛哭流涕跪倒在死者的身旁真心忏悔；还有一个人杀人后，不仅没有任何悔意，而且还举起滴血的屠刀仰天大笑，对他的同伙说：“对软弱不必仁慈,对死亡不必怜悯,对屠杀不必有眼泪。”然后呼朋引类，举杯痛饮，弹冠相庆。哪一个更可恨？所以，两相比较，我宁愿宽恕前者，诅咒后者，基于这个简单而无奈的的理由，我宁愿树立一个有人性的屠夫给没有人性的屠夫作一个榜样，规劝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此，即使段祺瑞是个魔鬼，我也愿意在阎罗面前给他说几句好话。
我说的三句好话是：一世英名是其实，毁于一旦是其悔，皈依佛门是其真。
先说一世英名是其实。
段祺瑞在武昌起义后，作为清王朝主力部队的统帅，机智拒绝执行王朝的镇压命令，并以将“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兵谏相威胁，力促清廷接受孙中山的共和制，之后又坚决反对帝制复辟，人称有三造共和之功，成就了他的一世英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为了对付武昌首义后成立的湖北军政府，清廷急调北洋军主力前往镇压。这时段祺瑞也被从江北提督任上调出，担任北洋军第二军总统，又署湖广总督，兼领北洋第一军，与湖北军政府对峙，段祺瑞按兵不动，为起义军提供了难得的壮大机会，助推了辛亥革命的成功。1912年1月，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段祺瑞屡次向朝廷进言，陈述共和思想，并联名北洋集团46名高级将领，发出致内阁代奏电，要求清廷“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并提出“以现在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再行召集国会，组织共和政府”，但不为清廷接受。 同年2月，段祺瑞准备以清君侧为名实行兵谏，联合第一军8名协统以上的高级将领发出代奏电，称“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如若不然将“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同时，为了强势压服清政府，段祺瑞将其司令部由湖北孝感回迁至距京畿一步之遥的保定，对清廷造成巨大的军事压力。兵谏对清廷退位、推进共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名义颁退位诏，帝国王朝终于正式宣告覆亡。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被南京临时参议院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段祺瑞被袁世凯委以陆军总长，成为民国初年最耀眼的主将。
一个庞然帝国，短短四个月零两天就灰飞烟灭，教训极为深刻。当共和理想已经深入人心，而执政者却拒绝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时候，一个蝴蝶效应就可以让一座帝国大厦轰然坍塌。从段祺瑞对武昌起义和大清帝国的态度上可以证明，当民主与独裁、共和与暴政面临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 进步理想、人心所向、公理正义成为最终抛弃王朝走向共和的决定力量。载舟覆舟，只在一瞬。 所以， 无论是公车上书还是下跪上书，都是社会良知传递给执政者医治病态社会的强力速效救心丸，宁可备而不用，也不可武力相拒。如果执政者情不能感、理不可喻，那只有一个结果，康有为跑了，孙中山来了。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此言不虚，吾当铭记。
以上闲话，回到正题，说说段祺瑞反对复辟帝制。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决定称帝，段祺瑞身为袁的老部下，采取了不合作和暗中抵制的态度，并暗中倒袁，袁世凯在举国反对、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形势下，皇袍加身83天就取消了帝制。在这场反对复辟帝制的斗争中，段祺瑞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原第一副总统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掌握军政大权。由于《临时约法》的缺陷，黎、段之间的“府院之争”剑拔弩张，黎下令撤销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段祺瑞愤然离京去津。安徽督军张勋以进京“调停”为名，率其“辫子军”入京，解散国会，并将黎元洪赶出总统府，并公然拥废帝溥仪复辟。 段祺瑞闻讯旋即组织“讨逆军”，自任总司令，并于天津马厂誓师“讨逆”，将六千“辫子军”杀得片甲不留，维护了共和体制。段祺瑞出任执政府总理，身名显赫。
再说毁于一旦是其悔。
“三一八惨案”发生，彻底粉碎了段祺瑞的英名梦，尽管事发后段祺瑞立刻跑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长叹：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并严惩凶手，发布抚恤令，告慰死难学生家属，国会为此召集了非常会议，裁定“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在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中，内阁总辞职。但段祺瑞的执政府彻底失去了民心，作为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已经完全丧失殆尽，难以继续维持。段祺瑞良心受到煎熬，四处派人解释说清，主动与吴佩孚、张作霖进行联络；同时找到张学良，希望各方诸侯原谅他的屠杀行为。但事关人命，人命关天，杀一人就是地狱的种子，何况是四十七个鲜活的年青生命，铸成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大错，在劫难逃，永无轮回，谁敢原谅他？谁敢继续支持他？谁敢让他继续执政？此时，吴佩孚又大军压境，并要求驱逐段祺瑞。负责城防、镇压学生的鹿钟麟突然于4月10日发动军事政变，包围段宅，并发布公告，将屠杀的责任全部转让给段祺瑞。四面楚歌，内外交困，段祺瑞见大势已去，遂于4月20日通电下野。此时距“三一八”惨案发生仅仅32天，可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一世英名毁有一旦，常使英雄泪沾巾啊。
次说皈依佛门是其真。
段祺瑞最终皈依佛门，修居士戒，是其真心本性的回归，谚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愿如此。
但我想，无论怎样，段祺瑞作为 “执政”，滥杀无辜罪不可赦。唯一可恕的是，事件发生后，他能随即赶到现场，向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宣布自己终身食素，以示对这场杀戮的忏悔。杨老认为，此举虽为善举，但丝毫不能减轻其罪孽。罪孽的深重，不在于杀人的数量多少，而在于杀人的性质，以政府名义进行的灭绝人性的杀戮，杀一人与杀万人，反映出的都是独裁、暴力、黑暗。宋王朝枉杀岳飞，虽为一将，但直接后果是导致民族凝聚力全面崩溃，最终葬送了一个王朝，始作俑者秦侩跪在岳飞坟前已近千年，其夫人裸露的双乳被过往行人摸来摸去，本是黑铁所铸，如今亮度和光洁度几近于不锈钢。苛政猛于虎，屠杀犹猛于苛政，祸及己身，还得泽及妻室子孙，因果报应，分毫不爽。
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人生如此，政治如此，平民如此，政客如此。不同的是，一个普通人的不慎，影响的只是他的一生；一个政客的不慎将会留下万代骂名，成为供后人不断反复解剖的尸体标本。历史的价值取向是无情的，任何人都不能将功补过，更不能功过相抵，佛语曰：自作自受，共作共受。无法取代，无法替代，神通再大，不敌业力。为民为政，当以通鉴。还有一句，历史不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斯大林那句不知天高地厚的狂言不知害了多少人），而是由人民书写的。段祺瑞不能写，秦侩亦不能写，斯大林更不能写。
杨老之所以点灯熬夜要替段居士说几句好话，只是因为——段祺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下跪方式向人民谢罪的最高行政长官。
2009-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