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面对四十七位亡灵,长跪谢罪

段祺瑞这个人，终其72年的一生，内容极其丰富多彩。文章题目是囿于字数所限，其实我这里要说的，仅是他波谲云诡的武夫生涯中彰显人性的一个瞬间———三·一八惨案后，面对含两个警察、一个士兵在内的47位亡灵，长跪谢罪。

1926年春，军阀继续混战，天津人民遭殃。小日本用泊在大沽口的军舰介入中国内战，袒佑奉军，又游说成功美、英等8个欧美国家政府，联合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强逼冯玉祥的国民军撤退，并撤除大沽口的防务。这回直奉两军的第3次缠斗，谁是谁非我说不清楚，“春秋无义战”。可是你东、西洋人在中国的领土上，就中国自家兄弟间的阋于墙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本就讨人嫌了，你还发表什么“八国通牒”，尽显蛮横霸道，自然激起了中国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强烈反应，这就是“三·一八”那天北京的市民和大中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抗议的缘由。

集会之后，四五千人又一路向东北方向游行而去，直达铁狮子胡同的执政府，要求政府对此作出强硬姿态。当年的铁狮子胡同执政府，现在为张自忠路3号，原为清朝的王府，后陆军部等机关衙门设在这里办公。

1924年11月，冯玉祥、张作霖和段祺瑞为了防止以前两度发生的“府院之争”重演，不设总统和国务院总理两职，仿古罗马和拿破仑政制，弄了个“临时执政”职衔，推出皖人段祺瑞充任。“段执政”与“执政府”的名号即由此而来。

愤怒的市民和青年学生游行到执政府门前时，段祺瑞未在府中上班，人在东厂胡同的家中。示威的群众要求进入执政府内，面见段执政本人，递交抗议书。护卫执政府的士兵未接上命，当然是例行“闲杂人等不得擅入”，以维护国家最高领导机关的脸面，却因事发突然，兵力单薄，不足以阻挡来势汹然的游行队伍的反复冲击。情急之下，忠于职守的卫队营长下令开枪，三·一八惨案就此发生，47人横尸街头，一两百人身体受伤(包括枪伤和殴打、踩踏伤)。所谓北洋军阀武力镇压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也即由此在大陆传统教科书中铺陈开来。

惨案发生之后，国内舆论一片哗然，外国新闻机构也有报道。不可思议武夫当国时的军头们对舆论大体一致的严责竟然默许。梁启超、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凌叔华、闻一多、周作人等文坛翘楚、大学教授，纷纷公开发表言、文，对开枪兽行予以严谴，今日大陆中学语文课本中收录的《纪念刘和珍君》，就是鲁迅当年的悲愤之作。他还连续在《语丝》、《国民新报》副刊和《京报》副刊上先后发表《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大地发微》等文，直书惨案真相，警告刽子手们：“墨写的谎言，绝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语丝》、《晨报》、《世界日报》、《国民新报》、《现代评论》等纷纷发消息、刊议论，痛批杀人刽子手，邵飘萍的《京报》更是抓住此事不放，先后载发133篇文章痛斥。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一时唱遍京畿，传向全国。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上台不久的内阁总理贾德耀宣布内阁全体引咎辞职。第三天，段祺瑞发布执政令：“……伏念青年学子热心爱国，血气方刚，陡起填膺之愤，意气所激，遂尔直前。揆其情迹，实有可原，特颁明令，优加慰恤。”

段祺瑞的晚年保持了民族气节，不与小日本合作，拒绝土肥原邀请出山组建傀儡政权。1933年1月19日，蒋介石听说此事后，急派特使钱永铭持他的亲笔信专程赴津，诚邀段“南下颐养……俾得随时就商国事。”段祺瑞遂潜抵南京面见蒋介石，后赴沪上定居。到上海后，他始寓世界学社，后搬到霞飞路陈调元公馆，继续他息影津门时的吃斋念佛生涯，直到1936年11月2日病逝。12月9日，段祺瑞的灵柩运抵北平，暂厝香山卧佛寺。1937年“七七”事变后，段氏后人匆匆将段草葬于北平西郊。1963年，段祺瑞侄子段宠纲和章士钊将段迁葬于北京万安公墓，墓碑上刻章题：“合肥段公芝泉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