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链定位是国际分工的关键中国开放初期战略思路的基本点，是充分发挥中国劳动力优势，赚国际分工的打工费，实现“双赢”。这一政策延续20年，打破了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产业链，以国际跨国公司为核心重新整合产业，把中国新产业链定位于国际产业链低端。而这一切都是在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比较利益加入国际分工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制度学派的理论下进行的，这是以理论上的假问题，掩盖实际中的真问题——企业技术升级的问题，是帮助国际资本作为利益集团控制中国产业的理论阴谋。
国际产业价值链呈“V”型曲线分布，处于两端的研发设计和销售服务各占利润20-25%，中间加工环节利润只有5%。2007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马上遭受重创，理论界流行“微笑曲线”，主流舆论终于不再吹捧外资的“技术溢出”，而是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产业已被跨国公司整合，纳入其国际分工体系，而且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于是微笑曲线变成了“苦笑曲线”，只有外资在笑，中国人笑不出来。
于是，关于国际分工的案例广泛流传：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Wanda无线鼠标是罗技公司最畅销的产品之一，在美国的销售价大约为40美元，其中罗技拿8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拿15美元，Wanda零部件供应商拿14美元，生产地中国从每只鼠标中仅能拿到3美元。负责营销的公司在加州弗里蒙特，这里450名员工的薪水比中国苏州装配厂4000名中国工人的薪水总和还要高出很多。”
珠三角加工的国际名牌Hugo Boss衬衫，在纽约的零售价是120美元，品牌所有者和各级经销商赚取108美元(90%)，中国制造商得12美元(10%)，还在价格战中以9.6美元(8%)的报价争抢定单。
最流行的是苏州贴牌生产“芭比娃娃”：美国市场售价9.99美元，中国离岸价仅2美元，其中1美元是管理费和运输费；0.65美元是原料费用，中国企业得到0.35美元的“增加值”。
2007年我国信息产业达到5.6万亿元市场规模，三资企业占78%，全行业利润率3.75%，低于全国工业平均销售利润率6%。全国工业2007年利润增36.7%，电子工业只有12.4%。中国集成电路进口1277亿美元，超过石油和汽车的进口额。
郎咸平2008年出版《产业链阴谋》一书指出：在工业七个环节：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加工制造，批发经营，终端零售中，中国产业集中于加工制造，生产10%的附加价值，称为“硬一元，软九元”，软性生产利润主要落入外资手中。
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比美国、日本低20多倍，比泰国要低一倍，这就是所谓的“静态比较优势”。在改革开放初期这样做是有益的，中国农村滞留着4亿“过剩人口”，边际生产率为零，就是说，他们外出打工不影响农业生产。即使这些得到微薄的收入，也比没有收入强。但是，这样的出口导向加劳动密集型发展战略，只有在国家外汇储备奇缺，国内企业没有外销渠道的时候才是有益的。现在，国家外汇储备已经过多，中国企业已经建立了自己的销售渠道，就没有必要再对加工贸易以政策优惠。我们早在10年前就不断呼吁进行发展战略的转移，可惜，被外资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主导影响政策与舆论，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低成本、高需求条件下盲目扩张。这个低成本不是“市场经济所决定的低劳动成本”，这里面还有外资垄断而中国劳动力市场不垄断、国家优惠政策、低土地成本，还有20%的环境保护成本，这样低的成本是不合理的，而且越来越不合理。
沿海开放城市财政收入每年增幅30%以上，民工工资十年来几乎没有提高，他们要在粉尘、毒气环境中牺牲青春和健康。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贯吹捧的“世界工厂”实质就是中国人用自己的身体和自然资源替发达国家生产低级工业品，赚取微薄的加工利润。在环境极为恶劣——80%江河断流，66%草原砂化，大部分森林消失，土壤板结，33%国土酸雨，66%的水系成为五类，4亿人呼吸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患呼吸道癌和支气管炎的情况下，中国还在砍伐树木，向日本出口了2243亿双筷子。珠江三角洲年冲床断指30000宗，切断手指40000个，20%工人受过伤或者职业病。有的政府把诉讼期拉长到3年。2009年出现大规模的大学生就业难，其深层次原因就是：教育发展了，但是产业结构长期不升值(郎咸平，2009)。根本问题还不是利润分配，而在于控制权几乎全部在外国跨国公司手里。我国技术对外依赖严重，核心部件、系统软件都依赖进口。1985年国家专利局受理发明专利申请28万件，国外占54%，电子技术领域国外申请量占80--90%，外资不允许中方掌握核心技术形成完整产业链。有人以为，我们只要占据产业链任何一个环节，哪怕是最低档的一个环节，只要把它认真做好，成本足够低，也是可以的。这仍旧是静态比较利益论的流毒，是制度学派“成本收益”的流毒。企业的竞争，成本与价格只是一部分，是短期竞争，而长期竞争则是非价格竞争，如服务、市场、技术和标准，其根本是取得垄断和控制权。在国际分工中仍然有控制与被控制的问题，一个大国不可能长期依靠国际市场，以产业低端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取胜。以裤子换飞机的战略是错误的。这样下去，如果国际经济繁荣定单多了，会刺激国内生产能力盲目扩张；美国一发生危机，中国的生产能力马上过剩，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滑坡，2500万民工回乡，就是证明。中国就成了美国经济的蓄水池。控制和被控制，是完全不一样的。多亏中国还有庞大的内需潜力，国家以4万亿支出先稳定预期，否则，2007年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不止倒闭20%了。
把技术升级的希望寄托在外资身上是天真的，单方面开放市场不可能自动换来技术，这需要有国家和企业战略，一项项去争取，因为我们面对的已经不是自由市场经济，而是具有垄断优势的国际大型跨国公司，其背后还有大国国家干预。
在战略高技术领域，西方一贯对华封锁。有军用潜力的技术在严格控制之列，考克斯报告是最好的说明。对在我国有市场前景的技术(汽车关键零配件设计制造、整车设计、数控系统)，战略性技术(如飞机、集成电路设计、先进集成电路制造设备的出售)，跨国公司不转让。跨国公司极力打压和消灭竞争对手。
作为国际跨国公司的公司战略，在一般技术领域独霸市场，转让的充其量是二三流或即将淘汰的技术。例如，跨国汽车公司从不向中国分公司公开汽车底盘设计所需的核心数据库，顶多卖现成的车型。
从技术层面上讲，技术合作程度取决于合作各方的技术实力，自己不努力开发，就很难有对等的合作。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多数关键核心技术模块化了，固化在设备及零部件中，也提高了技术模仿的难度。
高粱(2006)描述了国际跨国公司封杀我科技研发能力的狠着：
当头棒喝：直截了当的，以高水平的产品压制中国的自研行动，以高水平的技术摧毁中国自研的信心。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大型高速计算机，我们的“银河1”亿次高速大型计算机研制出来了，美国就提出可以卖给我们10亿次的大型机，等我们10亿次研制成功，他们又提出要出售50亿次的大型机。潜台词就是，你们追是追不上的，赶紧放弃自主研发的想法吧！
画饼充饥：就是以各种美好的设想为诱惑，瓦解我们自研的决心。最明显的例子是运十下马。运十研制的确是一路坎坷，由于内部矛盾停了10年，当1988年国家准备再次自主生产大飞机时，美国麦道提出合作，号称这样的合作起点高、经费省、市场前景广，20年完全转移技术给中国，我们也相信了，因为符合我们改革开放的路线。结果是，合作生产的MD飞机比运十小，没有销路，不掌握核心技术。2008年美国波音兼并了麦道，合作流产。我们庞大的飞机生产能力重新给波音装配尾巴。
金钩钓鱼：就是以利诱麻痹我们，先弃后取。
最早的电脑操作系统是DOS2.0。软件免费用，国外软件多的是，省钱又好用，我们渐渐失去了研发核心软件的兴趣，致力于汉化外国软件和在基础软件上做应用开发。终于有一天，我们才知道，用人家的软件是要给钱的。
借尸还魂：以合作为诱饵，控制我们具有自研能力的大机构。
当年汽车工业有红旗、上海、跃进、东风，现在在一番战略合作后只剩下了大众、雪铁龙、丰田、本田、现代、奔弛等等，当年民族工业旗帜瞬间变成买办。外资入主后马上消灭中国汽车品牌(我们的领导人称之为“壮士断腕”)，把企业研发机构降为“技术科”，只剩下消化图纸和说明书的资格。几大主要汽车集团引进2～3轮设备，跳不出‘引进一落后一再引进一再落后’的怪圈。技术开发工作在外方本部进行，任何小改进也不让做。几大集团试过联合开发，花不少资金向‘本部’派出一批又一批人员，本部执行严格保密措施。我国企业丢了研发和创新的自主权，长期缺乏创新实践，研发队伍人才流失，能力衰退，胆怯畏战，不思进取，在意志上站不起来。
借鸡下蛋：就是用你的人才，为他们所用。
现在很多国际大企业都在中国设立了研发中心，初看是好事，细看却不对了。研发的地点在中国，人才也是本土，技术成果却是外国企业控制。
上楼抽梯：设法挤占国内自研产品市场。
“龙芯”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原代码芯片，是英特尔唯一的竞争者。对方马上就推出X86技术，抢占低端产品市场，把“龙芯”顶向高端市场，去和技术更成熟的国外高端产品竞争。因为越是高端市场，容量越小，技术差距越大。现在，龙芯只能首先在政府安全领域和特定领域如教育方面设计自己的产品。
建章建制：信息产业高速发展，相关标准的制定权即成为重点，能够制定行业标准，就是最大的行业话语权。何止信息产业，在经济的各领域，制度、标准不都是列强制定的吗？没有制定行业标准的权利，我们的未来就是造VCD、DVD的命！
保护知识产权：由于我们技术落后，大多数时间我们只能成为知识产权的受害者。有些知识产权是“知识强盗”的代名词。人家研究了你的基因，就能申请专利，以后你研究就要给钱，这不是流氓行径是什么？非洲几百万爱滋病人在挣扎在生死线上，西方的大制药公司还要维护“知识产权”。
里应外合：跨国公司通过各种手法，拉拢一批国内有影响的人物，为其摇旗呐喊、卧底捣乱。这里有自称“精英”的学者、利欲熏心的“企业家”、“高瞻远瞩”的官员。他们或发表奇谈怪论一通忽悠，或见利忘义甘心充当外国的买办，更有甚者可以大笔一挥，多少人的心血顷刻付诸东流。
我国民用高科技从封闭阶段、改革开放阶段进入全球化阶段，产业被定位在产业链低端，在全球和本土市场都面临巨大危机。要么形成自己的产业核心链条，要么沦为产品要素市场和加工车间，甚至被淘汰出局。我国产业升级已成为国家前途生死攸关的中长期问题。中国目前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因为人口年轻，再过1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老龄化的国家，经济增长率不可避免地要降低下来，如果不能把技术升级，没有知识产权，我国经济就会衰退，成为国际资本转移危机的对象，甚至在国际资本和美国国家战略的联合打击下，爆发危机。
国际舆论最近炒作说，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已经下降，制造业中心要向墨西哥转移。我要说，这是好事，我们不怕。
中国劳动力已经开始饱和，很快由于人口老化而不足。真正过剩的是大学生和研究生，他们的就业工资已经下降了50%。现在是因为产业不升级，他们才没有就业机会。原来的竞争优势消失了，新的比较优势已经创造出来了。中国大学生的国际竞争优势比农民工更大。关键是中国的产业必须加速升级。至于人民币升值，可以改善贸易条件，降低进口资源的价格，全面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乃是再清楚不过。国人不能再迷信于所谓国际舆论，他们什么也不懂，而应该实事求是地提高自己的自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