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2000年3月对总理说“心里话”到2002年1月《我向总理说实话》与读者见面以来，海内外引起了较大的影响，较冷门的“三农”问题变成了最热门的话题。前不久我在香港呆了两月，很多朋友都问我同样一个问题：中国的“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会不会引发农民革命运动，会不会天下大乱。海外很多人对这个问题高度感兴趣，这可能是受了章家敦的书《中国即将崩溃》的影响。章家敦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很严峻，由此会爆发农民革命运动，从而引发一系列问题的总爆发――导致中国崩溃。对这样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我似乎不能回避。

中国的“三农”问题的确非常严峻

我曾用三句话来概括中国的三农问题，即“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其具体表现为：1、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民的农业收入在缴纳税费之后的剩余，不足以维持农民劳动力再生产和农业简单再生产。2、农村的原有基础设施功能退化，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品安排名存实亡，农村市场萧条，农村金融萎缩。3、农业增产不增收，农业投资持续下降，农村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不少农村已经开始退回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4、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资源十分有限，且有限的资源又不断被基层政府组织吸纳，解决“三农”问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体制和制度性障碍。面对严峻的“三农”问题，朱鎔基总理也坦言头痛不已。

中国会不会爆发农民革命运动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问题长时间得不到解决，自然会让人联想到中国历史上无数次改朝换代的农民革命运动。一些人大胆预测现代中国也会出现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民革命起义――导致中国崩溃。但我认为中国现在不会爆发农民革命运动。

第一，中国农村没有导致农民革命运动的革命目标。

历史上的农民革命运动是以“打土豪、分田地”为革命目标的，而这个目标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早就实现了。站在历史的长河中看，毛泽东对中国的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完成了农民革命。在中国农村经常出现局部性的农民反抗，但这种反抗只是以反贪减负为主要目标，是局部的抗争，当打倒了乡村贪官，这种“有限革命”就结束了。在中国的学界和地方官员中，有些人在致力于推行土地私有化，以期解决中国严峻的“三农问题”。假如中国的土地制度真的回到了上世纪的30年代的私有制，中国也许就可能爆发农民革命运动。中国实有必要维持和完善现存的土地公有制度。

第二，中国农村没有支撑农民革命运动的财政金融基础。

1949年以前的中国，地主经济是国家经济的基础，农民革命运动可以直接从“打土豪分田地”的过程中得到财政资源，并且迅速建立起解放区独立的财政金融体制，以保障农民革命运动的可持续发展。即使当今中国农村爆发了农民革命运动，也是不可持续的，因为现在的中国，农业经济的份额只占国民经济总量的14％，且整个国民经济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民革命者不可能在现代中国农村建立起支持农民革命运动的财政金融。

第三，中国农村没有支撑农民革命运动的武装资源。

1949年以前的中国，有地方军阀武装，地主武装，土匪武装，家族武装，党派武装，民族武装，甚至还有外国武装的存在。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大队民兵连长、甚至生产小队的民兵排长也管几条枪或几十条枪。这些武装资源的存在，是农民革命运动的武装基础。但现时中国农村连猎枪也没有了，几乎没有了可以利用的武装资源，没有武装的农民革命运动其破坏力量是极其有限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中国依然是真理。

第四，中国农村稀缺支撑农民革命运动的组织资源。

1949年以前的中国，农村非政府组织资源是比较多的，有非执政党派组织、军事组织、宗族组织、宗教组织，民间经济组织、民族经济组织，还有邪教组织、儒教组织、武术组织等。这些组织资源的存在，为农民革命运动的形成提供了可能。但当下的中国，几乎所有的组织资源都在政府的体制之中。近年来非政府组织虽然有一些发展，但都在政府的严格管理之中，不可能成为农民革命运动的组织资源。

第五，中国农村稀缺领导农民革命运动的精英分子。

1949年以前的中国，乡村社会是个精英治理的社会。每一个王朝的建立初期，乡村精英的利益都是有保障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朝日益腐败，对乡村社会的吸取无度，乡村社会日益凋敝。当乡村精英的既得利益也受到损害时，他们便领导比他们更加边缘化的农民起来革命。乡村精英阶层在实现农民革命目标的过程中实现自己当官受禄的目标。实际上，农民革命运动中精英阶层和农民阶层的革命目标是不尽一致的，农民革命是农村精英与农民的联合革命，农民是革命的主体力量，农村精英阶层是革命的领导力量。而当今农村社会的大量精英进入了城市，剩下的精英基本上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阶层，贫困农民是唯一的弱势阶层。现在的农村精英阶层和农民的利益是对立的，不具备两者联合革命的可能。试想，一个缺乏精英领导的农民运动怎么可能形成呢？所以，农民说他们缺陈胜、吴广。实际上是陈胜、吴广抛弃了贫困农民，离开农村去寻找新的可供革命者分配的资源去了。

第六，中国的农民并不反党反政府。和上个世纪初不同的是，现在的中国农民依然相信党和政府可以解决“三农”问题，绝大多数农民相信党和中央政府是好的，只是少数干部和基层政府没有落实党和政府的好政策。特别是党和中央政府一直强调“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强调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农民对党和中央政府依然寄予着高度的认同感。当电视上每天播放“三个代表在基层”的节目时，农民就能产生希望，中国的农民只要看到希望（而不绝望），他们不仅不是中国不稳定的力量，而是稳定的社会生态基础。

现在的中国农民虽然很穷苦，但相对上个世纪初所不同的是能吃饱肚子。中国农民对温饱以上的目标的追求，还需要时间。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农民。

农民革命运动会转换成另外的形式。

中国的农民是中国的政治生态，当我们破坏生态时，生态会作出自我调整，最大限度的承受和化解“痛苦”，我们一时感受不到生态的报复。但生态的承受能力是有极限的，一旦环境条件发生变化是，脆弱的生态将爆发毁灭性的报复。如果因为农村不可能爆发农民革命运动就漠视“三农”问题的存在，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农民反抗可能转换为城市问题。

中国农村有人口9亿之多，每年还新增人口1100多万。农村现有劳动能力的人有4。5亿之多，每年还新增劳动力1000多万，而农村只需要劳动力1亿就足够了，如果生活在农村的人的生活水平没有实质性的提高，农村每年流向城市的人不只是我们保持8％的经济增长所能够承受的800万人，而是3000万、5000万，甚至更多。农村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自然会导致劳工的待遇下降，劳资关系必然紧张，由于《劳动法》和工会组织没有能够保护农民工，那些在城市的无产阶级农民工必将为享有城市居民待遇而抗争――“三农”问题转化为城市问题了。

上个世纪，共产国际及其中国的追随者认为中国革命要以城市为中心，对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民革命运动不肖一顾，但他们错了。今天，中国农村问题十分严峻，有的人以为中国势必要爆发农村农民革命运动，也许他们放了一个同样的错误―――对中国的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认识不清。

增加农民收入是中国稳定发展的根本

未来中国的三农问题与城市问题，农民反抗和工人运动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有序转移是中国稳定的关键，而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人的生活质量是一把打开中国通向稳定发展之门的金钥匙。增加农民收入――农民购买力增强――城市经济发展、就业机会增多――农民转移加快（实现有序转移）――增加农民收入 ，这样的结果是城乡良性互动、共同稳定发展。如果：农民收入减少――农民购买力下降、农民向城市涌入――城市经济社会恶化、城市就业岗位减少、城市工潮爆发――农民收入下降。这样的结果是城乡恶性互动、经济疲软、社会动荡。

增加农民收入已经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不能简单的用一般性市场技术性方法解决，还必须用社会系统工程的方法加以解决。解决这个问题的突破口是调整社会各阶层的占有社会政治经济资源分配关系，首要的问题是减少对农民的歧视，扩大农民的权力。

朱总理说，他日夜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增加农民收入，他说这个问题最大。这说明中国的领导人是清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