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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很难形成历史学家那种严谨科学的历史观念，所以，历史学家才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人们从他们的记述中了解过去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藉此认识身在其中的现实，并进而展望未来……正因为这样，人们对那些记忆、描述和解释历史的人总是充满了敬重，认为他们在从事一项非常人所能胜任的伟大工作，谈到他们总要排列出许多溢美之辞。比如，我们绝不简单认为《史记》是失意文人为了纾解内心苦闷所做的文字排列，我们从中看到令人惊叹的严谨，体味到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凝重，它对我们灵魂的启示犹如一个睿智朋友的提醒……这不是所有历史著作都具备的品质。我始终觉得，司马迁对历史材料的使用达到了至今无人能够达到的境界，这位在空间意义上离我们很遥远的人由于叙说了耐人寻味的历史而离我们很近，我们甚至听到他议论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现实状况，讲述不久的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是的，他就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身边一个睿智的朋友。
司马迁固然守着国家图书馆，自身又“学富五车”，但是我仍旧免不了感慨，在记忆材料单一（石刻和书简）的汉代，这个人究竟是如何采撷浩如烟海的历史信息的？如果我们把历史学家的叙述看成历史的客观记述，那么，这里的“客观”又来源何处？历史学家说的真的是历史本身想要说的吗？
据我所知，司马迁10岁开始阅读古书，大概属于早熟或者天才之类，然而早熟和天才并不意味必定会成为一个历史学家，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好在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有广博的学问修养，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对司马迁的思想、人格和治学态度产生了很大影响。
司马迁20岁从长安出发到全国各地游历去了,这就是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规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乙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归后“仕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说的是，他先到浙江，探访传说中的大禹的遗迹，然后到湖南，考察有关舜的传说，再到孔子的故乡曲阜，收集有关孔子的历史资料。有了官职以后，他又到西南少数民族聚居的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去了解风俗民情。
在长年的游历中，司马迁开阔了眼界，“历史”这两个字在他心目中也获得了沉甸甸的份量，从此以后，试图说出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的想法，犹如美好的希望一样浸润着他年轻的心，这意味着这个意向高远的年轻人有了具体的人生方向，他的一切都为它而存在了。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马迁从西南游历归来，三年以后继任去世的父亲为太史令。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来对待自己的职务，“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在“金匮石室”即国家图书馆阅读、整理历史资料，开始正式写作《史记》。
我相信，这位伟大历史学家再现历史的时候，所倚重的绝不仅仅是石刻和竹简上那些呆板的资料，他从广泛游历中撷取的民间记忆一定发挥了独特鲜活的作用，是那些记忆让历史活动了起来，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从这部伟大著作中看到历史的因果关系，看到人物栩栩如生，看到闪烁在历史深处的今天的映像……我可以断言，如果没有这些来自民间的记忆，我们看到的将不是一部活的历史，我们只能看到一部芜杂的历史资料汇编。
无独有偶，在世界的另一端，有一个叫希罗多德的历史学家（他与司马迁几乎处于同一时代）也在做着同样的工作。
希罗多德的著作名为《历史》，字面意义与《史记》同名。希罗德出生在上流社会，受过良好教育，这一点与司马迁也颇为相近。一个人选择了这项事业而没有选择那项事业，一定与这个人的性格有关。这位希罗多德天生喜欢游历，在交通极为不便的时代，他的足迹曾经踏遍黑海、巴比伦、埃及，几乎走遍了西亚和地中海东部主要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希罗多德不简单是一个狂热的旅游爱好者，他更是一个对眼前和过去事物极为感兴趣的人，他每到一地都要去探访名胜古迹，到当地人民中间观察民情风俗，搜集能够找到的任何文字记录和旧闻、传说，并把他们记述下来。我们可以把它的这种独特旅游方式描述为学术探访，就是在这样的学术探访中，希罗多德写作完成了流传于世的伟大历史著作《历史》。
《历史》亦名《希腊波斯战争史》，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希腊人和异族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纷争原因和波斯的兴起为线索，依次叙述吕底亚、米底、巴比伦、埃及、波斯、斯基泰、利比亚和希腊等地区的往事、地理、民族和风习；第二部分以希腊波斯战争为线，从爱奥亚城起义叙述到普拉提耶和米卡列战役。
与司马迁一样，希罗多德的游历爱好对于他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尽可能利用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所有文献记录，尽可能利用了自己在游历中搜集到的轶闻资料，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他的历史资料的主要来源。相对于司马迁纵横捭阖的宏阔历史眼光，希罗多德显然要逊色许多，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两位历史学家不约而同所做的调查了解工作对于历史记述的巨大意义。
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历史学家对历史资料的采撷来源于人类的历史记忆。记忆有两种，一种有形，镌在甲骨上，铸在青铜器上，刻在竹简上，书写和印刷在纸张上……总之，为我们的视觉所能够感觉到；另一种无形，主要为口头传说，譬如民间社会中名不见经传的人的口口相传，亲朋好友饭桌前毫无遮拦的叙说，甚至于妇女们东家子长西家子短的闲扯，三教九流人员中的街谈巷议，都会成为历史学家感兴趣的东西，他们知道可以从中采撷到什么东西——当历史学家把这些东西诉诸于文字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叙述了。
这就是说，历史学家再现的东西并不神秘，仅仅是一种记忆，一种有形或者无形的记忆。犹如做成米饭之前我们必须摆弄“大米”一样，我们谈论历史不能不谈论记忆，记忆是历史之源，很多时候记忆甚至就是历史本身。
2
1969年1月25日，我在没有选择的选择之中告别家人，登上西去的列车，离开北京到陕北插队去了。虽然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到处都喧嚷着革命，但就人的内心图景来说，那是一个极为晦暗的年代，所以，当我们来到陕北高原的时候，就听不到早就听说过的“陕北民歌”了，这些东西都严厉被禁止了，所有人都野兽似的吼叫着歌颂党和领袖的歌曲，没有一个人敢于冒着被批斗的危险唱一唱那些曾经从心底里流出的歌。
人对于被禁止的东西总是很好奇，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生蛋子”更是空前地好奇起“陕北民歌”来，想方设法要听一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锄地到僻静的山湾，央求老乡唱上一首，老乡就像听到色情话题那样笑着，认真地说:“那曲儿可不好哩！”问咋不好，老乡摸着后脑勺，为难地说：“一满（方言：“全部”的意思）是男女间的事情……”我们坚定地说我们就是想听男女间的事情，老乡相互看一眼，嘱咐我们说：“不要说出去噢！” 于是轻声吟唱起来：
青线线蓝线线，
蓝格莹莹的彩。
生下一个兰花花,
实实的爱死人。
五谷里那个田苗子儿,
数上高梁高。
一十三省的女儿哟，
唯有那个兰花花好……
我至今仍然记得老乡吟唱这首被禁止的歌曲时那种既谨慎小心又陶醉其中的神情，他们的眼睛中闪烁着平时难以见到的人性光彩，在这种光彩沐浴下，我的灵魂世界氤氲着一种类似于宗教体验的圣洁感情，突然觉得这个世界是那样真实，那样具有质感，那样值得用整个生命去热爱。
插队期间，我在类似场合听到了很多这样的歌曲，陕北民歌荡漾着的生命激情始终鼓动着我，它让我发现了在僵硬冰冷的现实世界下面，很深很深的地方，还有一个温润、柔软的世界，人的内在本质就在那里，我们灵魂也寄寓在那里，那里才是我们能够安歇的地方。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个年轻的生命突然意识到了，在一个把人置放到被贬抑位置的社会中，世界分裂为“显”和“隐”两种状态：前者意味合法，合法意味无我；后者意味非法，非法意味我在……这种意识成为了我观察社会与人的出发点。也正因为如此，我才很不幸又很幸运地走到了作家这条路上。
后来我上大学，毕业以后依照自己的文学理想在延安选择了一个可以搞创作的单位。这时候，国家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所谓“粉碎‘四人帮’”），严酷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松动，被禁锢的思想有了狭小的活动空间，反映在我所置身的文化环境，进入八十年代，则有人斗胆提出收集整理已经久违了的陕北民歌。
为什么要用“斗胆”这个词呢？这是因为这个提议在当时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好在单位领导“审时度势”（这几个字显示出中国人多么无奈和聪慧），颇有勇气地给以支持，同意成立“陕北民歌收集整理小组”，并且拨出了几百元经费。十几个专业和业余音乐工作者怀着极大热情奔向乡间，来到贫困到衣不遮体、饭不果腹的人民中间，挖掘整理前不久还处于“非法”状态的人民的歌声，一年半以后，竟然有厚厚两大本16开《陕北民歌》油印出来，成为延安文艺界和其他各界喜欢陕北民歌的人士争相索取的宝贵资料。那时候我已经到了西安，《陕北民歌》洛阳纸贵，遍寻不见，最后还是一位要好的朋友想方设法弄到一套，馈赠于我。
二十多年来，工作单位几经变换，搬了很多次家，这套手工刻印的《陕北民歌》总是处在书架最显眼位置。它朴实无华，散发着泥土芳香，远比那些著名作家印制精美的所谓作品的无病呻吟来得真实；它犹如一根文化脐带，联结着我曾经生活过15个年头的陕北高原，我在长篇小说中经常插入陕北民歌歌词，也都来自这套来之不易的《陕北民歌》……我常常感慨，尽管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一种力量想干预人的存在，但是实际上它什么也改变不了，这是因为，人类记忆无法被断离，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将顽强地延续着人的精神方向，提示人们不要忘记不该忘记的东西，不要忘记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我举一个例子。
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歌曲《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一段时间里几乎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宗教歌曲。这首来路可疑的歌曲竟然被注明为“陕北民歌”，词曲作者署名为“李有源”。后来得知，这首狂热歌颂领袖的所谓“陕北民歌”，是政治力量和某些堕落知识分子强奸陕北民歌产下的一个怪胎，是地地道道的伪作——它的曲谱来自一首陕北情歌，歌词则为文艺工作者伪造——伪造了歌词就是伪造了民意，它制造的“民意”纯粹出自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宣传，与人民的寄望风马牛不相及，与陕北民歌中可贵的人性风马牛不相及，与真实的历史图景风马牛不相及。
自从一种专横力量在中国大地上诞生以来，由它的内在本质决定的专制文化就不断导致大规模的文化强奸不断发生，《东方红》只是其中一例，并且很可能不是最典型的一例——著名的《十送红军》不也是这样的一首伪作吗？许许多多所谓的“历史歌曲”不也是“文艺工作者”大规模作伪的产物吗？大跃进期间著名的“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我来了！”不也是这样一首假托所谓“民谣”、实则反映国家意识形态的“伪作”吗？
仔细考察，你会发现无数假借人民的名义的所谓“民歌”、“民谣”、“民间故事”与人民无干，它们甚至成为了人民的反动，不断从精神上搅扰着人们，折腾着人民，人民的真实心声被它们封闭到了心底，成为了“非法”，非法的“合法”则大摇大摆，把所有人都代表了，就像街头无赖牛二那样混迹于街市，欺瞒诈骗，撒泼耍混，欺辱着善良得不能再善良的人民。
直到今天，我们仍旧不断从国家宣传机器中看到和听到“公仆”们为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光辉事迹，而我们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被无端褫夺、本属于我们的社会财富被权力无偿劫掠的人生处境，我们试图说出的那种声音，则淹没在了这些代表“民意”的高调喧嚷之中……此种情形，与陕北民歌的遭遇有什么区别吗？
没有什么区别。
这就是说，我们仍旧无法听到真实的陕北民歌，我们听到的仍旧是伪作《东方红》；他们不仅要我们每天去听，还逼迫我们每天去唱，去为剥夺我们的那种力量歌功颂德。
3
陈行之先生，你不是在谈论历史吗？怎么说到陕北民歌上去了呢？难道这一切与历史有关系吗？
我的回答是：有关系。
我甚至可以说，我谈论的就是历史本身。
还是回到我上面说到的收集陕北民歌这件事上来。
那套油印本《陕北民歌》一共收录了646首陕北民歌，都是陕北老乡演唱，音乐工作者采录下来的。如果我们把陕北民歌被封闭的日子看成历史曾经被遮蔽的那个部分，那么，这种演唱、采录以及最终油印成书，就是还原了本应当“在”的历史——换一句话说，历史用还原记忆的方式还原了历史自身。
谁在记忆？
人。
记忆是这样一种东西：当某个事件发生的时候，人类大脑皮层就会被调动起来，接受和储存关于那个事件的相关信息，成为某种记忆资源。只要生命仍在运行，这种记忆资源就不会消失，它将不断参与和整合人类获取的新的信息，形成经验，作用于人类的知与行。记忆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根本标志，记忆的丧失与残缺意味着人类本性的丧失与残缺。
如果我们把人类记忆视同为历史记忆，认可本文标题“历史，简括了说就是记忆”的陈述，那么我们就有理由以人类记忆为例，来说一说历史记忆究竟处于何种状况。
与人一样，一个社会事件一旦发生，历史的大脑皮层就会被调动起来，接受和储存关于那个事件的相关信息，成为某种记忆资源。只要真实的历史仍在延续，这种记忆资源就不会消失，它将不断参与和整合历史在延续中获取的新的信息，形成为历史经验，以隐蔽的或者显现的方式作用于历史。记忆是历史之所以为历史的根本性标志，历史记忆的丧失意味着历史本身的丧失。
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情景：当有人试图掩盖历史的时候，首先想到要做的就涂抹掉历史记忆，就像禁止传唱陕北民歌那样，就像大规模制造伪作（民意）以替代真实的民歌那样。他们认为凡是他们想禁止的东西都是能够被禁止的，他们认为凡是碍事的历史记忆都是能够从人民头脑中抹去的，在记忆被抹去的地方，他们认为有足够的能力编造出一部虚假的历史。
在一段时间里，他们的确做到了——陕北民歌确确实实从陕北大地上消失了，历史上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件，确确实实不再以任何形式在传播媒介中出现，既不能描述，又不能讨论，更不能质疑，血迹被擦干了，生命消失的地方回旋着吉祥的歌舞，一种超级力量以罕见的专横用谎言涂抹着历史的画廊，那里花花绿绿，热闹非凡，光天化日之下，虚假猥亵着真实，良知被棍棒敲打，记忆以非记忆的形式向人民施展淫威，我们听到嚣叫，听到欺瞒，听到花言巧语，唯独听不到历史的真实声音，听不到从人民心底里流出的歌声，苍茫大地一片寂寥……这就是失去记忆的世界的模样，这就是强力强加给我们的世界的模样。
就是在这样一个晦暗的世界中，我们仍旧听到陕北民歌，听到人民心底的声音。这是因为，记忆——不管人的记忆还是历史的记忆——可以暂时被遮蔽，却绝不会消失，永远不会消失，总有一天，它会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后来者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我们的后人都能够像我在陕北插队期间那样，在僻静的山湾里听到人们吟唱陕北民歌，听到历史的真实诉说，他们听得到。
这样想来，那种试图遮蔽一切的力量竟然那样不自量力，竟然那样轻飘可笑——如果这时候你遇到司马迁怎么办？你遇到希罗多德怎么办？当他们游历到民间，听到人民诉说的时候，他们会违背历史学家的良知，接受一部你伪造的历史么？当然，你可以把他们投入监狱，也可以把他们消失为无，但是，请记住，历史归根结底不是历史学家的历史，更不是权力者的历史，它是人民的神圣记忆，一种刻写在人民心田上的文字，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图抹去这样的文字，你也不能，你永远不能。
陕北民歌终究会在美丽的陕北高原上回响，那将是异常雄浑的合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