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南海问题成了国内媒体关注的焦点。很多人认为，中国必须在南海问题上坚决捍卫国家主权；还有人甚至认为，解决南海问题，是中国实现海权的当务之急。对此，笔者以为，捍卫国家主权当然不能动摇，但中国海权拓展起步阶段应该做好战略评估，并在有计划、有重点、有阶段的轨道上进行。
一、战略评估
历史表明，没有对手的外交，是不成熟的外交，而对手太多的外交则一定是失败的外交。不同时段的外交战略要有与之相应的攻坚重点。同一时段内如果方向过多，则意味着对手过多，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目前中国海洋岛礁被蚕食的部分主要集中在东海和南海一带。面对如此复杂而分布广泛的矛盾，我们要记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如果我们将这全部海上问题进一步解析，就会发现目前的关键环节并不在广袤的南海，而在东海，确切地说，就是台湾问题及其北侧的钓鱼岛问题。如果我们被南海一叶障目，将刚刚起步因而尚不适应于远程着力的海上力量集中用于南海，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犯下毛泽东批评王明的那种“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的战略错误。
好钢当用在刀刃上。收缩是为了聚集力量在关键处出击。“关键处”从哲学上讲，就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海洋安全的主要矛盾决定中国的海洋战略任务。近些年，东海和南海出了那么多问题难以解决，究其原因是台湾问题的牵制。如果中国完成了台海统一，台湾岛和海南岛之间就会在中国东南经济黄金地带前沿形成一个宽阔的拱卫海区，这样南海的其他岛礁问题放到下一阶段解决也就相对容易得多。
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在东海和南海面临的问题涉及的并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主要对手，这就是日本和美国，而后者更是世界头号海权强国。日本的战略目标是打通经中国台湾南进南海的战略通道，在这一目标下，台湾便是日本尽管非法但却是至今不愿放弃的核心利益。正因此，日本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只表示“理解和尊重”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关于台湾，它声称：“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那么，《波茨坦公告》第八条是如何规定的呢？《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说：“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而关于台湾，中、美、英三国发表的《开罗宣言》规定的是：“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
这样问题就明白了，即由日本所谓“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所推导出的结论就是台湾“归还中华民国”。三十多年过去了，今天日本这个立场不是弱化而是更加强化。这表明，日本将台湾问题看得越来越重。
日本觊觎台湾的方法无非19世纪先占琉球后取台湾的老套，这在今天就是咬住钓鱼岛，适时再取台湾的方式。这样，钓鱼岛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就成了解决台湾问题这一中国海洋安全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必须明白的是，今后日本觊觎台湾的方式将可能不再是1895年那种血腥登岛占领的方式，而是与岛内“台独”分子勾结建立起一种类似20世纪30～40年代与伪“满洲国”或汪精卫伪政权那种“联盟”方式。2008年初日本和台湾当局的所谓“钓鱼岛冲撞”及随之加快的双方“渔业谈判”，就是为向这个“联盟”前进对大陆反应进行的小步测试。如果测试有效，那顺理成章的就是日台各方以“周瑜打黄盖”的方式在钓鱼岛“冲突”若干次后，终以“共同开发”的形式实行“和解”，其结果是日台之间在钓鱼岛建立某种“主权”关系，“台独”分子与日本右翼由偷偷摸摸的勾结变成公开的制度性勾结，由陈水扁时期的台海两岸的“外伤”变成“内伤”。由此看来，今天的台湾问题已由20世纪50年代的中美冷战产生的问题，日益转化为日本实现南下战略目标的问题。19世纪末，日本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是从中国北海发难，击北而取南。1941年6月希特勒进攻苏联，日本在确保北方无虞后，才全力向南海推进。
如果说台湾位于日本地缘战略的核心利益线上，那么，台湾之于美国则只能说具有战略利益的价值而无核心利益的价值。太平洋海区的美国战略核心利益线，就是从夏威夷到关岛、菲律宾，再到马六甲一线。在西太平洋海区，美国要保的关键目标是马六甲海峡，这是不容他人染指的美国的核心利益。至于东北亚，成熟的美国政治家——比如20世纪前半叶的两位罗斯福总统——则不会对其倾注太多的资源。
20世纪初，继罗斯福之后的塔夫脱总统向东北亚发起金融攻势，这引起他的前任西奥多•罗斯福的不安。罗斯福对儿子长叹“可怜的塔夫脱”。他写信并拜访塔夫脱，告诫他：应将美国的有限国力用于力所能及且有重要利益的地方。他认为：亚洲大陆的利益对日本生死攸关，而美国在那里的利益，特别是在满洲的利益“实在不重要，而且美国人民也不会甘心为它冒导致冲突的最低限度的风险”。罗斯福对塔夫脱的理想主义“新计划”大泼冷水说：当一个强大的国家有意不顾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而宁愿使用武力时，“门户开放”政策就毫无用处。当前除了口头辩论外，美国并不具备和日本在东北亚进行大规模较量的实力。罗斯福言下之意是说美国不能将其有限的国防资源用于像东北亚这样的非核心利益地带。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曾设计从阿拉斯加借道苏联直击日本，由此作战路程短而且效力大。但最后富兰克林•罗斯福还是选择了从夏威夷到菲律宾的南线，其目的就是将有限资源首先用于保障美国海上生命线；至于击败东北亚日军的差事，即使在已掌握原子弹之后，马歇尔等还是支持将它一股脑儿地交给了苏联人和中国人。这是因为东北亚并不是美国的关键利益所在。正因此，在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报》的第一条款中美国明确表示：“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罗斯福的后继者杜鲁门不得罗斯福战略真传，再次步塔夫脱后尘，劳师远征至东北亚，其结果比塔夫脱败得更惨。自尼克松始，美国人聪明了些，越战退出后，此后便专守从夏威夷至马六甲的海上生命线，而将东北亚有限地——即在雅尔塔框架下留给日本人搅局。这再次唤起日本对中国台湾的非分之想。由此而论，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引起的台湾问题，在今天已更多地表现为日本问题。换言之，日本是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更直接对手。
如果我们了解了美国在太平洋的关键利益线的分布，就会知道，在台湾问题没有解决的前提下，中国如果将海洋战略的重点转向南海，这必然要在东海台湾问题存在的同时又在南方增加一个更强大的对手。这是目前日本右翼及在台的“台独”分子最乐观其成的形势，这与当年蒋介石对日本迅速冲刺南海也是乐观其成的道理一样。当时的日本就是在与中国全面冲突的同时，又徒将美国置于直接对手的位置，其结果必然是全面失败。
国际博弈遵循欧氏几何学“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的铁定规则；用国际政治专业术语说，就是一个国家不能和两个大国同时发生冲突。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有力量可以与两个以上的大国对抗。古罗马人开始只是为了自卫，先与北方的高卢人打仗，后又与南方迦太基人发生战争，取得胜利后又继续向整个地中海国家进攻，其结果是四面结怨，“蛮族”对手四面八方涌来并导致罗马帝国瞬间坍塌；19世纪初，拿破仑与英国作战，取得巨大的胜利，继而于1912年轻率深入俄国，其后三年便遭到失败；20世纪40年代，德国希特勒开始跟英国作对，赢得西欧，1941年在得意之际挥师直奔俄国，其后又是三年便败；同期的日本开始与中国开战，初期取胜，1941年底又与美国开战，其后还是三年便败；1950年代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与中国和苏联对阵，美国三年便败；1960年代在越南战场上，美国还是与中国和苏联作对，时间是长了些，但结果也是败得没有面子。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与中美全面作对，结果苏联很快败阵并于戈尔巴乔夫时期解体。21世纪初小布什上台后，更是点名向七个所谓“邪恶轴心”国家叫板，其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老虎吃天，在虎力耗尽后就一蹶不振。
相反，在这一场场战略博弈中获得胜利的，都是将自己的对手减到最少，将其打击面降到最小的政治家。这些政治家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同时选择两个对手作战。最经典的战例是1962年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1962年，中国国内正面临严重自然灾害，蒋介石在东南准备反攻大陆，苏联在北方制造新疆居民“外逃”事件，印度借机在中印边境蚕食中国领土。在这三面危险中，毛泽东从创口最小的西南方向出手，并巧妙利用了古巴导弹危机，将战争控制在有限范围内。1962年10月20日，美国封锁古巴海域，苏美剑拔弩张。当天中国全线反击。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最后结束封锁，11月21日，苏联也对军队解除了动员令。当天中国对印度全面停火。战机的选择始终没有给第三国插手并使印度由此获得盟友的机会。一仗下来，周边对手基本偃旗息鼓。1964年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尼赫鲁去世，中国成功试爆了原子弹。中国安全格局由此打开。毛泽东这段用兵经验实在值得我们后人总结。
我们目前的太平洋和平基本还是基于雅尔塔格局。这个格局不同于冷战格局。它是太平洋战争后美、俄、中三家共同用于防范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产物。因此，这个格局对日本的野心是不利的。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是冷战遗留问题，而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的冲突，则是对雅尔塔格局的挑战。二者性质有着很大的区别。美苏冷战结束后，雅尔塔格局在亚太地区有所松动，但目前大体还是这一地区和平的保障。比如，美国在北方四岛问题上不表态，在台湾主权问题上支持中国，这些都是雅尔塔格局的结果，因此，这个格局对中国甚至对亚太和平都是有利的。因此，中国（当然也包括美国和俄国）在台海统一问题上与日本的“雅尔塔”矛盾始终存在；如果在北方日本这个矛盾没有化解之前，我们又大举向南，直冲美国的核心利益线，这势必又造成我们两面树敌，这对我们刚刚起步的海权事业是极为不利的。
比较而言，在南海岛礁与东海台湾之间，后者是解决问题的主要矛盾，是“芝麻”中的“西瓜”。如果中国完成了台海统一，台湾岛和海南岛钳制下的南海问题，解决起来也就相对容易得多。因此，台湾问题是打开中国在整个西太平洋制海权的关键环节。而台湾问题的关键问题是钓鱼岛问题，而钓鱼岛问题又是日本问题。所以抓住钓鱼岛这个最 “薄弱”的环节，中国台湾问题也就解决了一半。解决了台湾问题，中国面临的整个海上问题也就基本迎刃而解。相反，南海问题既不是打开中国西太海权困局的“薄弱”环节，甚至也不是关键环节。在非关键地带与既是冷战对手又是雅尔塔盟友的国家冲突，而在关键地带却将雅尔塔体制的敌人放置一边，这无形中是为后者充当了战略“搬运工”。进而言之，我们一旦南向受困，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就会更加强硬。有时候，人捡芝麻所用的力气要比搬西瓜更大。与东海相比，在南海取得“战果”容易，但巩固所需资源，会因其战线长和对手强大而长期透支。在非关键对手和关键利益的地带作如此大，甚至是长期的投入，为兵家大忌。相反，如果中国以东海的台湾、钓鱼岛问题为切入点，这里离中国本土近，资源支持的可持续性强，更可持续释放大板块国家优势，因而，可控性从而胜算可能性较大。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历来不出远手，并因此也从未失手。这个经验对我们认识和解决现阶段中国面临的纷繁复杂的海上安全问题，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毛泽东同志说：“‘灭此进食’的气慨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战略之难不仅在于打得赢，更在于守得住。历史上因赢而败的战例要比因败而赢的战例多得多。许多国家战争多不是败在打不赢，而败在守不住。取得战果需要勇敢，而守住战果则需要哲学。因为巩固比获得需要更多和更久的资源支撑。至于这份资源的大小则取决于为保卫战果而需要应对的对手的多寡和战线的远近。大量战役研究表明，远战当速，近战可久；对手单一和战线较近的战役胜算的把握最大。1998年，科索沃战争后，俄国人对西方一直忍气吞声，对随之而来的科索沃独立，则只是表态反对，并不动真。可2008年，普京却敢对格鲁吉亚下狠手并获优势。这是因为他知道在家门口打仗不会透支，而巴尔干则是目前俄国国力不及的地方。普京应该很熟悉历史。从19世纪中叶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后，特别是二战结束以后，俄国在巴尔干基本上就没得过手。即使在斯大林时期，铁托在那里不听苏联的话，斯大林也拿他没办法。这也是因为俄国与巴尔干之间不仅战线长，而且对手多。对手多的目标，其防守比获得所需的资源更多。20世纪40年代，希特勒、罗斯福都曾有意将印度洋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而斯大林就是不接这个活儿，因为他知道那里是苏联力所不及的地方；而当太平洋战争发生后，罗斯福请斯大林出兵东北，斯大林便爽快答应，这也是因为他明白这是苏联力所能及的地方。与此相反，1962年，赫鲁晓夫把手越洋伸到美国家门口古巴， 2008年小布什把手越洋伸到俄国家门口格鲁吉亚，其结果两人都是高调而去低调而回。这都是因为他们对其战略目标失去了基本的评估能力，只考虑目标的意义，而没有考虑将这个目标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不能消化的食物，吃下去治病的代价要比买食物的代价更昂贵；对国家而言，不能消化的战果，其善后支出要比获得战果的支出更昂贵，有的（比如日本和德国）甚至要付出玉碎国毁的代价。如果从这个视角评估东海与南海战略选项，前者不仅符合胜算的条件，而且战略意义远优于后者。
二、历史和现实
一提到中国的海权，古代中国影响力曾远涉重洋，这确实激起了很多年轻人的想象。但要知道，宋、元、明时期的中国在海上基本就没有遇到过像样的对手。没有国际对手就谈不上国际政治。当时欧洲的海上力量尚未过来，即使过来一些海盗，也根本不足以向中华帝国挑战。因此我们不能用那个没对手时代的海上形势作为我们今天海洋安全战略目标设计的参照。对中国北方边疆安全产生重大冲击的俄国是在17世纪中叶出现在东北亚的，其标志性事件是1689年中俄边境冲突及双方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到19世纪俄国就从西、东两向在北面将中国向南挤压。英国晚些，它的国家海军能对亚洲大国即中国和印度形成重大威胁的时期是19世纪中叶，其标志性的事件是1840年和1856年的两次中英鸦片战争以及1857年英国镇压印度大起义后对印度的完全征服。今天中国“东西长、南北扁”形状的版图就是近代工业化的陆权和海权国家，主要是英国、美国和俄国等大国由西向东扩张对中国从南北两面挤压和中国抵抗力量最终磨合出的力学结构，双方都很难冲破。其特点是中国力量在东西两向效力充分，而在南北两向则会受到较大的挤压性限制。比如在西藏、新疆、东北乃至台湾地区，中国都有较强的控制力。中国近现代史中，这一区域发生的分离主义活动，不管有多大的规模，几乎都不可避免地以失败告终。而在南北两向，中国领土则在海陆大国的挤压下出现了一些破碎缓冲地带。这几乎是一个没有例外的规律性现象。17世纪下半叶康熙时期南方“三藩之乱”、台湾郑氏割据、北方准噶尔噶尔丹叛乱；19世纪30、40年代日本在中国土地上扶持的各式伪政权；以及1959年西藏大规模叛乱的失败，和外蒙古脱离中国的结果都是这个规律的很好的证明。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今天的台湾，恰恰就在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力学结构有力作用的范围之内，因此，台湾的前途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一规律的制约。也就是说，中国中央政府是有力量统一台海的，“台独”分子分裂中国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
同样的道理，在目前亚太大国力量没有大的变化情况下，在这个结构之外中国力量外推的边际就非常有限。而南沙海区恰恰就在这个力学结构之外。在这一地区，中国面临的压力要大于我们的抗力。但比较而言，同样在这个结构之外，中国在陆上要比在海上更能显示自己力量的存在。比如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中国都有力地遏制了美国力量由南向北推进并由此保障了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近半个世纪的和平。鉴于历史经验，在今天中国海洋力量刚刚起步之际，中国在南海应当大力发展积极防御和约束性攻势的海上力量，与此相反，在上述中国力量可以作用的东海区域，中国应当采取相应的攻势性姿态。目标就是尽早（至少要早于日本）实现国家统一。
20世纪前半叶，中国面临并赢得了一次次陆上挑战。21世纪前半叶，中国将面临更多的是海上挑战。在海上力量有限的时候，中国在太平洋西岸的制海权必须选择冲突面最小、突破性最大而且又是关键环节的方向为切入点。而在南海方面，显然情况十分复杂，这里既有与头号海权大国的利益矛盾，又有与众多第三世界小国的利益矛盾。而且这种矛盾一部分属于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矛盾，另一部分即与美国的矛盾则属雅尔塔盟国内部的冷战矛盾。在东海方面情况就要相对简单得多。这里的矛盾，基本上是与雅尔塔体制制约对象国日本的矛盾。中国与日本的冲突是表现在台湾问题上的合法的核心利益与非法的核心利益的冲突。核心利益相交，难有调和余地。
海权问题，贵在谋势。有人看到国家矿物质资源流失，心中十分焦急。但我们不要忘记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所说的：“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毛泽东这段文字是针对王明的“御敌于国门之外”和“全线出击”的策略而提出的。今天我们在海上斗争中也要避免重蹈当年王明的错误。
毛泽东同志说：“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而纵观中国东南海域形势，其所有掣肘因素都归为台湾问题；而台湾问题不仅有美国因素，更有日本因素。日本问题，对中国而言，日益集中于钓鱼岛问题。钓鱼岛是日本与台湾的接榫地带，它也就成了“台独”分子信心支撑点，它由此也就成了中国海洋安全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海上全部问题的总纲，纲举才能目张。政治上，尤其国际政治上的事并不是振臂一呼就可以了事的，它不仅要准确计算出获胜的可能性，更要精确计算出获胜后巩固和消化战果的可能性。因此，它需要全局和历史的眼光。台湾、钓鱼岛距中国本土近，又是中国固有领土。国家统一，是全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完成了台海统一，中国在西太平洋制海权的战略布局也就有了——与其他岛礁相比——更靠得住的支撑点。
三、通过赢得挑战赢得机遇
有人认为目前两岸局势有所缓和，这为中国将海洋战略重点南移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在笔者看来，这种想法未免有些乐观，马英九对中央《反分裂国家法》不以为然，他的“三通”不是基于两岸同为“一个中国”共识基础上的交流，而是基于他的“一边一国”认识基础上的交流。马英九上台后，两岸交流似乎加强了，但其对两岸同一中国主权的认知始终没有与中央政府接近。2009年3月23日，台湾当局“新闻局”驻加拿大多伦多秘书郭冠英因为表示“台湾只是中国叛离的一省”而遭到免职。更有甚者，“台独”分子正在明目张胆地向日本右翼倾斜。2009年3月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日“访问”期间称，“台湾对钓鱼岛主权的主张与中国完全无关”，她鼓动日本在亚洲的经济发展和安全保障上，扮演积极的领导角色；面对快速崛起的中国，亚洲主要国家须共同维持亚洲地区的平衡和稳定。目前台日通过钓鱼岛“互动”正在向准“同盟”方向快速推进，如果中国不能有力打破这种勾结，那1895年的形势就可能还会重演；相反，如果我们接受并赢得历史的挑战，果断断绝这种勾结，中国海上的其他困难也就迎刃而解。
来源：《领导者》27期，天益网受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