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因赣州小说学会开我的中篇小说集《孤烟•繁嚣》研讨会，我在赣州呆了两天，你5/16发来的好几首歌曲如《唱起国歌》《好山好水好依恋》《赣南恋歌》《橙乡吉祥》《和谐新村我的家》《红井》《这里也是香格里拉》等，回来我用心听过。说实在的，我原以为只是歌词，不料是你的歌曲，而感到意外和几分惊讶。不过歌曲更与心灵相连，激起了我更多的遐想和感喟，也带出了我下面一些文字。

对歌曲我是门外汉，但我喜欢抒发内在情感一己情感，悠远，辽阔，深沉，甚至有些忧伤的歌曲，像王洛宾（新疆）、陈美（中国和非洲大陆）、腾格尔（蒙古草原）的。现在我明白了，是这类歌曲与辽阔而绵厚的土地相连，与跟这片土地相交融的心灵相连，在这片浑茫雄奇壮美的土地上，人的心灵如同一只鹰，它依偎着土地，却向着浩大的苍穹，有着雄大而深邃的时空，于是我们更能触摸歌唱家——人孤独而炙热的心灵。这是从土地从灵魂深处流淌出来的歌呵！借用艾青一句诗，为什么你的眼睛充满泪水，是因为你对土地爱得深沉。我喜欢从心底流淌的歌曲。

你歌曲的题材主要是红土地，时势，家乡，革命，是主旋律意义上的。在你正式走向工作——进行歌曲创作的开始，你率先面临和感受的，是政治意识形态语境，于是谱写“时代进行曲”是你的选择，在此前提下，你歌词的内容再向生活——向所在的赣南大地拓展。近年歌颂家乡的歌曲进入主流，自然你与时俱进地增加了这方面的内容。你已经形成了自己歌曲的个性和特点，形成了自己的某种优势，优美，流畅，明快，歌词里常常有当下时代的意识形态“强音”。但也有某种模式化的东西，某种明显外在的东西。你外在的东西多于内在的东西。我没有到过香格里拉，不好评论你的《这里也是香格里拉》；不过从与赣南相关连的《赣南恋歌》《红井》《橙乡吉祥》等歌曲，我就有“外在多于内在”的感觉。你的歌曲像一条清亮的、充满阳光的河，从赣南大地飘拂而过，当然也包含赣南历史和现实的某几个鲜亮的特征，但还缺乏与赣南土地和灵魂一起跃动的东西，就是说，赣南土地和灵魂——赣南文化还没有以一种整体的形象、独特的灵魂成为你歌曲的底蕴，并且上升为你歌曲的灵魂。应该说，新时期挖掘的某几部赣南采茶戏在这方面具有一定的造旨，但它仍有模仿的痕迹，而且缺乏现代生活的精神质素。

歌曲创作跟其他文艺创作一样，跟作者的生活经历、精神气质和人生追求有关，也同他的生活圈子与生活氛围有关，跟作者对生活、时代和精神体验及其深度相关。坦率地说，你置身其中的生活圈子与生活氛围能够给你带来灵感，带来现代的感觉，带来激励，带来世俗意义上成功的可能性（相比别的赣南本土歌曲家）；从时代本身而言，也需要一种阳刚、激励、舒畅和优美的歌曲；所以你找到并形成了自己的艺术定位。为此你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获得了可喜的成就。这也是不容易的。

可是我又要说，你的歌曲缺少赣南的文化灵魂——赣南的灵魂的显现，你虽然歌颂了红井等“红土地”，但这只是外在的东西，是当下政治需要的东西，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真正赣南的灵魂如同一条无声的长河，那几年“红色革命”只是注入了一定的质素，可我们有意放大这些东西，作为赣南文化的全部，而遮蔽了赣南本身有价值的东西，而后者正是我们赣南今天走向现代，走向21世纪新的地平线的坚实土壤——坚实起点。就拿1930年代那几年的赣南的红色革命来说，留下了许多守望的女人（我就写过这样的中篇小说），赣南也多次以歌舞或现场报道或报告文学等形式来表现，从其思想艺术侧重点的变化——由强调守望女人对革命的信念到她本身的坚贞和顽强，就让人感觉时代的氛围中文化形态的增强。从守望女人坚贞和顽强的本身来说，证明赣南文化在这些乡村守望女人心灵中的丰沛的存在（在赣南大地的存在），或者说赣南文化在她们身上已显露了一个角一个侧面。我们赣南的不少文艺家都不约而同地接触了这了素材，但是他们都有趋附于外在的政治伦理，对政治效益的关注压过了对所写人物内在灵魂的挖掘与刻划。这些作者欠缺相应的文化体验验生存体验也是重要的一环。

我以为，在赣南不管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还是歌曲，都有一个对“赣南本体”即“赣南文化形象”的认识和发掘并且表现的问题，即使从时代和社会进步这个角度，也是不可回避的，对于被赣南水土喂养的文艺家，更有一个受赣南文化激励的精神动力问题，也就是“根”的问题。从这个层面，你的歌曲尚缺赣南文化心灵的“根性”，说明你对赣南文化及心灵的了解要再深入一些。

你已经成功了，而且勤奋不止，值得尊敬和庆贺，但作为一个有不懈追求的赣南歌者，应该留下反映和抒发赣南内在情感的歌曲，你有这样的实力和可能。大凡一个在外部世界边走边唱而且窜红的音乐家——不倦的歌者，他的心中他的歌曲里，始终跃动着家乡故土炙烫的灵魂。

说得不对，请包涵。

2009/5/19

二

晓航：

又收到你发来的《等待》的歌词和歌曲。从歌词和歌曲我明显感受到一种匐伏赣南大地较为深沉的情愫。前天我的信中说“你的歌曲缺少赣南的文化灵魂——赣南的灵魂的显现”，你以这首《等待》似乎要证明你什么。看来我有几分偏颇，对你歌曲创作的轨迹了解得不够。可以这样说，随着你的阅历——精神成长，随着你对赣南生活——赣南文化感知的程度加深，你已经触摸到赣南人情感命运层面的东西——

有一首兴国山歌赞颂人间爱，

有一种坚贞的爱情叫等待。

等呀，哪怕等到海枯石烂，

等呀，从少女一直等到头发白。

那一年，映山红开满山崖，

送郎当红军，送到茶亭外。

临别时，告诉郎一句话，

莫把家牵挂，我等你回来。

狂风吹呀，吹不走等待的身影，

暴雨打呀，打不掉等待的情怀。

门槛上踩下的深深豁口，把等待的故事讲述，

石板路走出的道道沟痕，把等待的经历记载。

映山红，花儿开不败，

七十年，信念永不改。

看呀，天边彩云下，红军哥哥在赶路，

白发苍苍的奶奶，等着红军哥哥回来……

我以为这首《等待》歌词里第三节写得比较内在而深入，如“把等待的经历记载”，虽然是概括性象征性的歌词，只要对赣南生活和情感——赣南客家文化有一定了解的人，是能够感受到歌词后面艰深生活及其浓郁情感的存在的。

就说《等待》的生活原型——一直等待丈夫归来的9旬老人池育华，我读过赣南作家卜利民的报告文学《守望沧桑》，也听他讲过实地采访的一些花絮；我自己也写过像丈夫走了（长征），一直守在丈夫家里的女人（中篇小说《孤烟》），写过丈夫先是当兵后是去了台湾，一直留守家中与丈夫的旧袄为伴的女人（中篇小说《田园》），她们都是平常却坚强的客家女人啊。她们都没有改嫁，而是留在家里孤独却坚强的生活着，在她们以生命为代价的支撑下，一个家得以保存。古往今来，赣南客家多少弱势家庭就是这样保存下来。但她们没有走出家庭，显然不符合革命（进步）的律令。我们也一度认为她们没有挣脱“封建的枷锁”而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现在看来她们恰恰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因为留在家里正是她们义无反顾的选择。一个人可以选择快乐和幸福，也可以选择孤寂和苦难。当时我就觉得，卜利民没有把一些能够显示人物灵魂的有价值的细节和场景写进作品，我为此而遗憾。当然卜利民有他的思想艺术着眼点，也有他思考还不深的局限，也就是他还没有从整体性的赣南客家生活——在动荡时代的心灵显现来考察人物，他更多的是从主旋律——生活的浅层次来提升人物的美好情操，好像笔下的女主人公是个乡村储备好的坚强革命者，时时刻刻都在等待丈夫——革命的归来，这里他显然把她丈夫当作革命的象征，用革命把她丈夫武装，而忽视了作为一个男人一个人情怀的刻划。恕我直言，你的歌曲《等待》也同样存在这样的局限。

说一段史实。池育华的丈夫姓李，1930年代在上犹县的营前苏区战斗过，据营前老人回忆，这人一副白净的书生相（家是中农，据此毛泽东一开始把他视为地主少爷子弟），很左，杀AB团很残忍，他很少回家与妻子团圆。当然他是革命者，可以刻划他为了革命“大家”而舍弃“小家”的伟大情怀。问题是，当年池育华对丈夫在外面一无所知或所知甚少，丈夫当了什么长也就更为神秘，可她觉得荣耀，有尊严感，她爱丈夫。这些其实是建立在客家文化对爱情对体面男人的认知之上的，加上“一夜夫妇妻百日恩”，丈夫又有男人的魅力，离开越久，对丈夫思念越切（丈夫就是罪犯她也照样爱他），这都属于人性的和客家文化层面的内容，并不必然与革命搭上关系。如果说有，那也是革命给人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意气风发和尊严，这种意气风发和尊严靠无情斗争来继续体现。池育华看到并感受到这样的尊严。丈夫一去不复还后的数十年，池育华在日常生活中受尽了屈辱和挫折（像物一样被抛来抛去），这里，她身边没有丈夫更没有子女是个重要原因，一个乡村弃妇在家中是没有地位的。在这样的时候，丈夫成了她唯一的心灵支撑而活在心里，丈夫就是她永远的信念，这跟丈夫从事什么职业关系不大。这同样富有客家人情世故的底蕴。此情形就跟上面我讲的那个丈夫去了台湾，生死未卜，可妻子仍在等待和守望一样，等待中子女长大成人，做妻子的也同样有成就感自豪感。跟陕北民歌“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女人的内在情愫是一样的。

现实生活中，那种因离婚或男人出走而女人继续留在家里的事也决不是个别的现象，对这样的女人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说她们思想陈旧僵化落后，也应当认可这也是一种正常的人生选择（即使是无奈的选择）。

这不是贬低池育华——赣南一个坚贞的守望者，而是符合真实，符合人的真实，符合赣南文化的真实，更重要的，是执政党由革命党而建设党，需要强化文化建设灵魂建设，作为赣南人，本土原生态文化应该是我们的立脚点，所以发掘池育华身上以前被我们所忽视所遮蔽的“内质”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也正是塑造赣南现代灵魂的需要。这方面创作的现实意义——现代意义正在于此。

自然接着要谈到 “由外植入”和“由内生发”——两种创作的区别。

就像上封信我提到的王洛宾（新疆）、陈美（中国和非洲大陆）、腾格尔（蒙古草原）的歌曲，也可以说是注重个人化的。注重个人感受、个人承担、个人拓进——注重个人化（我们常理解为个性化）正是人的现代化的一个显著标志，他们内心的诉求与大地与情境相融会，后者成了前者（心灵）的对象化。这就是“由内生发”的写作。写人（而不是写事），写灵魂（而不是印证什么外在主题），正是一切艺术的真谛。真正个人化写作（通过写人）方能感悟与抵达历史深处，并且捕捉到时代真正的精神气息。由此形成并贯穿整个作品的主题（意象）当然属于“由内生发”的写作。作为革命历史题材（包括歌曲）创作，也会有这样的审美趋向，关键在于心灵的真正融入。

这也是我提倡“由内生发”创作的理由所在。说到底，这还是一个对现实、现代生活的精神感知问题。

回到你的歌曲创作。应该说，你开始歌曲创作，有很浓的“由外植入”特征，也就是从时事政治意识形态层面找到一种定位和基调，在生活中找到对应物（人事和场景），这样确立的主题是外在的，可以把对象随意裁剪甚至割裂，尽管也有某种地域或人物的鲜明特征（如兴国山歌那种基调），但抒写的决不是现实中那个人或场景，更与那个人或场景自身的文化渊源（血脉）不搭界。所倚持和反映的其实是群体的人、阶级的人和类型的人，甚至是抽象的人，如上所述，池育华实有其人，但歌曲中的池育华与现实中的池育华相距甚远。（所以后来池育华成为“人物”以后，基本上是按采访者的引导进行符合报道主题的回答，属于她自己的遭际及情怀被压抑或被改写了。）这也是我们所习惯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的特征。这样的歌曲成了当今中国的一个艺术种类，甚至成了衡量歌曲创作成功的一把标尺。它接近“宫廷音乐”，但它没有宫廷音乐那种特有的贵族雍容华贵的文化气息，着重宣传教育即寓教于乐，有很浓的服务当下主流意识形态的意味。不过在文艺多元的现实中已不是唯一的标尺了。

现实中这两种创作哪种更具审美的冲击力，艺术的震撼力覆盖力，自不待言。

顺便扯一下，符合“革命现实主义创作”特征的如柳青《创业史》、周立波《山乡巨变》、浩然《艳阳天》的艺术魅力正是在于，当他们他们深入到本真的乡村和大地——与这块土地血脉相连的人，也往往不自觉地突破了既定政治的框框，抒写了主人公乡村文化和人性意义上的性灵。这跟官方着眼于对他们的创作以政治肯定的内涵有很大的不同。

《等待》让我感觉到，你正由“外向植入”过渡到“内在生发”，说明你进入了较深的人生层次，也感觉到人生的较深层次。不过，好像为了保证成功系数，你又不忘扣紧“革命主题”，所以你最后强调的是“等待红军哥哥回来”。在我看来，这一主题的涵盖力、情感的覆盖力不是大而是小了。《长恨歌》为什么长盛不衰？是白居易回避了唐玄宗和杨贵妃“乱伦”的道德评价，而专注于他们两人的爱情悲剧，把他们当作恋爱中的男人女人看待（宫阙只是一种背景），写了爱情的美好和力量。《梁祝》也没有侧重于梁山伯祝英台对封建礼教（在两家父母身上体现）的反抗，而是侧重于他们生死不渝的爱情。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目光放远一些进行创作呢？写客家女人炙热而坚贞爱情（革命的背景只是大背景中的一个侧面）也是赣南的一座富矿啊。

你已经获得了成功；对一个成功者来说，意味着他有着更大的创作空间——创作自由度，这就是不重复自己，朝着更能体现自己的艺术方向拓进。当然，自己的路自己选择，我不能强求别人所难。我只是作为一个朋友，讲真话，也讲出自己的思考，你且姑妄听之。

2009/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