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一二年前，1947年冬，一个中学生给一家报纸的文艺周刊投稿，随后在1948年最初的三个月里，他在这个副刊上发表了四次诗文，其中三次占了大半个版面以上。
这就是我作为一个投稿者，金隄作为一位编者，曾经有过的一段文字因缘。
在读到几篇金隄先生老友的怀念文章以后，我不避谬托知己之嫌，也来饶舌，实在是因为这一短短的文字因缘，在我学习写作以至走上终身从文的道路，关系挺大，尽管这于金隄先生，大概不过是他编辑生涯中普通的日课而已。
这家报纸是北平的《经世日报》，每星期日的“文艺周刊”，约八开的篇幅，可容六千字。刊名下面，注明杨振声主编，通讯处是由北京大学图书馆转。
差不多从1947年春天起，我在大量读文学作品的同时开始照猫画虎地学习写作，其间，不断把涌动的诗思尝试用各种形式写下来。那年读了上海《诗创造》上的一些短诗，特别是读了《大公报·星期文艺》上署名叶华的小诗，我就狂热地摹仿起来。在小笔记本子上写下了成百首的“长短句”——这是我投稿时借用了“词”的别名。《经世日报》的文艺周刊转过年来刊发时，题为“长短句选录”，“选录”两字也是我标的，意思是说这样的东西我还有好多呢。
这样的“长短句”刊发了三次，我很高兴，因为这是我在《平明日报》发表了两次诗稿后，发表最多的，而且，有一次还跟林徽因的诗发在同一版上呢。
但就在发了三次诗稿后，“出事”了，不是政治问题，是有一位“不知姓名的先生”给编者写来一封信，“用‘打入地狱’的英文字眼和气愤的语气”指责了写短诗的我，当然也从而咒骂了选用我的诗的编者。于是，在二三月间的某一期上，刊发了编者的一封公开信:《致不知姓名的先生》，署名“编者”。这封信心平气和，带点英式随笔的从容和幽默。历数了编辑这么个小小周刊在篇幅和稿源等方面的甘苦，然后，话头转到我的身上来:“您指责的那位写短诗的先生，在本刊已是第三次发表作品，想来您不是不知道。这一次，诗确是弱了一点，我承认(并且当时我还无可奈何地觉得对不起另一位颇为爱护本刊的诗人)。可是，不知道您起初看到他的短诗的时候，有没有我第一次接到他投来稿子时的印象:并不是完善的艺术品，但是作者还能够用短短的几句表现出一个意念，一个感触，或是一个情绪。”
接着，编者表述了他对新诗创作现状的看法:“新诗，目前正在一个最可怕的一切尚未成形(型)的混乱阶段。妥贴稳当韵味动人的像林徽因先生的诗，似乎不是毛手毛脚的后起者在这个嘈杂无比的时代里可能追上去模拟的；结实有力气势吸人的像穆旦先生的诗，确实用它的巧妙教了我们‘诚实是最好的策略’，但是它本身仿佛还欠了那完工的一笔；跳过许多步，试看风靡一时的‘马凡陀山歌’，它实在代人出一口厌气，读了心里舒服，但是拿来当艺术品看，恐怕连作者原来也没有这个意思。这是我随意提出几位一时想到的写诗的人，根据我读过的几首诗写一点点印象，不过要借了他们迥然相异的形式和风格，说明现代诗一方面没有大家遵守的格律，另一方面还没有大家既能尊崇又愿跟随并且有能力学习的一个或数个诗人，一种或数种诗。抛弃了古来的传统，又没有当代的标准，我想这正是一个泥土石块一齐倾下去的奠基的过渡时期。”
编者再把话题转回我身上的时候，他对我的有保留的肯定，就是让我记住大半辈子的一番鼓励:“这位写短诗的先生，他确实还缺乏修炼，更重要的是往往不入深处，偶然还有近乎粗陋的地方，但是我认为他的短诗，枯是枯，还有生命成长，还有一点力(‘有一点力量就是好的了’，闻家驷先生说得不错)。我认为，他如果获得鼓励和练习，可能有些成就。先生，我请您再看一遍以前的和这一次的，把您的尺度稍稍放宽一点再估估价。”
这封信署名的“编者”是谁呢？从给我寄稿费的短笺上，我知道料理编务的是金隄，我读过金隄的译诗和有关外国文学的文章，我猜此信是他所写，因为杨振声先生的文风不是这样的。许多年后也证实，这份周刊的日常编辑，是由金隄做的，袁可嘉也曾短期参与。
就在某次给我寄稿费的附言里说，其中包括了《桂林日报》的稿费。原来金先生兼编《桂林日报》的副刊，把一些北京发过的稿也转过去了。当时战火弥漫大半个中国，我自然看不到来自桂林的样报。到了1949年，开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我曾给北京《光明日报》的文艺副刊投稿，这年冬天，接编这个副刊的诗人彭燕郊约我见面，他说他在《桂林日报》上就读过我的东西，那个副刊原是他编的，他被国民党逮捕，不知道是谁接手了。我和他于是相见恨晚，我的有嫌粗陋的诗文，能一破他在狱中的寂寞，这是什么样的缘分！
此后若干年间，我和彭燕郊保持着其淡如水的亦师亦友之谊，遗憾的是我与金隄之间，却始终缘悭一面。建国后，大家各忙各的，他很快调往天津，我又很快划成右派，等到“文革”劫后，大家又是各忙各的，而且他更忙，单是翻译《尤利西斯》，那工作量就够瞧的。记得有一次，好像听《中华读书报》负责外国文学的赵武平先生说，不久金先生要回国来京，我说到时候你通知我……结果一来二去，还是失之交臂，因为没有把话说“死”，另外我潜意识里似还有些憷头，我知道金先生对诗对文学的眼界甚高，他如果还记得我这个人，当然也会记得他曾有过的对我的期望，而由于有过这样一封信，我认为我和“编者”的关系，就不是一般的投稿关系，或竟可以说是先生和学生的关系，然则我实在有负于先生的鼓励:至今还是缺乏修炼，还是不入深处，写出来的还是近乎粗陋，不是完善的艺术品……那末这四五十年工夫是怎么一晃而过的？难道能简单地推到客观原因上去吗？
作为一个六十年前的投稿者，曾经得到先生曲意辩护的少年，姑写下这一件小小往事，以为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