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社民党自1920年到2006年执政长达约70年。期间，瑞典由一个贫穷落后国家发展成为一个政治民主、经济发达、和福利全面的发达社会。社民党组织迅速发展，在强大工会支持下保证了该党的长期执政和瑞典福利社会建设。近年来，社民党与时俱进，在大幅度调整政策的同时进行重大组织变革，以应对全球化和信息化发展带来的严重挑战。本文主要就瑞典社民党组织的发展，全球化和信息化对该党带来的冲击，其为此所进行的组织调整、革新及其成效与教训进行一些探讨。
一、社民党组织机构的形成
社民党的组织结构经历了一个由产生到确立的发展过程。社民党成立时选择了一种较为松散的组织结构。经过22年的探索，逐步形成了其由社会民主主义协会、工人公社、党区和中央机构组成的四级组织结构。同时大批工人集体入党，保证了其强大而稳定的组织力量和经费来源，为该党取得全国政权并进行社会变革创造了条件。
（一）确立组织结构
1889年，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党成立时选择了一种较为松散的组织结构。3，194名党员组成的14个地方组织――工人公社[1]，按其所处地区被划分为三个自主性很大的党区[2]里，在党区理事会领导下进行活动。全国代表大会还推选七名党代表组成党的信任委员会，负责对外代表全党。当时，信任委员会仅是党的代表性机构，除了以党的名义对外发表声明外，没有权力领导全党工作。这种分散性的组织结构对其放手发展组织有一定便利，但不利于社民党应对日益复杂的斗争局面，也不利于发挥党的整体战斗力。
针对这种情况，1894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选举党的首届中央领导机构----党的理事会及其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选举了裁缝出身的工人活动家克拉斯·涛林（Claes Emil Tholin）[3]作为主席，领导全党工作。在此基础上，1900年社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章明确规定了党代会、理事会、执委会的权力与职责，从而使党的中央机构得到健全并开始走上了制度化的轨道。
党章规定，党的基层组织是社会民主主义协会，它们联合组成党的地方机构――工人公社，在理事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党代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党代会闭幕期间由党代会选举的理事会及其执行委员会领导党的工作。这些原则的确立使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得到加强。这次党代会还决定取消党的地区组织，把工人公社直接归由理事会领导。
当时全党有44，000名党员，分别组织在80多个工人公社里。公社的主要工作是领导地方工会斗争，宣传党的主张、发展党的组织等。上个世纪初瑞典工业化迅速发展，但工人们每天工作16至17个小时，仍然不能养家糊口。要求组织起来的工人常常被资方开除甚至被抓入监狱。党的地方组织经常成为领导工人罢工和劳资冲突的指挥部。压迫越大，反抗越力，在上个世纪交替的十年多的时间里，社民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迅速发展，总工会、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和社会民主主义妇女组织，工人教育协会、合作社运动、人民公园、人民大厦等社民党下属或者外围组织先后成立，党的组织工作得到迅速发展。
党组织的迅速扩大和斗争的复杂性要求该党加强内部协调和计划工作。1905年，党代会决定恢复党的地区性机构。1906年，社民党议会党团成立并选举亚尔玛·布朗亭[4]（Hjalmar Branting）为主席。次年布兰亭接替涛林出任党的执委会主席。（插图3）1908年，党代会又正式选举布担任党的主席。党的主席由党代会直接选举产生并兼任议会党团主席，逐步成为社民党青年时期的传统。这样有利于党的统一领导，提高了党的战斗力。1911年，党代会就建立党的地区性机构做出了正式决议。党的四级组织结构――社会民主主义协会/俱乐部、工人公社、党区和中央机构在这次党代会上得到了正式确认，为该党率领群众赢得普选权斗争进而赢得全国政权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个组织框架一直延续到现在。
（二）集体入党的工人是其主要力量来源
社民党认为，工人阶级群众性的加入该党是社民党的力量所在，党与工会间的坚实纽带有利于实现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因此，1897年，社民党决定成立总工会时就要求它必须保证与社会民主党的合作。1898年，总工会成立并在其章程明确规定，所有加入总工会的工会组织“必须在入会后的三年之内集体加入社民党，否则就自动脱离总工会”。大会还决定，总工会五名常委中之两人由社民党任命。工会内部对与社民党保持密切联系虽无异义，但有些人对这一强制性规定仍有不同看法，认为它可能会给资方反对工会带来更多借口。1900年，总工会决定调整这一做法，改为“推荐”其所有下属工会加入社民党。1908年，社民党党代会也进一步进行调整，决定在工会组织决定集体入党时，会员个人有权做出“保留”并置身党外。
工人集体入党问题，虽然不断地受到资产阶级政党的攻击，但却在后来的90多年里得到长期保持并成为社民党的主要组织形式。瑞典工人运动中，这两大组织在相互支持中共同发展。除了交纳党费外，工会还在大选年间进行大量捐款和人力以表达其对社民党政府实现工人阶级价值观能力的信任。1952年至1960年间的四次大选中，社民党经费之90%来自工会捐助。工会为社民党提供了强大的人力物力的同时，利用其在社民党组织特别是地方组织中取得的优势，推动社民党在其长期执政期间所进行的社会变革向着有利于劳动人民方向发展。
(三)向体制内政党发展
社民党自成立以来就把通过选举赢得各级政府权力作为其主要目标。1896年，社民党通过与自由党合作使其领导人布兰亭当选为第一个社民党议员。1906年大选中，社民党赢得四个席位并成立了议会党团。1907年议会决定，自1911年大选起把选举权扩大到所有男性公民。社民党抓住这个机遇立即进行组织调整，使其恢复建设中的党区与大选选区和省议会辖区相一致，工人公社与城镇地方选举选区相协调。党组织层层动员，广泛发动群众，把其群众运动的经验运用到竞选活动中，使社民党迅速变为一部强大的竞选机器，使该党迅速由群众性政党向议会政党或者体制内政党转变。社民党在1911年大选中赢得的议会席位由35席猛增至64席，成为议会第三大党。1914年秋季大选中，该党超过自由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1917年大选后，社民党与自由党联合组阁。1918年，两党在议会提出普选权法案，主张取消对选民财产和收入的要求并给妇女以选举权。经过激烈斗争，这一法案在议会获得通过，有选举权的民众占总人口比例猛增至54%，使社民党力量进一步加强。1920年，社民党首次单独组阁。1932年，在农民协会支持下开始长期执政。通过国家干预，社民党对包括法律体制在内的社会各个领域进行了瑞典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变革。
二、社民党组织机构与运作方式
在社会变革中，社民党迅速发展，其四级组织机构在与工会的密切合作中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其运作方式也与时俱进，不断革新，从而保证了社民党的福利社会建设。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瑞典福利社会基本建成时，社民党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大体如下：
（一）党员和党费
瑞典社会民主党是一个以民主为基础的人民运动，是一个群众性政党。所有接受社民党党纲和党章并交纳党费的年滿15岁瑞典公民都可以加入社民党。其入党手续也比较简单，申请入党既不需要介绍人，也不需要保证参加党的工作，只要承认党的纲领，向其居住地社民党基层协会报名登计并按时交纳党费即可。
其党费是由协会、工人公社、党区和党中央的四级组织的收费。总额因所属组织的规定不同而不同，大约每人每年150克朗左右。党员可一次交清，也可分期交纳。社民党议员和其它担任公职的党员得向党组织交纳“办公费”。其党员自1974年起跨过百万大关，70%以上是集体入党的工人，其他为职员、自由职业者、学生和退休人员等。
（二）基层组织 社民党组织的特点是由下而上组成。党员首先要加入党的基层组织――社会民主主义协会或俱乐部。这些协会（约有3000个）可以有自己的章程，可根据党纲、党章独立开展活动。协会党员大会是其最高决策机构。党员大会每年3月底前召开，讨论协会理事会关于去年工作的报告和免除理事会责任问题；推选筹备下次选举的选举小组并为协会明年工作制定计划。大会选举两名审计。投票用公开方式，但人员选举一般通过秘密投票进行。协会理事会不少于5人，包括主席、司庫和学习辅导员各一人都由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两年，每年改选其中一半成员。理事会据协会章程和大会决议领导协会工作。其任务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发展党员和提高党籍价值，根据党纲积极地开展开放式的工作，在与选民对话中制定社民党地方政策。每个党员和各协会和俱乐部都有权向各级代表大会提出议案，有权推荐本党参加各级代表机构包括欧洲议会竞选候选人。
（三）党的地方组织――工人公社是社民党的地方组织。存在于同一市政区[5]内的所有社会民主主义协会、社会民主主义妇女俱乐部和社会民主主义基督教协会（兄弟会）、社会民主主义青年组织和集体入党的工会组织都在其所在市政区的工人公社的领导下工作。工人公社的最高机构是其党员大会。其选举的公社理事会，在大会闭幕期间，负责领导工人公社的日常工作。具体任务是宣传党和党的政策，制定党在市政区内的政治纲领，负责公社的财务和党员管理，支持各协会和其它下属组织的活动。理事会至少由7人组成，每两年改选一次。大会选举的主席、学习指导员、工会领导人和司庫是理事会当然成员。在理事会内可成立执行委员会。如果大会要求，执委会应单独选举产生。大会选举的两名审计负责向公社年会提交公社财务执行情况报告。一些较大的工人公社可以成立党员代表会议，代行党员大会职责。
（四）党区是社民党的地区性组织。是在该地区内的所有工人公社与理事会之间的联系纽带。绝大多数党区与议会选区相一致。但也有个别例外。斯康奈省长期来是一个党区，但划分为两个选区。而斯德哥尔摩、哥德堡和哥特兰的工人公社由于历史原因一直自成党区。全国共有26个党区。
党区的最高机构是每年召开的党区代表大会。工人公社根据其党员多少任命其参加党区代表大会的代表。这些代表由工人公社党员大会选举产生。党区代表大会选举党区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理事会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负责领导党区活动。理事会最少有7个成员，党区主席由地区党代会直接选举产生。在地区理事会内可成立执行委员会。党区负责党的地方组织与党的中央组织之间的联系，向工人公社提供信息并支持其工作。党区与工会地方组织有着广泛的联系和协作，它是党与工会联系的重要渠道。党区有权决定本党参加省议会和其所在选区内全国议会选举的候选人名单。这些候选人经过基层党员提名、工人公社推荐，由党区理事会讨论后交由党区代表大会审定。党员通过有关程序可以建议、影响候选人名单的确定，甚至可以参加各级竞选。
（五）党的中央机构 社民党的最高决策机构是党的代表大会，每四年召开一次。党代会一般在大选前一年举行，以便确定党的工作方针和竞选纲领。出席党代会的350名代表候选人由工人公社提名，由党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党代会选举的理事会在大会闭幕期间是党最高决策机关，根据党纲党章和大会决议领导党的工作。理事会每年确定党的预算和活动计划，确定执委会、理事会和党部的授权规则与顺序。理事会由33个理事和15名候补理事组成。党代会选举其中7名正式理事组成党的执行委员会。理事会每年4月召开全会。此外可在执委会认为必要或5个以上理事要求时随时召开会议。执委会在党的理事会授权下领导党的日常工作并负责保管理事会文件档案等。执委会每年向党的理事会全会提出党的活动报告和经济报告。
（六）党的主席 社民党的主席兼任理事会及执委会主席，由代表大会直选产生。社民党执政时由其党的主席出任政府首相，而由党的书记负责党的工作。瑞典人认为，执政党主席有权组成自己的团队。因此历届社民党政府大臣都是由其党主席个人选定的。他们绝大多数是党的常委、理事、议员和工会代表，有时也有个别无党派专家。社民党也曾与其他党组成联合政府。这时参政党的大臣由本党领袖推荐、由社民党主席以政府首相名义任命。社民党主张以法治国，其执政时对国家的领导和对经济的干预主要通过制定和修改法律来实现。社民党重视调查研究和决策民主，在重大问题上决策前往往先成立一个由各政党代表与专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对有关问题的历史、现状和其他国家的做法进行深入调查，提出解决办法和书面建议。政府在广泛征求对调查报告的基础上起草政府提案，交由议会讨论批准。其所有调查报告，联同政府提案和决定全部对民众公开。在其执政期间，首相每天与大臣们共进午餐，每周五召开内阁会议，就政府提案、行政法规和其它事务做出决定。政府提案和预算等经议会批准后，由政府发至各行政管理局执行。首相和大臣从来不对下属机关或人员做任何个人指示。
党的主席除了任命政府大臣外，还以政府名义为每个大臣任命一个国务秘书、一个新闻秘书和几个专家等（共约150人）。社民党还与其他议会政党协商任命包括省长、国家行政管理局长和国有企业总裁等一些非政治性官员。前者属于政治官员并与政府共进退，而后者则不受政府更迭影响。
省市其他官员的任命则由地方选举结果决定，与中央政府没有直接关系。但由于社民党长期坚持精兵简政原则，全国民选官员（包括地方官员）由1950年的20万人逐步减少到1995年的5万人。由每35个百姓负担一个官员，减少到每200人负担一个官员。
（七）党纲委员会 党纲是党的理论和政策的意识形态基础。因此该党重视党纲的制定与修改工作，并设有专门的党纲委员会。它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有5个委员和5个候补委员。有关党纲修改建议和意见，应先经该委员会讨论并提出建议后才能提交理事会和代表大会讨论和表决。1897年，社民党以德国社民党爱尔福特纲领为样本制定其首份纲领后，曾于1905年、1911年、1920年、1944年、1960年、1975年、1990年和2001年对之进行修改。社民党曾多次发动全党就修改党纲进行讨论，提出意见和建议，使党纲修改工作变成进行党的理论教育和学习的过程。
社民党在其党纲中明确指出：“社会民主主义旨在使民主贯穿于整个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以便使每个人都有机会过上富裕而有意义的生活。”民主是社民党的世界观的基础，人民幸福是其目的。在社民党人的社会分析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利益矛盾具有关键性意义。社民党坚持反对资本主义，在劳方与资方的利益冲突中永远代表劳方利益。但社民党并不否定资本的重要性，更反对实行阶级专政。社民党要求的是生产要素之间的平等，反对由资方利益支配、或者剥削经济生活中的其他成员。社民党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主张在发展生产的同时，不断提高劳动人民的参与和生活水平。社民党对前苏联、东欧国家所搞的专制、特权和原教旨主义错误还进行过多次严肃批判。其党纲、党章多次提出并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正如前党纲主席恩·考克所指出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观点，即“社会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的定位是由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而社民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这些社民党自身定位的观点贯穿于该党的整个历史。”
（八）议会党团。随着社民党在选举中得票增多，其按得票比例分得的议会席位也不断增长，其议会党团在党内和国内影响也迅速提高。所有社民党议员、其替补人和社民党执政时政府的所有大臣都是其议会党团成员。议会党团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并向党理事会每年提出工作报告。议会党团的决策机构是其全体大会、理事会和议会党团工作委员会。党团理事会由党的主席（党团领袖）、党团工作委员会委员、该党在议会各常设委员会中的小组、议会欧盟委员会和议会审计组的负责人参加。其任务是领导党团工作，准备党团对议会各个重要问题上的对案，确定工作计划和预算和为政府任务所需人员提供人选。理事会每周开会一次，党的主席和书记是其会议的当然成员。党团领袖和四名其它理事组成了党团工作委员会，其任务是协调党团的日常工作与立场对策，为理事会的工作计划和预算提供方案，领导党团办公室工作并为政府所要求的任务准备人选。党团还成立由党主席或党团领袖为首的选举筹备小组，代表社民党议员应对议会内部各种职位的选举和任命。
社民党执政时党的工作重心是以党主席为首相的政府，但政府决策必须经过议会讨论并批准后才能形成国家意志，才能指导全国人民的行动。因此其议会党团在政府决策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在一定意义上说具有决定性作用。其政府提案在提交议会之前，政府主管大臣应先向本党议会党团做出介绍，并与有关议会常设委员会中的本党议员就此进行对话，以便先取得本党议员的支持。在议会主管常设委员会对政府提案进行初审时，社民党议员为之进行辩护，同时努力推动其尽快结束审议并将该提案提交大会讨论。在议会对政府提案进行辩论并进行表决时，社民党党团将通过投票保证其政府提案获得批准。在其长期执政期间，社民党议员坚决支持政府，为本党主张顺利变成国家意志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野时，社民党向议会提出的所有议案都必须以其党团名义提出。其议员在有关议会常设委员会里也极力宣传本党主张，但由于其议案在委员会中难以得到多数支持，因此也就很难提到议会大会讨论。议会党团有着严格纪律。议员个人或者与其它议员合作提出议案时得向议会党团报告。根据党纲、党章和党代会决议，党团成员对议会中正在讨论的问题应努力采取一致的立场。如果有议员对议会党团所采取的立场拟公开提出异议时，得事先向党团会议提出。而且这种个人意见不能危及党团在该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议员不得对外泄露内部讨论的问题，并按党团规定向党交纳办公费。
社民党在欧洲议会、各省、市议会及其教务会议都有党团组织。除社民党欧洲议会党团和教务会议党团向党的理事会报告工作外，其省、市议会党团分别向党区和工人公社理事会及其代表大会报告工作。
（九）党的纪律
社民党在党内实行民主，党员有对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进行讨论和提出建议、意见的权利，但在党中央做出决定情况下，党员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不得公开与党唱反调。对那些进行与党的基本纲领明显不一致的宣传或者以其它方式伤害党和党的活动的党员，由理事会决定开除党籍，但这需得到四分之三以上理事的同意。由工人公社决定除名的党员，可由党的执行委员会决定暂时停止其党籍，以待理事会就此做出决定。但对在工会斗争中或者在大选中公开与党不保持团结，或者加入其它政党的党员，党的执行委员会有权开除其党籍。这种决定需要执委们的一致赞同。
在其历史上社民党曾经存在严重派别斗争甚至发生过分裂，该党曾经开除过个别为首分子。近半个多世纪来，社民党内部比较团结、统一，但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仍然经常发生。90年代上半期，总工会主席（社民党常委）对党的政策调整的公开批评被资产阶级报刊諷为“红白玫瑰之战”，但并没有导致党内任何组织纪律措施。本世纪初，社民党内对瑞典是否加入欧元区又发生激烈争论，几位政府大臣公开与中央决策对着干，也没受到任何纪律制裁。因此该党重视党的纪律，但更重视党员民主权利。对一些重大政策问题上公开争论和对党的政策批评，该党领导往往采取容忍态度，对执行党的纪律慎之又慎。
（十）有关组织
社民党下属组织有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妇女联合会、瑞典社会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瑞典基督教社会民主主义联盟和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学生联合会和“少年之鹰”组织。其外围组织有总工会、工人教育协会、合作社中央组织、人民公园和人民大厦组织等。下面就其中几个主要组织进行简要介绍。
1． 社会民主主义妇女协会（SSKF） 1892年成立。其成员组成的妇女俱乐部加入当地工会公社后也就加入了社民党。在同一个省区活动的所有妇女俱乐部组成了地区妇协。地区妇协通过组织与宣传工作支持妇女俱乐部活动。全国妇协每两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总结过去工作，提出未来工作计划，选举主席和书记，领导协会工作。妇协主要通过制造舆论，影响社民党、议会和政府，实现妇女协会大会确定的政治目标。其主要活动是发展组织、通过公开集会、研讨会、学习班等方式进行政治活动，维护妇女权益，从事国际交流活动。50年代后期妇女协会十分活跃，对社民党政府最后决定不研制核武器起了重大作用。1960年，其组织曾经达到7万人。1985年有会员39,000人，有780多个妇女俱乐部。
2． 瑞典社会民主主义青年团（SSU） 成立于1897年。在大部分成员分裂出去加入社会民主主义左翼党后，1917年进行了重建。其宗旨是组织、教育青年人，按照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影响社会发展。曾积极参加争取实现普选权的斗争。二战中坚决反对法西斯主义，帮助许多难民逃离法西斯控制。战后积极从事国际和平活动，坚决反对美国侵略越南、苏联侵略阿富汗，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民族和民主运动。80年代以来积极从事环保工作、支持男女平等和国际民主与人权行动。
其每两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主席、副主席，讨论工作计划和方向，修改章程等。社民党三任主席都曾是该协会领导成员。1987年有团员69,000人，下设26个地区机构和1200多个地方组织或俱乐部。
3．瑞典基督教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SKSF）成立于1929年，其指导思想的核心是信仰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人们的价值观应该贯穿于私人生活和共同的社会建设之中。政治是人们改造世界的工具，但要改造世界就必须向世人介绍为什么和怎样改造世界。因此人们就必须有信仰，有价值观。基督教社民党人价值观的核心是“公平”，人们公平地“分担对方的负担”。主张作为上帝的同伴，人们要共同致力于有着社会公平、经济平均、文化多样、宗教自由、男女平等和环保责任的民主社会的实现。
该会有三级组织：其成员组成小组，参加当地工人公社活动，小组联合建立地区组织和全国联合会。联合会代表大会是其最高权力机构，每两年开会一次，选举联合会理事会、讨论活动计划和修改章程等。1960年其会员最多时有1万人，分为337个小组。出版报纸《博爱》。
4、总工会（LO） 成立于1898年，是由独立的行业工会组成的工会联合会。其宗旨是提高工人工资并改善劳动条件。开始时主张联合从事同种工作的所有工人，进入二十世纪后逐步改为联合同一企业工作的所有工人，从而使工会之间矛盾减少，总工会得到迅速稳定发展。1940年至1978年间，其成员工会由46个合并成25个，会员人数却由97万增长为205万，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中最大的市政工人协会（45.6万）、冶金工人协会（44.6万）、国家雇员工会(19.1万)、建筑工会(15.6万)、商业工会(15.2万)、工厂工会(10万)和木材工业工会(8.2万)，这七大工会拥有总工会会员之75%。
这些全国性行业工会一般有三级组织：工人俱乐部，地方分会和全国协会。其全国协会的主要任务是代表本行业工人与资方组织谈判工资与劳动条件问题。双方达成全国性工资协议后，其地方分会或工会俱乐部可与有关企业谈判协议的补充与解释性条款。在协议有效期内出现劳资纠纷由劳动法庭裁处，工会无权罢工。在协议失效后，工会有权举行罢工，但全国协会对其下属工会的罢工要求有否决权，因为任何罢工都会涉及整个组织的利益。行业协会可要求总工会协助其进行谈判，也可授权总工会代表其与资方谈判。但总工会与资方达成的任何协议仍然需要有关行业工会的批准才能生效。
总工会有三级决策机构：全国代表大会、书记处和代表委员会。其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是总工会最高决策机构。其与会的340名代表由各成员工会根据其会员多少选举产生。代表大会选举的15人书记处（包括主席、副主席等）在大会闭幕期间领导和协调总工会工作。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其成员工会根据其会员多少选举产生一个总工会代表委员会。在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期间，代表委员会每年召开会议讨论总工会重大的问题，并听取书记处的工作报告和计划。书记处向总工会代表委员会负责。由于总工会是一个工会联合会，书记处所做重大决定只有得到所有成员工会批准后才能生效。总工会下设地区分会和地方工会，负责协调各个行业工会的地区与地方组织活动。
总工会是瑞典最大群众组织，现在有15个成员工会，180万会员，组织程度为80%。总工会主席是社民党中央常委，其成员工会的领导和工会干部大都分是社民党党员。他们思想上支持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上与社民党密切合作，经济上每年对该党提供大量资助。总工会是社民党的主要合作伙伴和社会基础。
作为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社民党坚决维护工人利益并通过立法等手段支持工会发展。1934年，社民党通过立法资助工会建立失业基金。除了支持工人组织起来为提高工人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斗争外，社民党还通过立法缩短工时、增加假期、建立健全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等不断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1972年，社民党政府通过《股份公司和经济组织中职工代表权法案》，使雇有25人以上的企业理事会中都有职工代表。之后又通过《就业保护法》和《劳动环境法》，对企业解雇职工的权力进行了重大限制，并加强了工会在劳动环境和工作条件等问题上的发言权。1976年通过的《劳动生活中的共决权法案》规定了企业一切重要决策事先都要听取工会意见，从而大大提高了工会的社会地位。政府所有提案和调查报告都要征求劳资各大组织意见。但社民党从来不干预工会的内部事务，更不干涉工会人事安排，而是让工会自主地与资方谈判，解决关系到工人基本利益的工资与其他工作条件问题，从而使工会得到了绝大多数工人的拥护。工人组织程度高达80%至90%。社民党和总工会相互支持、相互补充，长期来主导了瑞典社会的发展。1974年，总工会会员达到186万人，其中39%集体加入了社民党，使党员人数突破100万大关。集体入党的工会会员占党员总数比例上升到73%。
4．瑞典工人教育协会 1912年成立，旨在帮助其成员掌握能够影响自身生活和社会的工具。它是非政治性组织，但思想上接受社会民主主义。其理事会由其成员组织选举产生，各组织选举权大小根据其人数多少而定。它有社民党、左翼党、总工会和消费者合作组织等59个组织成员，还与50多个组织有合作协议。主要任务是为瑞典工人运动和其它成员组织进行教育培训，同时也对社会开放，从事群众性文化教育活动。2004年有64万人参加了其组织的学习班，如与总工会合办的有3.4万工会会员参加的工会基础知识教育和与卫生学院合办的有1.1万参加的卫生知识教育等。同年，工人教育协会还与250个市政区文化机构合作，搞了有350万人次参加的5万次文化宣传活动。
三、社民党组织结构和政策的调整
进入20世纪60年代，瑞典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产业趋向萎缩，第三产业地位上升。随着社会福利的建成，贫穷百姓人数大大减少、中间阶层迅速扩大，社会结构由宝塔形向两头小中间大的枣核形发展。这是瑞典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是社民党社会变革的产物。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经济全球化加快，瑞典经济对外界依赖程度提高。信息和媒体技术迅速发展，媒体在政治舞台上支配性地位日渐突显，对各党特别是社民党带来了严重挑战。
为了应对这些变化，社民党对其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进行了重大变革，调整了筹资方式和与工会关系，加强了党内民主和廉政建设，从组织上保证了其福利社会建设和后来的大规模政策调整的顺利进行。
（一）扩大经费来源
随着50、60年代经济结构变革的深入，作为社民党主要社会基础的产业工人特别是农业工人迅速减少，使该党迫切需要在日益增长的中间阶层中寻求支持，扩大选民基础。1957年，社民党提出附加退休金计划，主张在普遍养老金基础上通过向雇主征税建立根据其退休前收入多少而定的职工附加退休金。在当时高级职员通过劳资协议已经得到退休金情况下，这个建议将进一步提高工人和中小职员的退休待遇。但其政府合作党――农民协会对此很不理解，其它资产阶级政党更是坚决反对。为此，社民党决定举行公民投票并解散政府进行新的大选。经过几轮反复较量，1959年，社民党仅以一票之差赢得了这项改革，从而得到了许多中层选民的支持，在1962年地方选举中该党获得了得票50.5%的好成绩。
在公民投票和大选中，社民党迫切需要媒体的支持。但当时大多数报纸为资产阶级党派所掌握，而社民党所属报纸却大部分处于困难中。社民党和总工会对其进行大规模投资和改组之后，仍然未能挽救其最大报纸――斯德哥尔摩日报的破产。在1960年大选中首次进行政党领袖电视辩论之后，电视在媒体界的支配地位更加突出。宣传费用的激剧膨胀对社民党和总工会造成了沉重压力。
为了摆脱这一困境，1963年，社民党政府下令对报界的经济条件变化和国家在维护新闻舆论自由可能采取的措施进行调查。经过两年工作，调查委员会提出报告并建议国家向与报界关系密切的议会各党提供2500万克朗的资助，以帮助有关报刊度过难关。在这个建议受到资产阶级政党反对的情况下，1965年，社民党联合经费匮乏的左翼党和中央党通过议会决定由国家每年提供2300万克朗[6]的政党补贴，按各党在议会席位的多少进行分配。1969年，政府通过立法要求地方政府依据同样原则向各政党提供经济支持。1972年，议会又通过议会决定对经济困难的地方报纸提供国家资助，从而使其经济困难大大缓解。
借助国家资金解决政党经费困难是社民党的一个创举。社民党宣称，各政党在瑞典民主制度中起着重要作用，国家有责任支持它们完成其任务。后来国家资助被扩大到在大选中得票超过2.5%的所有政党，但社民党作为议会最大政党从中得到了最大的经济支持，是不言而喻的。1987年，该党得到国家资助4021万克朗，占其当年开支之43%。进入90年代，社民党积极探索收入来源多元化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直到2002大选年，公共部门资助仍然是其收入最大来源（占36%），而34%来自其经济活动收入， 22%来自工会捐款，仅8%来自党费收入。但议会立法对资助数量和分配方式都有严格规定，任何政党都无权动用政府预算资金，更不能染指国库。
（二）调整党的地方组织
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社民党始终把取得对各级政府权力特别是全国政府的领导权作为其工作的中心目标。因此该党的组织建设与国家政治结构设置密切相关。党的中央组织以全国政府为工作目标，党的地区组织――党区与大选选区和省议会辖区大体相一致，而工人公社活动主要以地方议会和政府为目标。因此当瑞典60年代后期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决定把全国800多个城镇合并成279个市政区时，社民党也随之进行了其自1911年组织总体框架确定以来的最大规模的组织调整。
经过反复讨论，1968年社民党党代会决定在每个市政区仅保留一个地方组织，而把较小的500多个工人公社统统改为社会民主主义协会。为了发挥这些基层组织的积极性，社民党代表大会决定让这些协会保留各自章程、经济上的自主权利和根据党纲自主地开展工作的权利，从而加强了其基层组织的自主性和活动能力。
（三）变革工会集体入党制度
工人集体入党制度使社民党获得了巨大的人力与物力，因而也就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的眼中钉。社民党书记布·吐莱松在1984年党代会上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对我们党与工会的合作方式进行攻击，但实际上他们对我们怎样组织起来并不感兴趣，他们所要打破的是社民党与工会之间的合作，其目的是要削弱社民党。”因此，长期来该党在组织上坚持与工会密切合作。同时，该党对此也进行了许多宣传解释工作，强调工会集体加入并非来自上级命令，而是地方工会的自愿行动。工会会员如有异议，也有机会做出个人保留等。
这些解释并没有减少资产阶级政党的攻击。随着苏联和东欧的变化和国内自由主义势力的上升，这一制度连同其职工基金迅速成为资产阶级攻击的主要目标。正如总工会主席所说，它变成了“挂在工人运动脖子上的一个磨盘”。因此当1986年左翼党决定支持资产阶级政党通过议会立法禁止集体入党之后，社民党理事会立即宣布将在下届党代会上就集体入党问题做出新的决定。
1987年，该党党代会通过决议说，社民党欢迎地方工会组织继续集体入党，但其所属会员只有提出个人申请后，才能成为正式党员。加入党的工会组织按其会员人数交纳党费，在党组织内有表决权和建议权，但其权利大小取决于正式入党的人数多少。社民党还呼吁工会继续向社民党提供捐款，帮助入党的工会会员交纳党费、支持其在党内组建工人俱乐部等。
这是社民党在组织建设问题上的又一个重大变革。这一决定对社民党组织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其建党以来的所有组织调整。当1991年底这个规定最终落实时，社民党党员总数由80年代的百万之众骤降到26万人，党的基层组织减少了三分之一多。加上90年代瑞典工人运动两大组织之间对政策调整的公开争斗，社民党组织受到了很大削弱，工会对社民党的决策的影响也大大下降。到2003年，仅三分之一的党区中还有集体入党工会组织，党员中仅55%是工会会员。
（四）在调整中对自身进行重新定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社民党再也无法维持其以“高福利、高工资和高税收”为特点的传统政策。为了维护其执政党地位和国家长远利益，社民党自80年代中期开始调整其国家干预力度和方式。该党先后取消了对瑞典人到国外投资和外国人到瑞典投资的限制，取消了国家对农产品补贴，取消了国家对外汇市场的行政控制并对国有企业实行了以赢利为目标的重大改革。1989年，社民党与人民党达成协议，决定将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由原来最高的70%降到50%，把资本所得从个人总收入中分离出来单独交税30%，把企业所得税由过去的56%降到28%。为了缓解经济过热问题，1990年，社民党政府又不顾工会反对，提出了冻结工资和物价与禁止罢工的主张，之后它又决定将病假工资由原工资的90%降到头三天65%、之后80%。同时，社民党还调整其对欧盟政策并决定联合资产阶级政党共同申请加入欧盟。为了缓解其高福利综合症和政府财政困难，1994年，社民党不顾严重的失业问题，决定把控制政府开支、降低财政赤字作为其首要政策目标，并在前政府削减福利基础上，把社会保险的补偿程度由80%继续下调到75%。
这些市场取向的改革对于瑞典克服福利社会弊端、恢复国际竞争力和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是十分必要的。但它们却影响了众多工人特别是下层民众的利益，使瑞典社会差距重新拉大，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模糊了该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区别。工人们说“我们都不认识党了”。总工会主席多次发表讲话公开抨击“首相府右派”。许多工人对社民党由发展社会福利转向削减社会福利、由限制社会差距到纵容差距扩大不理解。许多工人对社民党在1994年失业率超过10%的情况下，坚持紧缩开支、削减福利表示愤慨，称之为“背叛”并离党而去。90年代中期社民党政策大调整诱发的党内“信任危机”最严重的七年间社民党党员减少了40%。社民党组织受到很大削弱。
面对这场严重的信任危机，社民党多次组织党内协商和对话，教育党员从国家与民族长远利益出发支持政策调整。社民党主席甚至用其担任政府财政大臣时到国外借贷时遇到的尴尬局面告诫全党“负债者没有自由！”（插图10）。社民党在其中央机构设立了工会委员会，加强与各级工会进行政策协商，同时还努力采取措施修补与工会关系。1994年，在把紧缩开支消灭赤字作为政府主要目标的同时，政府决定把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提高到55%，以便使高收入者为政策调整承担更多费用。同时政府在改革福利制度的同时强调教育、医疗和护理等基本福利不能受市场控制，决定患者一年的医药开支超过270美元的部分完全免费。随着经济的好转，社民党决定从1998年1月起将其社会保险补偿度调回到80%，使绝大多数职工的医疗保险金加上劳资集体协议补贴，可达病前工资之90%。2000年政府在恢复福利金基数全额的同时，提高补充养老金、提前退休金、儿童补贴、住房补贴和没有参加保险的失业者现金补贴等，从而使1996年至2006年工薪者实际收入出现44%的较大增长。
针对苏东巨变触发的反对社会主义的国际逆流和党内信任危机，该党在其2001年制定的新党纲中首次明确声明，瑞典工人运动意识形态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强调“在资本与劳动的冲突中，社会民主党始终代表劳方的利益。社民党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始终是资方统治经济和社会要求的对手”。在苏东巨变、许多欧洲共产党改旗易帜情况下，社民党的这一自我定位赢得了工会的巨大支持。国家形势的好转和实际收入的增加也教育了工人群众，总工会主席在会上宣布动员工会积极分子入党，目标是把工人党员发展到10万人。这一努力取得一定效果。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在2002年大选中，60%的蓝领工人，39%的白领职员和26%的高级知识分子投了社民党的票，从而使社民党首次成为同时获得瑞典三大劳工组织成员投票最多的政党。社民党赢得了这次大选。但经济全球化发展和社民党的市场取向的政策调整，使民众，特别是青年工人对通过入党来改善自身处境的信心下降，这些措施未能从根本上扭转社民党党员下降的趋势。
（五）加强廉政建设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各党派对选民争夺的加剧，社民党能否保持其工人阶级政党的廉洁形象就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因此社民党特别重视党和政府的廉政建设，早在1962年就把禁止政府官员贪污受贿列入《国家刑法》。1978年又把法律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公共部门和私人企业雇员，强调：不仅索贿、受贿者有罪，行贿者同样有罪；收到贿赂者有罪，未收到贿赂但没有明确拒收者也有罪；在任上收受贿赂有罪，就任前或离任后受贿仍然有罪。
随着社民党的政策调整和党内信任危机的发展，社民党更加重视党和政府的高级官员的廉政问题。在加强以法治党、以法治贪的同时，努力启发党员干部自觉性，通过“协议”形式推动政府高官经济公开化，主动接受选民监督。该党要求其大臣们随时向首相府法律司长报告其资产和变化情况。1994年，当社会上许多人大搞基金发财时，社民党大臣们一致决定公布其向政府报告的个人基金情况，同时同意登记其亲属的基金资产。1995年，大臣们又就完全放弃个人基金，或者委托他人代理其基金事务达成一致。1996年6月，大臣们同意登记、公布其担任政府大臣以外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其与前雇主所签的还在支付的工资、退休金等报酬合同，其与现在的、将来的雇主达成的职务或工作合同等，以便接受选民监督。同年，社民党在议会通过立法对所有议员也提出了这类要求。1996年，社民党中央还专门组织调查并就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应该遵守的道德提出了八条标准。
在加强党内制度建设与政府体制内监督的同时，社民党还坚持新闻自由，利用舆论和媒体监督保证党的廉政建设。1995年，当社民党主席卡尔松要求辞去党内外职务，党内正忙于酝酿新主席人选时，社民党报纸登出了当时呼声最高的政府副首相曾经使用公家信用卡购买私人物品的消息。尽管涉及金额不大、而且早已归还，但党内外强大的舆论仍然迫使她退出竞选并辞去了所有公职。同期，总工会主席也因报纸揭发其女儿绕过排队，提前租到廉价住房事，公开向民众道歉，其女儿则退还住房。因此，尽管社民党内没有设立专门的纪检机构，其强大的舆论监督与其党内生活民主化相配合，使得社民党政府成功地保持了较高的廉洁度，绝大多数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能够与民众共同渡过政策大调整难关。
（六）加强党内民主
瑞典社会民主党是一个以民主为根本的人民运动。早在1960年，其党纲就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长期来，其党内民主有效地保证了党的统一，同时也成了其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重要武器。1965年，社民党首次由中央发起，各级领导带头，3万多党员和工会会员围绕“党的未来目标问题”进行了大讨论。类似的政策协商和讨论后来还进行过多次。 1967年，有2.5万名党员就经济政策进行大协商。1969年，4万党员就税收政策进行讨论。1974年，4.4万党员就能源政策进行了对话。1978年，6.5万党员就职工基金问题进行协商。这些协商促进了党内团结，有助于共识的形成。面对全球化、媒体化发展和其90年代政策大调整所遇到的阻力，这类党内协商和讨论更加频繁。（插图12）十年间仅全国党代会就开了五次（党章要求四年一次），党区代表会和公社大会接连不断，围绕这些会议进行的政策协商不计其数。在党内生活中，该党更加重视民主原则，在党内各级选举中坚持候选人全部来自党员提名并经过相应会议的表决。选举中一人一票，得票多数者入选。在进行决策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特别注意保护党员的个人权利。党内还引进了公投机制。只要有5%以上党员要求，理事会就必须组织对某问题进行党内公决。2003年，在关于是否加入欧元的全国民间测验中，该党在党内分歧严重情况下干脆让党员自行决定立场，也是该党把民主作为党内生活最高原则的一个例证。
社民党党内民主传统推动了瑞典社会民主的发展。社民党经常与在野党进行商谈，特别是在国家困难或者是危机时期更加主动与在野党进行政策协商。1939年二次大战爆发后，社民党与在野党协商并共同组成大联合政府，领导国家共渡战争难关。50、60年代社民党首相多次请在野党领袖和资方代表到其乡下别墅共商国事。（插图6）1974至1975年，帕尔梅政府为打破“抽签议会”的僵局多次邀请在野党进行协商，并与中间党派就经济政策达成了重要协议。1981年和1989年，社民党与中间党派就所得税改革两次达成协议。1992年货币危机时，社民党又应邀与四党联合政府进行磋商，并支持政府提高银行贴现率和实行紧缩政策。1994年，社民党政府与中央党就执行经济紧缩政策进行合作。1998年至2006年，社民党与左翼党和环境党多次协商，并在它们支持下执政。社民党长期执政期间形成的这种民主协商传统对瑞典社会的和谐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社民党还不断完善选举制度，努力扩大选民权利。在瑞典各级议会选举中，选民投的是其所喜爱的政党的票，各党按其得票比例分配议席。候选人能否当选取决于本党得票多少和其在候选人名单上的排位。为了扩大选民的影响，社民党修改法律，使广大选民自1998年大选起不仅有权选择自己喜爱的政党，而且有权在其选定的政党候选人名单上圈定自己最喜欢的人，从而影响该党候选人的排列顺序，使在该选区得到本党8%以上选票的候选人，可以优先本党其他候选人当选。
为了使党内协商制度化，1997年，社民党还成立了党的信任委员会。信任委员会每年最少开会一次，就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协商。该委员会的120名委员由各党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理事会成员、党代会任命的审计员，党纲委员会成员，党区理事会主席均可与会。社民党议会党团和瑞典社民党驻欧洲议会代表团和党的其它下属组织也有权派代表参加信任委员会会议。
由于党代会和其它形式的协商频繁，信任委员会没有发挥其应有作用。同时，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理事会虽然成员有限，但党章规定其开会时许多人有权列席会议并有发言权，以致列席人员常常超过正式与会人员，从而影响了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决策能力。加上其频繁的各级党代会、协商会，使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陷身于文山会海之中，大大压缩了党的组织建设工作的空间。
（七）加强对媒体的工作
如前所述，为了保证新闻自由，减缓新闻媒体的集中化发展，社民党通过立法给予议会各党以新闻补贴。同时社民党还通过立法规定国家广播电视为社会所有，应该排除商业利益为公众服务。但这些措施未能阻止新闻媒体的私有化、商业化和集中化发展步伐。随着私人财团和外国媒体的介入，瑞典媒体国际化、政治媒体化步伐加快，对各政党特别是社民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社民党在通过国家干预延缓媒体商业化发展的同时，还努力利用新技术带来的新机遇，大力推动政府办公电子化，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把政府所有文件上网，扩大民众的知情权。还利用新闻招待会和报纸、电台、电视和网站等渠道努力把政府主张和政策迅速传播到广大民众。社民党还为各级党组织建立了网页，在党内不同群体间发展网络，使其主张通过电脑网络直接传达到党内群众和广大选民。社民党还通过工会和其影响下的工人教育协会等机构大力推广信息技术，甚至通过减税手段鼓励企事业单位帮助职工购买电脑设备。近年来，该党还开办了《对话》和《当前政治》等党员报以加强党员之间的交流。
（八）修改党章
为了加强党的建设，更好地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2005年社民党代表大会通过修改党章，强调“瑞典社会民主党是一个以民主为基础的人民运动。党对社会发展的政治理念要求党员与选民保持密切联系。党必须是一个扎根于民众日常生活的积极的、现代的人民运动。”新党章明确地阐明了党员和党的干部的权利与义务，强调社民党党员不能公开与党不保持团结，不能公开与党的基本思想唱反调，不能伤害党或党的活动，从而在加强党员权利的同时强化了党的纪律。大会要求，在不同层次上加强党与工会间合作，在深化两大组织间合作的同时，在妇女、青年和移民比较集中的工人群体中加大工作力度，争取在发展工作上取得新的突破。为此，党代会要求各级党组织不断发展“党籍的价值”，使党籍真正能够给人们某些“非党员得不到的资源，帮助个人发展和决定个人参与程度的权利”。新党章取消了党员只能加入其住地党组织的规定，同意党员根据个人意愿可以把党籍转到其他工人公社或者自由党员小组，党员可以凭党证参加其它协会活动。决定建立统一的党员登计制度、党员把党费直接交给中央党办等，以减少基层的行政负担。
（九）加强国际合作 社民党认为经济全球化发展要求工人运动政治工作的国际化。因此它在积极参加联合国、欧盟和其他国际组织活动的同时，积极支持第三世界争取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的斗争。同时，该党还是社会党国际的重要成员，并在瑞典加入欧盟之后加入了欧盟社会主义政党组织。
四、社民党面临问题
经过艰苦努力，社民党内思想日渐统一，与工会关系迅速改善，保证该党顺利地实现了其政策调整的目标。但该党的政策大调整极大地消耗了其组织资源，特别是2006年大选中的失利使社民党的组织建设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90年代社民党进行的巨大政策调整，使瑞典克服了福利社会常见弊端，经济恢复了活力。据统计，1989年至2000年，瑞典工业生产率提高了59%，在西方国家中名列第一。其企业经营综合成本下降（比德、美、英分别低30%、20%和15%），市场规范化和廉洁度不断提高，瑞典因此成为最受外资欢迎的欧洲国家之一。同期，政府财政收支由1994年的赤字(相当GDP之10.8％)转变成2000年的黑字(GDP之4.1％)。瑞典国家债务占GDP的比例也由76.2%下降至55.6％，公共开支占GDP比例也由67.3%下降到55.4%。社会福利开支占GDP之比例由1993年的38.6%下降到1999年的32.7%。临近2006年大选，瑞典经济继续走好，世界经济论坛宣布瑞典国际竞争能力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三位。
经济上升的形势使该党出现了过分乐观的情绪，而没有充分重视反对党阵营发生的变化。为了推翻社民党政府,保守党接过了许多社民党的口号并把其包装成一个新的“工人党”，同时与其它资产阶级政党首次结成了竞选联盟。更为重要的是，该党在大好经济形势下忽视了失业问题仍然困扰着许多民众，特别是青年人，使充分就业问题这个社民党的传统强项变成了反对党手中的尖锐武器。20多年来该党在整顿经济、改革福利过程中又得罪了不少中层选民。加上媒体极力渲染政府在处理在泰国海啸遇难公民问题中行动缓慢，把这次大选描绘为在“苍老、疲惫”的佩尔松首相与生气勃勃保守党主席之间的选择，从而使社民党在经济形势大好情况下遭到惨败，得票（35%）下降了4.8个百分点，遭到自实行普选权以来的最大挫折。与其合作的左翼党和环境党地位也有所下降。
大选失利使社民党与其大调整成果失之交臂，而使其组织方面为之付出的代价变得更加沉重。其频繁进行的内外协商耗费了该党绝大部分精力，而挤压了组织工作所需要的时间和空间，使其一直未能扭转困难局面。自1991年放弃工会集体入党制度后，其党员人数除个别年头外持续下降，到2007年年初下降至12.5万人，仅相当于1983年其顶峰年代的10%。其中工人占55%，其它为职员、自由职业者、退休人员、学生等。现有2900个基层组织中有不少协会依赖于个别骨干，有些协会活动处于停滞状态。2003年其多数工人公社人数不到300人，仅半数公社雇有专职干部，而且多为部分时间工作者。其党区党员人数在1800到13,600之间。在2002年大选中，其党区组织程度（党员与选民相比的比例）在4.4%到12.9%之间，其自有资金占其总开支比例从18%到110%不等。在双方共同努力下，社民党与总工会关系近年来大大改善，双方合作加强，政治协调深化。在2006年大选中，尽管中间选民大大减少，但仍有60%的工会成员投票支持社民党。
现在社民党仍然是瑞典最大政党，有着最大工薪者组织总工会的坚决支持，在全国有着79至80万“铁杆”选民，在社会各界也有着重大影响，因此社民党仍然是瑞典政治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瑞典社民党党员、工人公社和在议会[7]席位发展情况
五、一点启示
自社民党1920年首次执政到现在，瑞典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瑞典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瑞典人民劳动与创造的产物，也是与社民党长期执政期间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取向的改革的结果。这与社民党在组织建设方面做出的巨大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近半个世纪以来，瑞典社民党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媒体化的挑战，在调整政策的同时，对党的组织和运作方式进行了重大改革。社民党在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同时，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实行市场取向调整的同时，社民党坚持其工人阶级政党性质，在变革工会集体入党制度的同时，坚持与工会组织密切合作。社民党坚持以民为本，在发展生产的同时，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即使在困难和调整中也不忘劳动人民的基本保障；其坚持以民主为立党之本，坚持以党内民主促进社会民主，以党内协商推动党外合作，从而调动了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性，保证了其福利社会建设和政策调整的顺利进行。尽管新闻媒体对其有许多攻击和不实报导，但社民党始终坚持舆论自由，坚持政府文件公开化，坚持各党派之间的公平竞争，从而促进了社会的透明度和政府的廉洁性。该党坚持结社自由，支持各类民间组织的参与和发展，即使对其盟友――总工会也从不干预更不代替其工作，而是支持其在与资方斗争与妥协中成长，从而保证了社会的民主化与多样性发展。
但该党在进行党内外政策协商过程中过分注重形式，各种会议太多，以致影响了党的工作效率特别是组织工作的落实是值得引以为戒的。瑞典社民党的党建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
[1]受1871年巴黎公社影响，许多瑞典社民党地方组织主动为自己起名为“工人公社”，1900年社民党党代会正式将工人公社定为该党地方组织名称。
[2] 党区是社民党的地区性组织，所辖地区与议会大选选区相同，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与省行政区划分相符。
[3] 克拉斯·涛林（1860－1927）瑞典工人活动家，自1896年至1907年任社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07年成为总工会代表并辞去社民党执委会主席职务。
[4]布朗亭（1860－1925）社民党政治家，1889年参与创建社民党。1907年至1925年任该党主席。1917年参加社民党与自由党联合政府并担任财政大臣。1920年至1925年他领导社民党三次组阁并担任首相。
[5] 瑞典有21个省和289个市政区。行政上分国家、省和市政区三级管理。全国议会、省议会和市政区议会是其相对应的民选机构。
[6] 克朗，瑞典货币单位，目前克朗比人民币元稍高。
[7] 瑞典议会1.970年由两院制改为一院制和议会总席位也有调整。因此附表中社民党议员数量仅粗略地反映了该党在议会力量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