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赣南又一枝“红杏”出墙，这就是李伟明的《领导干部读〈资治通鉴〉》（华文出版社，2009年2月）。从3月开始，且不说出版方在主流报刊电视台出于营销的广告，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计有上百家主流媒体发过消息和书评。据说《解放日报》正连载此书，一些地区把它列为“科学发展观学教活动”学习用书和读书活动用书，有的大报还对作者有意做采访。一不小心，处世低调的李伟明就“红火”了一把。这是他孤灯之下借《资治通鉴》泄心中忧思所没有想到的。
当今时代，如果仅从上述效果来评判李伟明的历史随笔，显然还不足为训。但我从民营书店此书的大受欢迎，也就认为，此书不仅撞击了时代的神经，而且以一定的内质赢得了众多读者的青睐。
这类历史随笔受到广泛的欢迎，有着近年历史随笔走俏的背景，当然印证着国民对国粹兴趣的递增、对历史——国学的热情重燃，同时也显示国民思想的空茫状态，一个民族像一个人，他缺少什么就会产生相应的需求，于是有着浓烈的“补钙”意味的这类历史随笔应运而生，它们也就具有在本真民族文化传统上催生出现代精神之树的建设性意义。某种程度，也是对近年戏说历史——美化历史和遮蔽历史的反拨，对了解真实历史的渴望。李伟明从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切入，是个不错的却是难度不小的角度，他面对的是历经数千年中国历史及无数皇室、家族和个人炯然有别的命运，从中感觉由司马光贯注的中国历史文化的公正之心和良心。
责任感与生命激情化为一体，思辩与现实感相融会，现实性针对性趣味性启示性俱佳，知识性趣味性启示性大众性相统一，这正是本书拥有广大读者最内在的原因（当然，出版社到位的市场运作也是一个成因）。
二
在许多局外人看来，能够如此深入此部繁浩的“帝王之学”，顺手拈来，又用明白畅晓的现代口语予破解，一定是一个穷经皓首颇有阅历和城府的老者，然而，千真万确，这只是个70年代出生，如今在一个地方报社普通的编报人员。要是套用“文如其人”的中国老话，从此书内容分为“治人”、“治事”、“治世”三大部分数十篇文章中散溢的“平常心”——客观、正直、从容、低调、绵密和深入的气韵，得知这是一个既能沉浸更能（某种程度）超拔《资治通鉴》，既入世又超脱，既有历史涵养更有现代意识的青年学人，不禁让人存几分惊异。我把此视为渥浊世界中悄然涌漫的一股社会清流，为之感到欢欣。
伟明并不是为迎合什么而写，他是有感而发，悄悄地写，坚持着写（他拒绝从政的诱惑）；此类历史随笔早已散见于各主流报刊，受到了基层读者的好评，我所在县好几个在乡镇任职的朋友就问过我“哪个是李伟明”，他们喜欢这种富有中国血脉又有现实关怀而且行文风趣活泼的历史随笔。“读者”构成了他一种精神动力。
我更知道，之前他写了不少生活随笔，出版了如《平常人事》（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的小册子，还发表了乡土味很正的短篇小说。其时，我把他看作是一位能沉静读书、潜心写文章、执著做事、有自己人生定位并追求的青年人，不摆显不招摇也不苟且，又能让人感觉到骨气文气——凛然正气，我喜欢同这样踏实的人交往，但又油然感到当今利禄滔滔人心浮躁的年代，这样的有心有志之人日见其少。去年我曾经打算为他的《平常人事》写点什么，不过又听说某出版社准备集辑出版他读《资治通鉴》的历史随笔，我心为之一动，感觉到他扑进了一个新领域——他的历史随笔已初显个性和特色。
实话实说，此前伟明那些发表在一些报纸上读《资治通鉴》的历史随笔，我所接触的只是寥寥数篇，因而无法知道他已一头扎进《资治通鉴》——显示他文论个性和特色的进取姿态（这需要多大的定力与韧劲啊）。何况，依我的观察和感觉，报纸的局限性太大，是很难把一个社会问题思想问题精神问题说得得透彻的，既选择做学问，报纸只是作用很有限的“拐杖”，还得选择专业性较强的刊物，自己的学识修养学业品格才能较充分展现。再说，浸透中国历史文化汁液的《资治通鉴》虽然被一代代国人所欣赏借鉴，在由传统转向现代的时代，其局限性也很明显，要阐述出新意和深意委实不容易。所以，当时我并不怎么留意他此类“报载”文章。
可是，在我逐一阅读这部形成专著的厚书，每每被书中篇什丰富的意蕴、强烈的现实感、质朴的、深入浅出的表达所打动了。伟明找到了属于他的角度和谦谦君子式看似平和其实深刻的表达方式，初显出他的“文格”。我先前的所谓判定是不对的。他将“触角”抵达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领导层、单位层、专家层、知识分子、社会时尚、流行“病相”、命运无常、人心向背、从高层到草根、成功者失败者、人格建设等），就是说，“现实”是他的触发点，“现实关怀”“人文关怀”是他的精神推动力量。他娴熟地从《资治通鉴》及历史典籍中出示相应的典故，“世界上很多道理并不会因为某个时期的结束而随之消失……它们的内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实是相通的。”（P142）这就让人觉得握有“现代利器”活得风光的现代国人，其实并没有走远，依然徜徉于历史的阴影下或惯性中（如从现实中的“玩形式”追溯到东晋“玩形式”大师桓玄的种种行径），历史就在我们身边，历史即现实，这又使人感叹，尽管我们频繁使用“改朝换代”“天翻地覆”“大国崛起”一类大词，我们思想思维——心灵深处，历史惰性犹如暗流生生不息，像绿苔一样匐伏在我们内心，成了我们生命的无意识。
多少年来，历朝历代虽有官宦学人读《资治通鉴》，但圈子小，“治国平天下”由“道”而“术”，乃至成了少许权势者的珍藏利器，而不是一般民众议政——参与社会的参照，而且在对历史的资鉴上，表面上是探研兴亡之道，内里却是汲取权谋和权术。一般的庶民根本无缘问津，他们只能从“长时段”的沧桑变化——“大家族的沉浮录充斥着二十四史”，（P152）从一些正直之士的口里和身上领略若干泛黄的、充斥中国式因果循环的历史遗光。就是到了现代，激进思潮汹涌澎湃，中国历史文化被粗暴践踏，只有个别领袖一遍遍淌入《资治通鉴》，炼就如炬的目光，俯视战战兢兢的臣民，耳提面命不止，可是从其执政的实际效果来看，却是苍生涂炭，奸佞盛行，“身边的赫鲁晓夫”层出不穷。
中国古往今来多少帝王将相（包括现时代一些伟人），他们沉浸于《资治通鉴》这类“鉴于往事，资于治道”的典籍，知道清明政治和治乱的道理，也知道亲真人远小人的必要，他们可以居高临下看官场，把官场中各式人等的心理和心思看得透，但事到临头还是听信馋言，逆我者亡，顺我者昌，让小人得志而让志士扼腕长叹。说穿了，这些人只不过向《资治通鉴》讨权术，向后看，陷在里面出不来，加上他们也是人，同样难逃人性的枷锁，这对他们自己是个悲剧，对国家更是个悲剧。悲剧的一个显现就是帝王梦长盛不衰，有资质没资质、武的或文的，高层到草根，都想过一把帝王瘾（我们有这么善良纯朴好忽悠的人民）。
显然，《资治通鉴》里对人心人格世道有价值的一面，已被放大的权谋权术所置换。所以，方兴未艾的国学热中，我倒涌现奸佞强权应用屡试不爽的权谋权术再次驾驭江湖的隐忧，对国学、国粹和国民性我们应该好好掂量一番。
不过，像伟明以现代意识诠释《资治通鉴》的做法应该受到称道，因为读者能够以比较健康比较开阔的心态熟悉并了解中国的历史。由历史积淀的基本的道德人心人格，是与世界相通的。现在看来，《资治通鉴》所收录的万千文化典故，不外乎制度性、文化性、国民（臣民）性、人性等几个层面，诊治起来也不可一概而论，即使操起老祖宗的秘诀（只堵不疏或泛道德说教），也往往治标不治本，很快就会故态复萌，甚至变本加厉。伟明的多篇随笔已说得明明白白。
应该指出，当下瘟疫般出现的，也是近些年累积并恶化的诸多社会乱象，要大于《资治通鉴》千多年所披露的种种消极相的总和，其实它们并不是直接沿袭《资治通鉴》所披露的种种世相，而是来自现时各级官员的“积极即创造性应对”，不过又恰恰坐实了《资治通鉴》所揭示的因果循环。这说明改革的时代社会并没有走出历史的深层牵制，或者说现代国人仍没有走出中国历史的“心狱”。所以我们佩服老祖宗的“处方”或“提醒”，但怀疑如此“处方”的效力。众多官员中，不乏以读这类历史随笔为鉴的，崇尚道德，以道德自守，这样就与历史心灵相通；但恐怕更多的是借鉴治世治人的权谋和权术，一切手段化，一心想统治别人的心灵，也就把历史心灵摆到一边。作为学识自诩或宣传，这样的官员或学者能引经据典，但与自己的心灵和人格修养无关。
不管怎样，让更多读者了解中国历史的治乱之道是一件大好事，可以叫不可一世的权势权贵或多或少存有敬畏之心。历史不是一堆废纸，更不虚无，当年司马光秉承司马迁风骨，通过公侯王孙及庶民的前后遭际，以公正之心记载（积累）的是中国的良心和良知，于是中国历史就有了心灵和温度。“再黑暗的环境，也会间或有那么一两个不识相的人迸发出几朵火花，这就是人类的一大可爱之处。”（P111）这跟鲁迅“石在火是不会灭的”有异曲同工之妙——不正是历史的心灵和体温？《资治通鉴》也就确立了中国的公正之心。当然，不同的人看到并感受到的是不同的心灵和温度。
只有用现代人文视野与精神进行观照和发掘，历史的体温和心灵方能让人感同身受，才有益于现代人的心智。
三
伟明悉心扪触了历史的体温和心灵。
历史是有体温的；在我看来，如果没有现代生活和现代眼光的激活（注入），包括《资治通鉴》在内，文化典籍被尘土封裹（这种尘封既指时间上的陈旧，也指存心从中讨要权术），处在一个冰寂状态，就说不上体温；历史的体温体现在能与当代人心灵共振，历史因而处在一种被激活状态。如《如此“水涨船高”》一文，说的是南北朝时期（公元579年），在秦朝设立的皇帝之上，北周宣帝把皇位传给太子，自己设了一个高于皇帝的“天元皇帝”，还增加“皇后”的“职数”（P197），作者联想到（这种联想不是高而是低了）当今某些单位（这已是科学昌明的现代）的“机构升格”现象，还点出其消极后果：如此“水涨船高”，其实是降低门槛，放大水船，影响行业整体质量（比如一个三流院校都有一大把教授）。“历史的体温”不是显现了么！
伟明以沉潜之心扎入《资治通鉴》，又能凭借现代意识之桨进行超越，如《文风浮华也成罪》一文，在阐述了古人辞章浮华招致罹罪的几桩史实后，又举了美国耶鲁大学三百年校庆，校长致词只有150多字做例子，有了新的参照，视野开阔。
《资治通鉴》只是从政统道统出发，检讨“奢侈导致灭亡”这一教训，当然不是、也不可能从民本着眼。从现代意识来看，历代中央集权奉行“成王败寇”，并没有解决“权力来源”即权力合法性这个真问题。登上权力顶峰的皇帝要不以“替天行道”自雄，要不世袭（充满内部争斗），沉默的民众永远是被训教的对象。一部《资治通鉴》就是权力争斗、权力更迭、皇室（家族）兴亡史。
伟明有时也不自觉地屈从于《资治通鉴》中的政统道统，对历史人物下了不怎么有说服力的判断，像《书籍何罪》《范晔是这样上钩的》等就写得不够深入，失之于片面。《范晔是这样上钩的》说的是南北朝时期宋朝才华横溢的文学家、史学家范晔，被小干部孔熙投其所好（爱财喜才）一步步拉下水，走上了谋反——“反革命”（P318）道路。尽管作者对他抱惋惜之情说，以他的性格，谋反的胆量是没有的（“默然不应，反意乃决”），但又下结论说：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我以为作者以宋文帝政统道统为立场，如是评判太简单甚至太武断了。
从这篇文章所介绍的史实来看，范晔非奸佞之徒，喜财喜才是其秉性（当属正常），他一旦加入推翻宋文帝刘义隆的阵营，成为中坚，而且事败后，在拉他下水的孔熙“反戈一击”面前，虽狼狈，仍试图隐瞒抵抗，表现得十分顽强。从现代心理分析角度，范晔早就对宋文帝有看法或者说对后者相当不满，孔熙拉他正好让他的反抗成为现实。无数中外史实证明，意志最坚定者往往不是最先起事、冲在最前面，而是居以中间状态而且不怎么露锋芒的人，其人的反抗已不是一时意气，而是经过一番理性的思考。像范晔这样的人，其“理性”固然体现为个人的喜恶取向，更体现为知识分子的思考（当然不脱当时的政统道统），所以，在有着可供选择的情况下，他宁可拥立刘义康，他一定不会觉得违背了什么政统道统。他对宋文帝的朝庭有一个看不惯——不信任——怀疑——推翻的心理过程，也就是他早就质疑其合法性，失去了对现政权的信念和信心（这才是最本质最要害的），只不过孔熙助（利用）了他一把。就是在失败面前，他也不会像孔熙“疯狗乱咬”，而是保持一个知识分子——正直人的自尊和气节。在他身上体现的正是中国文化的力量。当然，范晔老是局从自己的情感，不是搞政治的料，角色不清，也是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都以“现政权”为政统道统来划线，那么古往今来多少叛逆者（包括秦始皇、刘邦、李世民）都得受到讨伐！
此文还联系到现实中一些高层贪官被人拉下水的人和事，也是从“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找逻辑关系，这就太表面了。当今的人欲物欲横流、贪腐之盛固然说明人难逃诱惑——人性之枷锁，更说明当事者内心的信念危机！或许，当某些权势者不怎么费力就拥有自己所想要的一切，心里倒派生对所属政权合法性的强烈质疑，于是进一步推动他们走上贪腐的不归路。这不是靠说教——政治手段能够解决的，而是应该认真思索：信念怎样才能从心灵长出或在心灵扎根？
所以，既要深入、更要走出《资治通鉴》！对伟明来说，同样存在这样的精神命题。“报载”（前面讲过）对于他是“双刃剑”，在能够获得广泛读者的同时，也有着开掘不深的局限。
一个时间以来，伟明由生活随笔而历史随笔，无意中拓展了一个既有深度更有广度的精神世界，这在赣南是独步的，也为赣南散文写作注入了沉甸甸的思想质素，我更看到年轻一代新的精神气度，对现实对中国无须悲观。
2009年5月8日——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