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有一种价值理想正在被全体人类一致追求，那我们就无法否认这是一种普适价值，或者叫普世价值。现在，我们的确看到了这样一种理想，而且，大概是迄今为止历史上能够看到的惟一一个这样的理想，那就是作为一种政治诉求的民主。不过，放眼看去，这种世界“大同”的局面，如今却发展到了这样的境界：几乎任何一个政体都会镇定自若地声明自己是“民主”的实践者，几乎任何一个政治权力系统都会信誓旦旦地声称自己是“民主”的捍卫者，尽管同一词语背后可能是根本互不搭界的政治操作。

我们立刻就能意识到，这里恐怕是出问题了。诚如萨托利所说，这绝对不是个程度差别的问题。一如把黄种人、黑种人、白种人统称为“人”，这无论如何都是说得通的，但是，要把类人猿也归纳进来，就无论如何不成道理了，不管那类人猿可能多么聪慧甚至博学。当然，在语言巫士或者词语骗子的用心操作下，大可以把类人猿倒过来说成是猿人类以进行归纳，但常识和道德感会告诉我们，这非但不可能有效扩展“人”的含义，同时还践踏了人的尊严。

“民主”一词的空前普及就很有些类似的情形，尽管其中的复杂性更令人费思量。正因为如此，萨托利的《民主新论》便从梳理“民主”一词的历史脉络着手，开始了一场动人心魄的理论跋涉。

“民主”这个词语已经承载了25个世纪的历史经验，它表达了一个几乎是永恒的理想，即通过“democracy”（“民主”——人民的统治）实现免于压迫和暴政的统治。

那么，2500年的探索与试错过程，在理想与现实的相互作用中，产生了什么样的民主景观呢？萨托利无可辩驳地指出，要么是没有个人自由的“统治的民主”，要么是保障个人自由的“被统治的民主”。

与任何统治一样，人民的统治也需要以被统治者的存在为前提。即使在以全民的不间断直接参与为特征的希腊城邦中，人民统治的对象也并不是非人民，它仍是人民本身；不过，令现代人难以置信的是，那里根本不存在“以人格权利为基础的个人自由”，因此，人民这个紧密的共同体，“以人民的名义”可以对人民中的每个个人随意猜疑、迫害、掠夺和奴役。

结果，旨在摆脱横暴统治的人民统治，往往变得同样专横暴虐，预期的善往往会变成出人意料的恶。它在此后的1500年间基本上湮灭无闻，就是无可逃避的命运。

然而，躯壳死了，灵魂却得到了永生。理想最终又在现代社会中激发出了神奇的力量，我们看到，尽管人民已经演变成了高度分化的群众人，但“人民”再次成了偶像。

不过，这次的局面已大不相同，在多数情况下，“以人民的名义”实施统治的已不再是人民本身，而是挥舞着“人民”偶像的国家（state），尤其是党国一体化的国家；在被当做一个有机整体的“人民”之中，个人自由不是根本不存在，而是干脆被剥夺；人民中的每一个成员随时都可能被打成非人民，直至沦为非人。于是，我们比前人更多地见证了，在地上打造天堂的努力是如何把人间变成了地狱的。

一个如此鼓舞人心的理想，怎么会反复误入灾难性歧途呢？

这个理想之所以近乎永恒，是因为它面对着一个几乎是同样永恒的现实：统治者不可能变成天使，否则，就无需民主。

经验告诉我们，就必须通过决策进行统治这个意义而言，现代国家中的人民也不可能亲自进行统治，现代条件下的民主之所以还能从字面上继续前进，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实，根本原因就在于每个成员都是自由的“人民”在通过它自由选举的代表进行统治。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统治与被统治终于变得浑然一体了，而是意味着人民分化成了统治权的名义持有者与实际行使者，换句话说，“人民”取法乎上而得乎中，它实现了“被统治的民主”。这种民主追求的并非多数人民、更不是全体人民直接行使统治权，而是有效地制约对少数人民，以及由此必然会导致的对全体人民滥用统治权。不是“公民者、国家之公民”，而是“国家者、公民之国家”，不是假“人民权力”之名但对实际的人民不屑一顾的专政，而是求“个人权利”之实从而惠及全体人民的宪政。

萨托利抽丝剥茧似的严密论证，使人可以合乎逻辑地认为，这是自由主义的民主，是现代民主的确切含义和实际经验，也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这个折磨了人类数千年的政治问题，迄今为止所能达到的最佳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民主的普适价值不可能仅限于“民主”这个词语，便实属必然。

《民主新论》，（美）萨托利著，冯克利、阎克文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