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已经90周年，当年提出的“民主”、“科学”等口号再次响起。自从中国现代史由此开启以来，新旧时代更迭，世事沧海桑田，“德先生”、“赛先生”依然鲜活，但依然是若即若离、似近却远。历史和现实就是如此地相互映照和呼应，难以区隔，无法割断。

“五四”时期，振臂高呼“民主”和“科学”者，是一批以救国为己任的人们，博古而通今，纯粹而无私，偏激却可敬，浑身热血沸腾。而90年后之今日，高喊这些口号者中，虽然不乏有识有德、情操高尚之士，但究竟还有多少人是发自肺腑、情不自禁，并且脚踏实地、从自我修身做起？笔者不敢妄言。只是仿佛觉得，在世风混浊、轻飘浮躁的新时代背景之下，“五四”先驱者们的那份真诚、纯粹与执著并不多见。

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隔膜

当代中国社会无疑比过去更为复杂，所以更需要民主和科学的精神。除了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和权贵阶层之外，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尤其需要用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来启智化愚、充实自己，维护自己的权益，追求平等和公正。但是，从目前的情形看，不同阶层的人群都在埋头追求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彼此之间互不相干、冷漠以对。如同90年前，当代弱势群体中的很多人依然不知“民主”、“科学”为何物，使得知识阶层的政治诉求变成无人喝采的仪式。

五四运动的精神来自于大公无私，其可贵之处在于有一批有道德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试图为愚昧的大众进行思想启蒙，为工农阶级的利益奔走呼号，尽管他们的努力最终还是脱离了社会底层。那些老于世故、养尊处优的人们，那些对利害得失斤斤计较的人们，是不能担当起这种责任的。

而在当代中国社会，庞大的弱势群体其实更需要这些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意识的知识分子，帮助他们启迪智慧，为他们的权益仗义执言。只可惜，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是越来越多，而是凤毛麟角。若仅仅是为了纪念“五四”而偶尔走出象牙之塔，重复几句当年的口号，说一些没有灵魂的应景之辞，那对中国社会的现实究竟有何意义？

“五四”之后的90年间，“民主”和“科学”在中国从来就是常说常新，但为什么有些时候具有强大的社会感召力，有些时候却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后者的问题，在于和普通大众之间存在着隔膜。一是因为倡导者始终在抽象的概念上来回打转，错以为概念本身就能解决中国面对的所有问题；二是因为高举这些旗帜者，并没有以身作则和身体力行，反而是高高地漂浮在普通民众和社会现实之上。

体制障碍与国民性格

二十年前，大约就在此时，北京的一些大学生们为了践行“五四精神”而打出了一幅标语，上面赫然写着：“七十年了！”意思是，在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七十年的时候，理想依然只是理想，中国社会的某些方面依然没有多大改变。现在，面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很多人也在叹息：“九十年了！”。

确实，与经济和商业环境相比，中国的社会环境、司法环境和人权环境等等，与这个崛起大国的身份并不相称，与其追求的远大目标也不相适应。而其中的主要障碍，既来自于体制，也来自于国民本身。

以历史的眼光看，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关键因素，并非只是体制，而更是国民或社会的性格特质。当代中国的面貌之所以是如此，既是社会体制所影响，更是国民性格所塑造。当然，体制会影响国民性格，但国民性格对体制的影响更大。这就是为什么五四运动所追求的目标，不只是试图以批判的精神改良社会体制，而更是以反思的精神去进行文化创新，重塑国民性格。这既是开启民智的社会运动，更是自我批判、自我启蒙的精神反刍过程。

可是，在谈及“五四”的时候，中国知识界只是集中于指摘体制的弊端，止于笼而统之地推崇“科学”和“民主”的概念，却没有深切地反躬自问、求之于己、审视国民性格的塑造。就像议论文革，不少人都强调自己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但却回避或者故意忘记自己对那个时代的“贡献”。

把自己下沉到民众之中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先天都是正义者的化身，家国情怀浓烈，充满理想，满身正气，矢志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但有一个缺点，就是人格容易因为地位和身份的变化而发生异化。忧忧不得志者，往往走入极端，偏狭过激，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结果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与政治体制势不两立。至于得宠得势者，就更容易踌躇满志、忘乎所以，甚至变得比权贵阶层更加面目可憎。

因此，若要继承和弘扬五四精神，中国知识阶层首先要端正自身，既要避免“五四”时代的急躁、激进和盲目，更要慎防孤芳自赏和自命不凡，唾弃浮躁与矫情，减少怨天尤人的情绪，把自己下沉到社会现实和劳苦大众之中。只有如此，当代知识分子才有可能超越“五四”情结，才能帮助社会端正国民性格，促进文化和体制的改良与进步。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