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00年是农历庚辰年，是中国的属相年，它标志着古老的中国龙游进了一个新的千年。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回首望去，一个世纪，几代国人为之奋斗的目标不外乎是使中国走向近代化，可以断言，下一世纪我们要为之努力的仍将是实现近代化的问题。
“现代化”与“近代化”在西方语汇中本是同一个概念，中文之所以把它分开， 是国内史学界为了划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而以五四运动做为标志进行了区分。
早在上一个世纪，伴随着工业革命增添的近代动力，西方列强打破了封闭已久的国门，国人惊呼：洋人来了！从此中国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事物：租界、利权、机器、轮船。李鸿章将此概括为：中国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谓“三千年”，它穿透了自西周开国以来的所有历史，囊括了由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的所有王朝，这个前所未有的“变局”显然是夷狄入侵和改朝换代不能与之相比。这是什么样的“变局”呢？后人将它概括为三个字：近代化。这是中国社会的一次彻底的脱胎换骨。
一、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路程
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历史，是一部由传统小农经济向工业社会转化的历史，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这种社会转型始于1861年，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情：清政府设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国藩建了安庆内军械所。前者标志着中国开始正视洋人，以平等姿态处理各种洋务；而后者则为中国工业化的滥觞，二者都源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挑战。自此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走过了自强、变法、革命和改革的历程。
以洋务运动为标志的自强之路，始于1861年，结束于甲午战争失败的1895年初。洋务运动时期的成就主要有：建立了一批实业，开风气之先；培养了一批人才；翻译引进了西学；军事上实行了强兵政策。但由于种种原因，以李鸿章为领袖的自强运动终告失败。
甲午战败，使国人不满足于器物层面的变革，开始在制度层面寻找出路，于是出现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维新运动，这是上流社会对国家自强的新探索。戊戌变法虽因光绪皇帝与康、梁等一些年轻士子的急于求成而流产，但经历了八国联军之难的西太后回京后，继续了光绪的变法，于是有了晚清新政改革和随后的筹备立宪运动。这些以改变祖宗成法为内容的变法活动，是以西学之用护中学之本，可惜来得太迟，改得太慢，尚未见效，便被革命的风暴席卷而去。
辛亥革命结束了二千年的帝制，也开启了中国近代化运动的第三个历史阶段。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再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文化大革命，革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如同决堤之水，一发而不可收拾。革了封建主义的命，革了资本主义的命，又革了“走资派”的命，最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革了自己的命。等到人们终于发现用革命的方法不可能解决近代化的问题时，国人告别了革命。
11届3中全会是中国近代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确立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新方针，标志着改革新时代的到来。如同革命是对变法的否定一样，改革也是对革命的调整。改革走到今天，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国人有目共睹。
从1861年至今：34年的自强，16年的变法，67年的革命，21年的改革，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路程清晰在目，但留下的脚步并非一条直线。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观念层面，国人每向前迈进一步都异常艰难，但却是一种不断提高的过程。充分回顾和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是历史留给新世纪国人的严肃任务。
二、向西方学习的三个老师
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也是不断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向西方学习”作为一个奋斗目标，国人在认识上经历了巨大的转折。林则徐时代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制夷”是目的，华夷是根本对立的。到张之洞时代的“中体西用”，中学与西学已可以平等相处。再到胡适的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呼喊震撼神州，国人已经全面拥抱西方，而视守旧的辜鸿铭为不可理喻的怪人。从“制夷”到“打倒孔家店”，国人的立场在短短70余年的时间中转了180度，真可谓世风骤变！
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国人先后参拜了三个老师，即：欧美、日本和苏俄。
国人最早接触到的西方世界，是英法德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天朝的国门，国人在体会洋枪洋炮厉害的同时，深切感受到己不如人的滋味。于是，向西方学习便从坚船利炮开始，由军事工业到民用工业，由技术到思想文化，逐渐蔓延开来。清政府派出大批留学生到欧美学习，如：刘步蟾、严复、詹天佑等。留学生们把欧美的技术与文化带回中国，给古老的黄色土地增添了些许蓝色。
不堪回首的甲午战争，使国人对自己的近邻不得不刮目相看，日本人学西方得法，有成效，可为中国之师。自1896年后，中国的留学生不再远涉重洋去欧美，而是转向了一衣带水的日本。到五四时期，中国留日的学生已有二万余人。这些留日学生受日本浪人和明治维新后革命思潮的影响，革命情绪日渐高涨。孙中山也在此时来到日本，成为早期的革命家，并建立了同盟会。国人从日本学会了国民革命，宣传反满，开展刺杀满清权贵的活动，在国内各处举行武装起义，终于在辛亥革命中结束了帝制，迎来了共和。
一次大战结束后，英法美和日本做了个卑鄙的交易，把德国在中国山东半岛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中国做为一个战胜国居然不能收回自己的领土，这件事激怒了所有的中国人，五四运动蓬勃兴起。国人终于认清了欧美和日本的狰狞面目，两个老师轰然倒地。中国以谁为榜样？中国向何处去？就在国人迷茫彷徨，无所措手足之时，俄国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的经验既满足了国人反对西方列强的要求，又给中国人送来了一种全新的社会革命的模式，于是走俄国人的路，成为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共同心声。从此苏联成为中国第三个老师。
在20世纪的大多时间内，中国是在苏联的指点和帮助下走过来的。以苏联为师，让中国备尝甜酸苦辣。学苏联建立的计划经济，今天已成为我国经济转轨的重大难题。苏联东欧之变给中国带来了信仰危机。向苏联学习的时间最长，留给我们的思索也最多。
在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日本和苏俄对中国的影响最大：中国向日本学习了国民革命，向苏联学习了社会主义革命。有过沙皇和天皇的国家在向中国输出革命的前后，也输出了灾难：俄国占去了中国六分之一的国土，日本两次打了中国，屠杀了2000多万中国人。尽管如此，国人并没有放弃向西方学习的努力和信念。然而中国知识分子真正接触西方文化的时间极为短暂，又是以急迫的功利心理“向西方寻求真理”，并未进入西方文化的中心。加之国人所接触到的西方文化经过日本、苏俄加工重揉，已多少失去了原味。取法于上，得法于中；取法于中，得法于下。其结果是，百余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另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好象海上迷失的一叶孤舟，找不到出路。时至今日，仍不得不从头学起。值得反省和深思的是：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中，我们究竟从西方得到了什么？而我们最需要得到的又是什么呢？
三、对近代化运动的认识与反思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所说的近代化，实际上是以17世纪以来西欧和北美社会为标准的。这种认识传到中国，近代化便成为接受西方的价值体系，于是现代化等于西化。其实在今日的现实世界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个具体的西方现代生活方式是十全十美可供借鉴的。英美德法各国尽管同属西方，其发展仍多差异，各具独特的历史传统，有些特征不但不能适合其他非西方国家，而且早已引起西方人自己的深切反省。所以说，近代化不能等同于西化，已是非常明显的事实。 其实，就近代化本身来说，它并非是一个清晰的目标，而是一个不断前进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看到的只有一次次的前进或倒退。我们对每一个所取得的进步都应该予以肯定，而不能妄自菲薄。由于近代化运动是与不断进步相关联，而不是与某个目的相联系，所以改革不能带有功利的色彩。
已经到来的新世纪将是一个近代化的新时代，与20世纪不同的是，高科技已将整个世界变成了小村庄，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中国要改革，中国要开放，中国迟早要融入世界。20年的改革，要改掉的是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中国落后的生产方式，20年的开放，是要向整个世界开放而不含有意识形态的区别。中国融入世界的目的是实现近代化，其途径是改革开放与世界接轨。在这方面，体育做得最好，经济正在改进，而其他方面尚无大的举措。因此如何更加全面、充分和全方位地与世界接轨，是我们在实现近代化时必须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百余年来，与中国近代化运动并行的是农民的革命运动，农民革命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理想王国，从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毛泽东的人民公社，他们的理想国都是一个大同社会，是要在人间建立一个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和矛盾的社会。而人间是不可能建立天国的，天国永远是人类善良的乌托邦幻想。遗憾的是，中国农民对大同社会的认识与理解恰恰与近代化运动的历史进程相左。他们的政治代表所提出的一次次社会改良方案，不能不被时代的发展所抛弃。过去我们曾经赋予历史许多概念，其实那并非是历史发展本身。农民阶级不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农民革命及其对江山社稷的眷恋，只能成为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巨大阻力。长期以来，我们在有些方面走向近代化的同时，却又在另一些方面以抗拒西化为理由抵制着近代化。
在中国近代化运动的过程中，有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因为有文化就会有传统，文化的积累就是传统。传统支配人们的习惯，使人不加思索。正如每个人都会有些无意识的行动一样，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行动就是传统。它构成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力量，会始终贯彻在民族的观念和行为之中而成为一种习惯。由此说来，文化传统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继承不继承的问题。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继承或发扬什么东西，而是要解决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什么是中国特色的问题。
五四以来，我们在批判传统文化的同时接受西方的观念。在舍弃自己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加入了西方文化内部不同派别的征战。一个世纪对西方真理的捍卫，使我们忽视了对本国传统文化的改造与重建。今天，在经历了各种战争浩劫、意识形态纷争和文化断裂之后，国人忽然感到一种虚妄：一百年来的革命和改良，闹了个天翻地覆，毁灭了多少人和物，但是在文化建设上，我们这个偌大的民族，可以贡献给人类文明宝库的东西有什么呢？一个失去了思想文化资源的民族，如何能提炼出自己的民族精神？一个失去民族精神的民族，又如何能在世界民族之林得以站立？站在世纪末的门槛，望着商品大潮中喧嚣的人世，不免令人感到一股逼人的寒气袭来！
今天，漂浮于商品大潮中的人们多患有一种现代病。他们焦虑、压抑、躁动、狂想、郁郁寡欢或对任何事物都失去兴趣，这不是世俗欢乐所能治愈的。富裕者的不幸福感并非是因为缺少金钱，而恰恰是因为他们的精神生活中失去了支点。因此，对普遍意义的寻求，决不是知识分子的没事找事。中国人需要有一种合乎现代生活的文化精神，但什么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种精神呢？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思考的问题。精神资源虽然可以从外面汲取，但只有在与自己的文化生命融合为一体时才会真正发挥力量。文化的移植只能就个别因子而言，不可能全面取代。所以，我们必须重视自己文化传统的改造与弘扬。中国需要适合近代化精神的人文传统，这是我们从世俗功利观念中超拔出来的唯一希望。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缺乏一定的理论准备和心理准备的前提下发生的，因此，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这是迫不得已的现实。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理论和思维方式，即整个文化背景在改革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同时，上层建筑的保护带必须做相应的调整，不然的话，这种转型要么不能顺利完成，要么得到的并非是我们所期望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