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我走向哪里，我的生命中，已经印有这样的风景，点点灯火。
——蔡翔《神圣回忆•驿路之思》
梦萦山乡
正值青春年少、血气方刚的时候，我与弟弟下放在一个离乡政府25里，离最近的圩场足有20里的偏僻之乡龙头村，家——母亲带着三个妹妹跟随而来（父亲留在县城的“牛棚”）。转眼，我进入到离开捱了12年，家顺延还捱了3年。1987年我回过一次下放地。生活烙印不会褪色，深巨的记忆不会抹去，心头常涌起那段生命铸下的沉郁，激荡和喜悦每每注入沉重与忧伤。如今（2001年），我的在山乡出生的儿子又做了父亲。我认为自己了解农村，别人也这样以为——人们都认为来自乡村家庭的人都了解乡村。
不是么，来自乡村说明被乡土浸润过，认识那里的认，能说那时的俚语，知道那里的习俗，可辨认那里沟沟坑坑的地理特征，和人们一般性的性格特征，知道经常接触的人的个性及背景，甚至知道一些人明明暗暗的隐私，那里有过的重大事件更是如数家珍……
也许知青岁月给我注入太多的沉重，我也付出太多的情感，与其说这段既漫长又短暂的岁月是我人生的重要组成，不如说是那个梦幻般的乡村使我梦萦情迁，那些同艰苦共患难的乡友使我梦萦情迁，当我见到他们与他们扯聊寒暄一番再行告别，我总是禁不住泪水盈眶。他们依然活的不轻松，依然不富裕，那装束，那神情，那目光，依然如同罗中立油画《父亲》如出一辙。生活的巨变犹如一轮喷薄的太阳，他们感受着太阳，但撒在他们身上的阳光斑驳而孱弱多了，然而又是他们默默地推动着每天新的太阳。
有时我突发奇想，谁是真正意义即存在意义上的劳动人民？真正的劳动人民包括智力体力两种，他们如同沉默的大地，默默地承受默默地赶路，他们的起点也是终点，而另一些人就像灰尘，来自大地又区别于大地，他们扬得高，有时遮天蔽日，但他们离太阳最近，大言不惭地以劳动人民自居。人们也都这样认为，“大地”以其沉默也似乎认同了这些人的这种身份。真正的劳动人民并不是我们一般认可的那么多，那么显，有的时候占人口比例并不高。
有时高喊革命口号意气风发的人却做出令人咋舌的乖张行为，这后者发生在隐秘的暗处。人的心性的变正不体现在这暗处，像小溪一样已悄然改变了方向。
这么说来，我对我生活过十多年的下放地也时存疑窦，就是说，我真正了解那个弹丸之地么？近年来，对那里的萦怀与怀疑——追问老是深入到我的梦乡。
刚过中秋节的一天，我在家里意外地同下放地的一个中年乡友刘烈兆扯聊了许久，从他身上口里我又闻到了下放地熟悉的讯息。由于家庭背景，青少年的他便背负贱民的身份印记，日子沉重而艰辛，如今他成了一位排在末尾的村干部，即做村里实事而无甚实权的村干部。他有过真正农技员的经历，他不再是贱民了。他确立了为人处世的准则：于已有利于人不利的事不做；于己无利于人有利的事要做，于己于人均有利的事要做。 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也是立足之本。当然，这利与不利都是以村里最世俗的标准来衡量，足见他的谨慎与超脱，他以最乡土的眼光揣度这个世界。村里欠他5年的工资（每年两千多块），他的家庭是温饱型，但他非常自足，他从心里感谢生活，感受这个光明而温暖的世界，总认为大面积腐败是危言耸听，他来自苦难，新的时代在村里脱颖而出，却真心地以善良之心来揣度这个混沌的世界。他被生活欺骗过，蹂躏过，依然相信生活，不如说他甘愿再接受生活的欺骗——对生活充斥既真切又虚幻的憧憬。依然葆住善良宽待之心。这些人是社会底层的真正础石，默默维护着我们社会的安详。
他讲了村里许多老人的逝去，我所在的生产队几个中年人青年人的逝去，他们死之前大都在劳作；他们在劳作中砰然倒下便不再起来。按城里人看来，他们没享什么福。他们知道什么是幸福吗？他们咀嚼过幸福吗？倒是我自己失语了，因为这方面我一无所知或所知不确切，可见我并不了解我煨熟的村庄和乡民。此时，我探寻下放地的兴趣骤然浓烈起来。
他讲起了1970年春，我受全县下放知青一个实际并不存在的“9.30”反革命集团案的怀疑，当时的大队基干民兵对我连番批斗，我始终矢口否认自己参加过这个现反集团，于是批斗会的主持者悄悄又调兵遣将，把另一个批斗会的人手撤下来。那个批斗会正在批斗随家从省劳改农场回到村里的十七八岁的刘烈兆。他笑着说：“那天晚上他们几个人急急地跑过来，说李伯勇十分顽固，得赶快增援”他们低估了我又高估了我——我是村里最高学历（67届高中生）的知识分子。这些我一直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些天他们数十人批斗我一人，要我承认，以便宣布他们又一伟大胜利。说实在的，开头我有些慌悚，后来我心里一直保持着冷静，即使受了刑我也不承认！因为他们气势汹汹却举不出任何过硬的证据。大约半年光景，公社治安主任进村对我说：“没这事了，你不必背包袱。”权势人物的一句话就把受害对象的肉体和精神苦难给抹去了，还振振有辞说这是政治需要，于是他们也就推却了自己良心的拷问。政治之役是不需要良心的，只需要对权势无条件的服从，创造性地心领神会。千百万仰慕权势的人疯狂地投入政治之役，既有效地保护了自己，又可分得权势的一怀残羹，在庞大的惶惶不可终日的贱民面前，他们可以发泄权势的淫威。中国人人心民心的大面积腐败就起始于这种历史情境，并急速地向草根社会渗透，当然，这些大大小小的权势者本身率先受到毒害。人格的颓丧、心灵的沙漠化正是那个时代真实的精神状况。
——他侃侃而谈，我是相信的；顿时我觉得自己对下放地的了解多么贫乏， 这类话他对他在圩镇做皮鞋匠的儿子说，他儿子天真地说：“有这事？爷不要吓我！”这说明他儿子心存天真善良——苦难家庭长出善良之苗，也说明对苦难的遗忘。
人在一个地方生活了十几年甚至一辈子，并不决定他必定了解这块地方。置身其中可能成为一个局外人。人开始真正了解一个地方是在他离开这个地方之后。要真正地了解——理解，人又必须重新从容地进入这个地方。我感受到下放地的魅力——下放地的召唤。
下放迄今34下年头，我离开下放地已22年。家里离开那里将近20年。1987年秋我匆匆地回过一次，至今又15年。人生易逝，人生如梦……
瞬间梦幻
从电话里得知龙头村晚稻尚未大面积开镰，我便急不可捺地出发了。在圩镇开摩托车修配店的年轻人老井用自己刚刚买进的中档摩托送我。我离开生产队时他还小，经过几句交谈，我们的距离缩短了。他是个年轻的小业主，刚刚在圩上做起一栋四层楼高的红砖平顶房子。以前他家的成份也偏高。70年代龙头大队是全县抓阶级斗争学大寨的典型，龙头的地富户偏多，因而他家日子不会顺畅，他父亲极老实，树叶掉下怕砸脑壳，父辈给儿辈植下善良之根，因而这个小青年比同龄人要成熟淳厚。
村道依旧，坑坑洼洼，颠簸突发其来，村落、田地、青山向后奔去。下放岁月，挑粮挑肥，我无数次地走过这25里村道，那时往返需要一天。每一处都能勾起我亲切的回忆。因为初下农村不谙农活，加上是独姓，我更多地被派做苦活累活脏活，与那些身强力壮成份不好的人结伴。当时我虽有“为什么老是派这些人挑担背勒”的疑问，但不觉得自己加入其中是受惩罚掉身份。根本没有身份的考虑。当老师的父亲被揪，我被斗，我已从心底抹去“身份”之虑。劳动起来也不会觉得特别难捱，倒觉得告别沉闷的县城是个解脱。我走进了贱民的行列，感受到了贱民心中的善良和忍受。他们的父辈或许有罪孽，但报复与摧残落在他们头上。他们难以娶亲，一心一意劳动，一年下来工分不低，能得现金，但大队以种种政治理由把他们的所得罚掉，农业学大寨以来，他们的义务工大增，被随便命令去做建房、修路、开茶山一类活。集体资产增加了，但好处落在少数几个管理者手中，还增加了他们的威权。一批批判剥削批判资本主义的权势者亮着革命的尊容过着地主富农曾经过的日子，自然他们打着“为人民服务”和“解放全人类”的招牌。果然，好些贫下中农也赏到了身份的甜头，其年轻子弟就是干农活也远离了脏活累活，投机取巧大行其道，却每 每得到表扬和重任，他们的幸福感溢于言表。可惜土地不争气，长出的粮食一年比一年少，饿肚子同样不可避免，不过在少许的救济粮中，这些人仍可多占一点以体现阶级路线，可以说他们闹哄哄乐支支地趋近生活的悬崖……
糟糕的政治举措会扫荡和污染人心，犹如洪水决堤毁弃一大片田园绿野。心灵被污染最深巨的倒是那些占了政治优势，大得政策好处的人，所谓“美人赠我蒙汗药”就是，他们的生存能力承受能力急速下降，丧失了明辨真正善恶是非的能力，心灵弱化甚至沙漠化，这就能解释，在市场经济两极分化加剧的今天，偏僻山乡冒出为数不少的精神病患者，几乎都是成份好文化少向来有优越感的人的子弟，这些人是今天村里的累赘和祸害，但村人对这种人无可奈何。这是乡村在现代转型中令人沮丧的代价。汰劣择优的进化规律得到残酷的印证。
我叫老井驶得慢一些，路道太颠簸了。老井的驾驶技术很好，他怎会知道，我想慢一些——深情地感受每一寸山道。触景生情，我记起当年歇肩的情形，风雨中挺进的情形。这条村道——机耕道，当年我也参与了年复一年的修建。
进入龙头地界需翻一个长长的陡坡，穿过几个山坳，没足够的马力，驾驶技术不高明，只有扶车上坡，而老井的摩托一路雄劲。
这四五里公路是70年代学大寨的一个没有消失的成果。68-70年这三年冬天各生产队组织大量劳力投入开路，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没少流汗水。我干活认真，不会偷懒，不会投机取巧，这成了我的性格，多年之后生产队民主投票要我做生产队长，这说明乡民认可了我。当时我埋头苦干，决不是为图表扬，为早日进城做工人，为能当上生产队干部；其时我对生活深深的失望，只剩下青春较劲的念头，想尽快适应农村生活，建立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下放之前，已成对立面的同学对我穷追猛批，我写的大字报有“鲁迅风”，使他们大为光火，趁下放之际他们合谋整治我。我犹豫踯躅了一段时间才投入政治运动，投入政治的战车反倒叫自己受践踏，这叫玩火者必自焚，我同样没能逃脱这普遍的逻辑。于是我把下乡当作“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的”的好去向，潜意识里我仍把乡村当作陶渊明笔下避世的“桃花园”。我守住了诚挚勤劳的人生底线。岂不知偌大的中国已没有“桃花园”，到处是人斗人仇恨复仇恨的战场。因此我以埋头苦干来重建对生活的信心。何况，龙头的许多贱民比我还要受苦，还要艰辛。
我清楚地记得，修路工地红旗飘飘人声喧哗 ，修公路确实是一桩壮举。大队干部和另外几个女知青组织的妇女造反队沿路逡巡，趁休息时开批斗会，批斗对象是四类分子及家庭成员，这类人不但奋力干活，还要接受批斗，众目睽睽之下，他们跪在工地上。几个女知青不断地领呼革命口号。其时，我并不了解当地贫下中农和贱民真实的内心，置身此地我仍是局外人，但我知道这几位女知青想早日进城当工人的心理。平心而论，她们在学校很一般，非常不起眼，但下到农村便换了副斗士脸孔，批斗人十分凶狠，自然颇得大队书记、大队妇女主任（大队书记的老婆）、大队会计（大队书记的亲家）的赞赏，因而学大寨更是有声有色。果然不久，她们便陆续进城当伟大的工人，大队恩赐了她们“活学活用”“积极肯干”“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等极光彩的评语。我对模范，先进产生了怀疑。真正做实事、踏实做事的人永远与模范无缘。当然模范者先进者也在做事，大部分做的则是顺从领导意愿和政治需要的虚事，在那个时代，做虚事比做实事更能获得诸多名誉和实惠。世界是靠做实事推动的，当越来越多的人远离做实事而做虚事，世界便趋于停顿了，尽管这样，那些勤劳善良的人即使在困厄中也默默地支撑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
上午10点多我进入了龙头村。第一个印象是山场更绿了更浓郁了，屋后房前的大树有古色古香的味儿，原先的大队部（会场、办公室、仓库、养猪场等）不复存在，已被朝向不同的新房所挤占。我刚下放时村里有一所宽敞的民国时代的“保学”（40年代民国县长王继春用向富户派款之法筹集资金建起了被蒋经国称赞为全国一流的县中学以及许多格式一样的乡间小学），不久被拆除改建在山嘴上（即可破“四旧”又可扩大稻田），不久因风大又改建在另一山窝。这些大队建筑都是用“一平二调”之法建的，大多是贱民惩罚性劳动的成果，乡民做出的贡献可想而知，当然也有我的一分切实的劳动。乡民艰巨的劳动成果往往被权势人物一句话所推翻，乡村老是这样折腾来折腾去。当年就是这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当年大队书记有句流传甚广的名言“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我就是扁担专政”。随便抓人打人罚做义务工，咳一句有人记录，有人报告。70年全县组织到这里参观。如今除了这条村道又留下了什么？山窝里的小学又建回原地。一切如同回到起点，就像我当年下放进村见许多古色古香的大树，都被当作集体财物砍伐卖掉，村民卖柴为生，山场光得厉害，山泉枯竭，现在山场浓郁又现古色古香之气。消失和重现的仅仅是绿树吗？流失的仅仅是泥土吗？心灵的流失——沙漠化——重新拥有绿色，怕要经几代人的滋润。心灵的绿色源头又在哪里？
当我站在原先的生产队放眼望去，稻穗沉甸田野丰实，一片丰收景象。尽管稻谷贱价，农民仍勤勉耕作，不见荒芜的田块。早上有些冷意，中午阳光强劲，田野迷蒙。对面山排上竖起了几栋新房。几乎都是新土房，也有几栋红砖平顶房子（尚未粉刷装修）。我坠入了真切的梦幻中。每条田埂，每块田，都有我的汗水和足迹，我的青春埋葬在这里，我的心热烫着，泪水漫上眼眶。
作为单个的知青跟有家的知青是不同的，这种区别我在长篇小说《轮回》已描述过，简言之就是一根藤与一株树的不同。单个的知青看起来没什么力量，但在有家累的山民看来是足够的震慑力，因为单个的知青没牵挂敢跟人拼命；而有家的知青（当地贱民也一样）就没有这种决绝的力量，因而一些有身份的乡民下手就特别狠辣。众多贱民只有忍受和忍耐，结果，高贵乡民（尤其是他们年轻的子弟）无知的仇恨的火焰就越烧越旺，伤害了别人也毒害了自己。不是么，当年义愤填膺地批判“剥削”“压迫”的，有的人现在也雇了工，那欺骗、剥削甚至压榨的手段比解放前的地主更厉害。一株树就意味着向上伸展枝叶，势必跟本人争夺生存空间；向下扎进根须，与当地人建立网络般的联系。这是个痛苦的过程。由于乡土的长期积淀，一些身份高的乡民能够跟贱民团结在一起对付我这样的异乡客。比如一户当了生产队干部的人家，一夜之间几只鸡被人毒死，他就可以肯定是我家放的药。当然平时他对我家有成见。我向许多人申述都无效。有的人保持沉默，有的人也跟着斥责我。公理正义何在？难道没一个是明白人吗？当时我归于他们是本地人的缘故，一些人借机向权势效忠的缘故。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此情形在单位也一样，权势者即使假话错话立即可得附和与拥护。
这种看法不错但过于肤浅。这次回到下放地，听大家谈吐着家常往事，有过的恩恩怨怨，我突然明白，山民面对事实首先面对情感的掂量，再交恶的两家也有过亲密的时候得到帮助的时候，于是屈从情感作为报答，也为将来自家留下余地即退路。因此一个人一家子溶入一个地方，是个长期的过程。不过，即使百多年过去，那种失败与挫折烙进家族的精神创伤不会消失，封闭的生活有限的空间足使你玩味和保存这种创伤，于是化入了性格，也形成了一种生活的内在动力，但总的趋势是走向和解，即使在高扬阶级斗争利剑宣扬仇恨的年代，和解也在悄悄地滋生，毕竟在这块土地上隔灶吃饭火烟相连，抬头不见低头见，生活与生存需要和解，会最终使一切既定的清规戒律失效。
阳光下我置身自己无数次碰摔过的地方，此时此刻我面前竟有辽阔深邃之感。一般而言，当多年后你重返某地某屋，会产生“如是老屋已变窄”的感觉，而这次却不是这样。一个原因恐怕是田野有茁壮丰实的连片稻子，一旦收割，田野便清瘦了，窄小了。还有个原因也许是在一些以前没有房屋的地方已冒出好些新房，新房周围的绿树如荫，一些树古香古色，这给我陌生之感梦幻之感。那些年轻人自然露出“客从何处来”的神情，幸好些人认识我。若干年过后，我和我家在这里生活过会成为一个梦幻般的传说，留下影子的影子，随后消失，就像一千年以前谁也识不清有哪姓人盘桓过一样。自然，有过的恩怨喜怒也随同消失。
我站在水井边良久。当年七八十人饮它，下午收工后担水者拥挤，常常把井水舀干，只有等待一会。那时我家在两百米外到这里担水，水质新鲜而清凉。现在山上浓郁，泉水多了，大家用细管子从山上把水接到灶间，连水也不用担了，这口井浮着浓稠的绿苔，井真正苍老了被闲置了，完成了由贵到贱的转换。
山坳上我亲手建的土屋在我家离开时卖给了当地人。男主人已辞世，女主人不在家，大门两边贴着红对联。刚刚娶过媳妇。我走进屋里，一个10多岁的妹子惊讶地看着我，我解释了一番，她依然惊讶。她只知道这房子是她家的，并不了解它的历史。不必要去了解。当年为建属于自己的住房而挖山不止的情景历历在目。那段日子，生产队许多人晚上帮我清理地基，情形令人感动。这种情景表明我家开始融入这块地方，在石壁处扎下家的根。那时，山坳上只有我一家，现在新增了好几家新房，起屋是山民的一桩伟业，生产队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建了新房。自然都少不了请风水先生定方向，拣良辰吉日。送我进来的老井也在这山坳建了新房，不过，他家是铁锁把门，他结了婚把母亲也带了出去。生活的震荡变化显现于房屋的变迁。做了新房也就涵育新的希望，如今一些青年人为了新的希望而悄悄搁下新房而去圩镇建房创业。千人的龙头村竟有数百人外出打工，可以肯定他们中的一部分不会也不愿回来了，一些新房又成空房。物流人流的畅通打破了精神的封闭，生活的深刻震荡悄悄地进行。增多的空房显示生活真正巨变的开始。
几十年、百多年、数千年的生活都是一场场梦幻，没人说的真切。我因品赏了这瞬间梦幻而感慨万千……
活着的几个乡友
人总是生活在某个圈子中，由于接触的频率和情性，总会跟某几人比较相投，建立起友情；我经常怀念下放地一些给我真切帮助的乡友，此次重返故地，我希望能见到他们。这种心情有些急切，是因为阔别，随着年岁的增长，对往事的回想成了不可或缺的精神生活；也是因为不久前我在家里接待过一位70多岁慈情的乡友俩夫妇，从他们口中得知几个正值盛年的乡友突然撒手而去，我非常震惊。在我的印象中，这几人身体强壮极耐磨。龙头有名句俗语：斜树难倒，正树会霉根；它一直被生活所反复印证。
这次我一进入下放的生产队的地界，我还在摩托车上，就看到戴着墨镜、戴着草帽担着谷子的刘光健。他已60出头，背有些弯，脸上皱纹纵横，现出老相。他身材高大，劳作中逞强喜胜，青壮年时担一百五六仍负重若轻步履矫健，又是犁耙好手。他家是富农，1957年在做田能手、泥水匠父亲的带领下建起了一栋大屋，勤劳奋斗的精神可见一斑。文化大革命他家受到巨大的冲击，不但被揪斗，而且新房被没收，分派给大队会计和另一家贫农居住。由于他家劳力强，工分多，每年得现金，大队一些人眼红极了，趁着政治运动把他一家成十人赶回窄小低矮的旧居，还以买卖婚姻为由（他的一个妹妹嫁到本队，得了几桌酒席钱，这在乡间是极平常的，女家父母一把屎一把尿把女儿拉扯大，得一些酒席钱是正当的补偿，今天的乡间依然如此进行嫁娶），把他家所得的现金罚掉转给了大队，作为长子——富农成员，他总是被勒令跟父亲一道去做义务工，地富户的口粮也比贫下中农户的口粮低。他家悲惨的生活从此开始。
在逆来顺受中，他并没有瞬息万变自暴自弃，而是凭着自己的劳力成为生产队劳力的中坚。无数次的担肥担柴担粮担农特产，我们经常结伴，他经常关照我，从他——他们身上我感受人的善良诚挚和耐力。我同情他。我弄不明白他家解放后建的新房怎么成了剥削所得应被没收的东西。
他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为能收回和保护他家的新房而顽韧地奔走求助。他们被赶出新房，但他一直从心底认定这是自己的房子。当政治运动的高潮一过，他又悄悄地打听有关政策，向上级申述。县信访办、法院、公社，都有他几度申述的足迹。有关人亮给他原原本本的政策法规，但无力改变房屋被抢占的现状，因为其时龙头是全县学大塞的典型，大队书记是县委委员，红得发紫，他只去县里开会而拒绝去公社开会（公社书记不是县委委员），对上面的政策只取所需，他实际上成了土皇帝。不过他也知道了刘光健在争夺房屋，除加强专政手段，跟他的儿女亲家（大队会计）终于商定要拆除此房。消息传出，刘光健更是频频急火去县里反映。终于，拆房的行为被制止。不久，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中国已急转弯，这位大队书记大势已去（下台后不久便病逝），刘光健一家终于回到自己做的住房。
现在光健的房屋又是1992年推倒重建的，仅仅为了使地面升高一尺多，他家不惜举全家之力重建。在40年里，他家为房子耗去了巨大的精力。在我看来，显示了他家没有被厄运压垮，他家雄风不减，活出了人样。他牢记为人在世三件必须尽义务完成的大事：做屋，养儿育女，（给儿子）娶亲和嫁女。这也是乡民引以自豪的神圣大业。就是说，他们意识到自己肩上的重任，因而一次又一次咬紧牙关挺过一次次艰难困苦和灭顶之灾。
也有过几乎不能再忍受残暴和污辱的时候，光健眼看就要豁出去拼命，搁倒一个够本，但他又想到人生大事中还有未完成的（如还有女儿未嫁），又一次忍耐下来。许许多多乡民就是这样熬过来的。在无望中仍寻找希望的维系。这就是乡民质朴无华的生命哲学或生存哲学。这也是循环的人生观。生活螺旋般缓慢提升。善良，热忱，忍耐，执着，入世，就是这种乡间哲学的必然的派生物和润滑剂。
他的儿子外出打工，所以他仍发挥顶梁柱的作用，有一份力发一份光，仍不为担谷所累。我心里想应该歇歇了。他笑笑，这是他自觉担承的，因而不觉其累。第二天没有割禾，他又顶着烈日垦复油茶山。我劝他已劳累了一辈子，悠着点。他说某家的油茶山年年垦复，产量一直均衡。他在近距离的比较中瞄准更高的目标。山民永不会绝望。乡间有许多六七十岁的老人仍勤劳田间。
我在路上遇见了从山棚下来的刘承柄。家是中农。他瘦小，脚有些瘸，坏了一只眼，62岁。我家下放时就住在他家（他一个伯父的一间房屋被没收做生产队仓库，我家数口人就住在那里），72年我结婚还租了他家一间住房，在他的大厅举行结婚庆典。50年代他在县城高小读书，是我父亲的学生，这也是我家下放此地的一个原因。他父亲是个国营矿工，死后，他家每月可得一笔抚恤费。他社会关系不好，文革中自然受冲击，抚恤费被中止。他一直在生产队任会计，是个几起几落有阅历的人，同“正”方“反”方都有瓜葛。他的遭遇不是最惨的。
他家同样赶上了新时期生活的转折。生产队时期他家里超支大，生活困难。80年代两个儿子长大，女儿陆续出嫁。大儿子打钨砂意外地赚了好几十万，成了当地一位大款。二儿子也赚了一笔钱另外做了新房，还经营过一个小店和碾米坊。承柄曾经打算在县城置房店。
可惜好景不长。大儿子在县里玩汽车，嫖赌挥霍，带情妇，债台高筑，信誉丧尽。青年人离开山乡到县城打天下，地皮没站稳，却被邪风刮倒。城里仿佛遍地黄金，谁都可以伸手打捞，万千的乡民经打工之途进军城镇，同样有个顺应城市游戏规则求得发展壮大的过程，城市生活有其内在的生命节拍，在城乡结合部，那种善良忍耐奋斗的乡间传统同样适应，但许多人抛弃了这一精神传统，沾上了城市恶习，想捷径挣钱，又想挥霍威风。对他们，极有限的文化水平促发其雄心，却推动他们走上邪路。大儿子去年去广东取货款，途中突然消失了，急得承柄发动一切社会关系四处寻找，有被人杀害的说法，也有跟情妇而去的说法，有躲债的说法，莫衷 一是。大儿媳一气之下扔下子女也去了广东打工。
可苦了在家的承柄。大儿子的两个子女读中学只得由老人负担。同时，他还得承担两个儿子在山场砍伐一气的后果。
承柄家的山场有一片油茶树，几年前被两个儿子统统砍掉，打穴种上三花李，可儿子从不参加管理。承柄一人守山场，守住希望。我在山棚跟他聊了很久。说实在的，山场的阳光不很足，跟别处像样的果园相比，他的果园实在凄惶。他说他的李子树只开花不结果，我告诉他有可能是嫁接过的种苗不行，他种的是假货，他被欺骗了。他守的其实是杉树，尽管现在杉木不好卖（都建水泥红砖房、铝合金门窗），他一年出售杉木也在千元以上。他已成孤独而寂寞的老人。
出山时，我遇见了他的老婆田桂英，她比他高大，也老了，她在家带孙子孙女，不时上山陪伴他。他在山棚养了牛和猪，养了鸡。满目青山，我觉得这位老房东有些凄清。这个有头脑的乡间老人因儿子失足和不争气而家境不如人意。
第二天我去看望承柄的家——我的老住处。原住处已拆除，被刘家扩建，院子扩大了，院墙是新的。当年我一家七八口人就挤在一间半小屋，而小屋已消失，我惘然若失，心里涌起惆怅。承柄的二儿子在屋后另起一栋房子。门口原属于生产队的一大片竹林已稀稀落落，这是没有分到户的缘故，山民只爱惜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1981年我也分得近3亩田和几处山场，我家离开龙头之后，田立即划给别的人，可我那块山场光秃秃的，他们说是李伯勇的。其实是集体的，众家的。我想去看看，但觉得没意思。我相信，这块“李伯勇山场”会成为一个久远的传说，我已同它没有任何实际的关系，为什么山民还要这么说呢？这是有过的历史浓缩地保存于言语的效用吧。
龙头狗真多，家家户户养狗，眼下正是母狗产仔季节。我走进刘家大院，几条狗轻汪了几声，我立即看到屋角有一窝5只狗仔，烈兆对狗没咬我感到奇怪。承柄在山棚，他老婆给人割禾去了。我看望了81岁的廖壬姑（承柄的二伯母）。
廖氏仍很健朗。在我的印象中，自己下放住进这里，她就很老了。她是个寡妇，带着一个儿子两个女儿过活。她娘家就在县城附近因此我常常用县城话跟她交谈，增加了一份亲近。她靠勤劳和节俭继持一个家。我记得她娶儿媳的情形。应该说，我同她儿子承恩、媳妇曾氏是熟悉的。现在，承恩外出去了打工，曾氏看看我而离开，承恩的一个成年儿子穿着整洁，埋头举斧劈柴，对我冷漠。
我以为廖氏现在日子好过，事实并非如此。家里贫困。承恩属弱智者，据说他儿子有精神病，整天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婆媳关系极为紧张，40多岁的曾氏嫌弃廖氏，巴不得她早日死去，对她苛刻。这是无法解决的难题。但我认为曾氏应承当赡养的责任。她没有觉察，自己责任感的丧失已在她年青儿子身上开始显现消极的后果。
这是一个缺失真正男人顶梁柱的乡村家庭的后果，这也说明，有坚定生活目标，奋斗精神的男人对于一个乡间家庭多么重要！
廖氏对我的看望很高兴，小声对我说她家的人没规矩，但她没说媳妇的孬话。我倒是听别的人告诉她家的实况。当年我家与她家比邻而居的时候，许多用物（如石磨、风车等）都得借用，借多了我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于是转向往得较远的人家借。确实，以前比如借石磨，她家有过脸色难看的时候，认为多用一次，东西（石磨）就会磨损一次。这也是事实。现在我理解了，她家是抠着过日子，养成“抠”的性格，何况我家跟她家无亲无故。我还是感谢他们，因为我家在这栋屋场呆了7年（后来搬进自己做的新房）！对廖氏，完全可用“好人一生平安”来概括，来祝福。
还得说一说同生产队的邝振奎。我所下放的生产队也叫邝屋队，可见邝姓占了大头。振奎也奔60了，他老婆姓李，因此我家与他家多了层亲热。他三个女儿，嫁的嫁，打工的打工（都在广东），两夫妇在家。他耳朵聋戴起了助听器。这次见面，我能感觉他们夫妇由衷的高兴。他没什么文化，遇事较豁达，他是送我进村的老井的二叔。他是唯一没做新房的人家，仍住在低矮但收拾得干净的小屋。因几个都是女儿，他也就打消了做新房的念头。没有儿子是他最大的人生遗憾，也可以说是人生失败。我劝他想开些，男女都一样，只要有本事有孝心。他觉得这方面老受别人白眼甚至欺侮。“儿子才是传代人”依然是山里的深层意识——精神现实。所以，还是有人因没生个儿子而举家外逃，数年不归，不怕房屋被拆家俱被抄，有的愿罚一两万，但乡里咬定要四五万，于是干脆一分不交外逃不回。
振奎要小女儿嫁个附近的对象，以后有事好走动好使唤。我也劝他别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女儿，女儿的婚事由女儿作主。他向我吐露另一个遗憾：他没有把我的房子要过来。1982年我的房子以不到三千元的价格转让。在新的世纪，这三千元算不了什么；振奎感慨地说：“当时我买下来多好呀！”这是以今天的境况估量过去，当时他实在支付不起，谁知道以后会兴起打工狂潮呢？谁知道龙头数百个后生会远离乡土打工创业，有的成为小业主呢？谁知道门户一旦打开就再关不住——深刻的动荡和变革在后头呢？
几个死去的乡友
振奎对我说：“好些人躲起来了。”是的，我下放的生产队，如今许多人永远地躲起来——他们永远不回头地远行了。逝者的名字可以算出一大把，足见岁月的流逝、岁月的无情，世人都是赶圩般的匆匆过客。
我一人立在一块地头，油然记起生产队的一次劳作，数十人集中在这块地扬锄敲打硬土，刘光健的爷诙谐地说：“30年过后，又剩下哪些人呢？”别小看这句话，当时批斗风正烈，地富户被整得呜呼哀哉，妇女造反队横行无忌，有些既得利益者以为如此风光万万年，心眼特别狠煞。这句话确有消弥斗志叫人反省做事留有余地的意味，明白大家无论贵贱都是匆匆过客，从而维护人与人之间最起码的温情。
人老入土为安，这是正常的，任何人难逃此劫。亲人悲伤一阵也就过去了。但那些年富力强不该这么快打转身的人，即非正常死亡，对我激起的倒是震惊。一些年轻人在社会激烈的风雨中因背家庭的黑锅受尽了折磨和屈辱，风雨过后苦尽甘来他们却过早地告别人世，而且，他们不是在久病中辞世的，而是在劳作中突然倒下来不及说句告别的话。
刘光健的大弟光连因腿瘫而亡，这是我早几年听到的。他是40多岁死的。
光连没有文化，身体壮实却有一副多愁善感的心肠。他结婚颇迟。文革前讲妥了婚事，对象是赖氏，家里一受冲击，赖氏便改变了主意。赖氏家里成份也偏高，也不是好嫁的。又过了几年，赖氏还是嫁给了光连，她心里一直不满意这门婚事。两夫妇性格明显不合。光连做活内行而扎劲。那时他一小家住在一个会漏水的草棚，灶间、吃饭间、厅子、睡房四位一体，光线幽暗，没有什么家具。赖氏一张嘴没有分寸，极易得罪人。
我记得他儿子一出世就病蔫蔫皮包骨头不像人的样子，经常伤风感冒得肺炎，几乎都是他抱着找大队赤脚医生。许多人都断定小子长不大。
同是家里受冲击，经济拮据，光健的家庭较和谐，而光连更遭遇多重不幸：夫妇长期失和，细伢多病。但还是挺过来了。一儿一女天天长大，日子终于有了转机，不料他风湿骨痛，很快瘫痪而死。除几年童年无忧无虑的生活，他一生辛劳苦累，到死没过上好的日子。他死后，赖氏很快又改嫁，依然是那种“舌刀子”性格，落局不会美妙。愿他们的后代生活得美满。光连是拼着自己的身体熬日子的。生命总是脆弱的，叫生命去承担熬挺，也得给生命以抚慰，所谓“ 者易折”在光连身上得到印证。他有的是无可奈何，缺乏内在的柔韧。
50多岁刘光林的死令我惊愕。他身材高大匀称，是个农活能手，还会织毛线（这是女人的活），还会拉简单的二胡曲子。他家成份高，他没文化。他笑起来质朴，说一话让人很快得知此人没内涵少底蕴，远不如矮小的刘承柄。我下放时，对这个大龄青年还是单身非常奇怪。成份不好在婚事上有难度，但不能肯定择偶无望，在龙头这个地富偏多的村庄，有许多一表人材的成份高者降低标准多出钱还是成了家，成家立业是人生最重要的目标。
下放后除上工，晚上记工分，我不会走家家，也没有这种精神需求，而本地一些青年人晚上喜欢串门，唠嘴皮子到深夜，村里的许多事情许多隐秘像水一样暗中流淌，因此许多事我一直蒙在鼓中，很久以来我只知道一个外在的村庄，而不清楚还有一个内在的村庄，后者才是本质，才是生存与生活的真正所现。我敢说大部分下放农村所谓插队的知青，从他们下放到离开，充其量只是表面的、浅层次的“结合”，他们从没有深入到村庄的网络——内在的村庄，而我却做到了，这里有个决定性因素；我有个家。当然我也是不自觉地慢慢地趟入村庄的深处。在一个不短的时段，我一直停留单个的知青心态，所以，我很久并没有真正认识自己生活多年的村庄。
我“认识”刘光林就属这种情形。我终于断断续续地得知，好几年前光林结过婚，女人姓郭，60年大饥荒他寡瘦，遍体锈迹斑斑。郭氏追求过家境尚可的承柄，不成，她改嫁给另一个生产队的一个刘姓男人。到了30岁（也是捱过了饥荒），光林显示出大男人的光采，但政治气氛日紧，年龄也一年比一年失去优势，不过他并没显现特别的忧郁，他正视了他的生活现实，善良，老实，胆子特小。后来了弟弟娶了亲，他更显尴尬。就在我家离开山乡时，他一直没有成家。
生活转折之后，政治运动的重压消除了，一个山里大男人的使命感责任感突出起来，年迈的双亲和家庭子叔也积极拉扯，终于他娶了一个丧夫的带着两个子女的中年女人，完成了成家的大业。
光林是满足的，迟迟组建的家庭滋润了他的人生，此时，他更是全力扑进他所熟悉的农活。他干农活内行，利索，质量高，他是公社时代劳力的真正中坚。准确说起来，生产队好几十号男女劳力中，有许多是平庸者，是可有可无者，下放的最初几年我也属于这样的人，属于搭车者。如果说生产精英总是少量是一种社会常态，那么在那个成份化阶级化政治化的年代，生产者中的平庸化加剧着，好些讲究技术的苦活累活脏活几乎都被贱民承担，正宗的贫下中农及其子弟都拣轻快活，但后者享受较高的政治待遇经济待遇，在劳力队伍里形成贵贱两个阶层。这种情形在我所下放的生产队——大队尤显突出，劳力大面积平庸化一年比一年加剧。生产队的劳力中坚都是在50年代合作化时成长起来，他们热爱土地热爱家乡，农活技术较全面，农活质量较高，有人（干部）在场不在场都是一个样。这种劳动态度化入他们的性格化入了他们的精神素质。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许多较年轻的贱民不再像父兄即使受了批斗做农活仍一丝不苟（他们始终不敢和不愿糊弄神圣的土地），而悄悄地消极着，不愿真心学技术农活，劳作也偷工减料，大家泡在日头下的田地，表面上热汽腾腾，实际上是无奈地送日过山坡，生产能搞好吗？谁也改变不了饿肚子的现实。我所在的生产队口粮还是中等水平，人平400来斤，好的年成有500来斤，过了春节，许多劳力多的农户就闹粮荒了。饿肚子上，正是光林这样的强劳力首当其中。
可以想见，在包产到户（农村普遍说分田单干）后，光林的积极性是内在的，也是全力投入的。当外出打工成为一种时尚一种潮流一种彻底改变命运的最佳机遇，光林他们已过了时，但他们不见异思迁，依然一往情深地伺候属于自己的土地，陶醉于沉甸甸的丰收之中。也碰上农业后继令人的问题——外出打工者有几个愿意回来呢？所以当今作田者大都是中老年人。
光林忽视了致命疾病的侵袭。那天下午他在犁田，突然肚子剧痛，倒在田里。他以这种方式告别土地告别人世。家里也以为是一般的发痧肚痛，服服草药，休息几天也许能好，山里人就是这样过来的。我估计是急性阑尾炎。第二天他就死了。按照现代人眼光，他没有享受生活享受人生，生活亏待了他。从他的经历，他总是在周而复始的沉重的劳作中度过，间接地领受了政治运动的折磨，情形确乎如此。不过，现代人所忽视，而我却体会到了，他把自由自在耕作自己的土地看作一种莫大的愉悦。人只要衷情某件活儿，即使活儿再枯燥单调，他也乐此不疲，所衷情的活儿本身就是快活的源泉。好像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里也有类似的见解。光林一定把中年成家的喜悦和满足转化成他一以贯之的劳作，此时的劳作不再是无望的劳作，而是充满希望的劳作，他以自己的劳作尽养妻糊口的神圣职责，他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跟当下许多中年知识分子衰亡一样，刘光林式的真正农村劳动者的身体挺到了极限，他死于艰辛的劳动负荷。
同生产队的邝先旺中年瘁死，他完全是死于劳累。
先旺家境较好，是家里独苗，父亲是个精打细算的角色，在生产队担任现金出纳。先旺善良老实得近于木纳，做活认真，一丝不苟，不过不利索，沉滞。给队上做活，给别人做活，他都当作做自已的活，决不投机取巧，人称笨脑瓜子。没多事，好做伴。收工后他把工具洗得干净，放得整齐，这样回家常吃剩菜残汁，他也不在乎，仿佛没有尊严感。他眼皮厚，人称厚皮，没有朝气。这样的后生是不会讨灵巧的妹子喜欢，偏偏他娶了个灵巧大方的老婆三凤。三凤是刘光健的妹妹，当时她实在不愿嫁他，只是迫于家里的压力，还是嫁给了他，生下二男二女。
先旺一辈子没真正当家，就是说都是别人给他做主。父亲在世父亲当家，父亲过世老婆当家，接着儿子长大儿子当家。两个儿子争气，挣钱而不乱花钱，各做了一栋非常显眼的红砖平顶房，在这个村民小组简直鹤立鸡群。红砖房尚未装修，只是显出一股雄心壮志。可以说，先旺自懂事起，为家里打了一辈子长工。
队里一些人因他少一点男人气而鄙视他，但结伴做工，大家都要他。我尊敬他。一次一道外出搞副业，一到目的地，他把住所打扫干净，把床铺搞得舒贴。睡得晚，起得早，他把自己创造的环境让给别人去享受，毫无怨言。他可以一个人磨磨噌噌地从早做到晚，仿佛除了做活，就没别的兴趣。他不喜聊天，不会开玩笑，对男女情事也不感兴趣。老婆经常骂他，这也是自然的。应该说他经常做洗碗筷一类女人做的活，给老婆减轻了负担，但她似乎不领他的情，大概嫌他太没男人气吧。
由于长年累月做苦活累活，他未老先衰，背早早地弯起来。生产队时代他如此，分田到户后他更是如此，锈花一样做活。他严格地按照耕作传统，精耕细作。他不会害人，一次险些被人害了。他家旁边是生产队猪场，一天早上发现饲料米被人偷，他成了怀疑对象之一。整人极凶残的大队治安主任老驼（本人姓温，因背驼而得名）坐镇侦察，故弄玄虚神乎其神地把盆清水置在先旺面前，说了一道做贼者必显形一类恫吓的话，众目睽睽之下，先旺浑身发抖面如土色，他父亲也给镇住了。后来此事不了了之。听说其父盛情宴请了老驼。但我不相信是先旺偷的。他父亲耽心儿子受不了这种精神折磨。
转眼双亲先后去世，先旺仿佛还没察觉生命的短暂，长期的苦累和节俭，身体已病变，像一根老铁丝紧绷得太久了，虽没生锈但已老化，依然忙了田里忙家里。那阵儿子正在做房。他从田里归来，裤脚未放下，两脚沾着泥花花，便点着煤油灯去喂鹅。他俨然成了一架做活的机器。他已陷进某种自己也意识不到的孤独状态。世界的变化生活的变化跟他没甚关系。这时他突然摔倒了，从此说不出话，嘴里咕噜噜的，一两天便死了。他也是一辈子没过几天轻松的日子。他也同光林一样，把做活当作快乐的唯一源泉。我以为，他还把做活当作度日的唯一手段。他是乡村不为人知、自己也不知的孤独者。正是这样的孤独者切实地推动着生活。
乡间男人的三大任务，先旺都完成了，但不是他直接完成的，先由父母、后由老婆、再由长大的儿子自己。照理说，他一辈子过得最轻松潇洒、最幸福，其实他活的同样沉重。凡有责任感的人活的都沉重。生活让他们沉重。在那个单一单向社会，这些最基本的农民不可能设想除了勤勉耕地产粮养家糊口还有别的更有意义更有兴味的活法即选择。在这些默默者孤独者身上，却真正体现了“活着干死了算”的豪言壮语。我们的乡土几千年就是这样过来的，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乡土更增加了沉重——不是前进而是物质倒退精神倒退的沉重，真正的劳动者也就成了真正的孤独者。社会对他们只有剥夺和榨取，而缺乏真正的理解；若说有一点廉价的赞扬和理解，也落在劳动群众中平庸者身上。许多乡村干部和得到某些好外的刁人都是这样的平庸者。下放之初我也属平庸者，在我一度落入贱民队伍，我以我的坚实劳动从平庸者转为真正的劳动者，以后我又成了生产队长，我也不是指手划脚，而是事必躬亲，而是应用了我的文化有效地防虫灭病，同大家一起夺得好收成，我庆幸自己没有成为这种平庸者，就像我现在以笔用心耕耘，也不是一个平庸者。
有必要再提一笔30多岁死去的邝宏新。他是90年代死的。父亲是生产队长，50来岁突然死去，死于70年代末，当时我在生产队。父亲是个矿工，不太懂农业，回乡后却做了好几年队长，自然没沾重活累活，许多时间是在开会中打发的。人精明，与大队关系好。他分亲疏对同姓的贱民较优待，对别姓的贱民不那么客气。在他手上生产上不去。他得的是肿肚病，那天天热，大队医生来了，好些人聚集房门前，一会儿就说他不行了，只捱了半天多。一个人就这样消失了，当时我难以相信。从一些人说他“爆肚死”，我察觉一些人的放松与庆幸。对一个人的贬损性评价要等这个人去世之后，说明此人在世的威权。
由于家境颇好，十几岁的宏新叫贱民往往直呼其名，这是没教养的表现（他比他父辈差远了），但也是有权势的表现。那时我已不是贱民，他对我同样直呼名字，表明我家是弱势的独姓，他用不着对我礼貌。当然他属平庸劳动者之列。如果按照70年代政治的惯性，年纪轻轻的他肯定会登上队长宝座。不过没有。父亲一死，他家每况愈下，一个弟弟过继给别人。
他结婚时我已离开山乡。听说大队培养他当村干部。不是他有真能耐，而是谋划者出于全村姓氏势力平衡的考虑，许多邝姓青年外出，机遇就落在他身上。可是时运不济，那天晚上他上床睡觉，竟因心股梗塞而不起，年纪轻轻就打了转身。
其实这也是死生由命的一件平常事，对一个家庭却是悲伤的，打击是深巨的。我不禁惋叹。这次重返下放地，我却听见不无幸灾乐祸的说法：“宏新的爷做了太多的缺德事……”看来沉默的山民总有暴露真实心迹、发表真实评判的时候，山民多有忍耐呀！人心真是口“深井”。不过，我并不知道他爷做的一些缺德事，只知道他爷狡黠，精明，常挂微笑，偶有变脸，报复之心甚重，家境好、个人身份好是其底气，大队头头的支持更是个决定因素。
另外几个青年如打农药中毒而死、外出打工遇不测等，我就不再叙述了。
逝者已去，而当地的历史绵延着。
一家人的消亡
我写了许多乡民的死，决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因为死是个人的悲剧也是家庭的悲剧，悲剧——死更撞击人心，更能把人的思索引向深入。事实上，对每个死者，山民都喋喋不休而谈，把死者生前鲜为所知的一面公开化，揭示其本真道德情操。不能排除排遣幽愤的动机，更重要的是籍此警示活着的人，做人做事不能太绝。
我写乡民之死，也不是为着警示什么；这方面乡民比我做的更早也更好。我只是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是表达出人们无奈意味的美好心愿，许多时候许多人其实是“善无善报，恶无恶报，”这同样是历史的本色人的真实。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总是运用一切警示手段向善靠拢，这种人的本性是不可逆转的，不是么，许多行恶的人也认为自己在行善，即使做恶事也是出于善的指引。
我写乡民之死，其实是想揭示：人无论有什么强大的依傍，一旦面对自己，都是孤立无援的，因为死，伤痛，永远是个人的事，别人无从预测也无从替代。正是在这种时时发生的孤立无援状态，人性才得到张扬，人的潜力才得到发挥，人的进化或退化才成为可能，其它一切都是外部因素。有时外部因素不能起有效的作用。许多时候，人自身是人的原因和结果。这种对人存在的探幽常常令我着迷。乡间有的人确是这样存在并消亡的。
现在我又记录下放地一善良人家的消亡了。
在我下放六七个年头的时候，队上的邝振和因烂脚而死了，不到60岁。振和是我下放后较早接触的人，他一双大手一双大脚，走路干活慢吞吞，犁田技术偏低。我尊重他，他喜欢到我的住处聊天。他青年时被抓壮丁，解放战争起义加入解放军，后退伍回家。回家后便调去修公路筑水库，文革前夕才回乡务农带回了一个老婆。家门口那块“光荣军属”的方牌仍在，他自己却黯然无光，他也不炫耀，他参加过国民党军队是其“污点”。年纪一大把娶了个地主的小老婆黄氏，也是他灰灰的原因。有时别人骂他兵痞，他发怒，却不善言辞，几次差点要打架，当队干部的哥哥（先旺的父亲）骂阻他，老婆也劝阻他。那时候随便揪出一个有历史污点的人批斗是庄易事。他低声嘟哝着退开了。
他退让的还有两个原因：一个女儿是黄氏改嫁带过来的，黄氏原夫是个地主；他与黄氏的儿子很小。这些使他失却底气。黄氏精明，仗着他的好成份，时而含而不露地说风凉话，但不露明显的破碇。女儿叫红仙，儿子叫冬狗。红仙模样尚可，不到16岁就成了劳力，垂眉顺眼的。他家在邝姓明显是个弱势群体。
振和因烂脚不能出工，好几年窝在家里。从不去卫生院，都是黄氏拔草药擂烂敷上。他脚的疮口一天扩大。黄氏都推说没钱治病。我也不相信烂脚有性命危险。他早已失去军人和男人的锐气，把自己交给老婆安排。黄氏都是用草药。病毒往心里渗透了。我进他家幽暗的住所看过一回，脚肿得好大，可见骨头，他的脸非常苍白，神情平静。可以说，他人生遭际的结果是自动放弃了生的权力，放弃了一家之主的责任；也可以说，他少小离家老大回乡没有续上山乡男人应有的传统；社会动荡使他万念俱灰。兄弟子叔、队上人都劝过他去医院就医。他的外部环境并不恶劣。他置周围的帮助而不为所动，自动“走”向死亡。
黄氏这点上并不精明，她总是叫没钱，她相信丈夫熬过这一恶运就会好，她帮助他放弃了生的权力，等于她自己也放弃了生的权力。许多 该死的，被诅咒快死的反而没死，不该死的他静静地坐着死。不能怪谁。他俩夫妇也没怪怨谁。也许，他心里已失去强烈生存的欲望。他死了，大家只是“唏”了一声，没有显现特别惋惜的神情。他死时，黄氏手里还有70多元钱，大家都归于她太吝啬了，仅此而已。
他没有死于战火，没有直接死于政治运动，而死在平静的家——空茫之中。头脑空茫者在乡间不是少数。他没有想到，自己的死亡已改变了三个家庭成员的命运。
几年后红仙嫁过了同村姓刘的一个青年木匠，她也许能挣脱继父甘愿孤立无援致死的命运吧。
黄氏带着儿子过日子。自丈夫去世，她一直忧郁寡欢。少不了议议她命硬克夫的。儿子也不声不响，动作迟钝，极少讲话，他没有投入伙伴的圈子。我永远记得他胖胖的小孩脸，长相不差。80年代初刚分田到户黄氏病逝，不声不响地消失了。我肯定她的思想远比振和复杂，自觉地承受更深巨的精神苦刑，她一定想过拉扯大儿子收拾丈夫甩下的烂摊子。人常说寡妇是很凶狠的；不凶狠不能有效的保护自己维护家庭。人们对寡妇也总是退让三分。可是黄氏并没有强悍起来，反而荏弱着生活，收敛生存的锐气，把心事捂在心里。像丈夫一样，她更是甘于狐立无援，在自造好的狐立无援中衰亡，放弃了生命的自主性能动性，死于风平浪静之中。
作为孤儿，冬狗更凄清，被送去乡敬老院，宽敞的生活之路向他抹开了缝儿。但是他继承着父母沉默寡言木纳的脾性，心灵是封闭的。也许他患上了忧郁和自卑，小小的心灵也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空茫状态。一天他去一口不大的水塘洗手。塘底不是锅形；因取了砖泥成圆柱形，水很深。显然他忽视了这点，结果他滑进了浑水中，真正的无助死亡。
剩下的红仙已生男育女，也较灵活和秀气。她没有显现重蹈家人覆辙的迹象。丈夫经常在附近农家做木匠。90年前后龙头掀起打小石磨的热潮，一个浙江石匠在村里敲打了很久。一天丈夫把30多岁的石匠请进家里，石匠打了一对石门墩，接着打石磨，关系加深了。她家地处偏远的山脚。丈夫与石匠兄弟相待。丈夫自己是手艺人吃千家饭，为石匠设身处地着想，叫她即使他不在家也要热情接待石匠。丈夫在家不在家，石匠都会进屋坐坐。有时丈夫不在家，石匠到她家里借住。石匠频频往她家跑。她与石匠发生了性关系，一发不可收拾。“墙里开花墙外香”，村里人都窃窃叽议。一次吵口，村妇指责她、羞辱她，她无地自容。坏事传进丈夫的耳朵。丈夫当然生气，骂了她，也许还揍了她。
龙头跟别处一样，男女的暖昧事从来存在，据我所知，有人跟亲人私通，都相安无事，并未激起大的风波。也有老年因婚外恋激起大浪的，最后双方都乎息下来。何况是90年代，何况红仙30多岁，她与外地人苟且更引起周围人关注和震怒罢了，时间一过也会平静下去的。爷娘已殁，又有谁悄悄地规劝和开导她？更多的人眼瞪瞪盯着她家的笑话，而不会宽解她的内心。年幼的子女只能增加她的痛苦。一时地陷入孤立无援状态。
毕竟是90年代，毕竟她还年轻，她选择了出走即自救，可见她经历激烈的思想斗争。也许那个石匠向她许诺过，她与他真正有了感情，她终于产生了自救的冲动。她弃儿女而不顾在家里——龙头村消失了。
在乡里一座水泥大桥的上犹江水中漂起了她的尸体。她弟弟也是死在乡里的死水中。她走出了家，但最终没有走出孤立无援的心狱。
一个说法是她想跟石匠私奔。那天也许石匠并没出现，或者石匠改变了私奔的主意。一个从未出过家门见过世面的她置身陌生的圩场，被更深巨的孤立无援笼罩住了。她经历着爷娘弟弟相似的孤立无援，但她没有一个劲地收敛自己，而是爆发出生命的绚烂火花，很快这生命火花熄灭了。最后还是回到这种孤立无援的状态中。
她可以忍辱含垢悄悄地回家里，然而她还是向外走，盲目地向外走，来到她从来没到过的钢筋水泥的大桥上。傍黑她立于大桥不正是孤立无援的写照吗！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举目都是陌生人陌生景象。她一定流了一通泪，决绝地跳进清澈的深水中。
振和一家就这样亡了。不，红仙有后代，这么说振和一家还没有消亡。但是在龙头人——乡民看来，振和家绝了。邝家这株大树又一枝丫枯绝了。红仙的故事也会成为古远的传说。
对于振和一家，套不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是“善没得到善报”。在下放地——乡村，众多的弱势群体的人生回报生活回报，也可做如是观。古往今来这类事例实在太多了，这就是历史的残酷，人生的残酷，命运的残酷。如此叹息其实没有太多的意义。
重返下放地的那几天傍黑，人们牵着牛，赶着鹅鸭回家，我却扑进田野。晚稻成熟的香甜气味令我陶醉。露水匝地。我想实地再感受一下。“重返”毕竟有限，再感受——旧梦重温是一种幸福，心灵的抚慰。过去的许多情景纷至沓来。
我想到许多乡民的死，更想到振和一家的悲剧。
当一方以无产阶级专政——革命的名义奋起，向贱民口诛笔伐甚至大打出手，恨不得斩尽杀绝，对贱民而言当然是灭顶之灾，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贱民中确有一些倒地而亡，然而也有一些积聚生命的能量人性的能量向上的能量，悄悄地等待历史的转折。无数的事实证明，这样的人转化为社会的中坚，是社会的础石，他们发出的光华不为人所见，只是到了新的时代，他们的光华才灿亮显目。从绝对意义上，用“有压迫就有反抗”可以解释，但是，从更普遍的现象，却不是那种“以牙还牙”“以暴还暴”的两极辩证循环，而是受严峻情势的挤压，一些人凝聚着心志，让精神接通和滋生来自家庭来自大地的强大的精神之流，善良、宽容、拼搏、向上。看起来他们孤立无援，在心灵深处，他们有内在的精神相援。一颗种子不死，是因为它的精神不死；一个人绝路缝生，同样是基于内在的精神力量。
我们更应该看到，倒是像振和这样善良弱势的家庭，没有受大冲击大折磨大炼狱，反而千真万确地在精神上处于不为人知的孤立无援的悲凉状态。这种情形在乡间不在少数。当时代转折生活转折，这种孤立无援更深巨更内在了。这是时代精神创伤的折射。这是心灵拯救——精神拯救——自我拯救的严峻课题。
一个贱民的崛起
几天来，我在下放在转悠，走访了一些以前我熟悉的家庭，现时的、过往的诸多讯息像飞蚊向我袭来，我嗟叹着。乡民如同水中浪花，有的消逝了，有的趋于平静。只要是人居住的村庄，就有隐隐奔流的人心之河，置身“河”中，有的悄然改变了方向，有的更明确了方向。这里，为能更真切的说明，我还是叙述精神个案。
我把笔触对准了开头提到的刘烈兆。
1968年他比我早几个月回到龙头，他是本地大姓人氏，家里是有名的阔户大家庭，当然他也是贱民。他伯父曾经是国民党代理县长，解放时向共产党投诚，后来被抓判刑，刑满留农场就业。父亲在黄埔军校学习过，解放战争起义，当上解放军排长，立过二、三等功，退伍回家乡做了教师。因有这种光采，土改时家里仍分得好田好山，一个叔叔在小学当校长，还有一个叔叔进了单位。解放初，他家是个大家庭，兄弟没分家。它担载着解放前就形成了的田庄管理、待人持物、礼义教化的文化功能，即家庭家族文化精神，虽有剥削——应被废弃的一面，但有令贫困农家仰慕的一面。不能否认，这种文化精神对每个家庭成员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自伯父被抓判刑，他家就倒运了。父亲顶上当家长。父亲以包庇伯你被逮捕，在南昌农场服刑，三叔顶上维持全家。不久，三叔成了右派遣送回家。四叔也脱离单位回家。父亲刑满后留在农场就业。一个大家庭分崩瓦解了。
烈兆和哥哥烈元能在南昌读小学归功于母亲带着他们60年的勇敢出逃。当时龙头大饥荒，全家人奄奄一息，母亲并没坐以待毙，极秘密地谋划逃到父亲那里。乍到，他们在农场食堂狼吞虎咽，菜没上，他们把几钵饭就吃光了。那时劳改农场的生活比农村好多了，有的乡民故意打死耕牛好进农场劳改，农场能吃饱肚子。一家人在农场安顿下来，上了临时户口，他也上了学。农场住着许多不干净的人。文化大革命怎能容忍这样的牛鬼蛇神大本营？把他们当无业游民遣散回老家。其时兄弟受了学校教育，早就准备像刑燕子一样回家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情形确如蔡翔在《神圣回忆》所说：“平民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善良的阶层，他们量入敷出，规规矩矩地做人，那些已经被上流社会糟蹋得不成模样的道德箴条，却被平民默默地守护着。”应该说，50年代那种道德化教育，平民子弟是真心接受的。
但是回到家乡后的现实粉碎了他的梦想，他跌入了贱民的行列。父亲几兄弟几个家庭，被分散在几个生产队接受批斗改造。他一家住在三队的一个茅草棚，跌入了悲惨的境地。哪一个贫下中农都可以斥骂他们。
然而当时他不悲观而是怀揣希望，通过自己双手劳动，挣足工分，从而改变居住环境；通过劳动，搞好生产，自己也能多得一点，赶上贫下中农的生活水平。在如此政治威压下他有这朴素的信念，简直匪夷所思，却是真实的，当然，那些被尊奉为依靠对象的贫下中农、生产队干部是不会相信这种家庭的人有好心肠的。但是他们都看到了：他每天都积极上工，不会偷懒，常常一人做几人的活。他也相信每一个人都在努力劳动，享有巨大政治荣耀的人更应带头把生产队搞好，大河有水小河满。
对他家的压制和欺凌有增无减。有一次他家的鸭子撞出笼子下了田，生产队长老郭坚持要扣他家的工分，别人的鸭子下了田可以不扣，就点名要扣他的。老郭有健壮的几兄弟做后盾。那天晚上，他不让扣，与老郭打架，两人打得青红鼻肿，打下了天井，爬上又打。打了半个钟头。围观者如堵。一般人都认为30出头的老郭会赢，因此无人出来劝阻。这次他豁出去了，不要命了，什么也不顾了，出手特狠，结果他赢了，老郭反而生怕了，真是初生牛犊不畏虎。许多人震惊。
事后老郭却没有追究他。过了几天，老郭叫他一道去放水。当他到了目的地，老郭拔了一大把花生叫他吃。和解的意味是明显的。他接受了和解，心里却疑惑不解：身为一队之长，怎么可以随便拔花生吃？他头脑中的生活境像开始倾斜了，他看到了更真实的生活更真实的人。但他坚持循规蹈矩，积极劳动，积极摸索水稻的防虫灭病，脏活累活一样干得起劲，他成了生产队真正的顶梁柱。
一次，他一人打了几天的农药，提出要队上派一人协助。这下老郭犯了难，谁都知道农药有毒，一般总是派贱民去干，于是把打农药视为惩罚坏人的手段。老郭叫民兵连长老邝去。老邝发怒。老郭说轮一天吧，每个人都得轮上。老邝一肚子不高兴，认为掉脸面。他叫烈兆一道躲进守山场的茅棚睡了大半天懒觉。烈兆说这几瓶药咋办，他把几瓶药倒进溪水。烈兆大吃一惊。晚上记工分，老邝说打药好辛苦应加工分，于是队长答应加了1分。老邝又说烈兆比我更辛苦，于是烈兆又加了5厘。烈兆非常吃惊和惭愧，功夫少做还多得了工分！出工不出力正是农业生产每况愈下的重要原因，而那些乡村高贵者正是出工偷懒者、队里生产资料农产品的偷盗 者，而在会议上就是这种人嗓门最高，革命最坚决。身份和褒奖成了保护色也化成了心灵的腐蚀剂。人心的普遍腐败像瘟疫一样急剧传播。
不过，烈兆可不敢学他们，一直头脑清醒，干活积极认真，于是他真正的掌握了一些农业科技，确立了自己的形象。70年代后期推广杂伏水稻，他破格进入了公社制种队，他的天地更宽了。一个有奋斗的精神、有生活目标的青年在多灾多难的家庭悄悄地成长着。连当时的大队头头也称他是“教育好的子女。”
然而，他不是为这个光荣称号而活着的，而是为改变和自己的命运而奋斗的，那时他已在大队茶场，大队工分值比生产队高出一大截。而且在大队企业有身份。他很快成了做茶的骨干力量。年终记工分，他满打满算抖胆给自己打了2200工分。不料其他一些人经常旷工，做工还投机取巧，倒不贬眼地自报3000多工分，而且全部通过。这个世界真难解释！一次大队下令，四类分子及其家庭成员必须到茶场做一个月义务工，他父母及亲人都上了山，他心里难受觉得自己不应走开挣工分，而应出现在父母亲人的行列，主动加入了贱民的阵营。这样就影响了做茶的进度，大队头头大为恼火，喝令他滚下山去，从此他又回到生产队。
他并不沮丧，默默地遵循着命运又反抗着命运，心里没有孤立无助之感。
因工作踏实他又破格入选了公社制种队，在某大队的一个生产队搞试点。此时他同制种队其他成员一样是农技员了。他发觉农技员吃着好招待，关键活没几下，整天游荡闲逛，觉得过意不去，便去队里做活，主动为队里砌了一座小桥，他感到快乐，不觉得累，自然大受人们的称赞。
终于他的贱民背景被捅了出来，有的人认为他这样的人怎能当农技员呢？吃派顿时，一个经常搞些竹木牲畜贩运家境较好的人故意冷落他，弄几碗不好吃的菜。他不动声色，装模作样地打开什么也没有记的笔记，念几条那人贩买的事实，那人慌了，连忙改变态度盛情接待。这是他的以毒攻毒。不过，他只是教训一下而已，并没整治那人，他守住善良宽待的底线。
这也说明，那时候唱高调的权势思想——主流思想对整个社会都是一种内在的腐蚀和摧残，贱民的他也不会幸免，问题在于谁能清醒地守住为人处世的底线。在烈兆身上当然有向生活向社会学习的印记，也折射出父母——家庭对他的正面影响。可以肯定，一种文化精神滋润与支撑这个困顿的家庭，给他无形无言却是不可缺少的心灵援助。因而我们能理解，污泥能玷污人，但污泥中能出有用之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一公布，他就打定主意在家拆迁到原住地5队。但5队拒不接受。他说我照样出工照样挑罗称口粮，谁不同意他就跟谁拼命！5队是他的根就是最充足的理由，形势逆转对他家有利也是个重要原因。一句话他抓住了机会抓住了希望。
分田单干后不久，烈兆就持有名符其实的农技员专业证书，在全村推广良种良法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成了村里3个定工干部的末一位，在村里得票率不低。村里依然贫困，村长书记几乎束手无策，使一些村民失望，他们说70年代那位村书记好，因为那位书记建了大队办公房、供销店、礼堂和仓库，还拥有一辆当时唯一属大队所有的拖拉机。但这些人忘了或不愿提起，这些有形的设施都是许多贱民无偿地付出艰巨的劳动取得的，靠无情的剥夺（比如罚款）得来的。
这里得说一个小插曲。原大队书记的一个儿子大概看到村里的党员大多是70年代他父亲培养的，也看到了村民的“怀念”，于是在竞争村支书时，他公然宣称：“要是我当选，我就恢复我父亲的做法！”结果他以一票之差落 选。这一票就是真正民意的体现。大多数人认为倒退没希望的。同时，也说明村里仍有“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基础心理基础。
尽管在别处我看到了撂荒的土地，但在龙头，我欣喜地看到没有荒废一丘田。村里的耕地是大稳定小调整。小调整极频繁而繁琐，但一直在做。有荒山而没有荒田。每户都养了耕牛（那时我所在的4队30户160亩地才6头耕牛）。烈兆另外租耕了一些田，工作量辛苦程度倒比过去大为减轻，每年他可收干谷一万多斤。稻谷贱价，但龙头人没有轻慢稻谷。田土稻粮就是他们实实在在的定心丸。
烈兆非常满足现在的生活。他热爱自己的工作，热爱生活。他设想多修几条村道的举措，尽管很难实现，但他是热忱的、认真的。照当今实惠主义风行的时候，简直难以相信。其实，这反映出村里的希望生活的希望——村子的历史要求。
在沉沦的年代他没有沉沦，成了命运的主人，终于崛起。并不是为能当村干部才叫崛起。当上村干部他首先是精神的慰藉。即使不当村干部，他同样能过得踏实而自信。
我的下放地——乡村需要踏实自信而善良的人，需要能走出“仇恨报复。”循环圈的人。这是他也是村子的幸运。
就是实现了城镇化，许多人搬走了，这个小村也不会消失。消亡的不是那些外迁者，也不是那些一般意义上的逝者，而是那种对社会发展起消极作用的，美丽的蹈空的虚热般的精神，是那种叫人陷进孤立无援、使人沉沦的社会惰力。社会惰力精神惰力往往是美丽辞藻肆虐的派生物，它吞噬强人和弱势者的心灵。
毕竞乡村的土地上又崛起葱茂的劲树，在我惆怅叹惋之际，我又感到欢欣。
油茶树下的忏悔
诗人郭小川有诗：北方的青纱帐，南方的甘蔗林——不如说南方的油茶林。我喜爱下放地的油茶林，是因为茶油跟我乡间的生活分不开，它是那里最重要乃至唯一的食用油。据房东刘承柄经常述说，合作化期间每家每户的油茶被勤勉垦复，十分旺盛，几乎没有大小年之分，茶仁出油率高，家家盛油用大水瓮，公社化以后，油茶大面积荒芜，每况愈下。这是确实的。我下放后一连几年的秋冬，队里劳力都调去开路开河什么的，无暇垦复油茶，茶油一年年减少，有一年人平只有3斤多，所以队里又安排种了成十亩花生，这样粮食产量大受影响。我向往茶油如水汩汩流淌的日子。
我喜爱的另一个原因，是自己参加了头顶烈日披荆斩棘的垦复，亲眼看见严重晾荒的油茶树仍在秋冬开花春天结果秋天成熟——默默地做着贡献，那不正是乡民自身命运、品质的写照吗！我们吃不上好食油，我们饿肚子，实在怨不得天和地，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搞苦了弄穷了。凡经垦复的油茶山，回报的效果是明显的，第二年枝稍柔旺，深秋挂满了花蕾。
下放地油茶林给我难忘记忆的另一个原因则是，每次上山垦复，我都会发一场漆疮。我对漆树特别敏感，不自觉就挨了漆树，沾了漆毛，第二天便奇痒无比，抓搔，肿胀，破水，我往往涂上不顶用的兰汞，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得熬成十天。后来还是用了当地人推荐的草药治愈。我对漆树心存余悸，而油茶树中漆树特多，于是我每次上山总是提心吊胆。
刘承柄的山棚四周有零星的油茶树，我感到亲切。他说今年是小年。果然油茶果稀疏，但蕴育着许多花蕾。放眼看别处的油茶山，阳光下犹如一片蒙蒙的青烟（油茶的绿跟松杉的绿不同），我立即浮想起当年全生产队数十人叽哩哇啦围垦的情景。油茶是当地山民千百年不会动摇的选择，已建立那种良性互动的关系，住在这里而轻慢或抛弃油茶，必定付了沉重代价。就是在今天南方的一些城镇，茶油（木油）仍是人们首选的植物食用油。80年代以来县乡领导仍沿用计划经济的思维一次次强行砍掉油茶砍掉松杉而打穴种柑桔什么的，扬短避长，效果并不佳，还造成了水土流失，许多山民得出结论：政府提倡种什么我们偏不种。用行政命令赶他们上山，他们也是敷衍搪塞，做做样子。而有关的汇报材料，则讲得天花乱坠，摁着计算器统计着永远不见影的产量。其实大家心里明白。
趁着日扑西山，我一人走进一个油茶林，四周很静，蝉鸣使山更深幽。我心里一抖想起了一件什么事；我仿佛看见，一个叫佛子的少年背着一顶大斗笠向我走来，依盼地微笑着走来。三十多年过去，他还是大头大脸一副孩子模样，天真，质朴，善良，无奈。
佛子是我满姑的儿子，他死去也30来年了。如果他不死也40大几了。如今他的家已属县城范围，他会像别的农人一样在城里打工吗？他会打工吗？他从小患有癫痫病呀！此病亦叫羊角风，我们本地叫猪婆癫。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人公老患这种羊角风。我不敢设想他今天一定过得好，尽管他有一个从小改为姓刘的“老三届”高中毕业，现在是建筑工程师的亲哥哥，但他这种顽症会耽误他一辈子，哥哥也不一定真心帮他。可能他今天仍无家无室零丁凄惨，可是他终于看到了一个没有人欺侮他的新时代。
佛子怎么就降生在我满姑这样的地主家庭呢？
我有4个长大成年嫁人成家室的姑，就数满姑有些文化。当年我爷爷把她许给县城附近一家富户。姑父比我的父亲大几岁，小学同班，可他凭着好的家境贪玩、逃学、厌学，他是个弱智者，老不上进。他母亲当家，精明，划算，也特抠，每年能收许多地租，特别宠这个独儿子，所以有人说这是天开眼天报应。死于贪逸而生于忧患。老人一死，满姑自然顶上去了，当家理事，正好成了地主分子，而姑父也戴着地主分子的“帽子”，一辈 子吃闲饭，不思进取，不熟谙农活，生存能力特差，到死都是满姑伺候他养活他。
满姑生了几胎都没留住。解放前夕她又生下一胎男的，顺从迷信刚三天从狗洞接出抱给附近一家贫苦农民，同时抱养了这家一个女儿（婴儿），属于对换。两家的小孩都活了。男的改名姓刘，女的继续姓刘。满姑精心带养这个叫春连的女儿。果然，50年代中期，佛子出生了。满姑终于松了口气。解放（1949）时，满姑完全可以选择改嫁，也有人这样劝她，但她没有，她怀揣“三从四德”传统思想，坚贞不二，也就是说，她有志气。即使在以后30年她不断的挨批挨斗，她没后悔过，走路干活没畏缩过，她用微薄但有力量的劳作，无尤天无，维持着丈夫，维持着这个家。这点上她比我们许多新社会的读书人强多了。60年代初，她回县城娘家看望，受到我大伯母的嫌弃与训诉，在街上指着她叫“你这个地主婆，你不要来！”可她并不灰溜溜，静静地离开，以后仍问候大伯母。满姑把一切不快事藏心底，让其沤掉。
我记得60年代那年，我饿得慌，从菜市场走过，满姑叫住我。她正在卖凉粉——狗檬叶打成的凉粉，她叫我吃一碗。如今，那股青涩味亲切味仍在心头。为维护生活，她打霜天下水塘捞田螺。满姑自己就是一部长篇小说，她同样体现出中国女性的一种承受力和韧力，一种宽待和自强不息。
在这篇文章，我记的却是佛子。由佛子而稍稍涉及我这位满姑。
解放后好几年，满姑仍住在宽敞大气老屋的一角（其余房屋归了公），后来就遵命搬到低矮简陋的土房，换了几个地方。60年代初，佛子大约八九岁，他喜欢到我家玩，很有礼貌。肥头大耳的，身上的肉并不多。他是满姑最大的希望。养女春莲读小学，跟满姑的感情很好。我听母亲说过，满姑希望抱在刘家的儿子长大后能与春连完婚，不过这个儿子对亲爷娘十分冷漠，从不叫一句爷娘。此时刘家是响当当的贫下中农了，他很会读书，学习冒尖，考上了赣州市一所重点高中，趋利避害已在这年幼的生命上体现出来，跟亲生爷娘断绝一却关系。满姑这一希望十分渺茫，幸好春莲始终待他们亲热，视他们为亲生爷娘。那次佛子在我家玩了大半天，突然跌地，口吐泡沫，双手紧紧地抓住凳脚，嘴唇发白，脸色灰青，着一层土灰。我们都慌了。母亲说他患了猪婆癫，躺一会就好。果然一会儿后他醒来了，又亲热地叫我们。现在我才明白，那时他怕我们嫌弃他、拒绝他，表现出主动的亲热。我母亲好生安慰了他。
文化大革命开始，满姑家更惨了。更多的批斗落在满姑头上。连读中学的春莲终于害了怕，回到亲生的娘家，娘家住本地成份好足使她没受到任何株连，她这种特殊身份使大队安排她在大队碾米坊开票或在大队代销店做售货员。此时满姑的大儿子回乡（刘家），对亲生爷娘更是冷绝，撞上也不打招呼，这个人之子异化了，可以揣摸他内心藏着恐惧与自卑，但他都是自觉地保持着这种对亲生爷娘的冷绝，以路人相对，对他们没有了任何感情。
这种情势之下，佛子的凄惶状可想而知，爷娘不能厮守他而给他连续的温暖，而渴望亲情渴望温暖渴望一个安全的家是一个少年的生命本能。周围许多少年向他吐口水，斥责他是“地主崽”，甚至推他、打他。可以想见，当他经历一场羊角风发作后，面前没有安慰的温暖，白眼、厌恶、唾弃仍交相袭来，但他渴望亲情的生命之火更强烈了。
此时在县城的我家也风雨飘摇。父亲被揪。我和弟弟作为知青下放龙头，紧接着母亲带着几个妹妹跟着来。街上居民大多下放，一条街空荡荡的，而贫宣队一些队员大摇大摆进城，他们挑选最舒适的房子，身上镀着革命的神圣光圈，没付什么代价就成了城镇新宠。
1969年深秋一天的下午，背上挎一顶大斗笠的佛子突然出现在下放地——我家的面前。显然他是操近路沿途问路自个儿翻过一座大山找到了我们。操近路龙头到县城 30多里，得翻成10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浓郁的崎岖幽路。他亲热地叫我们，脸上露出轻松和微笑。我大吃一惊。
当时，我并不是惊奇佛子竟能找到我们，而是耽心他的到来使我家乱上添乱，雪上加霜连夜雨，让当地人知道我有这样一门脏亲戚，我还能抬头吗？就是说，尽管我处境险恶，在学校在县城我已是个失败者落魄人，但内心深处仍想出人头地，进入叱咤风云革命者的行列，其时我已“没有希望”，但我怀揣政治希望，认为自己还存希望，就象尤凤伟《中国1957》所写的：许多右派都认为自己冤枉而别的右派一点不冤枉，他们对革命对领袖从来就忠心耿耿，认为别的右派都比自己的罪责深重。所以受着革命的打击和抛弃，还是故做多情地靠近革命，向革命献媚献忠心。谁也不会从心里认可自己被革命排斥抛弃这一现实。我觉得佛子的突然出现破坏了自己的前途（希望），心里生气而且满脸不高兴，我甚至恼怒于他。我怎能理会此时此刻他的寻求亲人慰贴的心情呢？怎能理会他小小年纪离家来找我们的企盼心情呢？我跟他无情的亲哥哥是一样的。
我压下声气责怪他不该来。母亲好生地招呼他，被他能寻上门而感动。当时我悄悄地对母亲说，我们一家才来，而这个大队是狠抓阶级斗争的，我们没必要自找麻烦，让他吃过饭回去！母亲不同意，说佛子走了这么久，住一晚才好，要不满姑会怪怨的。我又说，佛子万一发猪婆癫怎么办？当我这样一说，自己倒更意识问题的严峻和严重，更执已见。母亲犹豫着，但她必须听从儿子——她比别人更能察觉我下放前已处境不妙，便安顿佛子吃饭，开导他回去，待家里“站稳”之后再来。
佛子多想留住几天呀。其实这是完全可以的，我过于险恶地估计了此地形势，不，我过于痴迷自己的加入革命阵营的希望，好像佛子在这里多呆一刻，我尚存的“希望”就灭绝一分，他离开，我的“希望”的太阳就会穿云破雾地浮现。我要他尽快离开的心情焦灼着。
吃过饭我带他上路，他亲热地向我们一家辞别，他并没有显现怨尤与哀伤，微笑着，仿佛他此行仅想看我母亲一面，看表兄妹一面，他如愿以偿。每走一步，我的心就轻快一分。我对一些露出诧异神情的人示意这个小亲戚有癫病。此时我是个恶人，恶人行恶总能找出堂堂正正的理由。我是个受害者，受害者同时也是害人者，这正是那个时代普通的现实——精神现实。
我们来到马上要翻山的山脚下的油茶林，一条山路穿过油茶林。他亲热微笑地叫我“老表”。在今天看来，我感觉出这句称呼有太多的内涵——一个没进学校门的双重弱势乡村少年的由衷表达。渴盼亲情，渴盼呵护，渴盼亲密，渴盼沟通，渴盼被当作正常人相待。他年幼可被社会放逐得太久。在陪着父母挨斗的时候，他低着头，人的社会的的暖意消失殆尽；在他独自一人流浪的时候，既要躲着身边少年唾弃的羞辱，又悄悄地寻觅着可以栖息心灵的亲情，他把这种希望寄托在我家，但被我凶狠地斩断。
当时我却再生恐慌，担心他不会回去，或者过一两天他又会找上门来，他是满意此行的。我却打心里不愿他再到回来，不愿再见到他，我认定他是个只会带来晦运的家伙。
他是无助无邪的弱势少年，是依然相信亲情的乡村少年，而我也认为自己是社会的抛弃者，希望渺茫的弱者，其实，我已被社会毒化——心灵跟那些胡作非为的强势者一样歹毒。我受人斗人、人毒人的文化浸梁了十几年 ，心已成狼了。我鸣不平含幽怨，是基于我的家庭背景捆住了自己而进不了强势者行列，我被强势者击败一颗心仍希望成为这样的强势者，如此失意而怨恨，佛子成了我的发泄对象。我踹他背上的大斗笠一脚，凶横地说：“你要是再来，我就打死你！”他没有回答，默默地走远，消失……我这句话也消失了，不，一定砸在他幼小的心上，也烙上我的心头，它是不会消失的！
当时我确实觉得送走佛子感到痛快。我相信他不会再来而淡忘了自己这句话。事实证明，即使佛子不再来，我也没运交华盖 ，很快地，1970年元月，我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原因前文已述）遭到强势者的穷追猛斗，吃人者也被吃，被吃者也吃人，我遭到了命运的辛辣嘲笑。
这句话在我心头第一次重现，是将近一年之后。在农村的我们听见了佛子在县城的上犹江落水而亡的消息。我心里立即内疚了：自己亏待了这位表弟。那天下午，流浪的佛子又从县城回家，经过大桥时跌入水中，有几种说法，一是周围几个学生追撵他，他跳入水中；二是被几个中学生推入水中；三是他羊角风发作坠入水中。这个来到世间才十多年的少年，没有真正地享受生活、享受人生就匆匆走了，至死他没有怨恨也没有学会怨恨，一个极重要的原因是他爷娘没向他灌输怨恨和以牙还牙的思想，自始至终都以善良弱者出现。他可以依凭疯癫而有效地保护自己，然而他没有。在人心普通污染恶化的时代，还是有真正的心善者。这种“恶”的家庭就出现了这样的良善人。可见，良善也是一种选择，更须一种持之以恒的默默坚持。
我的心被震撼了。倘若有人在桥上推了佛子一把而使他落水致死，我那次踢他大斗笠的罪孽不会比前者差！当然，在那个年代，谁也不会去追究也无从追究，满姑又一次默默地认同了命运。
后来母亲给我说，满姑对我们那次没留宿佛子略有抱怨。满姑是对的，应该抱怨和谴责，佛子是她最后的希望。我想，那次留他住十天半天让他怀揣温暖，也许能躲过这次厄运。
后来父亲“解放”了仍在教书，他就回搬到龙头的家，所以我能不时听见满姑的消息。她依然健朗，顽强地生活着，并不是我估计的那样食不裹腹衣不蔽体丧魂失魄。满姑理解这个改姓刘的儿子，咫尺相见如同路人不闻不问，倒是满姑常回头看着自己这个儿子的匆匆远去。满姑和姑父实在得益于带养女春莲。她读了初中，可以革命的名义与满姑一刀两断不再来往，然而她没有。她在代销店辗米坊总是暗中接济满姑，比如，她把一小筐米（上面盖细糠，米里塞几块钱）悄悄放在一个隐蔽处，晚上满姑悄悄取回。春莲以这种方式报答带养之恩。亲生儿子不认他们，而带养的女儿时时接济他们，这是命运和人间给满姑的安抚。这样，两个老人平安地捱到时代的转折生活的彻底转机。
（80年代末，满姑姑父已70多岁，春莲承包大队一间店饮食，满姑全力以赴不知疲倦地帮衬。姑父衣着整洁，生活全由满姑整理。这时，姑父再不能忍受亲生儿子不认父母，耿耿于怀，准备诉诸法院。大家劝他算了，法院判了但他还是不认又怎么办？法律解决不了情感问题。由于长期的回避和冷漠，他已铸就了冷漠父母的情感基石，况且，年迈的双亲不像一些港澳台回来的拥有体面和厚资的年老亲人，只会带来无穷的负担。——这是后话。）
几年前，满姑突然病倒而亡故，姑父生活失态，不久投水而死——跟他小儿子去了。自己那句话就频频在我心头泛起了，我悔对佛子也悔对满姑。虽然我没当面向满姑认错，但我明白，这是我一生的过错！
今天，我立在下放地的油茶林中，心头又涌现那句话，内疚而苦涩。这是我重返下放地融景生情涌起的跟下放地乡亲无关的一件事，一种忏悔的心情。重返下放地不仅可以用新的年代反观过往的年代，而且可以返观和检视我整个人生。我想起了刘再复在《独语天涯》的几句话：“我讲忏悔意识，就是提醒：在东方的政治鼠难中，每个中国人都曾经是鼠疫患者，身上一直带有鼠疫的病毒。”“人类的悲剧并非只是几个坏人造成的，而是人类共同犯罪的结果。这一思虑使我确认自己不仅经历错误的时候，而且参与创造一个错误的时代。”“我也警惕，不要因为经历过去苦难而扮演受难者的角色，这种角色一面祈求社会给予报偿，一面准备对历史进行报复。”
我发现，在漫长的风雨岁月里，满姑和下放地许多底层一样，从未以受难者出现，而我这个文化人却一度认为自己是受难者，于是总是以各种方式渴求社会的报偿，许多报复就缘于这种动机。显然，报复历史到头来必定报复自己。
我永远记住下放地那片油茶林。
下放地，油茶林，永远的创伤记忆……
2001年10月15—11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