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法院的信访频繁发生，对整个社会治理秩序的损害巨大。当事人对法院的判决提出信访，尤其是向法院之外的党政机关上访，这意味着，对各种纠纷，社会不再存在终局性裁决机构。这个社会丧失了终极的权威，正义虚悬在未知之处，法官和当事人都难以把握。
作者：秋风 知名学者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针对法院执行工作说，各级法院要建立有效的执行信访处理机制，对重大信访或重复信访案件一律实行公开听证，畅通当事人与案件执行法官的联系，做好案件执行的答复和释明工作。（5月1日《北京晨报》）这个表态对促进案件执行的效果，应该说颇有意义。不过，在此之外，法院通常还忙着接待涉及案件审判的信访，这究竟是否合理？
信访制度的初衷是“保持国家机关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在现实中，它主要是自认权益遭受各级政府及其官员、企事业单位及其负责人损害的民众寻求救济的一种渠道。
向民众提供救济的初衷当然是好的，但信访制度本身也具有内在缺陷：信访所控告的对象多为政府机关，民众为寻求救济，倾向于越级上访。接访的上级政府机关通常又没有向民众直接提供救济的渠道，因而，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把民众的信访转回民众控诉的那一级政府处理，导致问题很难得到有效解决。于是，“老上访户”频繁上访，高层政府要求基层政府大接访，基层政府却想方设法“截访”。
如果说，其他政府机关陷于信访怪圈还情有可原，惟独法院没理由陷入信访困境。法院本身就是向民众提供救济的场所，而且，古往今来，法院通常被认为是在和平秩序下民众寻求救济的最后场所。法院有公开的审理程序，也给双方当事人提供公平的辩论机会，法官也是按照法律判决。更重要的是，法院体系还有复审机制，对初审法院判决不服的当事人，还可以向二审法院上诉。凡此种种程序和机制，任何其他政府机关都不具有。从理论上说，终审法院的判决就是一个人在人世间所能得到的终局裁决。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种救济手段，法院也应当比信访更可靠，人们应当是在信访无效之后到法院寻求救济。可现实情况是，我国的各级法院却经常成为信访的对象。这样一来，法院与信访之间就构成了一种奇怪的关系。法院的判决不是终局的，相反，人们在法院体系已经走完法定的上诉、再审程序之后，把信访当成了超级上诉程序。之所以说它是超级的，因为信访程序对信访的次数、理由等，没有明确限制，当事人可以不断上访。
当事人之所以针对法院的判决和执行上访，当然不是因为当事人精神不正常，而是因为，由于各种原因，当事人不大相信法院的判决及其执行过程是公正的。这里面可能有私人原因，但更多是由于制度上的原因。但是，针对法院的信访频繁发生，对整个社会治理秩序的损害巨大。当事人对法院的判决提出信访，尤其是向法院之外的党政机关上访，这意味着，对各种纠纷，社会不再存在终局性裁决机构。这个社会丧失了终极的权威，正义虚悬在未知之处，法官和当事人都难以把握。开展法院院长大接访，或者法院就信访举行公开听证，无助于解决这样的困境。
信访制度该怎样发展，暂且不论。但至少，确实该认真思考法院与信访的关系了。为今之计，可以改革审级制度，从两审终审改为三审终审，将部分信访转化为常规上诉。更广泛地看，则需要推动司法体制改革，让法官更有条件公正司法，从而遏制针对司法的信访。这一改革也能把大多数信访转变成常规诉讼，从而理顺社会治理机制。
（原题：法院如何面对信访尴尬，标题为网易所加）
原载《新京报》2009年5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