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月，刚刚主持《京报副刊》不久的孙伏园面向“名流学者”发起征求“青年必读书”活动。在收回的答卷中，以鲁迅的发言最惊世骇俗：“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中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这番话当然激起一片抗议，争议至今延绵不绝。
对此，鲁迅自己曾提出三点辩护：一、这出于自己的实感，并非玩笑或激愤之词；二、这不是对一般青年的指导，而是专门面向“改革者”的发言；三、主张不看中国书恰恰因为自己深感中了古书的毒。由此可见，这“不看中国书”既包含自我否定，确切地说是否定形成了自己的古书、旧思想、旧文化，又呼唤新的“改革者”，也就是新的“新青年”。难道说曾经作为五四运动主力的“新青年”到1925年已不再是“改革者”了吗？
鲁迅曾概括“五四”之后青年的两大趋向：一是进“研究室”，二是进“艺术之宫”。前者是1923年胡适等人倡导“整理国故”的后果，后者与创造社“崇拜创作”相关。今天看来，两者似乎正代表“新文化运动”的“实绩”和成熟。但鲁迅恰恰在这两种倾向中看出“五四”立场的衰落。他称之为给青年套上“精神枷锁”。鲁迅理解的“五四”是彻底文化改造立场上的“五四”。这一立场要诉诸的是能动的、批判性的主体，这个任务在“五四”时期是由“新青年”承担的。“五四”召唤的“新青年”是一个不断在对立的紧张结构中被塑造和赋予意义的流动的、能动的主体。而“研究室”与“艺术之宫”所代表的则是一种规范化、合理化，有封闭倾向的主体状态。在鲁迅等人看来，这意味着“五四”的后果走向它的反面。
“不看中国书”的发言似乎有意采取一种“不合理”，甚至“无理”的姿态，我觉得关键不是鲁迅所下的具体判断，而是他构造的“中国书”与“外国书”截然对立的结构。老一辈学者张灏曾概括，“五四”反传统话语的特殊性结构在于将中国传统与西方近世文明做整体化概括，并将双方塑造成绝对对立不可调和的关系。这并不意味“五四”人对中国传统与西方内部的复杂性没有了解，采取这样一种话语策略实际和他们要达成的目的相关。换句话说，“五四”强调的是一个相异于中国既有文化的“西方近世文明”。
今天，中国讲中外文化关系时常用的说法是“和而不同”。但当年“五四”一代强调的不仅是“不同”而且“不和”。两者之间不是外在的并存或调和，而是将不同的外部引入内部，实现内部的转化，这个斗争是以对自己的彻底否定为前提，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意味。表面看似乎不够自信，其实恰恰代表一种足够勇敢的立场。
这个勇敢的立场从哪里来？在鲁迅身上，敢于自我否定的前提在于对自身“落后性”的自觉。20世纪所有的激进革命都爆发在“落后”地区而非“先进”地区，“进步”与“落后”的颠倒是20世纪革命的核心问题，“不看中国书”的意识中包含着这一颠倒的结构。同时，鲁迅对这种自觉产生了两个抵抗方向：既承认无法去除自己身上的“毒气”、“鬼气”而更强韧地与之战斗，又质疑那些借助“先进”理念而超越现实的方式，宁可为了保有抗争的真实性而对抗那些“超时代”的因素。这使得鲁迅一方面成为中国革命日后借助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又成为批判中国革命负面后果的资源。这种双重的批判性难道不也正包含在“五四”本来的面目中吗？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来源：《时代周报》，天益网受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