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耀基，1935年生，原籍浙江天台。台湾大学法学士、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硕士、美国匹兹堡大学哲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讲座教授、台北中研院院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著有《从传统到现代》、《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大学之理念》、《中国民主之困局与发展》、《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国的现代转向》、《剑桥语丝》、《海德堡语丝》、《敦煌语丝》等。
本报记者 李怀宇 实习生 武勇 发自香港
金耀基先生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在他看来，“五四”运动带来的最客观的作用是启蒙而非“复兴”，它以法国的启蒙运动的精神为主，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一系列新观念，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这无疑是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结点，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从“文革”结束到改革开放30年，金耀基先生认为，2009年中国在进入转型期的另一个30年，而这个30年，将完成一个百年来的重大命题，就是现代转向。
时代周报：如果我们用时段来回顾中国的现代化进程，1919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就是“五四”运动。胡适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但是他后来又说，因为这个运动受到冲击，没有达到文艺复兴的目的。你对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概念如何看？
金耀基：胡适是将之当作“新潮”的东西，新潮就是和文艺复兴概念同一个意思。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批判中国旧文化很厉害，绝大多数都是从西方观念而来的东西，像陈独秀提倡民主、科学来表达了他们的诉求。我曾经写过两篇文章，谈“五四”运动或者新文化运动，就是对这个新文化运动批判，说把线装书丢到茅坑去，是过分之言。如说新文化运动是文艺复兴，意愿就是最后要复兴中国的东西。可是在我看来，客观的作用是启蒙。它是把以前我们没想到的西方的一些观念带进来。那么，我认为启蒙运动也有所发展。启蒙运动的中心就是法国，跟英国、德国的启蒙运动的表现就不大一样。中国还是以法国的精神为主。当然，启蒙运动破坏力也是很厉害，所有的东西都被怀疑了。中古时的大学讲信仰，现代大学讲求理性，是根据启蒙运动之后，在学校建立理性为主的学术性团体，就不再是信仰了，是怀疑了，是追求真理。
这种现代大学的精神在德国最先出现，然后是美国、英国，甚至那个时候中国也加进来了，蔡元培就碰到那个时候。蔡元培也是世纪之交特殊的人，他是一个老翰林，留学德国，那个时候德国最先进，美国第一流大学不向德国学习的话，谈不上有学问。
时代周报：“五四”运动到现在正好是90年。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再到“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几乎每个30年都有大变化。
金耀基：当然，今天我觉得中国是进入另一个30年。我最近在《明报月刊》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做《2009年》，中国要实现现代转向，必须要另一个30年。过去30年，我们的经济现代化，取得了不得的成绩，可以说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变成世界上经济实力第三第四，个人并不领先，国家整体上领先。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批评，中国第一个30年经济现代化基本上是太成功了。但是有一点，就是因为整个资本的全球化，在过去十几年，每年差不多都有500亿美元以上统统落在中国，这个不得了。可是，我们社会没有现代化，所以未来30年，是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并举，因为经济最后还是体现在社会政治上。这个30年假如成功的话，在一个和平的状态之下我们能够继续有30年，中国的现代转向基本完成。
我认为中国将真正进入到一个新时期，在社会现代化、政治现代化里，政治现代化并不一定说完全仿效西方，但是要把民主的精神贯彻了。民主不要变成一个口号，孙中山也讲每个人都是皇帝了。未来的政治秩序，长久安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黄遵宪讲的“太平世必在民主”。千万不要以为民主是洪水猛兽，或是了不起的天使，它是在人民主体性被唤醒之后，能够建立一个政治秩序。过去在中国社会、西方社会里，君主专制的时候，好的时期也是靠运气，民主政治就是不靠运气，天堂上不了，但不要出现地狱。
时代周报：文化因素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金耀基：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始终不知不觉地都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东西，实际上，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文化也在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最近亨廷顿去世了，我以前谈过他，有些地方他讲得很有道理，他最主要是说文化的问题取代经济、政治冲突，也许不是取代，表现到最后的方式，不能避免有这种文化冲突的出现，这恐怕基本上说得通。在社会学里面，一般授课讲制度、讲文化，我都认为制度与文化观念可以分开，但是到最后，制度的问题也是牵扯到文化。就算是移植了民主政治的话，还有中国文化的因素在里面，可以慢慢改，但是不可以排斥它。
其实中国过去30年变化已经够大，我现在有的时候到了深圳、上海一些地方，连中国字也少见，就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这只是看到一面，其实中国是不断吸收外来的东西，不断自己在扩大，我们不断地吸收，不断扩大自己文化内涵。这是中国文化能够长久的原因。汉代以前我们哪里有佛教的东西呢？可是汉代以后你可以不讲佛教吗？我是搞社会学的，可以讲宗教生活在中国有比佛教更重要的吗？没有。真正的读书人，到后来都很难说没有佛教气氛，《太上感应篇》差不多每个人都在念。这些并不表示中国文化衰老，被文化征服。从宗教层面讲，宗教是人类社会生命世界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佛教进来以后，基督教也进来了，从清朝老早就开始了。这是不是我们被完全西化了？没有，我们没有被完全西化，可是从另外一个观点看，整体的中国文化其实是把自己扩大了，把自己包括进去，一定要有这样的看法，1000年以后就是这样的。
时代周报：全球化的浪潮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有什么重要的影响？
金耀基：到目前为止，形成所谓世界性的政治组织有好多种了，但真正大的两种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当然，苏联垮了之后，像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的The End of History—历史终结了。这话他讲得太快了。从1917年列宁革命之后，有所谓的东西冷战。从经济上表现出来最具体的就是一个完全计划经济，一个市场经济为主，当然，后来证明计划经济失败了。现在的中国，经济上已经开始适应了。经济能够这样大发展就是现代化，这不是政治决定的。但是今天世界金融海啸以后，发现公有不一定是坏事情，美国在过去的30年很显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第一大的军事强国，同时软实力也是世界最大的。软实力是什么？民主价值、自由观念都被美国拿去用了。金融海啸显示，美国其实还没完全建立起全球的金融秩序，所以中国要参与建立。
时代周报：唐德刚先生提出中国200年走出历史三峡，从1840年到2040年，你对他的这个论断如何看？
金耀基：到底200年还是几百年，我不会这样讲一句。但是的确有一些大的转变，不是一下子能够完成的。我为什么讲现代转向不是一下子能够完成的事情，也许中国现代化的路程，大概有三个时期，从19世纪末开始，到整个20世纪，我希望有另外一个60年，我不晓得加起来是多少年，不过大的政治选择性是有些变化的。这种变化有的时候是看不出来的。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大转型。科学真正发展起来是在20世纪，所以20世纪发明东西之多，超过所有时期加起来的。过去中国有发明，欧洲也有，都是好像玩票的人搞出来的。但是20世纪是全天候的、全职的，是一种专业的基础上做的。在20世纪的综合性大学，理学院、工学院、医学院，就是做全天候的、专职的、专业的科学研究，这是知识。以前中国讲，我们有理学、道学，没有办法，20世纪最厉害的“学”就是科学。所以人文学也变成人文科学。
21世纪恐怕是要到人性本身了。物理是看自然，今天到人，基因的分析就开始了。这些知识，我们搞人文的常常不看重，其实真正改变世界的就是这些，绝对不要低估了这些东西的重要性。今天中国进入了现代转向，无可避免的是一种科学的文明秩序。我们现在的文明，其实基本上跟科学分不开的。现代大学真正要关心的问题，就是不能够让科学万能的观念笼罩一切，这才是我们讲人文要抓住的地方。
来源：《时代周报》，天益网受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