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是我第二次（2001年）修改《旷野黄花》“后记”的题目，至第三次（2004年）修改，不觉又三年。自1997年初稿，一晃8年。1997年当它刚脱稿，雷达先生热情地给予了充分肯定。钱理群先生来信表示关注此书的出版。当年北京某出版社很快就将手稿打印出来。
2001年2月，李建军先生看了书稿之后，在电话中同我交谈了看法，稍后他又寄信说：“作品有较深的内涵，你写东西很沉静，细心，在当代作家中别具一格，所写也很厚重。但叙述上过于稠密，细致，欠可读性。”“你要舍得割爱。一部小说要经过多次修改。如今的读者都是电视时代的读者。”这年我进行了修改，把62万字的篇幅修改成40多万字。
2003年9月，南方一家名气不菲的出版社在初审时认为：“作者文笔大气又不失细腻”，“小说中人物性格刻画也比较成功”，几个主要人物“都让人印象深刻，他们不同的性格也注定了各自的命运，使小说情节发展自然曲折又引人入胜。但是小说个别情节的处理略嫌杂乱，涉及的人物也过多过杂，可根据情节的需要做适当的删改。总体而言，小说达到了出版水平。”
2003年12月，周泽雄先生在读了《旷野黄花》（修改稿）来信说，小说结构是一流的，思想也是厚重的，他也指出欠可读性问题，并具体地指出如人物称呼的统一、赣南方言的运用、所引家谱的序言应加标点等问题。
由此可知，《旷野黄花》虽“落地”，但未成为“正果”，一直牵扯着我的神经。这是部经过几年实地采访、构思，满怀激情写出，激情不减地修改，让我激荡又让我平静的长篇小说，是我挚爱的“精神之子”。我深知过于明显的地域性会妨碍此作的艺术，但我还是痴心不改，仍以显赫的地域性充实并彰显这部于我有重要意义的作品。
诸多师友的肯定使我更坚定了信心。
2004年8月，当得知我2003年创作的长篇《恍惚远行》即将在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我油然涌起再次修改《旷野黄花》的冲动。它不仅是我90年代中期以来创作的“幽暗家园”四部曲（另外三部为《轮回》《寂寞欢爱》《恍惚远行》，已出版）的有机组成，更是我自认为最为厚重的一部，终将会出版的，而且我始终坚信它的思想艺术价值。我对这部长篇的思考一直继续着；在发展的现实面前，我更坚信它所表达的思想——形象意义并未过时。所谓“正果”，不是指印成了铅字成了文化商品，而是指经过修改使作品较完满地体现作者的追求，文本更独特、更成熟、更具思想艺术魅力和价值。于是我进行了第三次修改。
钱理群、雷达、李建军等先生一直关注《旷》的出版。
二
感谢电脑，我这次修改能够斟字酌句反复琢磨。我是去年在写完《恍惚远行》之后学会使用电脑的；因而我发觉，2001年的是请人打出的小五号字书稿，修改虽费时几个月，还是太粗疏，只是是凭一种感觉进行删削，没有从具体的字句上琢磨。而这次（三稿）是我头遭尝试电脑改稿，原以为很快，实际却相反，很慢，不得不慢，每天修改的字数大大少于当时我每天手写的字数。在字句甚至段落的安排上，我不厌其烦反复琢磨，改出的稿子确实更流畅，可读性增强。虽累，但喜悦不尽。我不焦躁，凭着充沛的激情，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性格命运，而且有新的发现。这正合我的初衷。
我更加觉得，一部有内在思想魄力有价值的作品，迟几年迟些年面世也许更好。关键在于作者对所写的东西深层次意蕴的把握和开掘。这种“深层次意蕴”不仅在于素材的坚实，人物性格命运对时代的穿透性、覆盖性和超越性；而且在于，作者对所处时代及其发展的内在精神的确切感知与把握。
一个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你每次涉足的其实是“此河流已非彼河流”；你创作，修改，再修改，你都是以新的不同的对时代物质精神生活的感悟来面对自己的作品。这种“新”，更多是时间意义上的新，而不是价值意义上的新；但并不排斥思想内在的一致性。
七、八年以来三次文本，《旷野黄花》的立意和开掘有着一些变化。经过修改，作品的精神品位没有降低，比原来更具价值意义。因为内涵得到新的发掘，作品显现新的艺术风貌。
三
1997年的初稿取名为《热土游魂》，它最初的写作起因（构思）源于赣南一个冤案的思索。解散前夕一个家庭成份高的青年大学生（作品中的黄腾）回乡组织起义迎接解放，不久便遭到区政府设“鸿门宴”射杀，地方报纸说是镇压了一个地主反革命武装。现在许多人仍为他鸣不平。经过采访，我却跟一般人看法不同，认为这个进步大学生无知、片面、幼稚、毛燥，不是他做英雄的时候他偏要做英雄，他更无从知道知识分子的时代已将终结，即属于知识分子的自由自主空间已趋向萎缩。当时我写了创作散记《我以我心写游魂》。这个悲剧青年形象是全篇的轴心。
为写好他，写好这本书，我抓紧读和重读了60多本当代文史哲学术书、评论书，尤其是90年代以来数本有思想魄力的书对我启发很大。我对一些新锐作家无视或鄙薄当代评论、文论不以为然，我认为有良知的学者、理论家、评论家和有良知的作家一样，都以自己的思考和表达方式参与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工程，有抱负的作家应该虚心向他们汲取有益的精神资源。
在边读书边采访中，从当地的文史资料和当地人的回忆，我发现了一个沉默而真实的赣南，更有生活味的乡土赣南，以往生活中许多有价值珍贵的东西被遗忘、被漠视、被丢弃了，而这些正是我们民族走向复兴不可少的。
我所在的赣南是客家人的聚集地，已培育出自强不息把守开拓开放融洽的客家文化精神，是中原文化的延伸和创造。自20世纪初辛亥革命建立民国（1911）以来，商业获得长足的发展，给赣南人注入新的活力，比如出国留学，学成归来服务桑梓，又比如决绝地脱下戎装回家搞实业，如此等等，这块土地已滋生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情怀。以赣南而言，20世纪上半叶已展现现代性，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给中华民族以激励和推动，但健康健全的民族之树必须扎根于民族的土壤，即向本土汲取思想精神资源。这“沉默的赣南”含藏着思想精神资源。
但是，初稿我只是把注意力放在那个悲剧青年身上，虽展开了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基本的立意定为把守的可能与不可能，从人格、良知、激进知识分子命运这些层面展开描述。初稿对这类知识分子命运的反思味很浓。
不过，不重复宏大历史主调，而是注重表达被宏大的历史所淹没所遗漏的个体生命的体验，即坚定地“破蔽”，是我清醒的认知。由于采访时的发现——意外收获，我原先没考虑和构思的另一悲剧人物（陈学余）一下子成了我的主人公。他很早参加了共产党，遭到国民党逮捕，家里用钱赎出，后又去读书，从政，做过县法院院长，释放过红军连长，后又做县长，一生为实现和平土改而奋斗，临近解放，那个被他释放的人已是解放军师长，特意叫他不要再当县长，去学校教书，但他还是执意通过土改法案，他最后死于家乡人告发。他的把守精神深深震撼了我。这一形象正好符合我的立意。我把那个悲剧青年三代人（黄盛萱、黄朝勋、黄腾）命运同此人（陈学余）命运成一拱型结构，力图使这部长篇主题、内涵、意境更深厚。
四
2001年，我进行了修改。书名我想了几十个，最后定名为《旷野黄花》。当时我写了创作散记《起看苍穹觅黄花》。从写“游魂”到觅“黄花”，作品重心变化了，最主要人物退居为主要人物之一，显然，“黄花”不是一朵而是几朵，其他几个主要人物的内容篇幅增大了。破蔽和寻觅是同时进行的。在这次修改中，我寻找什么呢？黄花又是指什么呢？我发现，2001年的修改，对此我并未深入思索。
我注意到，这些年思想界学术界文学界的人文精神对文学创作发生影响。作家再具天才再有全球眼光现代精神，他都呼吸着本土的文化空气，吸收着本土化的文化养料，这里有个承接传统的问题，也有个依据自己的意愿，吸收当下的人文精神并形成自己的精神向度的问题，只不过有的人自觉，有的人不自觉罢了。坦率地说，我是较自觉地从当下汲取人文养分的。
同我的长篇《轮回》一样，《黄花》富于文化底蕴。它是《轮回》思考的继续。在长篇《恍惚远行》定稿后接着又一次修改《黄花》，自然也是《恍惚远行》思考的继续，原来素材中的一些盲点于是清晰起来了。
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程来看，其起点不是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也不是政权更替的50年代，而应该是20世纪初（民国的建立就是证明）。我所写的赣南，在这个年代，由于西风东渐，经济发展，商业兴起，以客家精神为主导面的传统意识，如人格、把守、进取、融合等参进了现代的因素，出现的与传统相连，又与传统不同的新质素，如自由情怀、自由精神，即清新的民间化个人化——这正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也是维护现代社会基础性的社会结构。民主自由个性更多地呈现为带新质的精神现象，虽细微但清新鲜亮。
《旷》的素材和初稿中，与此相关的人和事，只不过我感性地写出，而没有从现代理性的角度去表现它们。这些主要人物和一些生活场景，就有着现代性的质地，构成中国现代性的有机组成。只不过当时不会这样说罢了。“黄花”指那些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和奋斗过的人，指涉传统文化之花，客家精神之花，红军之花，信泉之花，人性之花，自由之花，中华民族的现代之花。显然，在修改中，黄腾的篇幅和份量大为减少，但相对于家庭家族化生活，个人化化生活更为我所关注。
2001年的修改，我重新发现并体验了黄朝勋这一乡村现代自由知识分子形象。他们在赣南土地上存在过，其做人做事的气质和风度，曾经成为生活的一道风景线。
今年这次修改，他的特立独行，凭本事（西医）吃饭，敬业，自觉，低调，凡庸，看事情有胸襟情怀，把自己尊奉的自由理念价值观悄悄地落实在行为中。当然他有许多缺点和不足。他有传统（父亲）的内在影响，更有在国外、在城市生活中所确立的自由理念。他这种“传统”虽很稚嫩薄弱，但超越了父辈。我强化了对他读书——留学归来——城市创业——回到家乡——退回家中——退到河边阁楼的心路历程越走越窄的描写。我把他当作传统知识分子陈学余的对照来写，陈学余的心路历程也刻划得较详细。
于是我疏理了黄盛萱、黄朝勋、陈学余、黄腾等到三代人的乡村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黄盛萱的可为可不为；黄朝勋的可为而为；陈学余的知其不可为而为；黄腾的可为无不为。黄盛萱是客家精神的体现者，他加添了自由的精神因子，把客家精神推向新的境界。相对于久远的文化传统，客家——黄盛萱注入了自由情怀，他是信泉最初始的自由知识分子。当然文化传统对他来说是决定性的。而陈学余受时代思潮推动，一度表现为激进的自由情怀，后来则接受并强化了他传统的一面，修身齐家平天下，成为传统意义上儒家知识分子的传人，为理想实现不怕赴汤蹈火粉身碎骨。由于“土籍”背景，陈学余比黄盛萱更趋保守。青年大学生黄腾的急躁片面单纯，既是贫乏时代的产物，又印证了时代的贫乏。
第三稿“反思”、“批判”味减弱，“张扬”、“建设”的意味增强。在展示乡村知识分子的悲凉命运中，原生态地展示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走向现代社会的辉煌，以及以人的把守的可能与不可能为精神内核——丰富和充满活力的现代性逐渐丢失的趋向。
这样，寻找“黄花”的内涵及其表达更凝炼了。于是，能更完美地体现了这部小说的主旨：借家族、血缘、地缘和人的文化情性——赣南客家文化精神的消长起伏，展现悲剧人生，更展现人性——人的魅力，寻找被遮蔽、被漠视和被遗忘的乡村中，有过的现代性的丰富与辉煌，把守者的自由情怀和辉煌成为这个世俗而贫乏的喧嚣世界的蓝色天空与清枝绿叶。在时尚、思潮一边倒，时代简单化极端化庸俗化即贫乏化的特定情势下，把守的可能——开辟可能生活能够成为一道清亮的风景。
2004年10月——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