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28日晚，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十二次研讨会召开，48位学者与媒体工作者参加了会议。徐景安主讲，提供的论文是《21世纪伦理宣言》。甘泉、何兴凡作为嘉宾发表评论。

与会者发言纪要如下：

徐景安：

在2008年1月27日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三次会议上，杨鹏说：“称得上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东西，都是作品。比如文艺复兴，它有哲学家、文学家、画家，当然还有音乐家。新文化运动归到根上，要出成果。”“徐老师推动新文化，总希望有一个既比现在中国现实好的，好像也能回避西方问题的更好东西的出现，然后往这个方面推，但是到了最终，在思想文化层面咱们还得拿出点东西，不能只是讲新文化重要，但看不到有价值的成果。”

杨鹏的话启发了我，也推动了我。他说得对，创建新文化总得拿出东西来。自2007年11月3日创办论坛以来，已举行了十二次研讨会，在讨论、碰撞中逐渐形成了我的一些想法，也就斗胆写了《21世纪伦理宣言》。也许有人会觉得，这算得上成果吗？那就算抛砖引玉吧！这也是我打的擂台，或是向学界的一个倡议。今天的中国，不缺批评者，讲起当今中国来，这也不行，那也不对，但最终得拿出解决的办法、思路、建议。我拿出这个东西，不管好不好、行不行，总是一种建设性的意见。

当今中国最缺的是什么？最缺的是大家认同的价值理念，可以说，当今中国已是一个没有信仰、灵魂、精神、道德、理念的国家。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描述了一个人类文明谱系图，图中中国文明的现状是一个“？”，中国成了一个没有文明属性、文化身份与文化方向的国家。撒切尔夫人针对中国说，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输出价值理念，永远不能成为大国。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教授在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九次会议上说：“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以一个经济大国崛起以后，没有道德价值，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就像一个泥巴可以塑成一个巨人，雪也可以成雪人，沙也可以搞一个雕塑，但是它没有支撑――精神的东西，不可能成为一个强国。”

形成大家可以接受的新的价值理念，是中国现实生活的迫切需要，并由此而影响世界，也是中国作为大国的责任。也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占阳教授说：“意大利贡献了文艺复兴，英国贡献了自由主义，法国贡献了启蒙思想，德国贡献了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国贡献了《人权宣言》，瑞典贡献了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古代中国向世界贡献了四大发明，今天中国只能向世界贡献廉价商品吗？

对人类进程发生重大影响的世界宣言有：

1776年7月4日美国《独立宣言》，

1789年8月26日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

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境和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

1993年8月世界宗教第二次大会《走向全球伦理宣言》。

至今，我国没有制订出具有国际影响的世界性宣言。《21世纪伦理宣言》，企图填补一下空白，有否可能成为有世界影响的宣言。

称为《21世纪伦理宣言》，有两层意思，一是这不仅是中国的伦理准则，也是人类的伦理准则，就是超越阶级、民族、国界的普世价值。二是21世纪的伦理宣言，也就是与原来的伦理准则有所不同、有所创新，是人类进入21世纪后才可能提出并应遵循的新的伦理准则。

《21世纪伦理宣言》的出发点是全球人类面临的共同困惑、共同难题、共同挑战，落脚点是解决当今世界的现实问题，也是探寻人类共同的终极追求，即追求幸福。当今世界的最大困惑是，世界各国都追求以物质生产、物质消费、物质占有为目标的现代化，因为“过富裕生活是人的欲求”；但世界不可能实现这种现代化，人类对物质的无限欲求超过了地球的承载力。人类的出路何在？对于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中国来说，又出路何在？

《21世纪伦理宣言》把现代文明造成的困惑，归结为“对幸福的理解”。其实，人类的历史、人类的文化、人类的知识都是为了人的幸福。然而，人恰恰又对幸福缺乏正确、全面、完整的理解。现代文明把物质幸福作为人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尺度，导致物欲膨胀，恶化了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使人类陷于困境以至绝境的认识根源。挽救现代文明的唯一出路，就是在肯定人的正当欲求的同时，引导人类追求情感的幸福、精神的幸福。即“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幸福，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幸福，持续的而不是短暂的幸福，普遍的而不是个别的幸福，世代的而不是当代的幸福。。”

如何实现人生幸福？《21世纪伦理宣言》提出了“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的伦理准则。“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是从2500多年的中国传统文明、500多年的西方文明、200多年的社会主义运动归纳、提炼出来的。也只有中国拥有儒家传统、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经历，才可能提出“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的伦理准则，并将“物质与精神，权利与责任，外求与内省”作为完整的价值追求与人性要求。

人类文化都是惩恶扬善的，基督教倡导为上帝而善，伊斯兰教倡导为真主而善，佛教倡导为来世而善，儒学倡导为祖先而善。《21世纪伦理宣言》尊重一切倡导善的文化，同时提出了为自己的幸福而善的新伦理。对广大的非宗教徒、非儒学者来说，他们也需要善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为了自己的幸福，并提出了“幸福与道德同在”的法则。针对当今社会的现状，《21世纪伦理宣言》指出“人世间的不平不应成为行恶的借口”，“善从自己做起、从当下做起。”

《21世纪伦理宣言》面对的是全球人类共同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对我国来说，表现得更严重、更突出。可以说，世界的难题也是中国的难题，中国的难题也是世界的难题。当然，中国有特殊的国情、特殊的难题。中国学界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最需要的是制度建设，谈道德、理念没有用。这是论坛创建以来一直争论的焦点。我一点也不反对制度建设，中国确实需要推进一系列的制度改革，我过去的大部分精力也是一直从事改革的。对此，没有任何分歧。值得深入思考的是：

一是制度改革为什么推不动，或者说进展迟缓？谁都知道是利益问题。那么，冲破阻力靠什么，就要集聚力量，靠什么集聚力量？这就需要有一个正义神圣的理念。利益之争必然通过意识形态之争表现出来，不在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占据制高点，怎么推进改革？

二是制度建设必须建立在社会共识的基础上，并且制度的运行也必须依靠社会共同认可的价值理念。如果人人把追求物质放在第一位，再好的制度也难以正常运行。

三是制度可以约束人性的恶，但倡导不了人性的善。当今中国的问题不只是缺制度，更缺理念。当今世界更是不缺制度，而是缺理念。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证明了这一点。

四是“人类的过去、现在与将来都存在恶，并不妨碍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大家。”制度是否改革不应成为行善的前提。

五是“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为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改革提供支撑的理念，并且无论制度改革处于什么状态，改革停滞、改革启动、改革深入，向善的价值理念都可以起作用，决定人们的行为、举措，影响社会的进程。

总起来说：《21世纪伦理宣言》全文贯彻了珍惜生命、追求幸福的理念。这是人生的真谛，文明的精髓。全文大约1800字，纵向反映了人类文明史，横向概括了东西方文明，既是对现代文明的肯定，又是对现代文明的超越，符合普适性、继承性、实践性、现实性、创新性、平民性、终极性、神圣性。所以，我认为可以作为创建新文化的成果。

宣言将翻译成各国文字向全世界征集签名，签名者有传播本宣言的义务，有身体力行的责任。然后必要时召开国际性会议通过。我将用余生来传播这个宣言，并以身作则，努力践行。

请大家批评、指正，并提出推广的意见与建议。

甘泉：

首先说，“伦理宣言”这个事值得搞。第二，关于这个“宣言”文本，基本上还可以，但是不能高评。你这里面肯定了物质财富的追求，肯定了市场经济，这些东西都是与伦理道德必然矛盾的。

市场经济不是好东西，我那本《甘泉论和谐社会》里面论述了市场经济的必然后果，有积极后果，也有消极后果。消极后果，一是破坏生态环境，二是加剧两极分化，三是摧毁伦理道德。你肯定了市场经济，还肯定什么伦理道德呢？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也是一样，只要陷入了钱眼，也就没有伦理道德可谈了。

我正在写的《和谐世界概论》，主张实行“真正的计划经济”。我们以前所搞的不是计划经济，那叫“长官意志经济”，尽管也有一些调查和统计，但只要脑袋瓜子一发热，经济指标就可以随意确定。市场经济在现阶段是需要的，可以利用，但是必须限制，绝对不能完全肯定。如果完全肯定，就完蛋了。即使限制，它的必然后果照样存在，只不过把后果的严重性缩小而已。

实行“真正的计划经济”，保障人们的基本生存。至于基本生存之外的物质财富，就可有可无了。物质财富不能没有，没有物质财富如何保障人们的基本生存呢？但物质财富也不是多多益善，更不能把它作为追求的目标。在保证基本生存之后，应当转入对精神境界的追求。追求精神境界并不需要很多的物质财富。孔子说：“我欲仁，仁斯至矣。”就是说，在基本生存得到保障之后，任何人只要愿意追求“仁”，就能够立即实现“仁”。而以物质利益作为追求目标，一切就变味了，你所希望的“善”就没法“善”起来了。

我说“市场经济否定道德”，有人会反驳说：“现在不是在提倡诚信吗？”道德体系中固然有诚信这一条，但市场经济所说的诚信并不属于道德。为什么？因为道德的出发点在于对他人和社会的关爱，而市场经济所说的诚信，出发点在于企业自身的利益，只不过着眼于长远的利益而已。所以市场经济所说的诚信不属于道德，而是属于一种经营理念、经营策略。

市场经济是金钱经济，一切经营活动都要依赖货币作为中介，因而金钱显得“万能”，致使人们纷纷拜倒在金钱的脚下，成为金钱的奴仆，把道德抛到九霄云外。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要定协议，签合同。而之所以要定协议、签合同，就是把你设想成无赖，无赖到极点。市场交易不仅要立下文字，而且往往要请公证处来公证。如果有人说自己说话算话，一言九鼎，不需要这些，那就做不成任何交易。所以说市场经济不承认任何道德。

徐景安：

你的观点就是，取消市场经济，取消基本生存以外的物质追求。

甘泉：

首先是驾驭市场经济。

徐景安：

驾驭市场经济，首先就得承认市场经济，承认市场经济就得承认人对物质的追求。

甘泉：

目前还需要市场经济。但必须深刻认识到市场经济的严重弊端，并尽最大努力去抑制其弊端。你既肯定市场经济，肯定竞争，又在宣言善，没门！这自相矛盾。

你说“重要的不在于破坏，而在于建树”，这个意见我非常赞成。鲁迅的文章不是被赞誉为“投枪匕首”嘛？“投枪匕首”是破坏性的。破坏也有其积极意义，可以为建树排除障碍，就像拆了旧房子才能盖新房子。然而，破坏毕竟不等于建树。我以前最崇拜鲁迅，现在一点也不崇拜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有破坏而没有建树。假设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对鲁迅说：“你认为我们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就请你来治理国家。”鲁迅也就傻眼了。

建树不仅重要，而且困难得多。搞“宣言”要求非常慎重，不在于今天一晚上，大家都来签个字，就算完事。我认为，大家可以在他的文本基础上修改，也可以推倒重来。有建树能力的人，每个人拿出一份，下次再讨论。一次、两次、三次，最好能够相互沟通，形成共识。即使形不成共识，相互碰撞碰撞也是好的。

还有，你提出“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这个提法本身没有什么错。问题在于，不能把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并列起来，搞成了三块；应当把这三个“爱”有机地统一起来，成为一个。

徐景安：

怎么有机统一，统一到哪里啊，这就是为了幸福。

甘泉：

不是为了幸福，幸福是给人享受的。要从“爱自己”很有理性地延伸或者深化为“爱他人”、“爱大家”。其实，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必然爱他人、爱大家。因为，真正爱自己的人必然要追求人生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必然体现于“爱他人”、“爱大家”，也就是为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人生的意义非常重要。一个人，哪怕腰缠万贯、位高权重、名声显赫，只要没有领悟人生的意义，都是枉过了一辈子。一个人真正理解人生意义之后，必然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这样，三者就统一起来了。总之，我认为爱自己是对的，但要真正地爱自己。

徐景安：

对于甘泉先生的批评意见，是值得讨论的。

对人的物质追求该不该肯定？他认为，肯定了物质财富的追求，肯定了市场经济，就无伦理道德可言。“在保证基本生存之后，应当转入对精神境界的追求”。作为个人修养，淡泊物质，注重精神，是值得赞许的。在物欲膨胀的今天，强调“对精神境界的追求”也有积极意义。但是，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持如此否定的态度，要求人只要保证基本生存的需要之外，就不应追求财富了，否则就违背道德。这是非常极端的观点，不仅是荒唐的，而且是反动的。按这种观点，人类就只能停留茹毛饮血的阶段，没有文明，也没有文化可言。恩格斯强调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也就是说，人只有在保证基本生存的需要之外有剩余，才能有文明和文化。如果实行甘泉先生的主张，我们现在只能住岩洞，披树皮，更不能到这里讨论什么新文化。我怎么能写宣言，既无条件、也无可能、更无必要。甘泉先生倡导的是出家人的理念，按出家人理念，当然不需要基本生存之外的物质需要，一个只满足基本生存需要而没有剩余的社会，当然市场经济没有存在的理由。甘泉先生写过关于和谐社会的一本书，按照他的理念，人人都是满足基本生存需要之后追求精神，这个社会就和谐了。我对他说过，你不可能按出家人的理念来要求世人。反过来，大家都是满足基本生存需要之后追求精神，没有一点剩余，谁还有能力布施出家人，更没有条件修庙宇、供菩萨。出家人的生存，就是靠布施，而不是交换。所以，你就主张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

肯定了物质财富的追求，肯定了市场经济，是不是就没有道德可言？他还以孔子的话为依据，说：“我欲仁，仁斯至矣。”如果除了满足基本生存需要而没有剩余，也就没有孔子，更没有孔子的教育。只要交上一束干肉，就可受教于孔子，被作为“有教无类”的例证。学生毕竟要交得起一朿干肉，孔子也以这条干肉作为施教的条件。这既是有剩余，还在作交换，在你看来都是不道德？作为道德圣人的孔子，还“食不厌精”，连肉切得不方正都不吃，烧肉时酱用得不当也不吃，大大超过了基本生存的需要。这都违反道德？再以当今世界的首富比尔盖茨为例，他的住房超过一亿美元，他是市场经济的最大得利者，按你的标准，他是最没有道德的人。能这样说吗？他创造了581亿美元的财富，为电脑通行于世界作了巨大贡献。他用其中的一亿美元来享受，自然大大超过了生存的基本需要，这就不道德吗？没有超出生存基本需要的追求，没有市场经济通行的交换规则，包括你所鄙视的“定协议，签合同”，比尔盖茨怎么可能创造出那么巨大的财富。追求财富、市场经济，能全盘否定吗？我们要反对的是，只赚1000元，却要过2000元的日子。或者连赚1000元的本事都没有，却要靠坑蒙拐骗贪过2000元的日子。这是把财富作为唯一价值追求、价值尺度的错误。所以，宣言强调除了物质追求以外，还有情感和精神的追求。但不能走向完全否定物质追求的极端。

我很敬重甘泉先生的个人修养与追求，他对当今社会弊端的批判也是有道理的，但缺点不是从世俗大众的实际出发，根子还是对人性的认识有偏差。我与他的分歧就是承认不承认人有物质层面的幸福以及追求物质幸福的必然性、必要性、正当性，说到底还是对人性的认识。“存天理、灭人欲”，叫了几千年，人欲灭不掉。相反，灭人欲是违天理的。人欲，既不能灭，也不能纵，而在导。宣言既肯定人的物质追求的正当性，又指出物质追求的缺陷，从而引导人追求情感与精神的幸福。肯定了人的物质追求，必然要肯定市场经济。这是资源稀缺的条件下物质分配不得不选择的途径和方式，宣言既作了肯定，又指出了它的缺陷与代价。你也不得不承认“目前还需要市场经济”，至于什么时候可以不需要，你没有说。马克思说，前提条件是物质极大丰富，你则相反，要人抑制需求吃饱就行。我看，这两点都做不到，所以，我说，你怎么痛恨市场经济都可，但要取消没门。

我说“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是为了幸福。他说：“不是为了幸福，幸福是给人享受的”。他强调追求人生的意义，那么人为什么要追求价值和意义？他强调人要追求精神，那么人为什么要追求精神呢？这都是因为人要追求幸福，这就是宣言写的“人需要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幸福，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幸福，长远的而不是短暂的幸福，普遍的而不是个别的幸福，世代的而不是当代的幸福。”这就是人不仅需要物质的幸福，还需要情感的幸福和精神的幸福，所以人不仅要爱自己，而且要爱他人、爱大家。甘泉在《人类向何处去》一书第二章、第二节“人生真谛”中说：“人生的意义何在？一言以蔽之，即追求幸福。换言之，唯有幸福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可以说，整个人类从古至今都在探索幸福，每一个人从小到老也在追求幸福。”你看，我们的观点不是高度一致吗？为什么来这里发言，就忘了自己写的。我认为，这是当今思想界的通病，不是求同存异，不是努力扩大共识，而尽力扩大分歧，甚至明明是一致的，也要说成不一致。

何兴凡：

我讲四个观点。

首先，我觉得《21世纪伦理宣言》这个名称有点老套。建议将它改成《21世纪人类幸福宣言》。“幸福宣言”这个提法从来没有过，如果写得好的话，可能成为著名的宣言。据我所知，至少有四个著名机构做过世界伦理宣言之类的东西。1993年世界上六大宗教的6500人开大会，就《全球伦理宣言》奇迹般地达成了共识，但现在它们已没有多大影响了；第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动用全世界的力量研究《普遍伦理计划》，搞了几年后放弃了，改为搞地区性的伦理构想。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21世纪世界伦理大纲》；第三，原德国总理施密特组织全球很多科学家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在《天涯若比邻》的报告中提出了“全球公民伦理原则”；第四，仅次于罗马俱乐部的布达佩斯俱乐部也非常关注全球问题的研究与解决，在布达佩斯俱乐部第一份报告《第三个1000年：挑战和前景》中提出了“地球宪章”与“行星意识精神宣言”等。这些人和这些机构都具有全球影响，他们的宣言都没有造成什么大的影响，现在，我们再搞一套，有什么意义？

“伦理”这个概念太模糊。在我看来，伦理是社会的上限（只能提倡，不能强制要求），法律是它的下限。如果《21世纪伦理宣言》希望得到尽可能多人的认同和遵守，叫伦理宣言不太好，叫21世纪人类幸福宣言可能好一些。

第二点，对徐景安先生关心中国问题和人类共同问题的抱负和胆识表示钦佩。经历了100多年的苦难和压抑之后，中国人如果的确聪明，的确大气，的确智慧，应该出一批大思想家，但目前根本还看不到中国能否出大思想家的迹象。关心人类的共同问题是成为大思想家的前提，在此，向景安先生的抱负和胆量表示崇高的敬意与美好的祝愿。

第三点，《21世纪伦理宣言》这个文件的不足。我不能具体说宣言中哪一个观点不好。总的来说，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认识到，讨论人类共同问题时，我们还存在着两千多年一直没有解决的大难题——“盲人摸象”的问题——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关心的问题最重要，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最正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比如说，您认为幸福最重要，伦理问题最重要。有人认为，全球变暖是世界当前最突出的问题。还有人认为世界和平问题是人类目前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最根本的问题。各种各样的观点，到底谁更有道理？刚才那位先生就《21世纪伦理宣言》发表看法，否定意见很多。如果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对宣言进行评价，我们就与“盲人摸象”没有什么区别。如果只有少数人对《21世纪伦理宣言》感兴趣，这是远远不够的。哪怕有几百人、几千人在宣言上签字也不可能造成什么影响。如果不能解决“盲人摸象”的问题，不能找到大家都认为非常重要的可以合作研究的问题，以及没有解决如何进行大规模合作的问题，发起讨论《21世纪伦理宣言》这样的话题，不可能得到所期望的结果。

从内容上看，《21世纪伦理宣言》讨论的是幸福，但“幸福是什么”？至今说不清楚，连核心概念都没有多数共识，凭什么写幸福宣言？如果我们只谈应该做什么，不谈我们怎么去解决目前存在的重大问题，这是传统的乌托邦模式。《21世纪伦理宣言》只说应该做什么，好比对一个有三高的人大谈幸福，而根本不关心如何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人类目前面临很多问题，但《21世纪伦理宣言》却没有涉及。

不管是伦理宣言也好，幸福宣言也好，如果不涉及世界和平问题，不涉及民主政治，这样的《……宣言》是拿不出手的。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是我“摸象”的结果。

第四点，我觉得中国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并对人类做出贡献，至少要有两大突破。第一个突破，要创造一种新的学术研究的激励机制和评价机制。要激发研究者有很大的动力去研究人类共同问题，要吸引大众的注意。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设计和组织全球招标竞赛，目前已经出现这种模式了，如去年9月25日，谷歌在全球范围内征集如何使我们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构想，在20多天时间内，全球共提交了15万多个构想。不但谷歌用一千万美元在全球征集怎么使世界更美好的想法，目前在美国还有一个专门创造和管理竞赛的基金会叫X PRIZE，它的口号是“通过竞赛实现革命”（Revolution Through Competition），它们与诺贝尔奖的思路是相反的。谁能提出人类重大问题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至少奖励一千万美元。目前在全世界招标竞赛的项目包括：汽车怎么省油的新能源？怎么在10天左右将一个人的基因图画出来？…… 对人类重大问题，招标竞赛是激发研究者的动力和激发大众关注的唯一办法。

第二个突破，如果我们希望写出像《人权宣言》、《独立宣言》这样能够对人类产生重大影响的宣言，我们必须把寻找重大问题解决办法与方法的重大创新紧密结合起来。大量事实表明：只研究方法不可能产生重大突破，如中国的大科学家钱学森，在中科院找了一批院士研究复杂巨系统，但没有创造出有重大影响的成果，又如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乌杰提出了《辩证系统论》，创办了一个学报，写了一本书，造成了一些影响，最后不了了之。再如国际上有一个叫圣达菲的系统研究所，它组织了全世界一百个顶尖级的科学家去研究复杂系统的种种理论方法问题，至今没有获得什么根本性的突破。另外，就问题谈问题也不可能产生重大突破，罗马俱乐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非常关心全球问题的解决，但没有在科学方法上下大功夫，基本上是就问题谈问题，它组织了世界上一百个科学家，最初希望合作研究全球问题，最后发现无法合作，为了“体制”这个概念在德语里和法语里有什么差别，就吵了几天，最后只能由一个教授领头写了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个报告《增长极限》。

如果没有方法上突破的话，写作《21世纪伦理宣言》不会有什么大的社会反响。如何将寻找重大问题的解决办法与方法创新紧密结合起来，我已经研究很长时间了，已经取得初步成果。前不久，我给人大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举行了一次专题讲座，目的是：如何就“幸福是什么”获得多数共识？在讲课之前，很多听众认为不可能，甚至有人在回答“幸福是什么”这个问题时写道：“我想再活两千年，看到那时，是否能将幸福说清楚？”在讲课结束时，我问大家，我说清楚了吗？大多数人说：说清楚了。那个最初的激烈否定者说，按照你的模式，你说清楚了。

徐景安：

你说的幸福是什么？

何凡兴：

我已经能够提出一套科学方法使大家就“幸福是什么”获得多数共识，如果大家对这套方法感兴趣，我可以向各位进行一次专门的报告。

如果我们能够使“幸福是什么”在全球范围获得多数共识，或将我们关于“幸福是什么”的成果向全球征集挑战者，并汇集世界各国精英的智慧，最终使人类就幸福的共性获得多数共识，以便更有效地推动最大多数人去追求最大幸福，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果，如果在此基础上再来写《21世纪人类幸福宣言》，影响就会巨大而且深远。

徐景安：

兴凡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教授，他研究幸福问题，据他说已几十年了，写了上百万字。我看了，很有价值。在关注究幸福问题的研究上，我们是一致的，可以说是同道。我从他的研究中得益不少。他对研究幸福问题的方法也有独到之处，他主张采取招标竞赛的方法，发动民众来讨论幸福。他认为，不可能用抽象说教的方式向大众传播追求幸福的观念与方法，用竞赛、讲故事的方法易被大家接受。为此，2006年他设百万元的幸福擂台，以他的一套4室2厅的房作抵押，通过媒体发布。他还呼吁各大媒体，创立“幸福知识娱乐化产业”，寓教于乐，来传播幸福的知识。他的主张有一定道理。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响应呢？因为当今社会从学界到民众并不认为幸福是一门重要的学问，幸福只是一种主观感受，各人感受不同，千差万别。当今社会需要的是赚钱的技巧，而不是幸福的知识，也就是没有对幸福研究的需求，所以他的呼吁与努力没有见效，但不等于他的研究没有价值。我写伦理宣言，主线就是讲幸福。所以，我接受他的建议，将来改为幸福宣言。

可他今天发言的思维逻辑是我不能接受的。

他对宣言持异义的第一条理由是世界著名机构搞的“宣言都没有造成什么大的影响，再搞一套有什么意义？”那反过来，世界著名机构搞的宣言都有很大影响的话，那更没有再搞的意义。按此逻辑，我们还能做什么呢？中国人缺乏创造与自信就源于此，人家都没有这么说，你凭什么这么讲？他对我“关心中国问题和人类共同问题的抱负和胆识表示钦佩”，又从何谈起？专干无意义事的人是丝毫不值得钦佩的。

他持异义的第二条理由是所谓“盲人摸象”，“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关心的问题最重要，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最正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以，我写宣言也不过是“盲人摸象”没有意义。并且他说：“如果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对宣言进行评价，我们就与‘盲人摸象’没有什么区别。”这样，大家讨论也没有意义了。这么一说，谁都不要发言，也不必讨论了，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说首先要解决“盲人摸象”的问题，“找到大家都认为非常重要的可以合作研究的问题”，“以及解决如何进行大规模合作的问题”才行。这不还是难逃“盲人摸象”的窘境？“盲人摸象”批评的是各执一个片面，而对整体下结论。但人的认识就是从片面走向全面、个别走向一般。有的盲人说大象是柱子，有的盲人说大象有长鼻，有的盲人说大象是大耳，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讨论、综合，对大象的整体认识不就产生了。当然，并不排除有的人坚持说大象是柱子、长鼻、大耳。我写的宣言其价值之处就是进行了综合。我从人类对幸福的追求中提炼出物质幸福、情感幸福和精神幸福；从西方文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三大思潮中提炼出“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从东西方文明中提炼出“人需要物质与精神，需要拥有权利与承担责任，需要外求拓展与内省自律。”当然，这是我“摸”的结果，你可以提出不同意见，对于幸福问题“摸”了几十年的你，理应提出评价。可非常遗憾，他既“不能具体说宣言中哪一个观点不好”，又不肯定宣言哪一个观点是对的。还说：“从内容上看，《21世纪伦理宣言》讨论的是幸福，但‘幸福是什么’？至今说不清楚，连核心概念都没有多数共识，凭什么写幸福宣言？”他最后又说，他对幸福是什么已说清楚了，但是当我问幸福是什么时，他说：“我已经能够提出一套科学方法使大家就幸福是什么获得多数共识”，他说的是方法而不是内容，是工具而不是答案。

他持异义的第三条理由，就是方法问题。他说：“如果没有方法上突破的话，写作《21世纪伦理宣言》不会有什么大的社会反响。”那么他推举的方法是什么呢？“要创造一种新的学术研究的激励机制和评价机制。要激发研究者有很大的动力去研究人类共同问题，要吸引大众的注意。”他特别介绍谷歌用一千万美元在全球征集怎么使世界更美好的想法，在20多天时间内，全球共提交了15万多个构想。可是，这一千万美元花出去了，我至今没有看到使世界更美好的方案！他的意思是，你写什么宣言啊，应该拿出一千万美元征集全球提交宣言，这才是正确方法。可我哪有一千万美元啊！不过，他的话启发了我。2006年他曾设百万元的幸福擂台，我将伦理宣言改为幸福宣言来投标。如果没有别的人同我竞争的话，是不是这100万就可以归我？这样，兴凡为多年愿望的实现而幸福，我也为得到100万元的奖励而幸福。兴凡以为如何？从方法而论，我是响应他的主张提出对“幸福是什么”的看法，这不是符合他的主张吗？但他对我的响应不作回应，并且批评说“哪怕有几百人、几千人在宣言上签字”也无用，依然告诉我要用他的方法去找幸福。其实，他一方面希望通过竞赛集中大家的智慧，另一方面又批评大家发表意见是“盲人摸象”，这前后是矛盾的。总之，我觉得兴凡也与大多数文人一样，喜好抛弃共识、扩大分歧。实际上，我们没有分歧。我赞成他用竞赛的方法去寻找幸福的共识，我写宣言既是响应他的主张参加竞赛，也是通过我的努力扩大社会对幸福的认知，怎么能说“哪怕有几百人、几千人在宣言上签字”也没有用呢？

他持异义的第四条理由，才对宣言的内容提出看法。“《21世纪伦理宣言》只说应该做什么，好比对一个有三高的人大谈幸福，而根本不关心如何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人类目前面临很多问题，但《21世纪伦理宣言》却没有涉及。不管是伦理宣言也好，幸福宣言也好，如果不涉及世界和平问题，不涉及民主政治，这样的《……宣言》是拿不出手的。”宣言强调“爱自己”，“要珍惜自己的生命”，“身心要健康：心态平和，睡眠充足，营养均衡，运动适度。”一个有三高的人懂得了这个理念就会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至于“如何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这不是宣言的内容，他应该去找医生。至于和平问题，可以去写和平宣言，民主问题可以去写民主宣言，不是已经有人写了什么宪章吗？怎么能要求一个宣言必须回答所有重要的问题，否则就只能闭嘴呢？

我深深感到学界存在的通病，以撕裂共识、扩大分歧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作为研究学问的宗旨。人与人相处，要有自己的个性，也应该合作合群；做学问也同样，要有所创见，也要寻求共识，这样才能推进认知，也才是幸福之道。

王占郡：

我第一次参加徐老师的活动，我是搞企业的，不懂理论。但是我能感到这是一个好东西，是一个积极健康的东西。这个年代有这样的好东西非常难得，我们都应该珍惜和爱护。刚才有的专家说这个年代追求幸福是很难的事情，这不错。如果不难，咱们也就不用那么辛苦地追求了。我们家十年的“快乐计划”实践证明——无论社会现实如何、无论我们家庭现状如何，个人和家庭追求快乐、追求幸福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家现在正在享受着十年来对于“快乐”（即幸福）投资带来的源源不断的回报，我向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汇报和分享。

我先谈谈对于《21世纪伦理宣言》的个人意见。

我同意名称改为《21世纪幸福宣言》，这样便于理解，直接命中要害。我认为第一部分，应把健康加进去。除了物质、情感和精神之外，我们还需要健康，这个应该单独列出来。健康、情感、精神、物质，四者缺一不可。

“人需要情感的幸福”这一段中的“情感的幸福与物质的幸福相比要长远”。这个不能绝对，应改为“情感的幸福可以比物质的幸福长远”，因为这是不一定的。

物质消费与占有的增加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幸福，对于有些民族和有些国家来说是这样，不适合所有人。

“幸福与道德同在”这一段，应该删除不道德就会遭报应、就会不幸这一段。敬畏的话语尽量少一些，道德重在引导，而不在恐吓。

我同意签名，并同意传播。

其次，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家十年来的“快乐家庭实践——家庭快乐计划”。大概十年之前，我和我太太有一天下班回来精疲力尽，散步时我们俩讨论究竟活着是为什么？天天上班、下班、孩子、老人，有数不清的事情，人美好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吗？当时虽然没有讨论明白，但是我们想改变一下。我太太说，那这样吧，咱们制定一个计划，起了个名字，叫“家庭快乐计划”，在此之前我们还有一个计划，是家庭教育计划，是针对教育孩子的。

搞了这个计划之后，我们就开始追求快乐了。这时逐渐发现其实生活本身是痛苦的，因此才需要去追求快乐，如果生活天天都是快乐的，那我们还追求什么？有两种人只有快乐没有痛苦，一种是死了的人，一种是精神病院的某一部分人，他没有痛苦，非常快乐。

这十年来，我们家通过家庭教育计划，从身体、饮食、生活习惯，到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做了大量的尝试。我使用的第一个方法就是无过错道歉。岳母来我们家帮照顾孩子，有一天突然发现老人家掉眼泪了，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就问：妈你为什么难过？哭什么啊？是不是哪些地方我们惹您不高兴了？她说：没有。老人家说没有，不一定没有。如果你问老人家为什么不高兴，她能马上告诉你，那就是一流的家庭。现在我们家是这样的了，但在当时还不行。我坐在那里慢慢商量，问了很多次，最后岳母抹着眼泪说，不希望我在家经常摔这个、摔那个的。我是北方人，有什么事情一开心了，就拍一下——“这事就这样干”！有什么高兴的事情要出门，就把门一摔，觉得非常爽。但是老人家不这么想。听她这么说第一反应觉得老人家冤枉我了，我天天工作这么忙，你还这么想我，特委屈。

不过当时就委屈了一下，第二反应是我想和老人家解释一下，不是这么回事。后来我想，不要和老人去讲道理，讲道理那种办法是投资长、见效慢，怎么样做最快啊？承认错误。所以当时我就说：“妈，对不起。”你和老人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你就先道歉，咱们有很多事情要做，哪有那么多时间解释啊？把老人哄开心了，咱们在外面做事情就顺利了。道歉之后，我说妈您笑笑吧！都道歉了，我知错就改，我下次再犯的话，您就骂我，说着说着就把老人家说笑了。

跟老人讲道理，当我们讲赢的时候就是我们输的时候——如果你讲赢了，说得她理屈词穷的，她就会说，你都对，都是我的错，我明天就离开你们家。所以要对老人进行投资，情感是可以投资的。

向老人的情感投资之后，我有一天和老人家说，咱们能不能试试不用味精啊？因为味精本身除了味道好没有什么营养。岳母说不放味精能吃下去吗？我就说：“妈，咱们试一个礼拜，如果一个礼拜吃不下去饭，咱们就恢复过来，如果能吃下去饭，咱们就这样吃下去，怎么样？”

老人家同意了。十天过去了，我说妈那件事您还记得吗？岳母问：“什么事儿啊？”“我们没有放味精已经十几天啦！”结果我们全家哈哈一笑，这件事就过去了。十年当中我们从来没有用过味精，到餐馆吃饭都说不要味精、不要猪油、放一半盐等。

我们家的快乐计划是从我自己开始的。我以前80几公斤，高血脂、脂肪肝、高胆固醇，我花了三年时间，把脂肪肝治好了，体重也降到70公斤左右。

另外，小家搞好之后，还要扩展到大家，大家包括老人、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小姨子、小舅子等等，咱们不是管他们，而是影响他们。我举一个例子，我大哥比我大15岁，他们生活在东北，东北人吃的东西都是要命的，猪腰子、猪大肠、猪头肉等等。我有一年过年回去给哥列了一个清单，我说大哥，这些东西不吃了，这些东西不好。我哥哥一皱眉：这些东西我要是都不吃，我还活着干什么啊？当一个人觉得吃、享受占他生命中重要位置的时候，就不能要求人家做了。我和太太商量，我得帮助哥找到比吃更重要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什么呢？后来我们找到了。

每次过年之后我和哥讲：我最近都在锻炼，身体比以前好多了，我这样做的话，希望你做哥哥的高兴，你做哥哥的肯定希望做弟弟的身体好。我太太也说：最近我找到一份工作，比原来的要好。哥说：你们差不多就行了嘛，怎么还追求啊？我太太说：占郡希望做好一点，让你这个做哥哥的骄傲、自豪。我们不断地传递这种思想，两年过去之后，大概是04年前后，突然有一天，哥给我打电话，他把我以前列的那些东西都戒了，吃饭少盐、少油，吃肥肉已经很少了，吃牛羊肉和鱼比较多了。我对他讲，那你活着不是没意思了吗？哥笑着说：“我和你嫂子商量了，你们两个为我们全家快乐着想，我做老大的也应该为我们家族带来一些快乐，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些东西戒了，跟着你们一块快乐！”你们看，把快乐作为最高理念的话，身体健康就放到了第一位，我哥哥的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说十年的投资是非常划算的，现在我岳父给我们家打分，在精神和情感方面均打了90分。

我们有一个总则：追求所有家庭成员累计起来的快乐总和的最大化。总和指的是把每一个人加起来，累计指的是按时间累计，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光关心今天的快乐，还要关心以后每一天的快乐，不要等十年后我们事业有成了再去关心家人、再去关心孩子、关心老人，现在就应该开始累计快乐总和的最大化。

快乐总和最大化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太太不让我陪她逛街了！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不爱逛街，以往的话一吆喝，我就得去陪，咬着牙跟着去。现在她主动提出来，你要是不愿意陪的话可以不陪我，我说你不难过吗？他说你开心我也就开心了。有一次她到医院做一个小手术，当然我应该送她去，但太太对我讲，你不用送。我说那不行，你去医院怎么能不送呢？她说真的不用送，你利用这个时间去散步，我自己打车去医院。我觉得你散步也是为咱们家做贡献。这样的话，两个人都快乐，也就实现了快乐最大化。

企业有文化，家庭也要有文化。比如对待老人，有人说我现在忙不过来，等我工作安排好了、经济条件好了之后再把老人接来。我们家有一个口号，要像老人快要离开我们一样去对待他们，这里有两点：一是早对父母好一点；另外就是要抓紧利用每一天，让老人快乐起来。早一点关心，他就早一点开心，他一开心，就多活一段时间！我们把该做的做了，老人快乐最大化了，我们本身也开心，当然我们可能辛苦一点。老人万一哪一天离开我们了，咱们也不要像什么都没做一样悲痛欲绝、难过多少年。咱们该做的都做了，没有什么遗憾了，很多人的痛苦来自于没有心理准备、什么都没做。所以对待老人，要像老人快离开我们一样去对待他，这样就符合快乐最大化。

我们家的快乐分为四个方面：健康指数、精神指数、财富指数、情绪指数，每个100分，总分数是-400—+400。我们家所有大的决定，比如在那个城市居住、找什么职业、住house还是住公寓、出差何时回来、是否回家吃晚饭等等，都是围绕着这四个指数总和最大化来作出的。

我们根据总则导出了20个法则，进而产生了一系列的方法，我们用这些方法，明显改善了家庭的生活品质。我们对自己、对家人的生活、生命真正负起责任。

徐景安：

占郡是天下财联天使投资机构总裁，应该是追求财富最大化的，却在家庭成员快乐最大化上作了很多思考，并且付诸实施，取得成效。他的探索非常有意义、有价值。对于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以至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来说，在一定时期内占有的资源或财富是一个定量，当然经过努力，可以获得一个增量。比如一个人，今年挣2000元，明年挣3000元，但对今年来说，这个2000元是个定量。那么，在占有的资源或财富一定量的情况下幸福却是个很大的变量，可以不幸福，也可以较幸福，也可以很幸福。但今天的社会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财富的追求上，没有在意或者忽视了对幸福的追求，或者只图自己的快乐和幸福，忽视甚至侵犯他人的幸福，其结果轻者带来烦恼、不快，重者造成不幸和悲剧。

他说：“我们家十年的‘快乐计划’实践证明——无论社会现实如何、无论我们家庭现状如何，个人和家庭追求快乐、追求幸福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完全必要的。”现在很多人不幸福，总是怨天忧人，尤其是埋怨现实、不满现实。从全社会的情况来说，现实存在太多的不公和不平，我们一定要为改变这个现状而努力。我一直在呼吁政府要以所有成员的幸福最大化为目标推进新一轮改革，以替代发展第一、GDP为首位。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也要为改变不公和不平的现状而努力，如果自己的权益被侵犯，就应该维权。但是，在一定时候、一定情况下，现实状况又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或者至少暂时是无法改变的，那怎么办？我们还能不能追求幸福？是不是成天牢骚、不满、骂娘？占郡的实践表明，通过家庭成员理念的调整，实现了快乐最大化。有人会说，我怎么能与他比，人家是总裁，什么都有了，当然可以快乐最大化了。对于没有解决生存问题的人，解决生存是第一位，但对中国绝大多数人来说，生存问题都解决了，都有一个怎么活法的问题，也就是在现有条件下追求快乐最大化。可是很多人说，我必须有多少多少钱才谈得上快乐，把挣钱置于快乐、幸福之上，他们也许永远得不到快乐，甚至还会带来不幸。

占郡制订的家庭快乐计划的总则是实现所有家庭成员累计起来的快乐总和的最大化。这个理念非常好，不是一个成员快乐，而是所有成员，包括配偶、老人、孩子、兄弟、姐妹都快乐，不是一时快乐或者将来快乐，而是时间累计起来快乐，也就是争取每日每时快乐，这才是珍惜生命。以这个为最高目标，为核心理念，家庭还有什么矛盾不能解决，也就真正实现了和谐。我对此也深有体会，过去老和妻子为争个理而不快，甚至吵架。妻子说，女人是不讲理的。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个说法，人不讲理，讲什么！所以，我就要争这个理，真是吵架无数。后来醒悟了，两个人在一起，快乐是第一位的，那个理，如果不涉及大是大非，就没有必要争，其实家庭里有多少大是大非，都是鸡毛蒜皮的事，争了半天，得到的是不快乐。家庭还有一个要争的是财权，谁管钱，谁说了算。这个每家有每家的做法，但以快乐总和最大化原则来处理，就会找到好办法。还有影响家庭快乐的是，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偏好，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长处，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缺点。占郡讲的女人爱逛街，男人不爱逛，很多夫妻都有这个矛盾。他们就处理得比较好，关键在他夫人比较开明、豁达、理性，这个经验是不能照搬的。如果你夫人对逛街很执着，而你又很少陪她，就不能用占郡的方式。为了快乐最大化，陪夫人逛街为好。对对方都有不满意，怎么处理是关键。我有一对朋友夫妇，这位夫人抱怨丈夫说，过去我要他往东，他无动于衷，站着不动，现在我要他往东，他不是站着不动，而是一定往西。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原因是她一直数落丈夫，哪壶不开提哪壶，把丈夫说“毛”了，逆反了，对着干了，你要朝东，我一定向西。其实，他们家具备了幸福家庭的所有原素，有房、有车、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丈夫清华毕业，有自己的公司，主要还是这位夫人对丈夫“要价”太高，总觉得男人挣钱不多、房子不大、长进不快，而对丈夫的优点没有放在眼里。天天埋怨，怎么受得了，弄得大家不愉快。我对她说，你要离婚，不愿和他过，你就这样说下去。如果不是，就得改变，你使他不愉快，你也不快乐。听了我的话，她有所醒悟，夫妻关系有了改善。

占郡的经验告诉我们，追求财富需要计划、策略、战略、方法、技巧，追求幸福更是一门学问和艺术，更需要智慧、良知、善心、气度、胸境，再加上计划、策略、战略、方法、技巧，追求幸福的学问比追求财富的学问高一筹，有了前一个学问，即使后一个学问差一点，也幸福。相反，没有前一个学问，即使后一个学问再好，也不一定幸福，甚至不幸。可是，当今的学界、民众和政府都对追求幸福的学问不重视，有的不以为然、有的不屑一顾、有的嗤之以鼻，对幸福作启蒙宣传，这是宣言的宗旨和本意。

邹东涛：

宣言谈到的伦理问题、幸福问题，是非常实际的存在。一方面社会存在不完善，人是多面的，每个人追求不一样，另一方面要追求人与社会的全面幸福。作为幸福来说，经济发展是一个重要因素。可是，过去端起碗、喝碗汤就感觉到幸福，而现在是端起碗吃肉、放下筷骂娘，根本感觉不到幸福。幸福是比较，我有钱，你更有钱，我就不幸福。社会要创造幸福，要为民众幸福创造条件，但是很难，一个国家要建立一个完善制度很难。所以，民众追求幸福和社会制度变革要共生。一个好的制度是实现人的普遍幸福的基石。一个比较好的制度，人们争做好人，坏人不做坏事。一个不好的制度，坏人疯狂做坏事，好人很难当。所以，要对人民群众进行幸福的启蒙宣传，同时国家制度也要完善。

我在博客上强调过什么叫幸福？比如你追求当官，当然官当得越大越幸福，但在官场上，他官虽小，但是他有道德，他感觉很幸福。官当得大，但不道德，他也不幸福。

总体我支持宣言，我同意签名。

董德刚：

我对伦理学没有什么研究。景安同志几次给我发邮件说要开这个会，所以我就不好意思不来了。景安同志开始介绍的好多东西都是很深刻的，他原来写过好多文章，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我都学了，看了。他是想把几千年来的儒家的文化思想、西方的文化思想和原来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的精华综合起来，这个雄心是不小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宣言好像没体现出这些东西，看不出来那么深刻的东西。

刚才那位先生的话，我觉得他有自己的见解，但是我不赞成。对现实好多东西应该肯定，他却否定了。他讲那个是遥远未来的东西，那种什么将来的计划经济，那种未来社会的什么道德都是很遥远的东西，我们还是要从当前出发，讲现实和当前可以做的事情，要着眼于解决现实生活问题。什么时候也没有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都是有一个过程，现存的东西都是有缺陷的。他讲得太远的那个东西是不行的，那是永远做不到的。

涉及到宣言，我想讲几点意见。

第一点，给人的感觉比较虚，好像不会起多大作用。我听搞伦理学的同志讲，世界伦理学研究有两种基本的取向，一个是中国传统伦理的取向，强调个人内省，强调个人修养、个人内心信念，强调私德、美德。而西方社会在道德建设方面，强调公德建设，强调规则，强调社会规范。这是两个不同的取向。这两个不同的取向都有它的长处。西方的东西强调外在的约束。公德嘛，规则嘛，这样能促使大家去实行。大家逐渐把外在的规范转化为内在自觉，使社会道德水平提高。中国传统伦理，认为个人的道德境界高低是我自己的事情，一讲规范，好像把你看低了，都是人家约束你。个人美德真正建立起来了，社会道德根基就更牢固。但是缺乏规则，假伦理、假道德这些东西就多了。这是它的不足。现在的趋势应该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联系中国现实，我觉得需要侧重规则。社会要有一套基本的规范，并且把这套东西变成法制、变成条例，变成某种程度上带有强制性的约束。你讲爱大家、爱他人，这同建立规则的距离太大了。

第二点，景安同志讲了不少幸福、爱什么的。我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就联系到《费尔巴哈论》了。我印象很深，在那本书的第三章，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伦理观、道德观做了很多的批判。费尔巴哈的基本观点就是把爱上升为宗教，全世界都来爱。当然，我不是简单的对号，我希望景安同志或者其他同志注意一下恩格斯的批判，看有没有值得我们注意的因素。费尔巴哈讲爱一切人，恩格斯对他的基本评价就是空泛抽象。批判的理由就是现实社会的人们是极不平等的，财产占有、社会地位各方面极不平等。你说爱，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做到。费尔巴哈讲，每个人都追求幸福，每个人追求自己幸福的时候，不要妨碍他人的幸福。恩格斯批评说，这个原则在股票交易所得到了最好的实现。我们追求幸福，别人也追求幸福，我没有影响别人嘛，最后我暴发了，别人破产了。恩格斯的这些看法，值得我们注意。

现在，我们的社会矛盾很多，东涛刚才讲了体制建设等方面有很多的不健全。你讲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这个东西恐怕没有太大作用，某种程度掩盖了它。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有朋友建议，可以搞什么幸福宣言，我觉得幸福这个东西是比较虚的。幸福主要是心理层面，精神上的感觉。这个东西不宜把它说得太高、太大。我觉得幸福这个东西，和现实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人的权力、利益联系很密切，这些现实的东西是幸福的基础，这些基础的东西需要更多考虑。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宣言不太成熟，还需要讨论，要形成很多人的共识还需要很长的过程。

徐景安：

德刚是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应我之邀来论坛参加过两次会，这次也是来给我捧场的，深表谢意。德刚对宣言的批评意见，应该说是代表了学术思想界主流的观点。他的批评是真诚的，其中一些观点，已多次讨论过，但还是值得继续讨论。

第一、关于规则约束与道德约束问题。学术思想界普遍倾向于法律、制度、规章一类的硬约束，对道德软约束不感兴趣，认为太虚、太空、无用。我与这种观点的分歧是，我一点不否定硬约束的作用，而且也是这方面的积极主张者，我本身就一直从事改革体制的工作，至今中国在硬约束方面还有很长的路上要走，尤其政治改革严重滞后，对权力缺乏约束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在推进硬约束方面，我们没有分歧。现在的问题是，学术思想界普遍不重视软约束的推进，甚至还认为这样做，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德刚讲得比较客气，说对社会矛盾起了“某种程度掩盖”的作用，有的干脆说是愚昧、欺骗、麻醉老百姓，这个世界还倡导什么道德、讲什么善，就应该恶，以恶制恶。面对社会普遍存在的不公、不平，提倡约束自己，岂不是助纣为虐，成为恶的帮凶。对于全社会越来越恶化的道德，他们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加强法治。可是我国法治强化以来并不见成效，他们认为关键是制约权力，当官得带头，这有一定道理。

但引伸出以下问题，权力得不到制约之前，官员不起模范带头作用的情况下，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理由不道德，这与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自然有什么必然联系，或者一部分官员作恶，可以对作恶的官员恶，又有什么理由不爱自己、不爱父母、不爱配偶、不爱兄弟、不爱朋友、不爱顾客、不爱自然……人类历史上、当今世界什么时候公平过、平等过，世界上有比较清廉官员，但大多数不是道德楷模，那么是不是都不该提倡道德？那么究竟应什么时候提倡道德？

再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全社会都不讲道德的情况下，制约权力的制度能否建立得起来，或者即使建起来以后，能不能管用，制约权力的议员、法官、记者也一个个是不道德之徒，又怎么制约他们？这只能靠民众来监督，可民众也不崇尚道德，当官的恶，议员、法官、记者恶，我凭什么善，这个社会怎么收拾？

目前的现实是官方道德不起作用，社会道德恶性堕落，中国存在不存在道德重建的需要。我认为很需要，宣言就是尝试、探索，作为社会良知的精英知识分子应不应该做这方面的努力？可是现在的主流观点是反对做这种努力，还批评这种努力，在制度没有完善以前，全社会就该堕落！尽管我与他们在硬约朿的建设方面没有分歧，但在这方面存在很大分歧。原因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大都是西方文明派，主要是自由主义或者制度学派。而茅于轼先生与一些学者则是例外，赞成硬约朿，也非常重视软约朿。

第二、关于人的普遍性与阶级性问题。德刚提出了恩格斯对费尔巴哈道德论的批判，这可以说是普世价值之争的源头。费尔巴哈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命题出发，用“人性”代替“神性”,用人本位取代神本位。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认为，幸福是一切生物根本的和原始的追求,从利己主义“爱自己”出发实现对于他人的义务，就是“爱他人”。既然人要实现幸福，必须从爱自己到爱他人，费尔巴哈就将爱提高到神圣的地位,让爱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和道德的基础。宗教提倡爱“神”，费尔巴哈提倡爱“人”，并且进而认为让爱“人”成为宗教。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恩格斯自然不能容忍，批判费尔巴哈用“漂亮的文句来代替科学的认识，以因‘愛’而解放人类来代替因生产之经济的改造而解放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从价值目标来说，要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同样源于人本主义，强调人的普遍性。但从实现途径来说，要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消灭产生人与人不平等的经济根源---私有制，马克思主义更多强调人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中国的胜利，演变为列宁、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夺取政权后依然强调阶级斗争，而且认为资产阶级因为被推翻而企图复辟，斗争逾来逾激烈、残酷。所认，不忘阶级苦、煽动阶级仇一直成为主旋律。对阶级敌人的斗争从镇压地富反坏，到反右、到揪党内走资派、一直到亲密战友，人人几乎都可能成为阶级敌人。人与人之间不能爱，要爱只能爱毛主席。当时的中国，也只能爱“神”，而不能爱“人”。改革开放，邓小平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中国人可以不用爱“神”了，变成爱“钱”了。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问题也越来越多。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就是向马克思主义人本论的回归。道理很简单，斗争、革命、发展、改革、开放等等都是手段，都是为了人，为了人的终极追求---幸福。马克思主义只有回归到普世价值上来，才有可能被世界所接受，成为解放全人类的思想武器。可是一讲普世价值，传统马克思主义就搬出阶级性来反对。请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先批判《共产党宣言》的这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在阶级社会里，有资产阶级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的自由，哪里有“每个人的自由”？而恩格斯恰恰把这句话解释为：在马克思和他的著作中，最适于用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再追问下去，每一人追求自由发展为什么？这就是为了幸福。所以，费尔巴哈把幸福作为人的终极目的没有错，不过他表述为一切生物的目的，没有对人与生物作区分。可恩格斯反驳说：“是从什么时候起,这种权利曾为人人公认呢,可否说在古代的奴隶与奴隶主之间,或在中世纪的农奴与贵族之间大家都有享受幸福的同等权利呢？被压迫阶级的追求幸福的意向,不是冷酷无情地并‘在法律的基础’上面作了统治阶级的这种意向的牺牲品吗？”人的终极目的是追求幸福，应该享有追求幸福的同等权利，而事实上这种权利不平等，这就带来变革社会、推动进步的动力，而不能以存在阶级压迫为由否认人的终极追求。人的价值追求与社会现实是两回事，不能用事实来否认价值。如果说，恩格斯当时有推动革命的需要，那么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还是强调人的阶级性，作为坚持专政的理由。今天仍坚持这种阶级论，想干什么？是发动今天的工人农民重新起来革命，推翻共产党领导呢？还是鼓动现政权镇压不满的民众呢？鼓吹普世价值论者，其中普世价值的政治论者企图推进政治改革，但往往对普世价值的道德论不感兴趣。而我写的宣言既是普世价值的道德论，也为普世价值的政治论奠定了基础。德刚认为同“建立规则的距离太大了”，恰恰相反，如果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达成社会共识，为建立规则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德刚说：“现实社会的人们是极不平等的，财产占有、社会地位各方面极不平等。你说爱，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做到。”这样说来，人类社会哪年、哪月、哪天能实现财产占有、社会地位的平等，又哪年、哪月、哪天能倡导爱呢？现实世界中，人是有爱的，可大都是爱钱，或者是爱抽烟、爱喝酒、爱逛街、爱赌博……而缺乏的是真正为了自己的幸福的爱，也就是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

第三、关于对幸福问题的理解。我不想就此展开讨论，我只想说，幸福问题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不丹、泰国、英国、澳大利亚先后提出了幸福指数。幸福经济学成为最新学课。英国选举以“幸福政治”作为竞选口号。世界研究幸福问题的专家在罗马开会讨论幸福的度量。

幸福问题同样尖锐地摆在中国人面前。经济快速增长，人民并不幸福，反映在精神健康上迅速恶化。中国1亿人心理有问题，严重精神病患者达1600万，在疾病排名中已超过心脑血管、恶性肿瘤，居于首位。全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每2分钟自杀9人，其中8人未遂，自杀率是国际平均水平的2.3倍。深圳是全国最富裕的城市，每年2000人自杀，精神障碍率十年间增加了100倍。可是我国的学术思想界对幸福的认知与普通民众没有区别，根本就不重视，远远落后于世界的研究水准，也对我国民众精神状况不了解。而执政当局依然以发展为第一，GDP为目标。而国际社会提出了叫GNH的国民幸福总值，也许有一天中国成为GDP世界第一，而GNH成为世界倒数第几了。到那时，我们又落后，人家不比GDP了，玩GNH了！

邹泽宏：

我对徐老师的行动表示赞同，用掌声感谢他。作为政府官员退休以后，他能够有关怀人类的心态，这是不得了的。幸福是一种感觉，按道家的语言，就是道可道非常道。任何人都提不出标准答案，都是参考答案。今天高手云集，有学院派的教授，还有业家，但每个人发言都是各说各的。用管理学的观点，怎么办？在座的每个人对幸福宣言写个东西，再把智慧集中起来。中国人最大的本事，就是发掘别人的问题，这成了本能。喜欢挑刺，全是刺。但是缺乏建设性意见。

张纯良：

宣言充满着对于人类深切的关爱，我签字同意。当然后面有一大堆问题需要解决，应该说人类没有解决，咱们中国也没有解决。所以不管怎么样，先扔进去石头，让它起起波澜。

杜光：

景安提出的这个宣言，总的来说我是赞成的。他把他长期研究的三爱提高到伦理程度，提出个伦理宣言，这是对他的思想的升华。不过，在具体操作上，我倒主张不妨充分征求意见，使它能够获得更多人的认同和支持。当然，要使大家都满意，也不可能。但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宣言搞得更完善一些，还需要下些功夫。当然，从景安自己来说，大概觉得这个文本已经比较完善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自己经过深入思考写出来的东西，总是觉得比较完善了。但是，如果能够吸收更多人的意见，我相信可以搞得更完善一些。

比如说，第三部分讲善。我认为只讲善还不够，应该“真善美”都讲。我感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这三个都很重要。已故北大教授、著名的黑格尔专家贺麟先生说：“文化包括三大概念，第一是真，第二是美，第三是善——总起来说，真美善即是真理化、艺术化、道德化。”我很赞成这个见解。我觉得真善美这三个概念都应该列入这个宣言，特别是“真”，更加需要强调。在我们这个伦理道德范围里，怎么样把“真”放在应有的地位，特别是对现实，非常有必要。几十年来，毛泽东大搞政治运动，凡是说真话的非倒霉不可，说假话可以升官发财，这已经成为一个规律了。大跃进的时候，到处虚报产量，说真话的反而要挨整，批判斗争，甚至关起来打，就因为他说了真话。所以，说假话已经成为我们中国几十年以来的传统。所以我主张在宣言里强调真的概念，这样针对性更大一些。

另外，我觉得在伦理上，在道德上，有很多传统的观念需要彻底推翻、彻底转变。所以，我赞成景安根据我们几十年来的教训，提出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人。譬如说“爱自己”，爱自己什么？吃饱了、穿暖了是一种爱法，流芳百世、清史留名也是一种爱法。我觉得对个人来说，最大的利益无过于使自己能够流芳百世。即使不能流芳百世，也能够使我们子孙后代提起我们祖先的时候感到骄傲。我认为这才最符合个人利益。

周孝正：

我对徐老师的评价，就是佛教两句话：非名山不留先迹，是真佛只说家常。我给徐老师定义为幸福教教主，到了教就不能问为什么。人有理性，理性就有非理性，就是我为什么爱它？说也说不清楚，糊里又糊涂，这才叫爱。所以，爱就是一见钟情，时间不要超过三十秒。所以说，人得有理性，又得有感性。我说您是幸福教主，因为中国缺这个。

王家典：

我很支持你对于幸福研究的方向。我觉得，这几年，你在这方面的工作，一篇一篇论文，一次一次讨论，做得挺踏实的。我表示支持和敬意。

第二个意见，作为一个伦理宣言，要在理论上经得起推敲。我觉得，伦理宣言概念的总范畴和宣言内容的幸福概念不完全一致。因为伦理和幸福不是一个等级的类概念，伦理概念涵盖的范畴很大，幸福概念就小的多。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康德在1800年出版的《逻辑学讲义》说过：“在这种世界公民的意义上，哲学领域提出了下列问题：1．我能知道什么? 2．我应当做什么? 3．我能够期待什么? 4．人是什么? 形而上学回答第一个问题，伦理学回答第二个问题，宗教回答第三个问题，人类学回答第四个问题。但是从根本说来，可以把这一切都归结为人类学，因为前三个问题都与最后一个问题有关系。”在他的概念里面，伦理学就包括法伦理和道德伦理。法的伦理用强制力量规定，我应该做什么。那么，道德伦理是规定我出自内心，我在这个社会关系上应该做什么。我追求什么？是宗教回答的问题。最后，他又总起来说，这三个问题都是“人”的问题。康德哲学所概括的这四个问题，是开创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总纲。后来到了黑格尔、费尔巴哈，就是到了追求本质，各种社会科学都是反映人的本质怎么来实现这么一个问题。所以从人类的思想史的发展过程来讲，伦理学回答的问题，科学上有它的历史形成的范畴，还是要从科学的概念上来理解它、把握它。

第二个问题，宣言开宗明义说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是幸福。我不赞成这个提法。人类共同的追求，按照思想史的过程发展，到了费尔巴哈的时候，它就是人要实现自己的本质。马克思也继承了它的很好的思想。马克思后来也认为人的本质的实现，正如他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笔记里面所做的分析那样。后来马克思归纳为几句话，人的本质从现实性来讲，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的总和符合人的本质，这是人的本质的要求。所以，从科学的思想发展来讲，人生的幸福的追求，这是一定的发展阶段来讲的。人类一开始，那时候和动物刚区别，是不要被动物、自然界吞食，不要饿死。这也算是当时的一种幸福感。但是，总的来讲，那个时候没有幸福的概念。所以，我不赞成这个总的概括。但是，说人的幸福是人的一个共同追求之一是可以的，是一个局部的东西。人在政治上、经济上等多方面的要求，反映真正人的本质，那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宣言在理论上要站得住，不能违反学理的基本前提。

徐景安：

今天是周日晚，来了48位嘉宾，是最多的一次，讨论“大而空”的关怀人类命运的问题，谢谢大家。各位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我也作了回应。人家批评，你反驳，不是很不谦虚吗？这是讨论问题，没有必要客气，关键是讲道理，真理越辩越明！应该说，中国的现实问题不少，我们有资格关心人类、关心世界吗？你不是创建中国新文化吗？怎么又想创建全球新文化呢？我认为，只有从全球的视野出发，才能准确定位中国的问题，才能为中国找到一条正确的新道路。怎么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是没有达成共识的头号理论问题。以阶级论反对普世价值论就是企图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回老路。从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走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物本位的道路，而真正走以人为本、普遍幸福的新道路。因为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中国不能走、走不了、走不通物本位的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而这一条中国特色的路，恰恰是为64亿的全球人探索了一条新路。因为64亿人同样不能走、走不了、走不通物本位的路，所以中国特色的路具有世界意义。只有以普世价值论为指导，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问题的解决才具有世界意义。具有这种视野与胸怀，中国才能继承、学习、借鉴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论，这不是像有片见的人认为那样，普世价值只是来自西方，而是来自东西方文明，也来自马克思主义。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的价值观就是出于此。

今天的讨论，最大问题的是缺乏共同认同的标准。像何教授说的盲人摸象，至少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就是摸象，而不是摸牛、摸马。今天首先需要讨论的是宣言提出的人类面临的共同追求、共同困惑、共同痛苦、共同难题、共同困境，是不是存在，是真问题还是伪问题？如果这五个问题是真的，那就进一步讨论宣言是否回答了，还是没回答，或者回答不够？遗憾的是大家对我提出的这五个问题，没有作出评论，这是宣言立论的出发点。

刚才家典对“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是幸福”提出了异义，人之初虽然没有提出幸福的概念，但不等于没有幸福的追求，猪吃饱了睡，不想下一顿；人不仅要吃饱，还要有剩余，有了剩余的食物就高兴，这就是幸福感，这也就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正是人有了这种幸福的追求，才创造了人类的文明。作为幸福理念的提出，当然是一个历史过程。但是，正是有了人对幸福的追求，才会产生幸福的概念。家典说，“幸福是人的一个共同追求之一是可以的，是一个局部的东西。人在政治上、经济上等多方面的要求，反映真正人的本质，那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人为什么在政治上、经济上存在多方面的要求呢？说白了，是为了保障追求幸福的权利。人之所以形成社会关系，保持社会关系以至发展社会关系，都是一个目的，为了幸福。正是为了幸福，结婚，形成夫妻关系；生子，形成父子关系；找工作，形成劳资关系。人如果不是为了幸福，就不需要社会关系。老板给钱太少，不能带来物质幸福，就辞工。夫妻俩老吵架，不能带来情感幸福，就离婚。人世间太烦杂，不能带来精神幸福，就出家。所以，马克思说的人的社会关系总和的本质是幸福。能带来幸福的社会关系要，否则就不要。但人要是缺乏正确的幸福观，就会香臭不分，弄一帮狐朋狗友、合伙抢劫，就会走向反面，带来不幸。这时，这个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不幸，可是他的本质、本义是为了幸福，不是为了不幸。这就是幸福认知的重要性。人的本质是追求幸福，但缺乏对幸福的正确认知，就带来不幸。这是当今世界个人、家庭、企业、地方、国家以至人类面临的共同困惑。宣言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作了一次努力和尝试。对我的这种努力和尝试可以有各种异义，但是从全球的视野出发，来探讨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应该是正确的，值得提倡的。而我认为，这是中国的学术思想界所缺乏的。宣言也许无人问津、销声匿迹，但它的意义已存。我会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家典的意见对，伦理的概念比较宽，适当时候改为幸福宣言。

附：参加会议名单

徐景安 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主席

杜光 中央党校教

董德刚 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靳凤林 中央党校哲学部伦理研究室博士

邹东涛 中央财大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院长

张纯良 中国儒学研究会会长

张森根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拉美系主任教授

周孝正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所所长、教授

王家典 江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

张毓熙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所研究员

张利华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铁流 作家

陈步雷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程泊霖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导师.高级经济师.

何兴凡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龚云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

张能立 武汉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

康新贵 独立学者

蔡维钧 独立学者、副教授

甘泉 独立学者

胡家奇 独立学者

贾永胜 自由撰稿人

邹泽宏 学者

郭京龙 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研究员

张鑫 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

李振东 北京华夏书画院研究员

王学会《经济与法制》《今日关注》报主编

欧阳劲 香港《太平洋》杂志社社长

天雪 《中国工业网》主编

张学军 新浪博客名家专栏主编

王春海《经济信息报》副社长、主编

丛亚萍 新华社高级记者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李冰 《瞭望东方周刊》编辑记者

李晶龙《中华联合新闻通讯社》记者

谷亚光《中国改革报》理论部研究员

王占郡 天下财联天使投资机构总裁

李清振 北京本果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

邓旗 郑州泰中企业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

欧阳文生中国石油天燃气集团公司高工博士

刘斌 北京龙德海纳文化公司编辑

陈春园 中华圣地建设促进会

徐艳红 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主席助理

艾永利 本溪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计师

彭令令 北京迪创咨询公司

祝菲 北京迪创咨询公司

王慧珂 北京迪创咨询公司

丁建亮 北京大学学生

孙海波 北京大学学生

编者的话

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成就，同时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三大关系恶化。我国需要对30年来的改革作出理论解释，并就未来的改革达成新的共识。为此，需要建立交流、对话的平台。本论坛的宗旨是求同存异，重在建树，寻求共识。创建中国新文化是个大题目，需要不断地、有序地进行探讨，决定召开系列的座谈会进行讨论。

主讲人先把论文发给大家，邀请两名嘉宾评论，然后围绕主题展开讨论。主讲人不论资历，要求论文有思想、有新意。会议主席与嘉宾轮流担任。

欢迎提供论文，欢迎参与讨论，欢迎推荐人才。

查阅论坛文章，请登阅：中国善网http://www.chinashanwang.com

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秘书处

秘书长过永鲁：lucas618@yahoo.com

主席助理徐艳红：xyh0999@126.com

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

主办：文化纵横杂志、天益网

协办：价值中国网、岳成律师事务所、今日关注报、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公司、燕京华侨大学、中国善网、深圳市新世纪文明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