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伦理宣言》是徐景安老师在当下中国生态环境下，为改善人们的生存状况而做的一项有益的尝试。针对伦理宣言的一些基本问题，茅老和徐老又有一场生动的谈话，对伦理的起源、作用等进行了讨论，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我也想借此机会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从世界范围来看，古希腊人为人类贡献了哲学思想和理性精神，近现代西方人则为世界贡献了科学技术和人道主义，中华文明则为世界贡献了伦理政治。从这个角度讲，徐老师宣传伦理宣言应该是有传统和基础的。但是，我注意到，徐老师宣传的伦理宣言和中国历史上宣传的伦理政治有着根本的区别。中国古代伦理政治中既包含着仁义礼智信的好思想，又包含着“三纲五常”束缚人的思想，并且越到后来这种糟粕对人的毒害越加严重，而今天的伦理宣言传承了西方人的人道主义，贯彻着理性精神，是对中国传统伦理政治和西方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所以，伦理宣言值得我们大家注意。

人作为一个复杂的存在，存在着感情、欲望和理性三种因素。中国古代的伦理政治侧重点是处理是感情和欲望的关系，而理性是相对缺位的。它的处理方式主要是约束，这种约束是羞耻感的存在，依靠道德来维系。今天，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人的欲望得到了很大的宣泄，传统道德观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

古希腊哲学家对感情和欲望的控制往往依靠理性，柏拉图就主张感情、欲望和理性这个三驾马车应该由理性来控制。理性控制的人才是一个高尚的人。二十一世纪伦理强调“明则诚”这一点有积极意义。但是，中国这些年来道德观念的扭曲并不仅仅是不理性的原因，从很大程度上来看，恰恰是理性比较的结果。一群人中一个人不遵守道德获取了利益，其他人就会效仿，这样道德就面临着危机。所以说，单纯地依靠理性来拯救道德，依靠“明则诚”，贯彻伦理宣言的实施是很难完全达到的，把道德完全建立在理性基础上是不牢固的，也是危险的。

道德伦理的基点既应该建立在理性上，还应该建立在信仰上。毫无疑问，宗教是伴随人类最为悠久的文化，是人类最为丰富的精神来源和精神寄托之一，没有神话和宗教的指导，就没有以后的哲学和科学，人类的终极追求也失去了依托。二十一世纪伦理不能也不应该回避信仰问题，信仰则和宗教密切相连，迄今为止，宗教是信仰最为坚强的保障，而宗教在我国受到了国家权力的强力干涉，一足独立的道德伦理就缺少了牢固的基础。

信仰的黑洞必将导致道德的空洞，道德的空洞化必然地导致社会维治的成本极大加剧。如培根论说文集在《论无神论》中所写“否认有神的人是毁灭人类底尊贵的；因为人类在肉体方面的确是与禽兽相近的；如果人类在精神方面再不与神相类的话，那末人就是一种卑污下贱的动物了。同样，无神论也毁灭英雄气概与人性底提高；如以一条狗为例，看他在发现自己受一个人底护持的时候显得是如何的高贵勇武，一个人对于他就是一位神灵，或者是一种更高的品性；这是由于那条狗对于一种较自己底天性更高的天性有信仰的原故。这种勇武显然是那个动物若无这种信仰则永不能达到的。人也是这样，当他信赖神灵底保护及恩惠，并以之自励的时候，就能聚积一种力量和信心来，这种力量和信心单凭人性底本身是得不到的。因此，无神论在一切的方面可恨，在这一方面也如此，就是它削夺了人性所赖以自拔于人类底弱点的助力。”我总觉得一个人一定要拥有和谐的内心与安宁的灵魂，一个族群一定拥有一个百花盛开四季长青的精神家园，这些对于创建一个和谐社会都是很重要的，顺常时节可能觉查不到，可是当遇到困难时信念的力量，心灵的慰籍，爱心的呵护等可能就会显得非常重要。对此，我们也可以认真地回顾和再次学习一下奥巴马总统在2008年1月20日就职演讲中的话语：

“这是我们信心的来源——认同上帝召唤我们创造一个不可知的命运。这是我们自由与信仰的含义——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种族和所有信仰的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能聚集在这个宏伟的广场一同欢庆，也是为什么一个父亲在不到60年前还不能在餐馆用餐的人，此刻能站在你们面前做出这最神圣的誓言。”“我们不会为我们的生活方式道歉，我们也不会动摇对它的保护。对那些通过运用恐怖，滥杀无辜来达到其目标的人，我们对你们宣告，我们的精神比你们强大，无法摧毁，你们不可能比我们长久，我们肯定会打败你们。”

对比中美两国的情况，在中国缺少这种凝聚人的信仰和信心。如果凝聚中国人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信仰彻底倒塌，而组织化的权力出现问题，“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仍然是中国的最大国情。为什么中国人缺少信仰和信心，说穿了，道理很简单，中国从来没有国教。

世界三大宗教中，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入世的宗教，而佛教却是出世的教，看看西方世界通衢大道上的教堂及闹哄哄的中东跳蚤市场旁边高大的清真寺，再看看佛教寺院占据的名山大川就很明白。这一重要的差别决定了前两个宗教必主宰世俗社会而对王权形成威胁，后者除了高深的佛理对达官贵人形成的诱惑之外，便只剩下一双佛脚让中国底层的芸芸众生在家庭不幸之时去抱上一抱。

基督教“上帝如父，人人如兄弟之亲”的博爱、平等之一神教，坚如金刚，可斩金断铁，使强大如罗马者，必得屈服。当这样一种宗教力量诞生之后，必将强烈地介入世俗世界，并从政治争斗中分一杯羹，从而对王权形成强大的制约，在西欧长期形成教宗权力大于世俗王权的局面，为政治权力的平衡制造了一个天然的天平。当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帝国陷落后，基督教举起了十字军东征的大旗，得以从阿拉伯世界救回了古希腊文明的火种。

基督教产生于巴勒斯坦底层人民之中，其仁义、慈爱之种子播下之后，为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提供了养料，当加尔文的清教运动产生后，清教运动像一把烈火，遇上了原始资本主义的干柴。清教认为，上帝已先在地选定谁是蒙恩者（上帝的选民），谁又将不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自己是否已被选中，而根据清教唯一虔信的《圣经》，上帝乐见选民们聚集财富，贫穷并不能为善行增添光彩，它是对上帝荣耀的贬损，只有聚财可以增进上帝的荣耀，“上帝保佑上帝的事业”。旧经中的上帝由于人们在此生中的服从而奖励他们，于是清教最重要的特点——禁欲和勤奋，但在清教徒身上打下了烙印，此两者只产生一样东西——财富。它客观上在欧洲和整个美洲刺激了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首先表现为一种精神。

这就是西方世界强大的内在逻辑，一方面，它有一个伟大的亲生母亲——古希腊，另一方面，它有一个伟大养母——基督教。“正是世称而二希——希腊，希伯来，盖如鸟两翼、如车两轮”（梁漱溟）。两者使资本主义文明的烈火在西欧和美洲熊熊燃烧。清教还提供了最为重要的伦理武器，清教徒推崇自治与共和，因为上帝不乐见人民崇拜国王，旧约中当犹太人要推举扫罗为王时，上帝告知撒母耳，人民是对上帝的背叛。这些非国教者在英国受到迫害，而选择到了荷兰，过自治生活，然后登上了“五月花”号，把封建主义的一切残余抛在了身后的大海，在美洲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制度——现代共和。

可以说宗教与现代世界密不可分，没有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就没有现代人类文明。当经过新教改革之后，人类世界的流向就已经确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沿着西方文明的指向前进，这是毫无疑问的。

中国没有宗教，佛教到中国后，成为了皇权的附庸，从未独立地存在，基本堕落为一个巨大的吞噬人民血汗的肿瘤，甚至让皇帝也招架不住。佛教的精深义理流入知识界，在世俗社会毫无影响，而变种的旨在吸吮膏血的“花钱消灾”仪程则变成了另一类赎罪券，在中国大行其道。佛教并不鼓励劳动，它与基督教的教义正好相反，当清教徒在拼命地工作以增进上帝的荣耀时，许多佛教信徒还习惯于不劳而获。中国也没有思辨，在惠子、庄子、公孙龙子那里宝贵的思辨的种子，被韩非子、董仲舒的政治思想洗刷得无影无踪。只留下鄙陋的心学，在格物降魔的泥潭里不能自拔，而于人类社会之成熟完善，无寸功之进，甚至在17世纪，在牛顿解放了人类后，才有中国的黄宗羲出来，很低级地思考君权的问题。

中国悲剧性地没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宗教伦理，不过是花钱消灾的宗教仪式，让陈腐的儒教由于没有对手而沦落为皇帝的政治工具，中国人没有形成虔心向善的道德迫力，没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团结局面，这一切，都在可宗教上找到源头，中国的发动机在很早以前就掉了一个，只是由于农耕时代还体现不出来，在十六世纪则完全落后，与欧洲的赛艇比赛完全失去了悬念。

综合以上情况，我对徐先生想建立一个21世纪伦理很感兴趣，但是这种伦理仅仅依靠理性是否能够成功？它如果需要信仰的支持，离开宗教能不能行得通？

孔子讲仁爱，墨子讲兼爱，法国讲博爱，可见爱确实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但是过去一直遭到“阶级论者”的批判，今天必须为“爱”正名，这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讲到这些，还应该展开对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批判，因为苏东模式依靠运动起家，运动思维根深蒂固，它把人民群众当做奔向天堂的工具，最终导致了人间地狱。这一模式在中国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和现在的GDP崇拜，政绩工程无一不是运动式思维方式的体现。我们应该向康德学习，任何时候都应该把人当作人，而不是相反。

中国确实需要迎接一部催人奋进，发人深省，令人平和的〈中华圣经〉的出现，她的内容要尽可能涵概古今中外向上向善求真求美的力量，她会给人温暧、抚慰心灵；她还要准确彰显融合中国精神，时刻与中国精神相随相伴相辅相成，有着无限的包容力与亲和力，而成为国人内心永恒的精神家园中的一块基石。21世纪伦理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