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新一轮改革目标”研讨会

2008年6月7日在世贸广场B座6楼会所举办了“深圳新一轮改革目标”研讨会。原深圳市体改委主任、现深圳市新世纪文明研究会会长、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主席徐景安提供了《提高民众的幸福感与满意度应成为深圳新一轮改革的目标》的论文，并作了主讲发言。市委副秘书长兼体改办主任南岭等30位学者、企业家、媒体工作者参加了会议。

与会者发言纪要如下：

徐景安：

今天讨论的题目是深圳新一轮改革的目标。深圳出台了《近期改革纲要》，征求大家意见。改革纲要一共写了19条，咱们来讨论哪个改革、哪个不改革以及怎么改，根据是什么？这取决于改革要达到什么目标、要达到什么目的？

前30年改革目标非常明确，是邓小平定的。改革目标就是经济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三个有利于。我们就大胆闯、大胆试，深圳土地制度改革是违宪的，搞股份制改革、股票市场，很多人是反对的，企业产权转让、社会保险制度改革都不是上面要我们做的，但有了小平同志定的总目标，我们就朝前走，尽管有人阻挠，而且是大人物的阻挠，我们也不怕。这就是改革目标、改革方向的伟大威力。改革目标谁定？是伟人定的。经济为中心也只有邓小平敢说。要是我们说经济为中心，人家说你不要政治啊？没有政治方向，你改到哪里去？几句话就把你顶死了。小平同志很有智慧，他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我说不清楚，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所以要发展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这就是伟人，伟人才敢定方向、定目标。我们都不是伟人，为什么要讨论目标？党中央提了很多好口号，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但下面还是爱怎么干就怎么干。《近期改革纲要》对改革的基本思路和总体目标，列举了很多，都是中央、省、市领导的要求，但中心是什么？纲是什么？目标是什么？这个问题不解决，新一轮改革很难推进。

改革目标是大人物定的，体制内只能照说，解放不了思想。我现在是体制外了，可以发表一些意见，并请各位来讨论。深圳能够把改革目标定明确了，这就具有伟大意义，具体改革多一条、少一条都好说。

汪洋书记提出深圳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这个改革目标是很明确的。那还要讨论什么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那就要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再讨论示范什么？这恰恰是深圳需要回答的，然而这是现今中国头号理论问题，谁都说不清楚，深圳能回答得了？反过来，谁都清楚了，要深圳示范什么？

什么是社会主义？

答案有几个，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体系，有的适用，有的过时，有的有指导意义，有的已被改掉了，所以该是怎么坚持？党的领导也要坚持，建国60年来都是坚持党的领导，今天怎么坚持？坚持社会主义，是同义反复。还有一个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说，专政是不受法律制约的暴力行动，与法治是完全对立的，不能坚持了。所以，四个坚持里面三个是怎么坚持，一个不能坚持。

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第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回去了，什么叫社会主义，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要坚持社会主义，来回倒没有说清楚。第二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又是同义反复。第三条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岳飞精忠报国，是社会主义吗？美国也爱国，是社会主义吗？第四条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什么是改革创新？改革创新就是社会主义？这同样没有说清楚。

深圳先把社会主义讨论明白，就是起示范作用，这可是急党所急，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最伟大的贡献！

什么是社会主义？之所以说不清楚，是因为老在树叶、树枝上纠缠，而不去抓树干、树根。社会主义是针对资本主义的。什么是资本主义？从根上说，资本才有主义，资本决定分配，照顾资本的利益，所以只有少数人幸福、少数人满意。马克思说，穷的穷、富的富，这不行，得搞社会主义，拉丁文就是SOCIALIS，意思是公共的、大家的、集体的、社会的。主义由社会出，利益由社会分配，要照顾公共利益，解放全人类，就是让所有人幸福、所有人满意。这才是理想社会，叫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能做到让所有人幸福、所有人满意，就实现了社会主义，或者说幸福感、满意度越高的，越接近社会主义。至于采取什么途径、方法、手段，那是枝节问题，是树叶、树枝。请问大家，我这样解释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同意见？违反还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我看不会有人反驳，如不同意，我们可以讨论。

按这个标准来衡量，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普遍贫穷，连讨饭的自由都没有，还天天斗来斗去，一场文化大革命最终弄得天怒人怨，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不满意。所以，尽管也是四个坚持，但不是社会主义。民众的选择，就是偷渡、逃跑，蛇口的海面就是逃生的通道。邓小平说了实话，那时不够格叫社会主义。

邓小平感悟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定要把生产搞上去，经济发展了再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今天，邓小平定的改革目标实现了，我国GDP全世界第四位，深圳人均GDP一万美元，民众生活普遍改善，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今天偷渡、逃跑的人大大减少，但是还是有不少人想跑，大多数人还是不满意，所以现在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姓社姓资争论不休，理论家怎么也说不明白，老百姓却清清楚楚。他们没有话语权，只能用脚投票。拚命逃离的，一定不是社会主义。建一个拚命逃离的“社会主义”有什么意义呢？革命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为的是建一个拚命逃离的社会？民众往那里跑的，一定是好地方，好地方一定是社会主义。移民、偷渡的首选，是欧美发达国家。为什么？这些国家公共福利好，美国财政支出的75%用于公民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北欧更是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照顾了大家的公共的利益，这就是社会主义啊！资本主义怎么长出了社会主义？美国是被动式，要拉民众选票，必须给民众好处，而且上去下不来；德国是主动式，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吸收、借鉴社会主义；北欧是目标式，实行社会民主主义，以提高全民福利为宗旨。

所以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是不是社会主义，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理论家，而是民众说了算；社会主义是用不着坚持的，也坚持不住，民众自然会选择。

我国人口多、资源少，公共福利永远达不到美国、北欧的水平，那我们还搞什么社会主义？如果，以物质比、消费比，中国人确实永远过不上美国人的生活，那需要6个地球。但实践表明，一个人的幸福和满意，不仅仅取决于物质和消费，还来自其它的许多方面。我国虽然在物质和消费上赶不上美国，但可以做到：经济殷实、分配公平、物质低耗、环境清洁、政治民主、社会和谐、道德良好、精神愉悦，也就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一起抓，中国人就会普遍幸福、普遍满意。这就是中国的全面小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国的生活方式、北欧的福利社会，是全世界做不到的，而中国的全面小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世界都能实现的。深圳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那不仅给中国做了示范，也是给全世界做了示范。这还不伟大吗？还不值得为之而奋斗吗？

让民众普遍幸福、普遍满意作为社会主义的衡量标准，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马克思的理想是解放全人类，民众普遍不幸福、普遍不满意，解放做什么？“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尔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这是《东方红》歌唱毛泽东的，看，大救星的目的是“为人民谋幸福”。 邓小平说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也是要全体民众滿意。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人民利益，自然是为了让民众普遍幸福、普遍满意。民众普遍幸福、普遍满意了，也就是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了。既然党的指导思想就是民众普遍幸福、普遍满意，还用我说什么？我的贡献是，力图找到思想变为行动、口号变为制度的现实途经。过去我们提了很多好口号，但人民是否幸福、满意，有考量的指标吗？有反映的渠道吗？有落实的机制吗？有保障的制度吗？我提出，提高民众的幸福感与满意度应成为深圳新一轮改革的目标，关键点是要让老百姓来评价、民众说了算。

确定这样的改革目标是需要勇气和胆略的。当年，邓小平就勇于承认简单事实，敢于坚持简单真理。小平说我们和西方的差距不是十年、二十年，是五十年了，这就是小平的伟大，敢于承认事实。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以经济为中心，发展生产力再说，这就是敢于坚持简单真理。那今天我们也要承认简单事实，改革很成功，但大多数老百姓不满意。接受简单真理，GDP搞上去了，但未必代表人民利益。承认了这一简单事实、简单真理以后，才会确立新的改革目标。首先，我们要关注、重视、面对老百姓的感受，他们为什么不满意？

GDP上去了，民众是否公平地分享了发展的成果？

按政府、资本、民众三大群体分，最满意的是政府，中央政府5万多亿财政收入、深圳600多亿财政收入，大大高于经济增长的幅度。1978年到2003年预算内全国财政支出总额增加22倍，而行政管理费支出却增加88倍多。政府是改革成果的最大享受者，当然是满意的。政府最关注的是不要出事，西藏闹独立、汶川大地震、美国搞反华是最头疼的。资本中国有垄断者、官方支持者是满意的，轻轻松松赚大钱。最担心是自己位子坐不稳、关系户不要出问题。大部分的资本是既满意又不满意，满意的是企业收入随经济增长而增加，而不满意的是竞争不公平、政府办事难、社会治安差。最不满意的是下岗失业的工人、收入增长不快的农民、得不到公平待遇的农民工、不被重视的普通员工和一线员工，还有不能自由发表思想的文人。他们是中国人中的大多数，无代表利益的组织，无反映呼声的渠道。他们的感受不被重视、关注，各级领导也会访贫问苦一下，但没有机制保障、没有制度安排。这种镜头出现多了，已起反效果，普遍认为是作秀。

按问题归类，是三大矛盾恶化。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恶化，环境破坏、资源短缺，深圳的天是越来越蓝了，不是蓝天、白云，而是蓝色的浓雾。二是人与人的关系恶化，贫富拉大，犯罪严重，腐败泛滥，道德下降。三是人与自我的关系恶化，自杀率很高、精神障碍严重。中国每年自杀28。7万人，每2钟自杀9人，其中8人未遂。汶川大地震死了6万人，引起全中国、全世界的震惊。但我国自杀人数达到这个数的近5倍，谁都不知道，谁也不关心。深圳是中国最富裕的城市，每年自杀2000人，谁都不当一回事。中国最大的病是精神严重障碍，超过脑心血管病、肿瘤，有1600万，深圳5年前统计的数字是18万人。

现代人为什么活得不愉快？挣不到钱的人郁闷，挣了钱身心疲惫郁闷，钱太多了不安全、玩夠了、很空虚也郁闷。各人有各人的困惑，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普遍幸福、普遍满意，不是单单靠发展经济、满足欲望，而更重要的是精神情感的满足。我们都知道汽车要维修、保养，13亿中国人精神情感出了问题到哪儿维修、保养？今天的中国又有谁关心国人的精神情感？我向当时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建议，将降低自杀率、精神障碍率写到十一五规划里，让各级政府关心一下民众的精神健康，可是没有采纳。我只能力所能及去推动试点，浙江金华市成立情感护理中心3年来避免了10多起自杀、杀人事件。人需要关心，也需要引导。现在，既关心不够，又错误引导。政府是发展第一，民众是挣钱第一，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可追求的，能不出问题吗？

要使民众普遍幸福、普遍满意做不到，提高幸福感和满意度总可以吧？把它作为改革的目标，就能带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等各领域的改革。改革的步骤、程序也有了，先发问卷调查，民众对哪儿最不满意，就从哪儿改起。然后制定深圳市的幸福指数，制定部门的满意度指标，进行测评。按照汪洋书记的指示精神，广东省制定了考核干部的指标，分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民生活和生态环境四个部分，再由上级领导、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和民众代表来考核。汪洋书记的意图很明确，就是要校正政府的行为。其实，GDP是不用考核的，考核收入水平、就业水平，自然就搞发展了。用幸福指数作为指标，更接近民众，接近实际。现在全世界都在研究幸福指数，深圳能制定幸福指数，成为中国的示范市、世界的示范市，这不是很好吗？这也就解决了改革的动力问题。让民众幸福、满意，就有了取之不竭的巨大动力。至于怎么让民众幸福、满意，倾听了民众的呼声，再来找专家研究，这篇改革的大文章只要破了题，就势如破竹、江河奔流、一泻千里了。

俞仲文：

刚刚听了景安同志慷慨激昂的发言，又回想起他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情景。当时徐景安同志是深圳改革开放的弄潮儿。今天我们要非常深刻地意识到深圳这样一个城市的历史使命，特别是在当前的形势下的历史使命。尤其要调整好我们在新形势下改革创新的精神状态。

下面我讲几个观点。在讨论目标的时候，首要的是怎样重新焕发当年一批改革家那样的勇气，重新振奋为中国的未来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改革创新的精神状态。我和顾立基同志都是老深圳人了，我原来在深大。我记得1985年万里同志来深大考察的时候讲过一句话，他说：迄今为止，对人类社会作出最大贡献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刚刚改革开放之后。他讲到了共产党应当如何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的优秀文明成果问题。我们在新的历史面前，要像过去一批老同志那样，包括咱们的梁湘同志、李灏同志等。今天我们要重新焕发这样的精神状态，否则就完成不了深圳担当中国改革开放排头兵的伟大历史使命。

第二点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徐主任刚才从理论的高度以及理论和现实的结合的角度谈了他的观点。我认为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现在面临两大难题。一个难题就是发展模式的选择，尽管提出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但里面的内涵相当多，困难和面临的问题也相当得多。像徐景安同志讲到的，不光是GDP的问题，还有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社会和谐的问题。第二个目标就是经济发展了，政治体制、管理体制的改革越来越浮到我们面前。温家宝总理曾经讲过，政治体制的改革要在他这一届有重大突破。政治体制再不改的话，会严重阻碍中国社会健康发展。我认为有几个观念要去掉：一是左的观念，一讲政治改革，就以为是全盘西化；二是右的心态，要根据中国国情，不能过分激进。经过30年改革开放，经济取得很大发展的前提下，进行政治改革，同样要走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刚刚徐景安同志提到示范市，我觉得应该在两个方面示范：一个是寻找符合中国特色发展模式的示范；第二个寻找中国共产党执政模式和管理模式的示范。

政治体制改革，有几条要梳理。

一是姓资姓社的问题。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我们要借鉴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切文明成果。同样，我们共产党也应该有博大的胸怀来借鉴人类在社会管理方面的一切优秀成果。

二是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1871年就提出了巴黎公社式的民主。

三是在现有的框架下可以把社会主义民主搞得更加完善、更加全面，同时又吸收国外在社会管理中的杰出成果。

第三点深圳应该像30年来承担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勇气和胆略，来承担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担和历史使命。我们党早就说要改善党的领导了，如何改善？文章很多。比如说现在搞选举时发一个表，同意的不画圈，不同意的画圈。谁动笔了就是表示不同意。这样的选举办法对选民造成心理压力。这不能改善吗？

第二个要改善党管干部。党管干部变成了市委书记、组织部长管干部，事实上是少数人管干部。很多地方出现了跑官要官的现象。权力太集中了，要改变少数人掌握“生杀大权”、小圈子管干部的状况。

第三个多党如何合作？一些民主党派的同志说，他们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我也说。应该让民主党派对共产党有监督权。日本是多党制的国家，自民党连续执政30多年，为什么不倒啊？自民党党内搞了五派，在维护自民党的党章和对外的形象上是一致的，就是执政方式不同，对某一类问题，某一派特别擅长。自民党内部不断调整，通过这样一种内部的机制，使得它充满活力。毛主席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尽管实行起来难度很大，但我认为也可以加以改善。能不能允许组阁？有很多领导班子一开始就闹矛盾，不是因为人品不好，而是管理的理念不同，使得班子内耗极大。可以试行公务员制度，一旦当了公务员，就不能当局长、市长了。局长、市长是随着一届的主要领导组阁而启用，随着一届主要领导的卸任而总辞。

要精简机构。我86年当深大副书记。那个时候参加深圳市局级干部会，在市委六楼会堂连一半都坐不满，现在是多少了？唐朝一个官员对好几千老百姓；现在我们的一个官员对35人左右。行政管理成本太高，加上吃多少、车开多少、出国多少，我觉得是可以改的。

我很赞同人大代表公选，大学校长不应该按照行政干部这样去管理，也应该采取公开遴选的办法。

徐建：

刚刚听了二位的发言很受启发，这回提改革的目标，我觉得确实提到点子上了。景安同志提出的“幸福感”和“满意度”确实抓住了改革的牛鼻子，将这六个字做为改革目标比市政府搞的19条里面写的一两百个字更浅显易懂，更体现一种目标。这相当于当年经济改革的时候，邓小平提出来的猫论，按照老徐的理论，只要群众幸福的满意的就照着去做。把老百姓的满意度、幸福感作为改革的目标实实在在。我真的希望在19条里面把老徐的六个字写进去，19条的目标写的官话、套话多，没有多少新东西。人家说邓小平伟大，就是把深奥的理论用浅显的语言讲出来，如摸着石头过河，大气侯与小气候，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我觉得满意度、幸福感提得非常好，应该把它作为深圳的改革目标和旗帜打出去。

景安提出改革究竟有没有动力？我认为中国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对于老百姓来说，现在经济发展了，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多少增加。穷有穷的不满，富有富的不满，贫富差别加大，有的人生活得很贫困，富的人也求变，亿万富翁过得胆战心惊，得罪了人，搞个冤案抓起来，公司就完蛋了，富人要求司法公正，要求法律保障其财产的继承，希望社会不要腐败。没有温饱之忧的知识分子，需要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人权。

第二个改革动力是来自共产党内部，共产党内部有7000万党员，我是50年代出生，70年代入党，也有30年的党龄。我也不愿意看到执政党腐败，不愿意看到执政党成为在野党。党内不少有识之士也是要求改革的，像万里、习仲勋、赵紫阳、胡耀邦，这些同志高瞻远瞩，打下江山，还想把江山巩固下去。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一种无序的斗争，斗争完了，拉开铁幕，老百姓只有三呼万岁。政治改革怎么改？邓小平早就说过，一个是党政分家，一个是权利下放，我觉得这八个字非常的高瞻远瞩。

现在党的领导就是开常委会，把市长拉进作为常委，市长只有干活的份。中央高度集权，不利于地方的积极性，邓小平早已看到了。总书记，他不想改吗？谁都想青史留名，中国历史上600多个皇帝，连60个都记不到。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坐到一把手的位置上，都希望青史留名。只不过改革的方向、突破口在哪，使他下不了决心。我们要给中央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建议和改革的样板，我觉得在全中国没有比深圳更合适的了。

目前，市里写的19条改革措施难能可贵，是不伤筋动骨的体制内的改革，实际上是把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党章赋予党员的权利具体化，什么常任制、差额选举，在宪法和党章里都有，只不过是束之高阁，这回把它放到地面上，让老百姓切切实实感受到是在行使公民权利了。我今年56岁了，没有投过人大代表一张票，你是人大代表，我不认识、不了解你，我的权利为什么给你？现在的人大代表实质是委任制，像香港立法会的官守议员，到不改不行的时候了。

不少人觉得先改党内，以此带动全国民主改革，但我认为：党内是控制最严的地方，先在党内改革难度非常大，比如我提出党委书记竞选，一个当书记、一个当纪委书记，纪委书记不参加常委，专门监督书记。有人提出从政府改革，把政府变的廉政高效些，实际上不属于政体改革。还有人提议改革从基层入手，从区、乡直选，从人大代表选举开始，这当然也是一个突破口，但从下往上改革的步伐太慢、太遥远。还有人提出法制先改，但法制往往是政治改革之后才立法，法制永远是落后现实生活的。还有人提出借助事件，比如罢工、罢课，通过事件引发改革，这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不可取。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循序渐进，应该选择人大改革作为突破口。人大是我国的基本制度，人代会是最高的权利机构。通过它对一府两院监督，可以名正言顺地监督政府去改、监督司法去改，唯一的问题，就是怎么协调好党和人大的关系？全世界的政党都是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席位而执政，通过党员投票、通过人大的议案来反映党的意志，通过它对政府的监督来实施党的意志。

近期改革能做的事，就是切实让深圳市人大行使法定权利，实现人大代表三分之一的竞选，像吴海宁这样自己愿意当人大代表，可以贴海报，可以和别人PK，愿意对选民负责，能有三分之一入选人大代表，整个人大面貌就会焕然一新，而且会影响到各级人大的决策。我认为人大的第一个改革就从人大的直选竞选开始。第二个改革是加强人大的常委会功能。目前，常委大部分是退休下来的党政干部，变成了养老院，一定要改变这种状况，人大常委确实作为第一线的干部来配备，在人大代表当中竞选产生常委，而且常委会要经常化，每一个星期开一次会，人大的常委也要常任制，不能再搞兼职常委，你要当常委，就要放弃其他社会职务。

我88年到美国去，白宫楼下有102个参议员的办公室，51个省，每省2个参议员，每人一年15万美金工作费用。我们人大代表也要设工作站，政府要拨款。一个常委可配两个律师助理，提高常委的法律素质。党对政府的领导，先由常委决议，通过人大对政府发号施令，这样就很顺。这种改革是体制之内的，不伤筋动骨，但很解决问题。

深圳律协在五年前就已经着手改了，而且是成功的范例。建议市政府和媒体剖析总结一下深圳律协五年的改革。全市5000个律师都受过高等法律教育，大家崇尚规则和民主人权。律师会长的选举，三个会长候选人进行PK，半个小时述职，一个小时交叉辩论，最后代表无记名投票，媒体说没见过这么民主的选举、没见过这么精彩的辩论。律协代表是由各个律师事务所通过民主的形式进行选举，一个60岁的所主任和76岁的老律师两人发生争执，打官司到律协，让律协确认他们两个谁是合法的代表，可见多么重视。律协开会到会的人特别多，发言的特别多，提案的也特别多，大家把律协代表大会当成人代会了，也从来没有把会长当成一个官，认为我选出你就要为我服务，不好的话，就罢免你。当时有人因买办公楼事就要罢免我，当时没有罢免程序，但是为了民主，我就站出来，让罢免案的提议人到台上去讲，他讲了18条理由，我就驳了他18条，后来我提议把工作报告作为罢免案无记名投票，如果不过半数就下台，结果过了半数。这对律协的监督起了很大的作用，事后我们又成立监事会。为了防止理事会决策错误，监事会不参加理事会，独立选举出来，就是监督一把手，我们的制度实现坏人进不来，好人变不坏。当前体制改革中，人大会上很多没有想到的事情在律协都出现了。如工作报告通不过怎么办？政府的预算通不过怎么办啊？两院的工作报告通不过怎么办？这是对于现行法律的完善，拾漏补遗，很容易成功。深圳能够在五年之内做成人大改革就很不简单了，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起到标本作用。

吴海宁：

今天很高兴参加新一轮改革目标的研讨会。5月28号南方都市报刊登了上次一个座谈会上我的讲话：深圳要么不改革，要改就石破天惊。深圳如果还想保持改革开放试验田、改革开放排头兵的称号的话，就一定要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作出贡献。深圳最大的亮点应该在人大代表的选举上，在全国率先突破。不放开全部区级人大代表的竞选，可以开放部分，上次我提出开放40%，刚才徐建讲了三分之一，这是中共可以接受的，过半数的比例，掌握在你手里嘛！我亲身参加了03年的选举，当时有我、王亮、邹家健一批人站出来，有了这个竞选以后，北京也出现了一大批，形成了一种气侯，怎么样把这个延续下去，是深圳今后要做的事情。今年改革开放30年，全国都在讲思想解放，广东是先行，我觉得在人大代表的直接竞选上面，深圳一定要迈出大的步子。如果深圳现在不推出、不抓紧，将来一定会落后的。

我是民主党派成员，俞院长说民主党派很郁闷，的确很郁闷，加入民主党派，要共产党批准，要所在的党支部盖章。民主党派发展每年有比例，是3%—5%，对民主党派的限制可不可以在深圳有一个突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民主党派是参政党，既然有十六字方针，长期共存，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互相监督，就要把民主党派作为友党，而不是敌人。民主党派本来可以对中华民族作出很大贡献的，现在做不出来。对共产党监督，自己监督自己非常难，如果把八个民主党派调动起来，就能实现监督。深圳八个民主党派全部加一起有几百个支部，遍布深圳的六个区、各个街道，每个支部二三十个党员，把他们调动起来，监督每一个党委、每一个区委，就能起作用。共产党一把手做决策的时候，就会考虑有八个民主党派看着，不能随便拿钱乱用。民主党派参政完全可以创新。

关于社会组织问题，应调动民间人士的积极性，对公民社会的形成有重要意义。通过这次大地震可以看到，这么多的志愿者和民间组织纷纷冒出来，如果不把他们管理起来，不进行注册，反而起不到很好的作用。

还有就是深圳人口结构问题，最大问题是户籍人口太少，暂住人口达1000多万。深圳应该出台政策成百万的转为户籍人口，起码要有四五百万户籍人口。没有深圳户口，就缺少对深圳的认同感，对深圳的整体改革不利。

徐景安：

如果让民众幸福满意的目标定下来，这些就不用你操心了。反过来，这个目标不确定，凭什么让你监督我，凭什么搞社会组织，凭什么增加户籍人口？改革目标解决了，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

吴海宁：

你讲的满意度问题，如果定下来，大家可以建言献策。幸福感和满意度是通过一条、一条具体目标的实现而提高的。

顾立基：

我1982来深圳，经历了深圳一系列改革。深圳新一轮改革目标，汪洋同志提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示范市”，这是很切合深圳实际的宏观目标。景安同志自从体改委主任不当之后，做了很多工作，写了很多文章。像这样的讨论会，上次张思平副市长参加了，今天南岭副秘书长来了，使我们回想起20多年前改革的气象。

我建议深圳新一轮改革目标的对标城市就是香港，我们能不能通过五年、十年努力做得比香港更好。我认为今天的深圳比1972年前的香港好，比现在的香港有很多不足。有哪些具体目标呢？笫一社会治理、政府作为要比香港好；第二文化道德和精神面貌要比香港好；笫三社会物质水平，包括减少贫富差距、治理环境污染比香港好；笫四人的权利比香港更得到保障。要实现这一系列的目标，措施必须具体。

改革一定要渐进，不宜进行跨越性的改革。我在清华大学参与了79-80年的振兴中华的运动，清华大学采用疏导的办法，使学生认识到要渐进改革，振兴中华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景安同志把握得非常好。目前我们应适时的推进，不能再等了，等待没有希望。但是不要过于激进，否则我们连这个会也不能开，开会是次要的，关键是我们的观点能够成为深圳市委政府的参考点，才能真正起到作用。我们每次要有新的观点，我们的建议一定要超越现代人的思想水平和眼光，又要有可行性。深圳很多改革都是比允许的早半步，这就可能成功，早一步可能就死了。

深圳新一轮改革的目标，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对标香港，我们有理由深圳比香港搞得更好！袁庚同志79年搞蛇口工业区就是这一目标。他是深圳大鹏人，年轻时参加东江纵队，50年是炮兵团长，解放了这个地方。30年后他到大鹏，老百姓生活水平下降了，青壮年逃到香港。所以他78年主持招商局时，选择了一个地方，就是蛇口工业区，在共产党领导下，搞的比香港更好。今天看，经济上是接近了，但还有一些没有达到。

我不同意景安说欧洲、美国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超越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为了避免灭亡学了社会主义很多东西，而我们一些同志，把带有半封建的小农意识当作社会主义了。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需要解释清楚。

南岭：

今天很高兴参加这个会，也很感动，今天是周末，又是小长假，是大家休息的时间。我们是以一种为公的精神来参加这个会。

今天大家谈得很多，我感觉主要是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的框架下来研究问题，虽然一些小的观点有差异，在这个框架下研究问题，是非常值得的。在这样的框架下讨论问题，路子会越走越宽。现有的政治平台为我们不断的解决问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个空间非常大，可以充分的挖掘和利用。

我在大学里面呆了20多年，现在做改革办主任，我更愿意以大学教授的身份去探讨一些问题。我们在网上推出改革纲要，有很多内容，因为使用的是官方语言，或者说政府语言的表述结构和民间语言的表述结构有些不同，所以造成有一些东西互相之间的理解不够。比如说刚刚谈到的目标里面，我们提到新时期的目标，前30年深圳是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杀出一条血路，未来大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应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为国家、为深圳的发展探索一条新路。十七大报告中最核心的一句话：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并且把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理论体系、文化做了前所未有的论述,阐述得非常清楚。十七大报告对我们改革的方向、着力点都论述得很清楚,指明了方向。刚才徐先生讲幸福感、满意度，实际上在报告中是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述的。包括把政治体制改革鲜明的提了出来，实际上也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求。在改革纲要中提出要改革深圳公用事业的监管体制，公用事业监管体制就是水、电、气等的监管体制，实质上是关系到提供长期、稳定的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也体现了增加民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深圳从06年起推动事业单位的改革，核心是什么？第一步是分类改革，把那些不应该作为事业单位的单位剥离出去。第二步现在改革的是医院、学校，还有一些事业单位的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就是事业单位的体制要向法人治理结构转变。法人治理结构是什么概念？就是事业单位不再是行政机关下面的一个单位，它是不同的主体组成董事会的形式，对事业单位的重大事项进行决策，向社会公布单位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等信息，接受社会的监督。刚刚徐先生讲的满意度也会在这种监督中体现。在改革前事业单位办得怎么样主要是政府评、上级评，改革后,要更多接受公众和社会评价。所以,这项改革本身就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这种理念。

满意度、幸福感这些东西,在改革纲要里面是用别的语言、是用政府语言来表述，这个语言和大家平时的感受不太一样，所以要给大家做一个说明。

另外,我以学者的身份评论一下徐先生的一个观点，就是幸福感问题。我一直对这个东西没有弄得太明白，但是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没有想清楚，是因为幸福这个东西，到底是一个客观的东西还是主观的东西?同样一个事情，对一个人来讲他是幸福的，对另外一个人来讲他是不幸福的。正像人们研究美到底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争论不休。幸福感是一个不好评价的东西，个体的差异是很大的，有没有幸福指数可以把它统一起来，我觉得还是值得进一步研究。

徐景安：

我们的改革实际上都是为了增加人们的满意度和幸福感，这一点没有错。但具体怎么改、如何评价，是政府说了算，还是民众说了算，这是很大的区别。这不是语言表述的不同，而是改革动力、评价机制的区别。以人民满意度和幸福感为目标，就是要倾听人民的呼声、征求大家的意见，人们最不满意的什么？就从最不满意的改起，事业单位是要改革，但也许不是重点。改革的重点、改革的步骤、改革的方法、改革的指标都会不一样。最后让人民去评价满意不满意、幸福不幸福。如不满意，再去改。这是很大的跨越。

幸福感是主观的，但它反映了客观要求，即人的重大需求的滿足。如果一个人莫名其妙地哈哈大笑、高兴万分，那是神经病。所以幸福感，表现形式是主观的，反映的内容是客观的。幸福感，个体差异很大，各人有各人的幸福。我们就可从各人的幸福中抽象、概括出几大要素，比如来自物质层面的幸福、情感层面的幸福、精神层面的幸福，就可研究制订幸福指数，创造满足幸福感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条件和环境。最近，世界专家在罗马开会就研究幸福量化问题，制订幸福指数成了世界热门。因为，人们发现经济发展了、财富增加了，并没有相应提高大家的幸福感，引起全世界的反思。我们的情况也是如此，经济发展了、财富增加了，但很多人不满，这就值得我们反思。

南岭：

今天会议的内容很丰富，我们会很好的去消化。有些内容可能不是用大家的语言说出来，但是会把大家好的意见和建议用政府的语言说出来。谢谢大家!

郑铁：

深圳新一轮改革的目标，就是改革要达到什么样目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徐主任主要的思想是三爱：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改革目标主要是看老百姓满意不满意。定了这个目标，老百姓就会叫你改，有了这样的机制，改革才永远有动力。

满意度、幸福感，是人生终极的追求，人活在世界上就是要幸福。我想很多政党，无论是资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都是把提高人民的幸福作为口号。只不过有的是真做、有的是假做。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过去提过不少好口号，但是没有真正的去做。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新一屆党政领导上台以后是比较关注这个事情的，实实在在地想做一些事情。

既然把幸福作为改革的目标，那么一定要对幸福这个概念做一个准确的定义。幸福既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所以我觉得在评价幸福问题上，应该有客观的标准，还要有主观的表述。

人民是谁？我算不算一个人民？每个个体算不算人民啊？我们往往会说，你是一个个人，你不能代表人民，否定了个人的权利。我认为有人感到幸福，有人感到不幸福，有人感到极不幸福。你问我幸不幸福，看怎么说，在物质上我是幸福的，但政治待遇上我是很不幸福的。我从小就有一种被遗弃感，不是父母遗弃我，而是党遗弃我。那个时候想念书，不让你念，考取了也不让你念，我想入团、入党不让你入。我在农村当了八年的知青，三次推荐我去学校，到了县里面都被刷下去了。现在已经是小老板了，房子有了、车有了，应该幸福吧，但还是不幸福。为什么不幸福？依然是政治层面。我们的产品是世界上最好的，不让在中国用，不给国民待遇，国外的东西给他发证，中国比它好、比它便宜却不给发证，你说我有没有幸福感？改革目标是让人们有幸福感，这个目标怎么实现？我认为是要靠政治体制改革。

每个人应该发挥聪明才智，占据应当占据的位置，这样的改革才是成功的。刚才讲到，政府没有改革的冲动，为什么没有改革的冲动？它不改革也没有人管它，这里的核心是什么？谁来让它改革，谁来推动它改革，这就是人民。说到底是政治改革，是民主化的过程。政府官员做错了可以弹劾，可以在议会上说你，咱们敢这么做吗？共产党的高官回避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回避不了的。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就是台湾问题。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现在马英九上台了，他说拥护统一，条件就是允许国民党去北京建立组织行不行？这是大难题。

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国民党提出这两条在大陆都实现不了。过去我们对台湾的民主化有很多看法。国民党八年的在野党锻炼了它，教育了他，最后高票当选。今天共产党有什么好怕的呢？在中国的土地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政治团体能够和共产党叫板。中国进行民主化改革，应用五十年分三步走，第一步是真正实行党内民主，第二步是实行精英民主，第三步是实行全民民主。

大家都说中国的政治体制应该改了，政治体制本身是上层建筑。现阶段中国的政治形态和经济基础没有做出评价，达到什么样的经济基础、经济构成，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这个包括法治化、民主化的进程，没有人做这个事情。

关于GDP的问题，大家不要忘了，没有30年来GDP的增长，四川大地震哪有这么多的钱去支援它，哪有这么多的钱表善心？政府没有、民间也没有。唐山大地震，人死得比这个多，那时候哪有这么多的钱安置、捐献啊？过去片面强调GDP，现在不强调GDP也不行。每一次经济调整，实际上是严重破坏生产力，倒了多少中小企业，甚至是大企业。中国经济每年不达到7%增长的话，活不下去。政府的财政维持不下去，公务员的工资发不出去。

肖俊：

我是深圳大学管理学院从事政治学与公共管理方面研究的教师，本人也是民主党派。谈新一轮的改革目标，确实很有意义，但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并没有非常远大的愿景。邓小平确实很伟大，但他主要解决的是眼下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能提出很宏大、很有吸引力的目标，与我们的哲学研究处在荒芜的状态有很大的关系。

改革的目标，就像徐主任说的，我们要找到简单的一种表述、简单的原则。现在的社会越来越认识到公平、正义是最重要的价值，社会主义就是权利保障、公平正义。经济领域里，追求分配的正义。莫斯科一个餐馆的女服务员月薪是4000多人民币，深圳餐馆的服务员月薪大概是1000块钱左右。我们最近才把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1000块钱。我们有必要在下一步的改革当中，在分配正义这方面有所考虑，遏制财富分配过于集中，特别是遏制财富集中在特权阶层的身上。司法审判还存在很多不公正，司法审判应该成为社会公正的底线，特别要突出程序的公正、突出审判的独立。在教育方面，资源要均衡分配，就是机会均等的原则。

李淑姸：

今天上午很多人讲了很多好的意见，特别是徐主任慷慨激昂的关于幸福度和幸福指数的讲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面，我就深圳新一轮的改革目标讲讲自己的看法。

第一，深圳新一轮的改革目标不等于深圳的改革目标，新一轮的改革目标是有定义的，新一轮顶多管三五年，不是终极目标。

第二，幸福指数是手段，不是改革的目标；刚刚有些老师讲到深圳新一轮改革目标是追求公平正义，我认为公平正义是价值尺度，也不是改革的目标。

第三，中国改革的方向、目标在十七大报告上已经很清楚了，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地方政府来讲，改革方向是中央政府定的，应积极主动去想阶段性的改革目标。例如，当年邓小平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全中国人民就努力搞富裕的社会主义，许多具体的举措都是下面发挥主观能动性想出来并付诸实施的。现在，我们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是怎么想方设法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实现。

第四，既然国家层面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么，作为地方政府，深圳新一轮改革的目标就是率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性框架，充分发挥先行先试的作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就是逐步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若干制度性框架，这个框架是什么？如果把整个社会分为三个领域---企业、政府和非牟利机构的话，那么，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在企业领域，在企业改革这一块做得相对比较完善，比如说股份制的引入，企业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的创新，股票市场、价格制度改革（其中许多是徐主任当年任深圳体改办主任时率先主推的）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企业领域的七梁八柱。我认为当时改革的目标非常明确，所以才有了全社会智慧的集体并发，还有社会财富的极大增加。现在，我们进入到新的阶段，在政府治理模式、非牟利机构培育这两个领域的步伐相对慢了。所以，深圳新一轮改革的目标应该面对我们的现实，就是在这两个领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七梁八柱。

改革的目标一定是建立一个框架性和制度性的东西，而不是搞内装修，内装修是个体的需求，它与个人的幸福感、满意度有关，但是框架性的东西是一个政府包括执政党必须面对的，而且是为全体公民服务的。如果说股份制改革实现了企业制度创新，意义重大的话，那么，政府治理模式改革与创新的影响就更为深远。因为政府组织形式的改革和创新不但有利于划清政府与人大、政府与政协、政府与非牟利组织、政府与政党、政府与企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等各利益主体之间的边界和权利义务关系，而且有利于这些主体之间的合作与相互制约。例如，国外许多区域性的政府组织组成政府协会，政府和政府之间可以搞联盟，共同协调解决区域性规划、环境保护、社会治安等问题，很多区域性的治理问题都可以通过政府协会来协调解决。

第三个重要领域是非牟利组织的培育，包括要优先重点发展的非牟利组织类型、组织形式、活动边界、游戏规则、设立审批程序、监管办法，等等。非牟利机构这一块的改革和创新，如果注册和监管做到位了，如果我们按照联合国非牟利组织的20个分类，把其中的几类重点发展好，这对和谐社会的贡献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我们的非牟利机构的注册和监管能够和企业注册一样简单，而且监管到位的话，那么中国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到位了。对于地方政府来讲，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曾认为把跨国制造型企业引进来就是发展经济，后来认识到把跨国公司总部或区域性总部以及跨国银行引进来更为重要。现在还要提高一个层次，就是有区别地引进一些国际著名的非牟利机构，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在深圳设区域性总部是同样重要的事情。理由是，不管出于何种动机，跨国制造型公司和跨国银行都有履行社会责任的使命，许多跨国公司每年都有捐赠的预算。深圳很多跨国企业每年都有要资助的项目，而且它们喜欢跟国际性的慈善机构打交道，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如慈善机构专业。如果深圳在非牟利组织培育这一领域要追求先发优势而不是后发优势的话，就不但要积极培育本土的非牟利机构，而且要有选择性地引进不致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全球性非牟利机构。如果在这方面取得成功，深圳就不仅仅是现在的深圳。如果一半的全球性非牟利机构的年度周年大会或论坛都在深圳召开一次的话，你想一想对我们的GDP、我们的服务业是什么样的带动作用？我们的高端服务业、我们城市闪亮的名片会是怎样的情况？这比吸引多少个跨国公司还要厉害！我始终认为，如果民政局长当得好，民政这个领域改革和创新拿捏到位，会对一个城市的和谐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它给外界的印象就不仅仅是一个花钱的部门，它会对招商引资做出独特的贡献。

在培育非牟利组织的时候，首先要充分发挥工青妇的作用。通过它们有计划、有目的地引进和培育非牟利机构是一种比较稳妥的途径。

总的来讲，我认为深圳新一轮的改革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性建设，是框架性的建设，要多少个七梁八柱就搞多少个七梁八柱，一根也不能少，否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厦就不会稳固，也就无法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城市的作用。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国有企业改革是核心的话，那么，现阶段政府治理是改革的中心环节。

第五，深圳最新出的改革纲要，我认真看了，我对它的评价非常高，这个改革计划比过去有很大的进步。首先，它不是搞年度计划，而是既考虑年度问题又考虑比较长期的问题，考虑了中长期的东西，制度性的东西就可以进来。其次，表述很有智慧，其中的语言可能和我们平常的语言不一样，例如说到区人大代表的部分直选，就提新增和补增等人大代表的直选，要知道这是深圳范围内的改革，一定要在可控的范围内做试点，很多东西是试验性、一步步来的。如果有些公众对改革的期望值很高，觉得深圳近期改革纲要不解渴的话，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我更加理解的是改革纲要的设计者，因为操作性比什么都重要。

徐景安：

你所说的改革的具体框架，政府治理、企业、非谋利组织，我都赞成。问题是为什么要这么改？为什么要放开对非谋利组织的限制？比如成立基金有规定，公募基金需要部级单位作为主管，这一条就把你卡住了,怎么申请都不批。后来起草基金规定的人说，我们起草这个规定是给外国人看的，说明中国也允许成立基金，否则怎么与国际接轨啊？但是，我们是不希望成立基金的。为什么不让成立基金？就是怕你反对共产党、反对政府。像吴海宁说，我们民主党派有多少支部、每个支部有多少人，可以发挥多大作用，这让共产党更害怕了，岂不是潜在的反党力量？吴海宁还抱怨限制发展民主党派，看，现在已发展成这样了，还不限制？关键是治国理念不改变，你们都是白讲，可能越讲让共产党越害怕。什么样的制度框架，取决于什么样的治国理念，取决于什么样的改革目标？

刚才淑研说中央已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释清楚了，如果还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凭什么放开对非谋利组织的限制？凭什么要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现在的解释，就是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爱国主义，改革创新。从中可以找到什么改革的理由？什么改革的依据？我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不单单发展经济，而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改革，使中国民众普遍幸福、普遍满意。这样的解释被认可了，民众普遍幸福、普遍满意成为改革目标了，你们说的这个那个的改革都有依据了。今天的中国不缺具体的制度设计，缺的是推动新的改革的理论、思想、观念，而又能为中国共产党所接受，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相衔接，成为有改革理想、改革抱负、改革冲动的政治家发起新一轮改革、冲破改革阻力的理论支撑。让反对改革的人没有理由反对，改革者高举的是无懈可击的正义神圣的旗帜。这是任何社会变革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农民起义要解决贫富不均，打的是替天行道的旗帜。以意识形态的真理为合法性来源的共产党没有意识形态的的支撑是无法推进改革的。

李淑姸：

我提一个问题，在汶川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天2008年5月12号14：28分，四川经历过地震的人最幸福的是什么？在汶川大地震发生的当天，幸福感和幸福指数在中国每一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在地震灾区的人会认为好在我没有被压住，不在地震灾区的人好在没有在地震带，有人马上会打电话问我们家是砖瓦结构还是混凝土结构？

徐景安：

这个问题问得好。对于汶川大地震的人来说，爬出来的人是最幸福的，而被难者的家人是最不幸的，特别是死了孩子的父母尤其悲痛。汶川大地震中大批校舍倒塌，学生死了很多。如果以民众的幸福感、满意度作为目标的话，校舍就会按标准建，死伤就不会那么多。汶川大地震也了说明社会组织的重要性，当发生灾难的时候，不仅及时救援，还给了大量捐助，除了使受灾同胞减少痛苦以外，还给有爱心的人施善的机会，有助于提高幸福感。对于没有受到灾害的人来说，汶川大地震可以给予我们很多感悟，要珍惜自己的生命，身体的健在是幸福的基础，人要爱自己；要有爱心，一个有能力救助他人的人是幸福的，人要爱他人；要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是高尚的，人要爱大家。汶川大地震还告诉我们，完整的家庭、平凡的生活、健康的体魄、真诚的友爱，就是幸福的。要珍惜已有的幸福，不要奢求得不到的幸福。

幸福感既来自于实际的拥有，包括物质享受、社会地位、权力占有；又来自于精神、情感、心境、胸怀、观念，同一个事物不同的心态可以有不同的感受。我们既要在物质上、权利上给人们平等追求的机会，更应该在精神情感的满足上开辟多种渠道。人的正常欲望应该有条件地得到满足，更在于人的追求需要引导。现在，物质、权利上存在种种不平等，又用发展第一、物质第一进行错误的诱导，必然造成人越来越不满。今天的中国更严重的问题是，没有人关心中国人的思想，也没有理念来教化民众。一边用发展第一、物质第一刺激人的物欲，一边又唱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的高调，意识形态工作除了实行形式上的管制以外，已完全丧失了教化功能。利己主义、物质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在全党、全民中成为主流价值观。道德不可遏制地坠落，犯罪不可遏制地泛滥。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治国理念出了大问题。如果以提高幸福感、满意度作为改革的纲，那就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髓。

杨龙芳：

这个改革纲要，好像是在无奈情况下不得不表个决心。虽然没有知识，但是有“心术”；虽没有智慧，但是它有“点子”。徐主任提出的目标，严格的来说是一个复合概念，它可能是使命，可能是宗旨，可能是短期达到的东西，也是长期遵循的理念。

3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表现为目标的有效性，这是成功的。但还有一个衡量的东西就是效能，即满足个体动机深沉的需要，这又是失败的。“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今天更严重了。我所说的效能和徐主任的话是一样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的人说高度民主、高度法治、高度文明。有人从体制上说，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小政府、大社会。这些目标要落实到效能上，你能不能满足中华民族的每个个体的需要？这个目标就是建立“一个有自由、有秩序、充分活力的社会”。马克思主义对个人有深刻的认识，讲人的全面发展，只可惜我们接受了晚年的马克思思想，不接受早年马克思的理论。我们接受的是“术”的马克思主义，不接受理论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从效能上来谈，改革最终总离不开个人的判断。

徐景安：

效能是由个体来评价的，你说个体评价的效能是指什么？

杨龙芳：

满足个人动机的内在的深层需要，这个需要可能是终极意义上的，也可能是直接意义上的。

王为民：

我是做民营企业的，很高兴参加研讨会。刚才徐主任讲了，深圳要建设成全国的示范市，乃至于全世界、全球的示范市，这是很远大的目标。中国追求、寻找理想社会，从古到今，仁人志士一直在寻找，最后找到了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一些问题也暴露出来了。物资相对于改革开放前有极大的富足，但是普通老百姓希望更加高了，温饱解决之后更高的需要就产生了。改革的方向一方面是解决温饱；另一方面不能忽略精神层面。我们的传统价值观，我们的儒家思想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没有上升到官方的层面。祖先创造的灿烂文明太宝贵了，我们为什么不用？火炬海外传递，我在网上看到一张照片，国民党和台湾同胞挥着他们的旗帜，我们挥着五星红旗，是什么走到一起来了，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不希望国土分裂，这是从汉代以来的大一统思想。我们长在红旗下，接受党的领导，海外很多人是不认同的，传统价值观能够起到凝聚全体中国人的作用。

徐景安：

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宝贵的东西，我们要继承，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作为目标来说，能不能说深圳回归到传统社会？深圳市委市政府提出建立儒家文化示范市？

王为民：

并不是要共产党完全接受儒家思想，但是应该尊重传统价值观。中国年轻人没有什么价值观，只相信钱，这已经到了很危险的地步了。他们过圣诞节、情人节，知道西方的母亲节，却不知道中国有孟母。明天是端午节了，第一次把传统节日列为国家的法定节日，向尊重传统迈进了一步。

陈泽洪：

深圳市改革的目标，首先要与深圳市的定位连在一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是相当一段时间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我们国家有那么多城市都可以做示范市，而深圳呢？我们的目标在哪里呢？我们是全国的经济特区，我们的改革方向还是要根据经济特区的目标出发。，香港面积比我们小1000多平方公里，但是香港的政治、经济、文化、金融等事务比深圳复杂得多，香港就一个特首，以前是一个港督，把香港的事务管理得井然有序。我们照搬内地的管理体系，现在是一个市长九个副市长，人大、政协就更多了。我们没有好好的学香港的体制。

陈广：

幸福感和满意度可以成为一个宗旨，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也可以作中华民族长期追求的目标，需要一定的制度来保障、实现。新一轮的改革目标是民主、公正、和谐、自由，政治要民主，制度要公正，社会要和谐，人要全面自由发展，最终达到徐主任提出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徐景安：

新一轮的改革不是三年、五年，起码应该是30年，30年是什么概念？中国共产党搞革命30年，搞政治30年，搞经济30年。后一个30年以什么为纲、为中心、为目标呢？普遍幸福、普遍满意可作为终极目标，这30年就提高幸福感、满意度吧！

本来搞革命、搞政治、搞经济都是为了人民幸福，但历史往往会捉弄人，会走错房间，或者说也有一个认识过程。搞革命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为人民谋幸福创造政治前提。建国后，本来应该搞建设，但还是搞政治，斗来斗去，弄得大家不幸福。邓小平扭转方向，以经济为中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目标达到了，但大部分人还是不幸福。后30年，真的该关注老百姓的幸福感与满意度了。如果后30年还做不到让绝大多数人幸福、满意，那我们究竟为了什么？今天不把幸福感与满意度作为目标，还会走错房间、再绕弯路，怎么对得起“江东父老”？

钟旭东：

我是天平保险经纪公司的副总经理，今天非常高兴参加这样的会议。

什么是新一轮改革的目标？参照一下前30年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前30年的改革目标是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用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法，达到改善老百姓生活水平这一目标。

今后30年乃至于更长一段时间里要进行什么样的改革？我想应该是精神层面了，仓廪实，而知礼仪嘛！提高人们精神层面的水平，让老百姓生活的更幸福，这是未来3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中国人要做的事情。徐老师提出来，提高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这是非常好的目标。前30年我们走的是经济路线，现在进入第二个层面，继续提经济发展压倒一切的话，今天的研讨会就不用开了。以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为目的，全面提高人民精神生活的水平。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徐景安：

我大概体会到你的意思，人的物质追求是无限的，一个人要满意，光追求物质永远不会满意、永远不会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讲，把精神文明提高到一定高度，我是赞成的。现代化、现代文明、改革30年就是追求物质放在第一位，这个理念已经被所有的中国人接受了。邓小平的一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所有人都琢磨着怎么挣钱，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而精神文明是一团糟，成了中国最大的难点，今天已经不知道用什么来教育党员、民众、员工、学生。对党员怎么讲？要保持先进，凭什么人家都富起来，我要克己奉公？对民众说什么？更没词，再提为人民服务，被人们笑话。怎么教育孩子？人家打你、你就打他，成绩好老爸给你奖励。对员工怎么说？好好干，给奖金，不好好干就给我滚蛋。精神文明的建设、意识形态的改革将在后30年中提升为非常重要的地位。人均财富，中国追不上美国的话，在精神文明上可以追上美国。前30年搞经济，后30年搞精神，这样分就不合适了。后30年还是要发展经济，老百姓说你们都富起来了，就不发展经济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要一起抓，光说一句是不够的。

鄢维民：

我个人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神本位阶段，或称自然主宰阶段，在蒸气机发明以前，人和自然的关系，是被动的，从属的；第二阶段是人本位阶段，人发明创造了动力与信息社会等，人和自然的关系中，人是主动的，人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技术进步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物质的消耗不断加速，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第三阶段，天人合一阶段，关注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健康、和谐、永续。人类历史与地球历史相比是短暂的，在善待自己的同时，善待自然，善待子孙，人类才能避免走向自我毁灭。今天油价上涨，粮价上涨，环境污染，地球变暖已经揭示了这一点。中国和印度等30亿人迈向现代化，能源资源环境按照西方世界的发展模式不能承受。靠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靠利润最大化机制，不能实现绿色发展。为了保障长远利益，除了资本的力量之外，还需要文化的力量，价值观的力量，信念的力量。中国只有实现了发展模式转换，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方面顺应了健康、和谐、永续发展的需要，中国才能在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三阶段成为领先者。

我去年去美国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副主席聊了两个小时，他问了一个问题，你在20年以前重新让你入共产党，你入不入？我说我还入，他说为什么？我回答,资本不是人的主人，人是资本的主人，权力不可以奴役人,资本也不可以奴役人。西方文明解放了个人，东方文明在解放个人的同时，要解放人类，实现和谐。没有西方文明的进入，中国人至今依然会在自然和专制的双重奴役下活着，走不出亚细亚方式的怪圈。但是，自秦汉之后，中国拥有了近两千年的平稳发展，有改朝换代，却维系了一统江山。中国文化维稳的经验有助于我们在建立人类的第三文明中进行有益的探索。中国人说过一句话就是天人合一，人和自然的关系要得到有序的维持。如果放任资本去追逐利润的话，地球肯定毁灭。人是资本的主人，不仅要获得眼前的利润，还要关注长远利益。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下一代的关系，在一个更大的空间里面去考量，不仅仅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体系。李嘉诚讲建立自我、坚持无我，这个自我是健康的，而不是不健康的。

共产党作为一个党也好、作为一个政权也好，它存在的机制和理由是什么？如果你作为共产党员，旗帜是什么？劳动价值论，人力资本是可以立足的，构造了人权、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普世价值观，这是中国当今文明与西方文明对话的基础，也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基石。

自从秦始皇建立郡县制以来，在中央集权体制下，所有人的命运都是上面人决定，而不是自己决定。经济领域通过改革开放和股份制发生很大的改变，但是在政府的产生和治理这一块，没有解决从集权到民主、到人权，从腐败到廉洁，从人治到法制。30年的改革开放有了基础，完全可以在不崩盘的情况下，坚定不移的、有序的、可控的推进透明度改革。政府的财政预算，包括国务院的财政预算、省级、市级、区级财政预算能不能保证公开性、透明度，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官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度也应加紧推进。

徐景安：

谢谢大家，明天是端午节，今天是星期六，身为中国人的一份子，应该有社会责任感。党的最高领导，问题是感觉到了，包括贫富差距、环保治安、腐败犯罪，还有台湾统一、西藏独立、美国抗衡等等。为此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但还是没个抓手，推动不了新的改革。在这个背景下，汪洋来到了广东省，提出要解放思想，推动新一轮的改革。我的解读就是汪洋书记受了总书记的旨意或者是汪洋书记体会总书记的意图，探索出一条路子来。不管怎么样，无论从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还是民族的命运、民众的命运，中国需要新的改革。但面临的巨大困境，就是缺乏共识。当年改革是有共识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使全党、全民都要求改革。加上邓小平的权威和智慧，用经济为中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三个有利于来统一大家的认识，然后是先试、先闯。30年的改革取得伟大成果，毛泽东提出的赶英超美，小平实现了，我们超过了英国，赶上美国也有了预期。后30年怎么改，就存在严重分歧。今天的中国表面上是制度问题，但背后是理念问题。坚持专政制度，还是回归儒家的制度，还是学习西方的制度？没有共识、没有理念，建立什么制度？要推进改革，必须找到大家可以接受的理由。党的最高领导，需要权力，更需要权威。权威不是靠资历，而靠思想、理论、智慧。领袖是用理论去掌握群众。现在缺的就是理论。

民间的思想空前活跃。一些儒家，一说就是儒学如何如何，儒学是有好东西，但是能用儒学来统一大家思想，建儒家共和国？一些学者，一说就是西方文明如何如何，西方文明是有好东西，但是能用西方文明来统一大家思想，照搬美国？还有一些人，一说就是改革前如何如何，改革前也有令人怀念的地方，但是能用这个来统一大家思想，再倒退回去？旧的破除，新的没有确立，中国的理论思想界处于青黄不接时期，这也是创造新理论、新思想、新理念的好时机。

现在的问题是体制内不敢创新，口号是新的，内容是老的，明明要纠正发展第一带来的物本位、不和谐、不科学，才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但前面总要加一句，首先是发展，就怕不重视发展。如果邓小平讲经济为中心，再加一句首先是政治，还改得起来吗？今天，就是缺乏理论的勇气，不知道要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所以，说归说，做归做。上面口号来回变，下面还是照样干。而体制外缺乏创新能力，连说一下创新都反对。各派都认为，中国不需要创新，照搬就可以，不是搬美国，就是搬儒家，要不就搬毛泽东。然而，中国不是搬哪一家、哪一派所能解决的。

我可能是一人一派，主张继承、综合、创新，即继承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经过有机的综合，进行创新。从5000年的中华文明、500年的西方文明、200年的社会主义，提炼出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推动新一轮改革的理论旗帜。为什么要三爱，而不是一爱，是为了追求人的永恒幸福，这是修身齐家的理念。为什么倡导三爱，而不是一爱，是为了实现社会的普遍幸福，这是治国平天下的理念。

首先爱自己，然后再爱他人，再爱大家，这个理念既可以为党所接受，也可以超越民族、国界为全世界所接受。马英九就职演说中讲，大陆与台湾不是主权之争，而是生活方式与价值理念的分歧。这讲到了要害，统一的最大的障碍在于理念。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放言“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其理由是：“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德国总理也是在价值理念上挑战中国。一个国家要被人家尊重，固然需要实力，更在于文化。只有实力而没有文化，只是一个暴发户。从国内治理，到国际交往，中国除了讲经济，还会讲什么？

我在北京举办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每月一次，已举办了六次。把中国的思想界、文化界人士，左派、右派请到一起，进行对话，其目的就是在理念上、理论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同时，兜售我的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希望能够被大家所接受。我还在做企业文化，将提高员工的满意度和幸福感作为企业文化推广。企业都知道让股东满意，也知道让顾客满意，但是否让员工满意就成了问题。让高官、骨干满意，不成问题，又是高薪、又是期权。但是普通员工、一线员工，就不关注、不重视。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走，劳动力市场待业的人多得是。企业也是少数人满意，多数人不满意。与社会少数人满意，多数人不满意一样。企业的正确决策、高新技术，最终是通过普通员工、一线员工的服务实现的。他们长期处于不满意的状态中，能让顾客满意吗？最终会损害股东利益。东航支线一天18架飞机返航，就是突出的例子。一个企业不顾及广大员工的利益，上下差距拉得太大，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理念。今天讨论深圳改革纲要，我想把幸福感、满意度装进去。这不是官方语言、民间语言的表述问题，而是改革理念、改革目标、改革机制、改革动力问题。

我对幸福问题比较早地进行了研究。2004年出版的《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一书的扉页上，我写了“什么是快乐，什么是幸福，每个人的选择，决定自己的命运、中国的前途、人类的未来”。现代文明说起问题来很复杂，其实又很简单，就是对什么是幸福的理解与追求。我还专门写了一章“关心人、帮助人、引寻人追求幸福，使中国的民众树立起正确的幸福观，是关系中国命运以至人类命运的重要话题”。现在，幸福已成了世界热门。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就是人要追求幸福。幸福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也是今人的共同追求。宗教徒将幸福寄托来世，凡人将幸福寄托于现实。这是值得做的一篇文章。当西方追求GDP而没有找到幸福，转而研究幸福经济、幸福政治、幸福指数，而我们对幸福的理解大都还处于中学生水平。到时中国也许成为GDP总量世界第一，而幸福指数则是世界到数第一。到那时，再来反思，就太晚了。今天深圳是完全有条件用幸福指数替代GDP为全国做示范，闯出一条新路来。谢谢大家。（掌声……）

附：

参加会议名单

南岭 深圳市委副秘书长兼市体改局主任

徐景安 厡深圳市体改委主任

俞仲文 原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高兴烈 原深圳商报总编

徐建 原深圳律师协会会长

陈广 深圳市体改办处长

杨建 深圳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

杨龙芳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教授

肖俊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陈泽洪 深圳市经济学会副会长

韩邦凱 原蛇口培训中心教务长

过永鲁 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秘书长

鄢维民 深圳市证券协会秘书长

李智杰 深圳市新世纪文明研究会副秘书长

顾立基 招商局科技集团公司董事长

郑铁 深圳市圣爱医疗科技公司董事长

吴海宁 深圳双海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志俭 大唐金融集团执行董事博士

李淑妍 深圳市投资控股公司副总经理

吴洁 深圳市中国广播电视传媒公司总经理

钟旭东 深圳市瑞南保险代理公司总经理

熊戈枫 深圳市在线通数据网络公司副总经理

朱璇 梵华商务咨询公司副总经理

王为民 深圳鼎宏顾问公司高级顾问师

吴俊 实用儒学网创办人

刘华电 深圳市体改办

杨卓如 深圳市体改办

马晓军 深圳市体改办

易运文 光明日报深圳记者站长

屠海燕 证券日报主任记者

李斌 南方都市报记者

李震 深圳电视台编辑

刘志君 深圳电视台第一现场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