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怨尤即抱怨，可以说是一种很基本的人之常情，属基本的人性，它包含人的理性和人的非理性。人无可选择地生活在某个群体（包括家庭——只有夫妇两人的家庭、族群、社群）之中，纯粹出于自己寻常的愿望（心理活动），即使独处一隅也会跟别人别物相比照，自己的某种期待或愿望得不到满足，或者说受到了轻慢和忽悠，产生了深切的感受而迸发出强烈的心理反应——精神反弹。这样的期待或愿望可以是质朴而平常的，可以是物质性的，也可以是精神性的。
现代人已经明白，所谓“自己的某种期待或愿望得不到满足”，其实更多的属于精神范畴，包含对初始状态的平等、自主和自尊的渴望，因此，怨尤也有着渴望平等、自主和自尊的积极意义——正面价值。所以，怨尤永远与人类相伴随。不过，化成中国文化形态的洗雪“杀父之仇”、“奸妻之恨”、“掘祖坟之辱”等，就不能仅仅用平等、自主和自尊能够解释的，而是成了当事者的一种价值理念——伦理标准，有属于人“自我（价值）实现”（复仇）的更高心理层次的一面，也昭显更多的是自我封闭和人性之恶，由怨尤转向了怨毒，或者说怨毒在正义与正确的名义下沸扬。这样的复仇者（个人）不乏其人，任何社会都会存在，不足为怪。但作为一种社会性的情感模式，在中国特别盛行。
怨毒成了当今中国的一种覆盖面甚广的文化现象和精神现象，更应该加以正视。它当然有着现实生活中的不公不正不透明，弱势群体受到身心伤害，也有着上述植根于个人性家庭家族性的价值理念即弱势群体自身的原因；如果从中国进入现代的时代社会进程进行考察，我们不能回避基本的历史事实和精神事实：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化入或取代了个人的价值理念，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意味深长的思想或精神现象：解放全人类的革命（专政）理论并没有消解革命者——革命群众的怨毒，后者反而每每打着前者的旗号行怨毒之实，即使前者的内涵发生了极大变化，但社会性怨毒更为突显和流行，成为一股浊流继续毒害着人的心灵，腐蚀着民族的肌体。这是革命的设计者推动者始料未及的。
可是在当下的社会生活中，我们看到或者感受到怨毒新的变型，就是说怨毒又有了新面目。于是我们又一次注意到“中国特色”：立足于中国文化土壤的现代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经受着家长制——中国式救世主心态的长期漫漶。
正是救世主心态长期的浸染和漫漶，在中国步入现代化情境中，国民怨毒心理崎变——花样频频翻新，其速度与影响范围是空前的。
二
中国历经长期的农耕社会，一家一户为基本生产单位，家长的作用不言而喻，他处在家庭的“塔尖”，与别人别户——社会相连（中间还有个姓氏宗族组织），决定着全家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因此，他身上聚集着矛盾焦点，也是怨尤的交织点。一方面，他带领全家既要生存又要发展，与别户相比活出个人样，成为本地一个不容忽视的坚实存在，出发点无可指责；可他大权独览又必然成为家庭成员的怨府。为人之夫、为人之妻、为人之父、为人之母、为人之兄弟姐妹、为人之友、为一家之长、为某个阶层某个团体的一介正常成员，他（她）想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但由于各种客观的、人为的因素而没有得到，或得到却失去了，于是产生了失落之感，失落便包含着怨尤的种子。因为他（她）与他所属的群体是情感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有的有着血缘关系，有的则在日后情境（存在情境）中产生了新的理解、顿悟与融洽，怨尤也就能自我化解，自生自灭。怨尤的种子大多会发芽但不会开花结果，处于一种半休眠状态，充其量只在极小的时空里传播（对有着极好关系的人或明或暗倾诉）。
另一方面，家长承受着“外面”的觊觎和冒犯，或者他对“外面”有扩张的野心（有时从家庭发展考虑，有时纯粹是一己之欲念），这样他就千方百计找理由，将无限放大或虚构来自“外面”的敌意和敌情重复地告之家里人，让家里人放下心中对他的怨尤而同仇敌忾地一致对外，于是家里人对内的怨尤很快转化成对外面的怨毒。团结一致以卸外侮的局面自然形成。这样怨尤和怨毒郁积着，被家长熟练地操控，可以在任何一个时段骤然爆发，怨毒也就公开化了，蔓延到族群、区域和整个国家。从此，怨毒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意识挣脱了家长之手而招摇过世，但并没有进入社会主流。
只有到了现代，怨毒才从社会的某个群体、某个层面、某个范围——搭乘主流意识形态“快车”，快速蔓延到整个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因之而膨胀，更加咄咄逼人。
怨毒所向并不总是体现家长的意志而转为抵抗外在力量的精神力量，它从来对家长，更对发出怨毒的个人和群体自身产生腐蚀和毒害。尽管家长能够操控媒体一味显示其治下的“精神堡垒”的伟力，事业的节节胜利，前景灿烂辉煌，但他（他们）无法控制怨毒与己不利的流向，这就说明，家长制非万能必定会被新的生活模式社会模式所取代。
这里有着一种往往被我们漠视的情形：当“家长”们出于或公或私——或真心或策略的考虑，与“敌人”言和，化敌为友，但“家里的人”仍怨毒填胸，对已成为朋友的“敌人”耿耿于怀。昔日“家长”植下的怨毒之树仍根深蒂固，这是家长始料未及的。更有甚者，要是此时“家长”已经靠边（无权失势），他们就公开向他发泄怨毒，要是“家长”仍在位，他们就互相之间发泄怨毒。这说明他们仍惧怕家长的权威，只有向同样弱势的人发泄，而且发泄的程度大大超过一般的预想，对正常人心的破坏是很大的。弱势群体成了社会性怨毒的主要载体。
以近年连续出现的、且受到权力放行和不少民众热捧的《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为例，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式救世主——怨毒心态的亢奋，当然也可以感受到怨毒新的变种。
怨毒泛滥是中国近五六十年特有的一道文化风景。
三
中国不是从来怨毒盛行，即中国不是向来怨毒泛滥而是崇尚中庸的国度。
古代以唐朝为例，尽管唐室宫迁内部怨毒——由怨毒引发的争斗频仍，但在主流意识形态及社会层面，还是充满大度自信的宽容与和睦的。比如实行“和蕃”政策（下面还会提及），文艺的百花齐放，等等。
按照心理学原理，怨尤情绪的爆发即释放，心灵也就获得某种平衡。这就可以解释，曾经郁积数年数代仇恨争斗的对立双方（家庭）在某个机缘下重新和解，不计前嫌。这样的情形在家庭在社会大量存在，属于一种基本的人类精神现象。当然，踏出理解与和解第一步的人肯定具有大眼光大胸怀，为着后人能活得更好更顺利，而不是背负死去却窒人心智的“传统”，让有过的痛苦经常发酵成为积极生活的大阻碍。这种“重归旧好”的现象在民间大量存在。
这就是说，在农耕社会，尤其在南方的客家人（我就是客家人），所倚重的始终是耕读（中原文化精神）。种田和读书，读书能做官，能提高“门风”，进入社会主流，所谓“耕读传家久，勤俭继世长”成了农家的基本信念。即使在圩镇开小作坊经营店铺（旧体中萌发出新质，当时的观念使然，也是社会形态的缓慢演变），在乡间仍拥有耕地（不动产）。中国步入现代（1911年）之前，一般而言，由于“家长”之间的争斗尚未上升到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层面，怨毒所及的范围还是很有限，即便如此，怨尤也存在消解的可能。做生意（经商）能扩大交流，促进和解，形成和谐，参照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说法，这是我所理解的“中国式资本主义的起步”。
1930年代初期，赣南“闹红”（苏维埃革命），考虑到影响（号召力）和给养，暴动地点总是在圩镇，当时参加的多是贫困的农民，他们心中累积（家庭、历史、自身）的怨尤找到了一个爆发的渠道，革命即阶级斗争理念简单而实用，确实让他们耳目一新，激发和推动他们以暴易暴，捣碎旧世界。怨毒急剧演化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性情绪。不过从最直接的动机，最一般的成员只是图“有饭吃”，当时一声吼砸地主的粮仓，立即吃上香喷喷的大米饭，有银洋上手，还声讨阔户的剥削行径和三妻四妾的罪恶生活，心中藏匿的怨尤在革命辞藻下变为怨毒（内心想取而代之），或者说怨毒在一种革命狂欢——高尚的光环下剧烈发酵，从人的内心涌向社会层面。可是不久，苏维埃革命遭到了国民党政权的镇压，红军离开赣南长征北上，当地恢复了原样，但人心滑向了刻薄。
直接遭受冲突的双方（当事人及其家庭家族）植下了仇恨。这是社会生活趋于政治化——意识形态对立化斗争化的结果。那些能够主导生活的官员（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或革命（进步）知识分子，用各种手段发掘国民心中的怨尤，使其向怨毒转化，从而壮大自己的力量，坚定信心，同时矮化和妖魔化敌手。当然他们公开宣扬为的是国家和崇高的革命事业，其实跟中国历史上以怨毒作为心理发动机的农民起义如出一辙。
其实社会大多数人（包括当事人的家庭成员）——大多数农民只是沉默的看客，他们心上积淀的传统道德伦理观念不可能被这样一次“大暴雨”所洗刷（应该说，普世价值就是从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中所选取的符合人性和人的全面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劳动和生活环境让人形成了基本的善恶观是非观，他们还是按照原有的乡间规范生活节律过日子。
我在《狡黠•权谋•民族心灵自戕》一文中，从狡黠与权谋角度，分析过一个真实的事例：1928年2月赣南某县，农民（苏维埃）暴动失败，老刘的祖父是红军连长，四处躲藏后被叛徒出卖入狱，他的父亲干瞪眼，母亲就背着刚出世的他去另一个县探监。老刘祖父死后，当地歹人就想法在写好的卖店契约上叫父亲签字，但“我母亲比我父亲更有主见”，她找到当地“比较通道理”的小学校长说理，结果保住了房子，父亲也放了回来，“后来这间店还是被国民党政府充了公。”这样一个寡妇带着儿子还能在众人眼光下“逆向而动”并且生存下来，践行了她在刘家的历史使命和人生信念。我归结为老刘母亲凭的的智慧，而不是狡黠，更不是权谋。接下来，老刘读书没受干扰，1946年全县小学会考第一名，进入简师，在班上仍是第一名，1949年3月学校成立学生委员会，学生会按照美国选总统的做法，每人一票实行票选，学校成立5个竞选团，最后，不喜欢出风头的老刘竟被选为学生会主席。
换另一个角度，也可解释，尽管受了短暂的政治风暴剧烈冲击，赣南乡村的生活秩序伦理观念并没有改变，社会良知仍在起作用。说得更具体一些就是，乡人和学校校长并没有抓住老刘的祖父当过红军头头又遭国民党当局镇压说事（想翻案、加许多诸如不许乱说乱动的限制之类），他们并没有（不排除个别人）对刘家心怀怨毒。老刘母亲不是怨毒的家长（在许多客家人家庭，真正当家的往往是女人）。直到解放后，母亲也没有因苦大仇深给儿子老刘灌输怨毒。也可以说这个母亲缺乏“阶级觉悟”，她只是按照千百年来善良乡妇的活法，承受命运，顽强却大度地活下去。解放后老刘也没有大红大紫，只是单位的一个极为普通的职工，可他保持着一颗善良之心。他一直想进步（入党），但一直被人暗中诬陷说他参加了三青团，直到1978年真相大白（简师没有“三青团”组织），老刘才如释重负（入了党），可事前事后他没对谁怨毒，而是想开了（“不违心认帐，也不诬陷他人”）。这里仍可以辨识存在不同的社会风气——以政治意识形态出现的怨毒泛滥的社会风气（强而显），和以善良的平常心垫底的社会风气（弱而隐）。
显然，老刘读书的年代，社会虽渥浊，但民间还能分清善恶，相互信用，尚有从善如流的氛围，决不因老刘祖父做了红军头头而给他穿小鞋，百般压制他；解放后，胜利的阶级称颂毛泽东为大救星，他们中大大小小的家长接受底层民众的膜拜，享受尊荣，自然以小救世主自喻，继续燃烧阶级斗争烈焰，在最高当局的暗许或公开鼓励下，不但镇压应该镇压的敌人，也镇压曾经许诺放一条活命的归附者（失败者），还对其家属进行清算和侮辱，以“划成份”来确定分发新社会的“入门卷”，用人为的、先入的方式把所属阶级好就等于思想本质好，属孬阶级就等于思想永远反动，这样就动摇和摧毁了社会固有的是非标准。成份好的子弟可以无限放大上辈在旧社会受的苦（挫折）而理直气壮地释放怨毒，后来干脆以怨毒来等同于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在现实中轻易地得到好处（如提拔做官做干部），成为一介家长。（就是因文化、年龄等原因没有当上头头的人同样挥洒家长的气慨。）政治背景不好的子弟一辈子遭歧视受限制。
1950年代干部履历表还得分别填写1930（第一次土地革命）和1950年代（土改）的家庭成份。由于以阶级斗争为思想内核的政策的连续（三十年），等于给怨毒的肆虐打开了一条方便通道，同时不成文规定了谁可以抬头挺胸怨毒、发泄怨毒，谁只能低头顺从被监督被改造。以怨毒立世的人生——社会戒律已经确定下来。
四
不幸的是，20世纪以降，怨毒被政治意识形态所裹挟，如同狼虎在中国横冲直撞，它成了强势的社会集团、社会群体、社会阶层羞辱和摧毁对立面（敌人）及其后辈的隐秘的心理发动机，打的却是革命意识形态的响亮旗号。红色革命大家清楚无须多说；20世纪上半期，国民党在大陆同样如此，且不说孙中山1920年代“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1943有过一段在苏联学习的经历的蒋经国到赣南做专员，悼念累死病死在上犹的清廉务实县长王继春，就用了“让我们来接受你的革命利剑——追念我的革命伴侣王县长继春”这样的显目标题。（90年代赣南官民接受蒋经国有一条充满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理由：强调蒋经国受了苏联影响即革命影响。）
然而，现代意义上的国民党革命和共产党革命与历代农民起义最大的不同，是国、共有源自西方文明成果的革命纲领，他们能够站在全球即人类视野洞察传统中国的落后，这确实茅塞顿开，十分鼓舞人心，引领时代风气之先的中国知识分子率先行动起来。不过，西方以民主自由为精神内核的革命理论并不合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态，于是为中国人心领神会（能够接受）的“中间物”应运而生，这就是替天行道——救世主的理念。共产党的救世理论以阶级斗争为基本，以解放受苦受难的民众——解放全人类为口号，它从农民运动（农民和农村）切入，救世主思想与盛行的中国式家长制一拍即合，“怨毒”的教育（煽动）则贯彻始终。作为显性的能摆上桌面的东西，就是救世主思想或心态，革命者个个都是救世主，无数大大小小的救世主拥戴一个大救星。大救星面前，大大小小的救世主莫不自惭形秽，只有仰视和膜拜。
家长（族长——地方头人）就是初始状态的救世主，国人是从家长这个角度理解“革命重任”的，这样的家长心中蛰伏的怨毒被政治意识形态武装，也就很便捷地向家庭成员灌输怨毒的情绪。比如，从战争年代到建设年代一次又一次的阶级诉苦，这是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保留节目”。
所以，怨毒与其说被政治意识形态所包装，不如说被救世主思想所催迫所演变，化为血肉灵魂，无数大大小小家长是其重要角色。
实践证明，那种种无情斗争的革命，只能让人恐惧（人心变得诡诈），奏一时之效，对塑正人心没有什么作用。而家长制盛行的中国恰恰长期陷入如此偏锋，一方面迎来与庆贺一个接一个的“伟大胜利”，一方面因物质匮乏经济拮据人心持续地浇漓而涣散，怨毒假各种家长之手急剧地滋长。此种情境中的家长——以绝大多数家长而言，呈现两副面孔，一是受最高领袖的指引、革命理论的薰陶，以救世主自况，向家里灌输救世主思想，奋勇拯救水深火热的地球，解放全人类；二是因为革命重心（目标）的时时转移，家长们有可能在瞬间由自豪的救世主跌为狗屎一样的敌人，他们心中的怨毒控制不住向身边的亲友发泄。中国就是这样变得越来越叫人看不明白。
能看明白和看不明白于国民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明晃晃利国利民的政策法规在贯彻过程中必定走样，从而又催生出新的怨毒，一个基本事实是，诸多“家长”不同程度参与了这种“走样”。社会失却了公共意识，每一个人都想在某项政策中实现利益最大化，就是得到了利益，也还是不满足，因而怨毒重重复重重。在一些特定的场合，我们能够听到单位和家庭家长们毫示掩饰的怨毒之相。
在我更关注底层——社会一般的精神状况。
应该说，底层社会出现的违背人性人情常规的人和事，有许多并不是在“上头”明确指示下的结果，而是基层民众依凭被煽起的“阶级觉悟”—— 怨毒而必然采取的过激行动（越来越左）。这样的结果又是上头所愿意看到的，甚至是欣赏的，常常称之为“革命群众伟大的创举”，拿毛泽东的话就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底层将怨毒推波助澜当然借助了无数家长，此时的许多“革命”家长既是一家子的家长，也是某单位的家长，前者在家里的实际地位被弱化而后者被强化（我在长篇小说《父韵空濛》所写的，就是寻找外在的革命父亲），更是满口豪言壮语让怨毒在全社会横行。他们放弃了思考，思维简单化极端化，无视“敌人”在某地某时的客观境况，只是作最高家长（领袖）的传声筒，将“怨毒”之剑漫天挥舞，昨天还诚皇诚恐称颂某领导，今天就义愤填膺地揭批他们是“叛徒、军阀、反革命”；昨天还称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今天就带领全校无情地批斗他曾表过忠忱的老师。
我父亲自1940年起做了一辈子小学教师，50年代他比照共产党的阶级斗争思想，认为自己从小丧母幼年惨淡是受苦人而努力争取做革命红人，解放初曾为得意学生入党提干当单位领导而自豪，但由于他几个兄长在国民党政府做过事，特别是我母亲背景很不好，他一直不能如愿，反而遭到冷眼，连连受挫，可他在家里是以革命者（救世主）形象出现的，总叫我们做子女的要积极进步，入团入党（家里有一本《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不过他也禁不住也流露怨毒来，怪怨社会背景暗淡的母亲（母亲也是童年失母寄人篱下），怪怨单位上阻拦他进步的人。我自然受到了感染，更有考上大学获得工作的直接动机，像父亲多次写入党申请书一样，一写再写入团申请书，同时因老是受挫而心生怨毒。怨毒的对象是那几个负责人。“文革”中我父亲受了他的学生——学校党支书的绝情批斗，觉得委屈极了，更是怨毒丛生。他被斗得呜呼哀哉，心里对这个头头痛恨极了，也对母亲更加怨毒，认为不是母亲，他的前途一定光明。把怨毒洒向更弱势的母亲是容易的，也是决绝的。以死发泄怨毒（怨毒的一种表现形式），正是当年出现许多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我母亲没有想，而我父亲倒这样想过。
我由旁观而投入写大字报批判那位书记及对其拥戴的几个“干将”，凭的同样是怨毒（革命）理论——从革命理论中挑选“子弹”，唱着革命高调发泄怨毒，从最内在心理，也是为父亲鸣不平，为能解救父亲。由此可见当时社会上对马恩列斯理论片面化、实用化理解的一般状况。由此及彼，由于各种因素，马恩列斯学说的引进必定充满中国式的所取所需——中国式体温。当父亲每况愈下，他的救世主心态却没什么改变，他怨恨上我，认定他如此下场，是我写大报得罪了学校书记的结果。连弱势者心里也滋长怨毒之树，足见社会的精神黑暗无以复加。（我的长篇小说《父韵空濛》写了“父亲”（包括自己的父亲）——社会弱势者“怨毒”的发酵过程，也是社会的健康精神坠入深渊的过程，当然我也写出了真正的父亲精神。）
1972年代我父亲被“解放”恢复执教，宣布“解放”那天晚上照例开教职工大会批斗，由他做一番“深刻检查”。就是自我无限“上纲上线”，从而获得“群众”谅解。我父亲照办，还违心承认参加了国民党。他恢复了工作，内心的怨毒更炽热，又不敢公开表达，对下放农村的我说：“那些婊子也不会算算，那年我才12岁！”（可见许多人一味强化意识形态、贬斥自己的“检查”“认罪”并不是出自内心。）不过他又鼓励我加入“组织”（党），说有了党票才不会吃亏。他没有说明的还有一句：入了党能得好处。我心里明白，不可能的。
这也是父亲获得“解放”心情变好，对“组织”双产生一厢情愿的幻想，对我施以家长式的耳提面命。
可见，学了这么多党的理论，还是毫无信念可言，或者说信念完全虚幻化，只是“挂在嘴上”“贴在墙壁上”，而实际利益才是实实在在的，必须重视的。这是执政时代的革命党自身信念无可避免褪化、被个人欲望私利填充的过程；而作为副产品的怨毒有增无减，因为谁都是（潜在的）救世主，都以为自己贡献多多，而好处又往往被认为“不怎么样”的人所捞取（这却是事实）。这样的“副产品”却是社会的“正产品”，谁也不点破，谁都热衷其中。
我父亲晚年退休更是边缘化也更弱势（连子女也指挥不了），但怨毒仍在茁壮成长。可以说，我父亲一生收获最大的就是怨毒。
历经数十年社会大众收获最大的也就是怨毒。
五
俗语说：进难退易——好起来难，坏起来易，社会文明——人心同样如此。平心而论，整体上那些低头顺从被监督被改造者并不是社会——社会生活——社会精神生活的能动破坏者；人心——社会风气的持续恶化倒是那些趁一次次政治运动将一己怨毒、内心怨毒快意发泄的社会“红人”（胜利者以及以胜利者自居的家人）。国民怨毒心理的畸变正是从他们身上向全社会泛滥的。他们这种怨毒具有能动的特点。国民的怨毒大面积畸变，这才是我们时代真实的精神状况。
从绝对的人数上，这样的“红人”其实也不很多，但由于借助了政治意识形态之力和主流地位，怨毒的能量极大，覆盖面极大，仿效者如过江之鲰莫不趋之附之，为怨毒推波助澜。因而，想在坊间说句公道话有可能招致危险，甚至连保持沉默也不被允许。社会准则被名为“革命”实为“怨毒”一次又一次改变，连被批判打倒的阶级阵营内部，都用怨毒之法来揭露其父辈或祖辈的种种“罪状”，用今天的革命原则给昨天或前天的先辈定罪。无视真相，不、也不可能设身处地着想的思维和思想像瘟疫一样盛行。
俄裔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以塞亚•伯林认为，历史的“内在事件”而不是公众事件，才是人类最真实、最直接的经验，因为生命过程是由而且只能由“内在事件”所构成。（黄元《负重跋涉的杨显惠》，见09/4/2《文学报》）所以，怨毒也成了国人最真实、最直接的经验。
同理，辩识国民怨毒心理的崎变，我也采取“内在事件”这一视角。
如果怨毒只是向着敌人和敌对阵营发泄——实行革命报复，在一开始也情有可原，报仇申冤人之常情，可是，当怨毒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被“革命”“进步”的漂亮外衣所包裹，也就是怨毒不叫怨毒，而是被称为“革命意志”和“革命手段”，其人性恶的一面——消极意义就压过了正面意义，“无毒不丈夫”成了“无毒不革命”。
于是上面例举的，在暗地里一直举报老刘参加三青团的那个人（行为）受到时风的赞许和激励则是肯定的，人性之恶也就招摇过世。也许，那个人内心对可能飞黄腾达的老刘心存忌恨，把老刘视为必须除之的竞争对手，也许，通过此举他能获得政治利益（入党，做官）成为“人上人”——至少成为老刘之上的人，也许，纯粹对老刘看不惯。那个举报者显然不是“阶级敌人”意义上的坏人，这又给一次次从上到下“党内清洗”（胜利者对胜利者的怨毒和厮杀）的怨毒肆虐的人性真相定了格。即使是伟人（比如毛泽东清算刘少奇），其怨毒跟底层人的怨毒没有什么区别。那个年代高喊革命口号其实凭怨毒屡屡得胜的人不在少数，而正直善良却像过街老鼠无处藏身。
让我继续举国民怨毒大面积流转的几个例子。
我所在县的一个人姑且叫胡氏，他从小由外县过继而来，1930年代家里贫困，家里人参加了革命（暴动）。暴动失败，胡家肯定被宗族头人斥责过（也只是斥责一番而已），重新回到了原有的生活环境，遵循原有的生活秩序。胡家以家族为依傍，小心经营，积田积土，解放（1949）前夕竟成了富农，胡父自然在1950年以后每况愈下，1960年代成了无产阶级专政——革命的对象。年轻的胡氏抬头不起。当然，在往后“阶级诉苦”成为一种经年不息时尚的日子里，他家也以30年代“蓝本”诉苦，可是人人都希望或喜欢除了自己自家，别人别家都成为革命的敌人，永远不能抬头的另类，谁会理会他家的诉苦？反而死死抓住他“背叛革命”加“雇工剥削”，趁一次次政治运动整他家。
这样做表面上大长贫下中农——革命的志气，灭了地富反坏右的威风，其实是造成人为的恐惧，对立双方的心灵莫不受到毒害，都失去了平常心。胜利者——行时走运者不会去了解那段真实的历史真实的生活，只是根据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去想像和编织当年“两极化对立化”的乡间生活，不断强化自己是受害者——旧社会的受害者就是新中国的头等臣民——的怨毒心灵。他们的后代所谓“诉苦”没有了当年父辈遭受剥削压迫的那种切身感受，而纯粹是一种政治表态，以此作为自己站稳“革命队伍”并进入其核心的资本，既可以自我保护，又能快捷地出人头地，在社会竞争中持有先天的优势。
胡氏凭着小有文化和聪明（有演戏的天赋），50年代被招进县剧团，进入了政治空气很浓的文艺单位（我们习惯叫阵地或战线），是低等职工，他心里的压抑可想而知。文革开始，毛泽东号召炮打司令部，他自然把矛头指向团长，一时间扬眉吐气，不久对立派得势，抓住他的富农成份，搜集他的“反动言行”，把他归入“牛鬼蛇神”，搞得他灰溜溜，惶惶不可终日，于是写坦白交待，挖自己身上的反动根源。不过在“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他又意外得知自己的亲身父亲参加当年苏维埃暴动是名烈士，眨眼功夫晦气一扫而空，他又以纯正的革命者自居，聪敏地操起意识形态法宝，用别人刚刚冷眼对待他的手法对待别人，跟富农的继父划清界限（说“我早就看出他不行”一类），斗志昂扬地投入对单位揪出的阶级敌人的批斗，一点不手软，前后判若两人。从此，他以“响当当红五类”自居，在革命组织中训练有素，革命语言一套套的，很左，满口喷溅怨毒，一点不感到别扭。他对社会对家庭有中肯的认识么？他的革命意识“长”在什么地方——革命的根在哪里？
于是我又发现，像胡氏这样的人，是后来幸运地成为小救世主的，其怨毒之盛在于他能得到一份绵厚的心理补偿。他以其特有的方式公开地发泄内心的怨毒。这也属于社会怨毒的范畴。中国式怨毒又增加了驳杂的精神成色。由此观之，主流意识形态只保留了外在面貌，其基础或内囊已趋向空虚化或虚幻化，有时同样的话语，出发点和用意相差甚远。
六
作为执政者胜利者王者对政敌失败者寇者，经年不息地大加羞辱挞伐，绝大多数敌对方的当事者已不在场（或死或逃或被整肃），遭羞辱挞伐的只能是他们的亲属。由战争转为建设所需要的和平、人心的凝聚、整个民族的团结，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标语口号上，在日常生活中却行斗争——无情打击之实，美其名曰“斗争哲学”，——以斗争求团结，几十年的实践，党内党外——整个社会有真正的团结么？党内单位内社会上一边倒，连沉默也不许可，只有违心地举手赞成。而怨毒就像空气提速地侵入国民的骨髓，这种毒素同样侵蚀着“胜利者”自己。
为了拉近距离观察国民怨毒心理畸变的现实，我再举一个非知识分子（前面几个例子似乎都与知识分子心态相关联）的实例。这次我说的是我一个堂兄阿禄（他父亲是我二伯父，他一个弟弟夭折，他成了独子，有两个姐妹）。我发现，堂兄阿禄数十年生活状态精神状态的演变就是国民怨毒心理畸变的镜像——
我家原是个大家庭，我有三个伯父四个姑姑，我父亲和大伯父的大子同年。有点田土，家里开了规模一般的水酒店。二十年代到达顶盛，同时也显露分崩离析的征兆。因当时我父亲是老满，又没成亲，奶奶中年夭折，爷爷带着他在几个伯父家轮吃，直到他成家。阿禄是爷爷的第二个孙子，爷爷希望他能读书，以后出人头地。不料他不是读书的料，厌恶读书，而对牛则究追不舍，家里只好让他在他娘家的亲戚家做“牛头子”（放牛）。家里给他找了个童养媳蔡氏。解放后（50年代）他进入搬运队（正规单位）成了我家响当当的工人阶级。他粗蛮不讲理，但对“革命理论”运用自如。他与蔡氏是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生一子，两人感情仍没走拢的迹象。蔡氏此时悄悄喜欢附近理发店一个年轻学徒，堂兄的口头禅是“我不怕你”，对她又打又骂，还摔家具。深夜里常常闹得不可开交。我依稀记得当年在茶油灯下堂兄毫不理会他父母和妯娌的规劝，暴怒地追打蔡氏的情形。我教书的父亲同情蔡氏，批评堂兄。他毫不悔改，早取代其父成了他家实际上的家长。不久离婚。他以工人阶级自居毫不在意。做搬运按劳取酬，他的薪水不少。后来带回一女人，未果，又娶一个，生下几个，组成了家庭，过了十来年扬眉吐气的日子。
说实在的，即使在50年代，堂兄的粗暴行径在我家在街道也成了不了气候，家人和别人对他侧目。但是到了60年代中期，他愈加神气起来了，大诉旧社会的苦，说爷爷看轻他，罚他做“牛头子”，他以救世主自居，不时指责他“无能无用”的父亲，还揭露爷爷只会享福（其时爷爷已去世，他老人家去世前好些年双眼因白内障失明），在家里称雄称霸。我母亲不服气不时与他吵口，他就揭露我母亲的背景如何不好，他把我父亲也给恨上了，义正辞严地指责我父亲独占了家里的好处。此时，他对爷爷直呼其名，说爷爷如不死肯定被斗死，还一遍遍举例说爷爷如何苛刻他，不拿他当人，儿子有书读，却轻视他这个孙子，幸好共产党把他从火坑里救出，成为一名领导阶级。那年月，家里亲情不再，我父亲母亲同几个哥哥及妯娌如同仇敌。我父亲也发泄怨毒。后来我家下放，同一个大家庭同一个大厅的数家同时下放，堂兄一家轻易地占了不属于他的房屋。堂嫂也满面春风，是街道上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对于堂兄来说，革命多么容易，胜利多么容易，幸好没读书，真是“愚蠢者最聪明”。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几家搬回来了。堂兄意识到什么，有所退让，他家与我家关系有所缓和，但他依然强硬蛮狠而时时发泄怨毒。这时给他釜底抽薪致命一击的，是1990年代他所在的搬运队只是“大集体”性质，他又面临年老体衰，而且单位低价拍卖，一次性买断工龄。他见能一次性得到五六百元便动了心，从此由一个不可一世的革命工人转为极为一般的城镇居民。他怨毒的内容与方向也随之变化。堂嫂病逝几年，他的生活很快拮据起来。几个儿女没什么文化，也没正式工作。他偏心，重儿子轻女儿，几个儿子他重后来的两个，对与蔡氏生的大子早已形同路人，两个同父同母的儿子他又重或者说怕那个小的。这样的时候，他还不时动拳揍他的女儿，刻薄骂儿子，说从小到大他是怎样沤心沥血抚养“你们这些五逆不孝的东西”，救世主心态如故。后来他要几个儿子负担他的伙食费，指名哪个每月出多少钱，他搬的是传统伦理：“自古以来哪有儿子不哺老子的！”
他可以容忍老二或老三拖欠伙食费，而不容许大子拖欠。其实他的大子从小失去父母抚爱，跟着爷爷奶奶长大，下放，回城，境况也不怎么好，家里负担不轻。他就去撵大子，摔大子家的东西，父子矛盾更深。一次大子又拖欠他的伙食费，他就到我单位的住处要我给他写状子，他要到法院告大子。我不写，也劝他别去告状，法院会判你赢，但输了父子感情，儿子不给还是不给，没有办法。他老是说“我养大了他，他敢不负担爷佬！”可以说，就像以前他搬革命理论，有几分道理一样，他如今这样说也有一定的道理，可他就是一下子喷溅怨毒，以怨毒始以怨毒终，怨毒成了自己不可少的生活内容。其时我父亲回到老家居住，他对堂兄耿耿于怀，有时把鄙夷写在脸上。堂兄当然明白，不过他只有讪讪然，已无计可施。
2004年11月我父亲病逝，我在为父亲守灵的那天晚上，一人过生活的堂兄走出房间，为父亲烧纸磕头，他亲热地叫我父亲“四叔”。长夜，在锃亮灯光下，他同我拉起了家常，说爷爷当年如何喜欢他，送他读书，是他自己不愿读，又说临近解放那几年，他父亲跟着我父亲（当时在乡下小学做校长）在学校代课。我有些惊奇，这就是所谓良心发现——老将至，其言亦善吧。顿时我脑中浮现1960年代一天中午他（堂嫂和几个儿子在后面跟着）捋拳擦掌扑过来要揪我单薄而不甘示弱的母亲的情形。如今的堂兄老了也小了，老境凄凉，苍老大厅显得空空荡荡，我不禁顿涌悲悯。对这个堂兄我也不由悲悯了。
几年后堂兄病故，据说他死前，一碗饭原样地置放床头。一切过去了。我赶去在他遗体前烧纸磕头，虔诚地鞠躬。他毕竟是我们家族的一员啊！出殡时堂兄一个儿子打赤膊（雇请的抬棺人都穿得体面），我批评他不严肃，怎能这样为老人送终呢？大概这个儿子对他父亲也没什么好感，同样积下了怨毒——他的怨毒则表现为玩世不恭。
堂兄在怨毒中走完了他的大半生。
我耳闻目睹，社会的怨毒更加如火如荼……
七
怨毒是怨尤的消极变奏。我们一代几代人在怨毒的大染缸里浸染已久，怨毒也会吞噬自己的孩子，救世主的幽魂在我们身上徜徉。民族健康心灵的锻造任重而道远。
不久前好像在天益网上我读到了一篇谈唐朝开放心态、而明朝开始闭关锁国的文章，说的是唐朝由于国力和气魄雄大，支持“文化出口”，放手让别国（主要是亚洲国家）翻译中国的文化典籍，对周边小国实行“和蕃”政策（非“统蕃”、“征蕃”、“讨蕃”或“灭蕃”），这就意味着不是一味靠征战和高压来扩大版图和显示国威——建立形象。（近年编修的江西上犹李家族谱记载可佐证：远祖李晟（唐朝）由“副元帅改封西平郡王加冕公名慑戌王政和蕃部，位春秋六十七，德宗抚几哭制冶，自都邑达关，士庶老幼皆发哀相吊。”说明“和蕃”得到了朝野的拥戴和贯彻。）而明朝自持强大（只不过幅员辽阔），接受主流知识分子（大臣）的建议，为国家安全起见，不再把中国文化秘籍放行国外（肥水不落外人田），极力提防别国别人，同时更为妄自尊大。向别国学习也是“学夷之技”，目的是“制夷”（不是和夷），要当救世主的骄淫心态可见一斑。
搞文化封锁并不能导致别国不会强盛，更不能保证本国必定强大。“制夷”成了基本国策，成了民族主义强心剂，不过“制夷”始终是水中月镜中花，得不到实现。此等心态恰恰在国家内囊日渐羞涩、国力日渐丧颓的态势下被不断强化的，它自然转化成怨毒。怨毒不幸地积淀在民族性格深处，成为了中华帝国的宿命，当然也成了它的臣民——国民的宿命。
进入现代，连反对家长制（如青年毛泽东就反对他家长气息浓厚的父亲）的革命领袖到头来还是做成更大——中国最大最来势的家长，足见此宿命的强劲力量。于是，当20世纪60年代我们自我折腾又一次陷入困境，打倒帝修反解放全人类——救世主思想却如烈焰腾空。显然最高当局已经意识到对民间怨毒的利用和驾驭。
改革开放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我们更可看到不少掌实权握实物的官员，在正襟危坐高唱主流意识形态的姿态之下，为自己攫取巨大的利益，心灵深处都有怨毒的蠢蠢欲动，而少权和无权的官员，其怨毒不见得就少，只要一旦获实权，肯定后来居上。怨毒成了一种生活常态。
政治意识形态虚幻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官员和民众的欲望与浮泛的意识形态之间被无数来自不同方向的怨毒所填充。社会因素而导致怨尤种子的萌动和猛窜，由怨尤而怨毒仅半步之遥。市场经济意味着能人经济，竞争出能人，社会生活层次更为繁复，需要公平公开公正——透明。但是，社会择劣汰优，有的人不是凭智慧和创造而是凭权势获取了偌大财富，不三不四的人活得比按游戏规则挣钱的人尊荣，给人的比照增加了内容拉开了距离，对心理造成了更为强烈的冲击，中国式怨毒获得了膨胀的空间，这样的怨毒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
在改善和改变了物质环境的当下，我们发现，中国式怨毒又有新的变种，《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就是这样的“新品种”。它们“在野”却不能称为“民间”，它们不是政治意识形态而想成为政治意识形态，它们身上流荡着古老帝国怨毒的幽灵，又从现代革命意识形态里汲取灵感，妄图在新的历史情境中组织一次新的怨毒大合唱。其大话漂亮说辞的内涵，由革命意识形态转为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或者说，两者混合为一，后者更有包装的效能。它犹如一个巨大的“黑洞”，可以把社会的、人心的诸多怨毒收于囊中，于是它的代表人物就是新的救世主形象。救世主心态急剧抬头。
如果说，漫漶坊间的怨毒是粗野性怨毒，它具有直接性和直率性（这正是主流意识形态已经虚幻无力的见证），那么这个“新品种” 怨毒就是精致性怨毒，它具有现代文明的外表，更多的是从世界视野中汲取为我所用的精神资源，它又具有后备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性质，有着转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宏大抱负，有着令坊间怨毒者亢奋并加入其中即会与底层的怨毒再次合流的可观前景。
如是，以怨毒为精神内核的中国历史场景——人的命运，又进入一个轮回。
我们拭目以待。
2009年4月18日——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