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的学术发展，即政治学学科学术研究和思想理论的发展。从学科发展的学术研究和思想进展的意义上，可以认为，政治学学术发展是政治学学科发展的思想精髓和学术灵魂所在。在学科内外部多种因素作用下，我国政治学学术发展中存在着多重对立统一关系，这些关系及其作用涉及政治学发展全局，贯穿于政治学发展全过程，规定着政治学的发展方向、内容、领域和功能，其主要包括：政治学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政治学研究与政治实践的关系；政治学研究的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关系；政治学研究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政治学研究中吸收与创新的关系；政治学研究的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政治学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政治学研究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等。在我国政治学研究和学术发展中，只有正确认识和辩证把握这些关系，才能继续推进我国政治学发展。
关键词：政治学学术发展；对立统一关系；辩证分析
政治学是研究社会政治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学问，是现代社会科学的重要学科。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新中国的大学学科设置很大程度上参照苏联的做法，加上其他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作为独立学科的政治学专业被撤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由此，我国社会开始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状态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深刻历史转变。
在这一过程中，深刻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呼唤着政治学科的恢复重建。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需要赶快补课。”这一指示，直接推动了政治学学科的恢复重建。
近30年来，我国政治学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和多方面的长足发展，其中包括学科发展、学术发展、教育发展、队伍发展等等。在政治学诸多方面的发展中，学术发展是学科发展的核心内容。所谓学术发展，即政治学学术研究和思想理论的发展，它既体现为政治学研究重心、主题、领域、内容和方法的发展，更体现为政治学思想认识和理论内容的进展。就其本质而言，它是政治学者认识政治现象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从而形成和积累政治学理论和知识的进展。
因此，政治学的学术发展，本质上是政治学科的思想精神和学术灵魂的发展。作为学术研究和认识活动，政治学的学术发展在学术活动和研究实践中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作用，由此形成了政治学发展进程中的多重对立统一关系。这些关系及其作用涉及政治学发展的全局，贯穿于政治学发展的全过程，规定着政治学的学术发展方向、内容、领域、功能和进程，影响着政治学的学术进程。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之际，辩证地认识我国政治学发展的这些基本关系，既是对我国政治学科近30年发展经验的分析和总结，也是正确把握政治学发展规律，进一步促进我国政治学研究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政治学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政治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思想方法和理论武器。人类的社会实践和历史发展反复证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指南。“我们强调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其根本原因即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它揭示了人类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的社会发展基本规律，……虽然随着社会发展条件的改变，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具体结论可能已经不适用于当今的社会发展形势，但其基本的东西并不会过时。因此，政治学研究工作者一定要正确处理坚持和发展的辩证关系。要自觉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更加自觉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21世纪的今天，马克思主义经过历史和实践的检验，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其科学性和实践性在发展中得到进一步证明，因此，我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能得到实现。
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于我国政治学研究及其发展的指导地位，首先需要进一步充分认识到政治学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如同政治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主流地位，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科学研究不太相称，使得我们有一种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紧迫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任务十分艰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工作者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在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和僵化理解的同时，要勇于面对国内外新形势和新问题提出的各种挑战，增强应有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在抵制和反对‘西化’、分化、自由化，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服务的斗争实践中，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推进政治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努力取得符合坚持和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求的重大进展。”
其次，在政治学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其中，基本前提是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就需要“正确区分和努力回答哪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长期坚持；哪些是针对具体问题做出的具体论断，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与时俱进；哪些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澄清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引导人们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这就要求我国政治学者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科学准确地区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条件下，对于特定政治问题的具体看法、特殊论断和某些推测；区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和思想精髓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特定政治观点；区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真谛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错误和教条的理解，以全面、准确、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我国政治学研究和发展。
再次，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必须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统领政治学的学术研究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作为政治学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贯穿到政治学各个领域、各个分支和各个课题的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鉴别各种政治现象和政治学研究成果，并且给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回答，“要克服学术理论上的西化倾向，有效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干扰和影响，仅从政治上批判西化、分化、自由化观点和主张是不够的，与此同时，还需要高度重视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广泛存在的思想认识问题，从学术理论上有针对性地加强对这些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形成真正科学的、有充分说服力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作为指导人们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社会实践，检验于社会实践，发展于社会实践，因此，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解放思想、开放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途径。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历程表明，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和基础，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途径和方式。“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②，这就需要切实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运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立足基本国情，紧密联系社会政治实际，推进学术、理论和观念的科学创新，赋予当代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在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前提下，实行“双百”方针，积极努力鉴别和汲取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深刻分析、批判和扬弃其糟粕，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
我国政治学的学术发展表明，只有在学术研究实践中，正确处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实现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统一，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和学术研究多样性的统一，才能推动政治学研究沿着正确方向不断繁荣发展。如同有的政治学者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政治学的指导思想，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政治现象、政治关系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所谓‘坚持’，是坚持这些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教条地背诵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所谓‘发展’是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研究我国的实际政治关系，特别是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在新情况下对我国政治领域的一系列新的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重要发展。坚持与发展是统一的，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理论，才能发展，只有在不断发展中才能更好地坚持，那种借发展之名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理论的观点是错误的，同样，不顾新情况、新问题的僵化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
二、政治学研究与政治实践的关系
作为认识活动，政治学研究与政治实践活动的关系，是我国政治学发展的基础关系。我国政治学发展的实践表明，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这一马克思主义精髓，坚持实践第一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坚持认识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才能正确把握和处理学术研究与政治实践的关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原则，也是我们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学必须遵循的一个指导原则。”。为此，在政治学的学术研究和发展中，应该坚持做到：第一，坚持社会政治实践是政治学研究的思想和理论认知的根本来源。在政治学研究和认识中，确认“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学术认知的基础和发源是社会政治实践的需要，进而从政治实践的需要出发形成认识、探求规律和积累知识；以社会政治实践为背景分析、理解和把握政治学的间接知识。第二，坚持社会政治实践是推动学术研究发展的动力。在现实生活中，人类的政治实践是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在政治实践的推动下，学术认识才会由浅入深，由单方面向多方面发展。我国政治学的学术发展正是遵循这一原则，努力与时俱进，在广大人民群众政治实践和社会政治发展的基础上，才推动了学术认知和思想理论的不断发展。第三，坚持社会政治实践是检验学术认知和思想理论的唯一标准。这就应该以亿万人民群众的政治实践作为唯一尺度，检验学术认知和思想理论的真理性和科学性。
另一方面，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发展过程表明，正确处理学术研究与政治实践的关系，还需要积极发挥学术研究对于政治实践的能动作用，努力运用学术研究为政治实践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建构起政治学研究与政治实践的良性互动关系，实现政治学研究的实践价值，为政治学研究的发展开拓更为广阔和丰富的空间和途径。“国家的战略决策虽然包括很多内容，但从根本上来说，总离不开政治上的考虑。没有或缺少政治学的知识，进行这种重要决策是很困难的。”“社会科学的发展必须与社会自身的发展紧密结合，适应社会发展提出的要求，迎接挑战，克服难题，使其培养的人才有能力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这是任何社会科学的生命力所在。政治学学科，作为与社会发展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学科，作为与社会政治上层建筑密切相关的知识部门，自然不能例外。”这就需要政治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发挥专业学术研究和思想认知对于政治实践的主观能动作用，坚持政治学研究对于政治实践的服务功能，真正以科学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方法，服务于人民根本利益和治国安邦的大局，服务于社会政治实践，帮助人们认识和从事政治实践。
学术研究与政治实践的关系，在学术研究对象和方法意义上，还体现为理念研究与经验研究的关系。理念研究通常是对于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价值、思想、观念和理论等意识形态的研究，经验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关于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活动、行为、心理、态度、相互关系及其规则的研究。就其本质来看，政治理念与实际活动，都是社会政治生活的有机构成内容，因此，政治学理念研究与经验研究，都属于学术研究，都受着学术研究与政治实践关系的约束，遵循学术研究与政治实践关系的对立统一辩证规定性。另一方面，政治学理念研究与经验研究又是针对不同对象，分别运用规范研究方法和经验研究方法展开的研究，因此，理念研究更多地体现为关于社会偏好和价值取向的应然研究，经验研究则更多体现为关于政治行为和政治关系的实然研究，两种研究反映着政治生活的彼岸性和此岸性，指向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的不同层面，具有不同的研究价值、学术意义和实际功能，相互之间又有矛盾关系。
按照马克思主义实践第一的唯物史观，学术研究与政治实践的关系，只有立足于社会政治实践，出发于政治实践，服务于政治实践，检验于政治实践，才能得到辩证的有机统一；政治学研究才能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实现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和认识价值，检验和提高自己的真理性和合理性；政治学理念研究和经验研究才能揭示社会政治的理念层次和经验层次的发展特点和规律；才能确认两种研究的不同实践方位，确立两种研究的有机联系基础，确证两种研究的内在统一逻辑，确定两种研究的社会功能归宿。而抽除社会政治实践，割裂理念研究与经验研究，往往易于陷入唯心史观或形而上学。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建设，迫切需要政治学研究和回答政治实践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就为我国政治学的学术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实现空间，如同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因此，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我国政治学研究必须立足于中国国情，把重点放在研究中国政治及其发展上，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正在进行的伟大政治实践上，放在中国政府管理现代化的实际进程上。
三、政治学研究的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关系
政治学以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和治国安邦作为学术研究的主要功能，因此，它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现实性和实践性，其学术研究和发展受着政治生活和政治逻辑的深刻影响。同时，政治学又是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和重要学科，政治学的学术研究是专业学术认识和探讨活动，遵循着学术发展和科学认知的普遍规律和要求，因此，政治学的学术发展又必然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服从学术和科学发展的逻辑。政治学研究和学术发展中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构成了政治学研究中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关系。
政治学研究中的所谓“政治性”，通常是指学术研究和发展过程中的指导思想、基本立场、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内容，它们通常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和意识对于政治学研究的要求，或者是这些意志和意识在政治学研究中的体现，因此，所谓政治性，实际是政治学研究的阶级属性和政治现实性。而政治学研究中的所谓“学术性”，是指学术研究活动具有相对独立的科学规范、学术范畴和概念，科学的研究方法、程序和规则，正确的学术评价体系以及遵循学术发展规律和要求的发展方式，如学术和知识形成与发展中学术的探讨性、争鸣性和求同存异性等。由此可见，政治学研究中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关系，其实是学术研究基本立场、价值取向与学术研究的认识过程、认知规范和发展方式之间的关系。
“政治学与实际政治，政治学家与政治家，政治学与时论之间显然是有相当的距离。但是，一个时代的政治学必定和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及文化学术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我国政治学研究来看，学术研究的政治性与学术性具有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和意识必然体现为政治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根本立场和主导价值，而政治学研究通常也必须服务于统治阶级的要求。另一方面，两者之间又是相互区别的，学术范畴和概念，科学的研究方法，学术研究的规范、程序和规则，正确的学术评价体系、学术形成和发展的方式，具有相对自主性和独立性。
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发展历程表明，只有以唯物辩证法正确把握学术发展的政治性与学术性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才能推动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理解和把握这一关系：一方面，应该清楚认识到，“社会科学一般都具有阶级性，因此，它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和政治问题发生关系。马克思主义就是政治性很强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所研究的全部内容都是政治问题。”政治学研究的知识来源、研究对象、服务对象和检验标准，都是人民群众的政治实践，是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和要求，政治学必然根据现实政治和政治实践，来确定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基本立场和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学术研究属于意识形态的认识活动，其特性和发展规律又不同于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活动，因此，在学术研究实践中，需要坚持政治学研究的学术性和科学性，切实认识到“如果科学研究不能坚持严格的科学性，它本身就成为半科学或伪科学。若用这种半科学或伪科学来为社会实践服务、为领导决策提供根据，那就等于卖假药给人治病。祸国殃民，莫此为甚。”，而现实政治只有通过专业化、科学化的学术性研究，才能获知政治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沿着符合这些规律要求的方向前进。
由此可见，在政治学研究中，既要把握两者之间的联系，又要“注意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不要把学术探讨中出现的问题当作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倾向性问题当作一般学术问题。学术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没有禁区，理论宣传和教学要有纪律”，既要把握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遵循意识形态和学术发展的规律，正确区分政治与学术问题，严格按照问题的不同属性，采用不同的方法对待和解决两类问题，又要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从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出发来认识和把握政治倾向性，防止把政治倾向性问题淡化为一般学术问题。
进而言之，以研究政治现象为内容并且服务于政治实践的政治学研究，需要明确如何实现两者既相对独立又相互结合的问题。就此，政治学者的看法颇有启发性，“政治学要为现代化事业服务，为解决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由政治学来直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政治学的任务是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政治现象，而不是代替执政党和政府直接制定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政策和纲领。政治学要实现为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建设服务的任务，还有待于其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一定的政策和纲领。这个转化过程不能由政治学自己来完成，而应由政策的制定者运用包括政治学研究成果在内的各个学科的成果，通过决策过程来完成。”
四、政治学研究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关系
政治学研究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是人们思想认识运动中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体现。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思想认识矛盾中的普遍性是指认识中的共性、一般性和绝对性，而思想认识矛盾中的特殊性是指认识中的个性、特殊性和相对性。就这种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而言，它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区别在于：思想认识的普遍性或者一般性，通常概括和体现着认识的个别对象的一般特征或者因果关系，而思想认识的特殊性，则是对于特殊对象的特征或者因果联系的把握和认知。其联系在于：普遍或者一般存在于特殊或者个别之中，而且只能通过特殊或者个别而存在；任何特殊或者个别中都包含着普遍或者一般。因此，任何认识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从我国政治学研究发展过程来看，人们思想认识中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矛盾关系，体现在政治学学术研究的认识对象、认识目的、认识过程和认识方式等方面：
在认识对象方面，政治学的认识对象就是政治现象及其发展规律。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古今中外的政治现象都具有一般的特征，即以阶级国家或者公共权力为中心展开；都遵循着共同的发展规律，即由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且对其起着反作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保护或者破坏社会经济基础；其思想形态都具有共同特性，即“古今中外各个时代，各民族和国家的各种政治思想，不论其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有何不同，研究方向、具体内容有何差异，也不论各种思想表现的形式、当时的作用和对后世的影响如何，其性质无不是反映社会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政治理想、政治要求，或设计一套政治方案、或为实现其政治统治出谋献策，总之是为其夺取、维护和发展社会政治统治服务的。”由此可见，对于政治学来说，问题不在于社会政治现象是否具有一般性和共同性，而在于什么是社会政治现象的一般性和共同性及其发展规律。
另一方面，政治现象又是具体和个别的，具有不同历史阶段、阶级基础和实际形态，而不同的政治现象在具体的特性和发展方面，也呈现其特殊性和具体性。“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固然，如果不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据；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
在认识目的方面，政治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发现、认识和把握政治现象的一般本质及其联系即发展规律，揭示和阐明这样的规律，使得政治学研究成为人们认识政治世界、改造政治世界的思想工具；另一方面，政治学研究也是为了认识具体的特殊的政治现象，认识其特殊、具体的特性、形态、内容和发展变化规律，从而有助于人们解决具体的矛盾，建设和发展特定的政治文明。因此，按照党的十七大的精神和要求，政治学需要研究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政治发展规律。
在认识过程方面，政治学研究和认识需要遵循从特殊到一般，从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运动规律。人们的学术研究和认识活动首先是从特殊出发的，从具体和特殊的现实政治现象研究入手，逐步深化和积累学术认识，从中归纳和抽象，形成对于政治现象普遍特征和发展规律的认识，这一过程即为政治学研究和认识从特殊到一般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人们运用学术研究得到的具有普遍、一般性的认识，指导具体特殊的现实政治并且在其中加以检验，形成政治学的理论，由此成为从一般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过程。
在认识方式方面，政治学研究应该认识到普遍性和一般性寓于特殊性和具体性之中，而认识的目的是从特殊性和具体性中探索事物的一般性。因此，政治学研究应该从特定的具体问题开始，从特殊典型的政治现象入手探讨政治现象的普遍性和一般性；政治学的学术发展应该突出其阶级性、民族性等等社会属性，从这些社会属性的政治学研究中形成一般政治理论和知识。同时，政治学研究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现象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普遍真理，运用政治学研究中得出的一般政治理论和知识，指导特殊典型的、具有阶级性、民族性等社会属性的政治现象的研究。
五、政治学研究中吸收与创新的关系
作为专业性的认识和探索活动，政治学研究既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进行的，也是通过吸收他人研究成果进行的，如同邓小平指出的那样：“任何一项科学研究成果，都不可能是一个人努力的结果，都是吸收了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发展途径是学术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创新也是政治学研究的基本价值和重要意义所在，因此，吸收他人研究成果与进行学术创新，是我国政治学研究和发展中的重要关系。
就其本质来讲，他人的研究就是已有的研究，而学术创新就是实行或者实现创新的研究，因此，学术研究中吸收他人研究成果与实现自主创新，是具有重要区别的两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另一方面，学术研究这两种活动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常常是同一个学术研究活动过程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方式，已有的研究是进行学术研究和学术创新的基础，没有他人的研究或者忽视他人的研究，学术研究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不可理解、无法发展；而学术创新则是对于已有研究的推进和发展，没有创新的研究是重复他人劳动甚至袭用他人成果的活动，是意义价值低下或者归零的活动。因此，科学的学术研究活动，必然是运用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实现科学创新的研究和研究的科学创新。
我国政治学发展历程表明，在学术研究活动中正确把握吸收与创新的关系，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关键环节。在这其中，必须正确地吸收他人成果，这就要求政治学者在学术研究活动中清楚了解和准确把握他人的研究成果，了解自己进行学术研究和推进学术的起点；正确分析和评价他人的研究成果，作为吸收他人成果的基础；合理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包括合理选择和正确利用他人的成果。另一方面，了解、吸收和利用他人的研究成果，是为了实现学术的创新，这就需要在学术研究中贯彻创新精神。根据政治学研究的基本特性和政治要求，正确把握创新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功能。以客观公正合理的学术评价和科学的学术批评，来评价和鉴别学术研究及其成果的创新性，把握学术创新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正确评价特定学术研究及其成果中吸收继承他人知识与研究者自主创新的内容、程度和性质，从而使得政治学的学术创新沿着科学的方向发展。如同有的政治学者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向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呼唤。政治学要让社会承认它、需要它，那就要为现实服务。具体说，在我国就是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在政治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必须解放思想，但解放思想不等于信口开河、胡言乱语，或者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解放思想应该有个尺度，这个尺度就是实事求是。”
六、政治学研究中数量与质量的关系
政治学研究的数量，通常是关于学术研究项目、人员、规模和成果等方面要素的量的显示，而学术研究的质量，则是关于学术研究活动过程的科学规范、研究选题的价值意义、研究活动的深入广泛和研究成果的水平影响的质的显示。如同一切事物的数量与质量关系一样，政治学研究中的数量与质量关系，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就其基本性质来讲，学术研究的数量与质量是学术活动中相互区别的不同方面，是学术研究及其成果的不同要素。就其相互关系来讲，学术研究中的数量与质量，既具有相互排斥性，又具有相互促进性。从相互排斥来看，在特定条件下，学术研究的数量增加可能影响甚至降低学术质量，而学术质量的提高往往可能减少学术研究的数量。而从相互促进来看，学术研究的数量是质量的载体，没有特定数量，学术研究的质量就无所依托；同时，学术研究的质量又是数量的价值和意义，质量低下甚至归零的学术研究，数量多少都是缺乏价值和意义的。“真正的科学研究从来都是不单纯追求数量，而尤其注重质量，注重出精品成果。”①。因此，在特定条件下，学术研究数量的增加，也可能促进学术研究质量的提高，而学术研究质量的提高，也可以促进学术研究数量的发展。由此可见，政治学研究中数量与质量关系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形态和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实际取决于特定的条件。
从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实践来看，影响和左右学术研究数量与质量关系状态的条件，具有多方面复杂因素。在这其中，除了客观的多方面因素以外，在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过程中，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两者的关系，构成了促进两者正相关互动关系形成和发展条件的重要因素。这就要求政治学者在学术研究中，既要重视学术研究项目、人员、规模和成果的数量，更要重视研究活动过程的科学规范、研究选题的价值意义、研究活动的深入广泛和研究成果的水平影响，积极从主导价值、学风道德、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方面创造学术研究数量与质量良性互动和相互促进的条件，削弱和消除两者相互反对和相互抵销的条件。就当前我国政治学研究来看，尤其应该着力从对于政治学学科和学术发展、社会政治和政府管理发展的贡献意义上评价学术研究及其成果，提高和促进学术研究的质量，以质量主导数量，以质量推进数量，实现我国政治学研究又好又多的可持续科学发展。特别需要“建立以质量为导向的评价标准。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既要有数量、规模指标，更要有质量指标，当前尤其要强调质量指标在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性。要克服重数量指标、轻质量指标的倾向，改变简单以数量多少评价人才、评价业绩的做法。创新程度是衡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量高低的核心要素。要把是否发现新问题、挖掘新材料、采集新数据，是否提出新观点、采用新方法、构建新理论，作为衡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高低的主要内容。推广优秀成果和代表作评价制度，充分发挥高水平研究成果对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导向作用。”
七、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与多样性的关系
作为学术认知的思想方法、分析途径和研究工具，政治学研究方法对于我国政治学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从我国政治学发展的过程看，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上，可以认为，政治学研究的进步和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和体现为学术研究方法的深化、丰富和发展。
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深化、丰富和发展，通常体现在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即研究方法科学性的提高和多样性的实现。我国政治学的学术发展历程表明，这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关系，是我国政治学发展的重要支配性关系。
就其相互关系来讲，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需要通过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比较、检验、借鉴、识别予以提高，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则需要通过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予以推进。因此，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与多样性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这其中，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对于多样性的依赖，是由社会政治现象的复杂性和学术研究的深入性决定的，在唯物辩证法指导下，对于社会政治现象展开多层次、多角度、多形态的方法论构建，并且运用这些方法展开政治学研究，不仅会丰富学术研究方法体系，更可以提高学术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进而提高学术研究的深入性和科学性。因此，“为了形成比较成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体系，目前要鼓励和提倡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鼓励和提倡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只有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才能使我们多侧面、多层次地认识学科研究的对象。”
而政治学研究方法多样性对于科学性的依赖，则是由社会政治的发展性和学术研究的目的性决定的。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只有提供人们科学正确地认识和研究政治现象及其发展的层次、途径、角度和工具，只有提高人们认识和把握政治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水平和能力，才能随着社会政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才能在不同程度上达至学术研究的目的，也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在正确把握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方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政治学发展历程表明，学术研究方法本身实际上也是人们主观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它本身也具有相对科学性和适切性，只能在一定条件下帮助人们认识政治现象及其发展规律。因此，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与多样性之间的辩证统一，只有在给定的学术研究范围、对象、层次和形态等条件下才可能相对实现。在唯物辩证法指导下，政治学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只是在给定的条件下具有相对科学性和合理性，在其与给定的条件适切的意义上具有相对效用性，比如，经验性研究和实证调查就需要本土化的理论作为前提，“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讲，任何严肃的经验性研究和实证调查都应该有相应的理论作指导。本土的实证调查研究也应该有本土化的理论作为指导。”②无视或者离开特定条件，对于政治学研究特定方法的科学性的任何泛化和绝对化，都是片面的。当前，我国政治学在研究方法方面，尤其需要关注的问题包括：经济分析方法的确切含义比较模糊；阶级分析方法与其他分析方法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深入研究；关于规范性研究方法的基本特点和要求缺乏研究；对于实证研究的经验局限性的深刻分析不多；对于新政治经济研究中自利理性经济人性预设的片面性和假设性缺乏科学的深刻分析和证伪，对于其形式化研究缺乏科学的批评；对于新制度主义方法有关政治制度与社会政治实践活动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发生论和发展论意义上缺乏设定和准确把握。与此同时，总结概括、综合归纳方法趋向减少，分析思维泛化，使得政治学研究趋向忽视对于历史和实践经验的总结概括和综合归纳，忽视科学的抽象和思维而趋于碎片化的浮表经验分析。如此等等。
八、政治学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
按照不同的属性，政治学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基础研究以探讨政治现象的本质、研究政治价值、积累或创造政治知识和开拓政治研究的新领域为宗旨，通过对政治现象因果关系的研究，揭示政治现象的定理、通则和发展规律。应用研究是针对特定的现实政治问题，探索或者创造新的知识或者方法，为解决问题和完成任务提供理论依据、实际途径和可行方法的研究。
由此可见，政治学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是不同类型和不同性质的研究。就其研究对象来看，基础研究实际是对于政治现象的一般性及其本质联系的研究，而应用研究则是对于具体政治现象的特殊性的研究。就其研究内容看，基础研究是关于政治现象本质因果联系的发现和阐明，应用研究则是关于问题与对策因果联系的分析和论证。就其研究目标看，基础研究是为了提高政治认识，增进政治知识，分辨政治价值，揭示政治现象本质及其规律，并且开辟政治研究领域，而应用研究则是为了分析、把握和解决现实特定问题。就其成果形式来看，基础研究通常凝结为关于政治现象的定理、通则或规律，而应用研究则体现为解决具体问题的理据、对策、方法或方案。
另一方面，政治学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又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基础研究可以为应用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知识基础、观察视角、分析工具和一般定理，可以在研究领域和知识体系范围内确定应用研究的问题方位，从而在宏观和一般规律的意义上透视问题、剖析问题和把握问题，可以检测应用对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而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可以引发应用研究的重大变革。应用研究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关于基础研究的发展研究，是把基础研究发展为实际运用形式，把基础研究的知识、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具体问题及其解决的研究活动。应用研究可以确定基础研究的可能用途、作用范围和实际效用，可以为基础研究提供现实论据，可以丰富基础研究的素材，扩大基础研究的视野，增加基础研究的途径和方法。因此，离开基础研究的应用研究，是缺乏对于事物本质性和规律性的把握、缺乏理论认知和科学方法、缺乏深刻性、科学性和合理性的研究。离开应用研究的基础研究，则会演习变为缺乏现实论据和适切性的空洞的抽象研究，缺乏现实意义和价值的虚假命题、思维训练和经院哲学。
我国政治学发展的历史表明，政治学是基础性和理论性、现实性和应用性兼备的学科，因此，在学术发展中，政治学的学术研究需要通过科研体制和机制、学科划分和整合、资源配置和运用、研究分工和合作，同时兼顾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正确处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辩证关系，通过强化基础研究来深化应用研究，通过推进应用研究来丰富基础研究，实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有效结合和良性互动，在两者的共同发展中提高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应用性。“在重视政治学应用研究或对策研究的同时，必须重视基础研究。这个问题目前在许多学科中都存在。但由于政治学恢复后发展的历史较短，基础研究尤其薄弱，因此加强基础研究显得更加重要。……发展应用研究并不意味着非得以牺牲基础研究为代价。任何一个学科，没有深厚的基础研究的支撑，应用研究是不可能取得丰硕而且先进的成果的，应用研究的发展也是不能持久的。”就目前来看，政治学尤其应该加强定向型基础研究，作为沟通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桥梁。
九、政治学研究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
我国的政治学是为我国人民根本利益、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服务的，是在中国国情、政情和文化基础上形成、建设和发展的。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的学术研究，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学学科，重点研究中国的政治发展、国家治理、政府管理和政治文明建设问题，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是党和人民赋予政治学者的历史使命，为此，政治学的研究必须具有中国特色，政治学的学术发展面临本土化的任务。
另一方面，“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背景下，政治学尤其需要清楚认识和把握他国政治状况尤其是西方国家政治状况，了解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政治学发展状况，在国际学术交流和沟通中淘汰、扬弃和屏蔽国外政治学理论的糟粕，吸收其有益内容和方法，推广和传播政治学的优秀研究成就，建设国际一流的政治学学科。因此，我国政治学的学术发展又面临着国际化的要求。
我国政治学发展的本土化与国际化，构成了当代国内外政治和学术格局下我国政治学学术研究及其发展中的特有关系，成为建设中国特色而又具有国际水平的政治学科的关键关系。从我国政治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政治学研究发展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具有相对复杂性，需要清楚认识和正确把握。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政治学研究发展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并非政治学研究中特殊具体性与一般普遍性之间的关系，因为无论在政治还是政治学的意义上，都不存在标准的国际化的政治学，在多极化政治的世界格局中，在主导思想、文化特质、核心价值和发展历程迥然相异的不同政治实体之间，在思想理论、研究前提、价值本位、根本立场和功能效用相去甚远的政治学科和学术体系之间，现实存在的只是各个不同的国家或者各种文化和政治背景下的政治学。比如，“西方政治学说作为欧美发达国家民主政治发展过程、成果和规律的反映，只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一个部分和一个阶段，并不是世界政治文明的全部，更不是唯一。”既然如此，所谓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问题，本质上并非政治学的中国特色与国际标准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只是中国的政治学研究特色与其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学研究相互影响和借鉴的问题。
其次，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具有相互矛盾和排斥的一面。在不同的政治国家或者文化背景基础上生成的政治学，在学术性质、研究前提、研究内容、价值取向、根本立场和功能效用等方面具有相互的差异性甚至对立性，无视这些差异、矛盾和对立性，无视政治和文化的巨大差异，把特定国家或者社会的政治模式理解为国际标准模式，把特定国家和社会的政治制度看作是万国示范制度，把特定国家和社会的政治学看作是世界标准政治学，实际上曲解了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本质内容。比如，在我国的公共政策研究中，“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引入和借鉴也一直存在着两个主要方面的问题。其一，对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不能及时地吸收和消化国外的研究成果，对其学科体系的了解支离破碎，理论方法的借鉴往往弄巧成拙。其二，盲目地相信西方理论方法的科学性和普遍适用性，缺乏对中国本土政策问题的深入研究，简单套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来分析中国的政策问题，使中国政策科学和分析缺乏自己应有的独创性，不能够真正解释和解决中国的实际政策问题。”
第三，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又具有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的一面。他国政治学的特定范畴概念和研究方法，经过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改造，可以为我所用；他国政治学的知识内容，经过科学的分析、批判、扬弃，可以为我吸收；他国政府管理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经过比较分析验证，可以为我借鉴。
因此，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可以通过国际化的途径推进和强化。在这其中，必须清醒认识到，政治学的本土化需要具备国际学术视野，准确认识和了解外国政治学的理论、知识和方法；需要具备科学理论和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其进行分析、鉴别、扬弃和吸收；尤其必须具备正确的政治立场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中国人民的政治实践对于这些理论、知识和方法进行检验、验证和适用性评估，以中国人民的政治实践作为这些理论、知识和方法本土化的唯一标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国际化，只有通过本土化才能得到实现。在这其中，需要清楚认识到，在政治学研究中，只有民族的，才是国际的；只有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学研究成果，才有资格和可能实现国际化，独立跻身于国际社会科学学科之林。因此，只有深入研究本国政治，科学构建政治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形成合乎我国国情、政情、文化特质和政治发展规律而又具有高度解释力和科学性的中国政治学，才能提高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国际地位，才能成为国际一流的学科，才能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应研究产生强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才能促进国际化的发展和提升。因此，当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国际联系日益加强之际，特别“要扩大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国际交流，注意引进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研究方法、管理经验。把我国优秀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推向世界是哲学社会科学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在我国政治学研究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方面，应该防止学术发展中出现的倾向性问题。一方面，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维护和实现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立场。因此，必须防止不加分析、简单搬用他国学术成果，通过变换文字、简单整理综合来构建所谓中国的政治学理论、知识和成果。反对机械套用他国相应学科的概念、方法、模型和理论，剪裁中国政治实际的所谓学术研究甚至学术炒作。尤其反对无视中国国情、政情，对于西方政治学价值取向、制度主张和思想理论的盲目崇拜、迷信和鼓吹。另一方面，需要防止对于他国学术研究简单、教条的理解。防止简单盲目地以贴标签、扣帽子的方式评价和排斥他国学术成果。防止对于本国学术研究的闭关自守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态度。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为思想意识的政治学学术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最终只有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统一于在这一实践基础上深入研究和科学建构的学科体系、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如同有的政治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许多学者主张在研究中将来自西方的理论体系‘本土化’。‘本土化’研究强调以中国的本土特色来应用和修正西方的理论体系，这是必要的。但中国的政治学学者更应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创建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
来源：政治学研究 200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