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四运动似乎已经盖棺定论。这个由蔡陈胡鲁们引导、由傅罗段等人发动的朝野博弈的政治运动，经由国共双方以及胡适、罗家伦、毛泽东等一大批现代中国巨人们的评估，已经被定性为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奠基者。即使反对五四运动的论断，也承认五四运动所起的重大作用：五四运动撕裂了文明或说我们民族的文化。
但五四运动仍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它的当时究竟是什么状态，至今人言言殊。当时参与的各方是否有最低限度的伦理共识？五四运动时的中国是否如同当下的网络中国，有着混乱的自由？当时人以及当下人是否都善用了这种自由？当时人和当下人是否有着足够的思想资源、道义支撑？不仅如此，关于五四运动的全部言说仍归属两大阵营：赞成，反对。即使“胡适，还是鲁迅？”这样的伪命题滋养当代知识界十年之久，赞成者仍难在复述旧言外有新说辞；而反对者或嗫嚅其言或冷嘲热讽，甚至从“原因的原因的原因”中将百年中国的罪苦归结到五四运动。
近百年前的一场运动至今仍给我们情感的波动、认知的分野。这说明我们确实在心智、视野、群己权界、历史观念、先人尊崇等方面仍未走出五四运动的阴影；我们在革命、改良、文化、运动等方面仍未有历史的共识或伦理共识。据说西人生活中有二三十年以上者即为古物、即属历史，即可成为公共财产供全民保护、认知、怀古。我在大众游玩的地方，也确实见过墨索里尼的遗迹，独裁者当年演讲的阳台；我见过对垒牺牲的两军将士的墓园，那样分明又统一地成为今人的历史风景，一种意味深长的厚重之美。但我们的五四，无论赞美或反对者其实都尘封了它，其中的人物至今因阵营归属而未能展现其全部的真实，未能成为人民当下生活的真正背景。
二
康梁孙黄的革命，缺乏西人革命那之前可长达百年的启蒙、理论准备。顾、王、黄等人的担当，曹雪芹、龚自珍们的天才创作，仍只是挽歌而已。徐继畲、魏源等人的思考，也不足以给华夏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提供有效的思想资源。故曾左李摸着石头办洋务，康梁黑猫白猫地借孔改制变法，孙黄自备学说或建国大纲，政道合一，酿成“不彻底的”辛亥革命。
蔡陈胡鲁们的新文化运动，本是补辛亥革命的思想道义之缺失，在政统崩解重构之际，别立可审判、监督、分权的道统。但运动的领袖们虽然重估一切价值，虽然尊奉德赛二先生，他们并未能像启蒙运动中的西人那样获得人的自觉而沟通人心，也未能像百科全书派那样为华夏或人类的一切领域立言立法。
这样的历史比较当然对新文化运动的诸多圣贤有失公允。何况当时的中国确实内忧外患，亡国亡种之说夸张，但在文明的他者眼中，中国实为木乃伊般的国度。以胡适之温和，到抗日战争，才说中国终于从一个中世纪的国家演变成现代国家。因此，我们必须同情地理解新文化运动对辛亥革命的背书。它支持了政治革命、全民革命；但它还没有承认阶级革命、暴力革命。它失望于政统的混乱，但它未能夯实并强调道统，它未能如周作人说的努力经营“自己的园地”，反而介入并为政统的变革所裹挟。
如果没有了新文化运动，辛亥革命将如何演变？孙文学说肯定不是和谐社会理论，但他有建立道统的用心，袁世凯复辟也是敏感到意识形态的重要而欲寻求道统的支撑，因此，南北军阀的割据和兼并不会比五代十国更糟，反而会在思想资源上争胜。显然，中国仍会在世界的带动下进入革命的世纪。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们少有从道统的角度梳理革命，多将现成的革命介绍给政统以充任思想争胜的奴仆、苦力。陈独秀、李大钊、罗家伦、张国焘、毛泽东们知行合一，成为小平头知识分子的先驱者，加快了这一革命进程。“不彻底的”辛亥革命被更彻底的革命抛开。革命发生了变异，阶级革命、暴力革命登场，到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革命世纪天翻地覆的序幕。
三
但五四运动并非一个组织严密、线索清楚的历史现象，相反，它是一个混乱的状态。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想过百科全书般的立言立法，如陈独秀说，文化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方面的运动；但新文化运动中，运动居多，创作居少；口号多，作品少；领袖多，群众少。缺乏作品和社会基础的运动只能是复调而众声喧哗的。因此，新文化运动中涌现的只是明星式人物，运动难以深入，多只是各色人等的秀场。表态，或者自说自话，自我表演。
如叶曙明先生观察到的，这个秀场如此热闹：“《新青年》、《新潮》、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诸人，固然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力；然吴稚晖、张一麐、袁希涛、黎锦熙、马裕藻等致力于国语统一运动的人，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提倡德先生、赛先生的，搞新村运动的，搞工读互助的，主张安那其主义的，主张社会主义的，主张实验主义的，主张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根本解决的，主张一点一滴改良的，要打倒孔家店的，要整理国故的，还有《国民》、《国故》、《学衡》、辜鸿铭、刘师培、黄侃、林纾们，大大小小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们，所有南腔北调，精彩纷呈的声音，共同构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
这个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在参与者之间没能形成对话的规则、共识；更不用说，参与者们跟政界、商界形成可能的沟通。英国哲学家罗素当年曾说中国处于“混乱的自由”中，这种混乱的自由不过是历史老人的“一放就乱”，但新文化运动的各界人士却没有意识到这珍贵的历史机会，从而有所回馈历史和命运。他们多大出风头，他们中的保守派和激进派都异口同声地哀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国将不国。他们中的少数天才直到后来才充任了思想资源的提供者，才“画出这沉默的国民的魂灵”。他们中的少数领袖直到后来才意识到伦理底线的重要，才感叹社会革命中有无“人味儿”的重要性。
因此，五四运动必然上场，这个新文化运动的变体或孝子，注定要以弑父的姿态收场。这个弑戮行为，不仅跟知识前辈分道扬镳，而且要跟政权摊牌。火烧赵家楼，“大规模的群众暴动骚乱事件”，不同于王朝时期的民乱，一个当时的记者在“五四”第二天写道：“吾人骤闻是种消息，几疑法兰西革命史所记载恐怖时代一般乱民之暴动，及路透电所报告布尔札维克党人在俄国各地之骚扰，又发见于吾华首都。”
四
没有任何理由反对青年、学生。如果一个家庭的父权衰败，我们没有理由谴责孩子们的逆反、弑父、出走，我们可以痛心孩子们对父权的复制和可笑的摹仿。如果一个社会除主旋律外没有像样的精神食粮，父辈们没有多少责任感，更没有有效解决问题的制度机制，那么青年人就当然以青春的本能抗争。胡适说：“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鄙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深知其中厉害的毛泽东甚至天然地站在学生一边，他的名言就是：“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而镇压，谬托历史知己者的镇压，不过是“一收就死”，将自己和中国置于一种奴隶奴才般的生存状态。中国革命，百年变乱不断，却难以在学生和政府之间、在官产学社会各界之间形成有效的对话机制。法兰西革命，历经百年，左右摇摆四五次，才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共和国。中国革命，历经百年，左右劫乱不断，仍离现代遥远。
五四运动撕裂了老大中国的面纱。它提出的问题：中国的家庭之恶、中国的政治参与机制、中国的代际和社会沟通渠道、以及从生老病死到婚丧嫁娶等中国人的生活模式，等等，至今没有解决（毛泽东的革命方式，将婚丧嫁娶等等的简化革命化，至今已经雨打风吹去）。五四运动的撕裂、学生们的举动并没有错，换言之，青年学生不过是到“最后的关头”发出的声音。错的是当时事后的当政者、社会领袖们，如严复、林纾、辜鸿铭、蔡元培、梁启超、章太炎、胡适、孙中山、陈炯明等人。中国只有走全民革命的道路，否则，“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还会将人的生存数据化、指标化，将人的生活窒息；中国只有走政治革命的道路，否则，再怎么好的“好地狱也将失去”。
亚洲第一共和的“国父”认识到了“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他称马克思为社会病理学家的认识也足够深刻，但他没有因此反思革命，反而仍停留在对自己学说的自负上，仍停留在自己的历史使命或影响在于“五百条枪”的暴动上。如果孙文能够介入、参与新文化运动，或者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如果他能够关注五四运动，或者这些社会道义资源、这些在野政治家和民间意见领袖们，能够接续当年他和黄兴、宋教仁的事业。孙文和小平头知识分子们不会那么轻易地接受俄国“那根稻草”，中国的革命世纪就不会是俄国的复制品，将会呈现出不同的格局。
五
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蔡元培当年一句“我倦矣”已经不是校长心态、父辈心态，而是书生意气。
这样的教训在五四时期还可以举出很多。胡适也好、梁启超也好，都有过这种意气用事的时候。当然，乱极乱久思静思治，自己让权，威权从中产生。不彻底的革命带来的乱局，带来的“混乱自由”考验了大家的心智。比起政党政治来，他们更寄望于政府政治；比起议会党来，他们更寄望于革命党；比起革命党来，他们更寄望于一个领袖、一个主义……
自由主义、实用主义者看重问题，胡适说：“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但自由主义、实用主义者却是不应回避政治的，胡适的问题主义在当时也不切实际。用现在的话说，他没有看到，当时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都急切地要求一个“说法儿”，要求碰撞出一种政治权利机制；他没有看到，当时的社会问题如此之多之严重，根子在于政治体制有问题。他后来投身政治，应该是意识到了这一问题。
不仅如此，当时问题主义的双方都没有从文明的转变、社会实际出发，即如何从难得的混乱自由里重建伦理底线、社会共识、政治生态，重建政道关系。一句话，传统士大夫们的清议行为如何转化为现代公民责任，落实为生命权（信仰自由）、说话权（言论、出版自由）；孩子们的游行示威如何摆脱“东汉末年太学生、两宋太学生、明末东林和复社、几社的传统”，而能落实为交友权（结社、集会自由）。
六
梁启超、胡适的改良自由主义或实用主义思路，在当时后来都不乏实践。张謇在南通的承包实践，陈炯明在福建、广东的治道实验，卢作孚的北碚建设，以及晏阳初、梁漱溟们的乡村教育运动，都说明中国改良思潮的生命力。这种改良思路，从积极的角度看，它说明移风易俗的可能性和时效性，跟传统文明“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社会治理一样，那些把未来黄金世界允诺给现在的人们的谎言，那些动辄推托要一代人两代人世世代代努力的改革滥调，都在这种改良成果面前不攻自破。
但是，这种改良主义，却又像中国传说中的“息壤”一样，无能抵御现实中的洪水，更无能应对要求严苛的上帝和命运。无论革命的洪水，还是大环境的专制命运，都会使得这种改良昙花一现。山东的临沂、贵州的石门坎、山西的平遥，都曾一度成为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但不到百年，都成为贫困落后地区了。即使今天，二十年前的改革明星地区，仍有大量的返贫现象。
可以说，中国文明的转型乃是一场空前的革命，中国注定跟革命相遇，如果我们的先人、我们的五四圣贤们没能解决革命问题，我们就得接受这种革命遗产。如果“伟大的早期国民党人，伟大的早期共产党人，伟大的革命者与启蒙者一代”没能解决革命问题，如果我们的父辈不能解决革命问题，我们就没有告别革命世纪。
曾经呼吁“回到五四”的舒芜先生晚年反省，从改良者的对立面，一个五四之子、一个革命者的角度说明革命变异的洪水，舒芜痛切地说：“‘理力论’公式虽简，然乃自近百年历史概括而来，实乃至理。此理与力，又非自古以来帝王圣哲之理之力，而是划分人类‘史前时代’与‘真正人类自觉时代’之理之力，以‘科学’与‘阶级’之名，起大信，成大业，前史无可例比。千百万志士仁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不可简单地断为‘盲从’。其以力运理之机，至微至隐。当时信众，无不自以为所信者科学，所循者规律，故艰难险阻而不辞，摩顶放踵而不悔。今日事后追论，轻易名之曰‘主流’，曰‘权力意志’，其实当时居主流地位有权力后盾者，是三民主义、法西斯主义、周孔之道等等，而科学社会主义之归宿则在雨花台、渣滓洞，乃千万人共见共知之事实。或亦正似此故，其以理运力之机，遂难觉察。窃谓解放前白区信众，最是纯粹。苏联与中国苏区的大量血的事实，在白区毫无所闻。间有传闻，则以出于国民党之口，由逆反心理而拒不肯信。鲁迅之睿智，亦有《我们不再受骗了》之作，有《答中国托洛茨基派》之信。非君子可欺，其实都因为真相的揭破出自太黑暗太卑鄙者之口，从反面作了有力的宣传也。自顾以此纯粹之心，迎接解放，坚信一切皆是‘理’的胜利，一切皆是‘理’的流行，汲汲于湔误从真，而不自知已舍理从力。”
但中国知识界在最近二十年来轻易地认同了另外一理或力，告别革命的声音至今不绝，或谩骂或痛心疾首，革命成了当代汉语世界里罪恶的同义词，成为人人必须堵塞的洪水猛兽。90年代，中国学术思想的主流，已经由主张和平进化，反对激进变革，发展到重评历史。从崇尚英美模式，否定法国模式，发展到认为没有五四运动更好，没有辛亥革命更好。当纽约一家杂志的记者远道来访，问高尔泰，这个同样的五四之子，终生实践并笃信“自由”的中国圣贤，对这些问题有什么看法，高尔泰说：“我没有那样想过。”
七
五四因此仍属于当代，仍属于我们。五四是我们的。在百年中国数代年轻人的运动中，在革命、改革、改良、动乱、乱动、造反的社会状态里，只有五四是青春的，是酣畅淋漓的，是激荡的，是纯洁的；只有五四是老大中国的一次少年张狂，是衰败文明的一次青春救赎；只有五四空前绝后地打量着传统文明，打量着身后百年折腾作孽、一代不如一代的现当代中国。青春五四跟我们数代年轻人的血脉相通，而未能重光五四的我们愧对五四。
纪念五四的活动已近90年，今天我们回顾五四，除了重温革命世纪和政治问题的教训以外，还需要重新梳理民族社会的思想资源问题。陈丹青曾说，“在我们的上下周围，鲁迅那样的物种灭绝了——岂止是他，伟大的早期国民党人，伟大的早期共产党人，伟大的革命者与启蒙者一代，在今天的人群与人格类型中，消失净尽——而在鲁迅的时代，这些人不论为敌为友、为官为匪，但他们的伦理道德血脉教养，个个跨越唐宋，上溯先秦，同时，他们是中国第一代世界主义者，第一代现代民族主义者，第一代新型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我们当代的历史热很大程度上是在发掘五四的遗产。
但实际上，以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圣贤们并没有提供足够的思想资源，尤其是他们作为现代民族主义者有着非常严重的欠缺，他们的盲区其实也应该是我们的遗产，我们的思想资源。我在《中国劫》中以严复等人为例说过，我们的知识人总是“围绕体制、国家和社会稳定做文章，‘中国崛起’成为他们立身处世的前提。先发国家的思想家们很少为国家招魂，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劫’的摆动使得我们的知识人发生变异，实在是可令人扼叹之事。一百多年前，斯宾塞就立意要把‘自己全部的综合哲学作为一座堂殿献给他的个人自由之神’；但严复曲解了斯氏思想，以为在斯氏的自由制度中，释放出的个人力量终将为国家富强服务。当斯宾塞对大英帝国国势日盛、向外扩张感到惊愕乃至沮丧之时，严复却对之敬慕不已。研究严复的美国思想大家史华慈写道：‘毫无疑问，严复在这里扭曲了斯宾塞最心爱的价值。’”
我还说过，史华慈面对中国知识人的变异发出的感叹仍适用于今日中国：“我们很难对中国知识分子如此关切国力的问题下什么判语。中国确实一直深受羞辱，而且当今世界，没有国力就无法生存。不过，事实却是，一旦价值是按照作为获取力量的手段来评估，这些价值就非常可能变得脆弱难保，扭曲变形。”可以说，电影《英雄》内外的戏子们有足够的理由嘲笑责难他们的中国知识界，因为中国正是知识人在最近三十年念兹在兹的中心，因为中国知识人不仅没有为中国人正名，没有重建道统，反而在为中国正名后，怀抱英雄情结争先恐后地“学而优入仕”，成为政统的有机或投机分子。
八
回到五四！
叶曙明先生的《重返五四现场》一书让我们跟着他重温了五四，如叶先生所说，“自从发生五四运动以来，它就不断被述说，几乎所有史料，甚至每个细节，都被罗掘俱穷了。”但五四仍需要“被述说”，因为“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五四还需要更多人尤其当代人的眼光、思想来解读。
叶先生以流畅的文字叙述了他眼中的五四，尤其是他把广东人梁启超、陈炯明当作五四运动的开端和结束，言之成理，令人耳目一新。我在阅读过程中，也产生了不少感想，向读者汇报如上。这是一本值得细读的书。我在向叶先生表示祝贺的同时，也乐意向读者朋友们推荐！
是为序。
2009年2月于风城
